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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美国各州首府系列(4):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

河边公园入口(照片:美联社) 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全美最小的州–罗得岛。罗得岛虽然以“岛”为名,但却不是一个岛,而是有着许多海湾的滨海州,罗得岛的人口在全美各州中排名倒数第八,略过百万,但由于州的面积很小,只有3140平方公里,所以从人口密度来说,却全美排名第二。 罗得岛的州府为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有意思的是,作为州来说罗得岛很小,但普罗维登斯却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三大城市,也是罗得岛最大的城市,人口近18万;如果算上周围地区人口的话,大普罗维登斯都会区的人口超过160万,比整个罗得岛州还要多出60万人(由于普罗维登斯紧邻马萨诸塞州,都会区中的绝大部分人口属于马萨诸塞州),在全美大都会区中排名37。 布朗大学校园一角(照片:美联社) 普罗维登斯是美国建市最早的城市之一,早在1636年就有英国人来此开拓,建立起定居点。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是英国的新教牧师,也是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早期倡议者。他在1636年率领一批信徒离开马萨诸塞到达普罗维登斯,他认为这片土地是上帝为他们这群人提供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就取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作为地名。威廉姆斯后来在普罗维登斯建立了美国最早的浸信会教堂。 普罗维登斯的人口构成变化很快,早期主要以英国移民为主,当年与威廉姆斯一起来到普罗维登斯的人之中,后来发展出一个布朗家族,成为本地的最大家族,布朗家族成员在常青藤大学布朗大学的创办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以后意大利、爱尔兰移民以及讲葡萄牙语的人不断涌入,成为城市居民的中坚。在最近这几十年中,人口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来自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移民人数快速增加,拉美裔居民多来自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波多黎各、多米尼加以及危地马拉,拉美裔居民在普罗维登斯拥有强大的影响力,2010年选举出了首位拉美裔市长。目前白人占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比1970年的近九成大大下降;黑人占16%,此外也有不少来自亚洲的移民。 当年新教神学家威廉姆斯带领信徒来到普罗维登斯时,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在普罗维登斯,崇尚自由和宽容的文化传统十分明显,各种宗教以及民族在此和谐相处,居民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也比较友善,曾被誉为“最适合女同性恋者居住的城市”。 普罗维登斯是美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十九世纪早期全市的金属、机械、纺织、珠宝、银器制造业就很发达,目前依然是全国最大的珠宝首饰、银器设计和制造中心之一。此外,教育、医疗保健、金融、交通、贸易、服务行业也很发达。由于是州的首府,州政府大部分机构在此办公,所以政府部门也对城市的发展贡献良多。 罗得岛州政府大厦(照片:Roazhon) 普罗维登斯面积不大,与城市同名的普罗维登斯河穿城而过,有点类似上海的苏州河。普罗维登斯河两岸相距不远,河之间有桥梁连接,各种建筑沿河而建,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还在河边建起了看台,人们可以在这里观看市内风景,在河边漫步是很有诗情画意的。 普罗维登斯城内的街道纵横交错,还有一些小巷,与欧洲的城市很相似。普罗维登斯居住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所以在建筑方面也融合了不同的风格。普罗维登斯居民在古建筑保护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在普罗维登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建筑特点的老房子,这是值得游客多留意的。普罗维登斯的街头巷尾有许多咖啡与甜圈饼店,餐馆也星罗棋布,游客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小憩或进餐之所。 著名的布朗大学就在市内,加上其他大学,学生在城市居民中占了不小比例,也使城市显得年轻并且具有活力。布朗大学于1764年建校,比美国建国还早了12年,在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中排名第七。布朗大学校园主要集中在市内的学院山附近,校园建筑与其他常青藤大学一样,具有浓厚的欧式风格:古朴典雅、庄重厚实,是游客必访之处。 在普罗维登斯的各种建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普罗维登斯市中心与斯密斯高地的州政府大厦,该大厦修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座大厦的圆顶据说是世界上名列第四的靠自身力量支撑的大理石圆顶(self-supporting marble dome),这座大厦已经列入国家古迹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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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刘萍为护照提起行政起诉

(维权网信息员花向月报道)今天(6月8日)江西省新余市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就新余公安出入境管理中心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一事提起行政诉讼,经捍卫自己的出国自由权。 早在半年前的1月6日,刘萍就向新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申请办理护照,但新余出入境管理部门一直拒绝给她办理,严重侵犯了她的出国自由权利。为此,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希望能讨个说法。以下是她的《行政起诉状》—— 行政起诉状 原告: 刘萍,女,汉族,高中文化,住址江西省新余市新钢公园南村25栋2楼4号,手机13879013098,公民身份号360502196412020040. 被告: 1. 新余市公安局 地址仙来中大道 法定代表人、局长:黄文辉; 2. 新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处长:龙峰 地址仙来中大道。 诉讼请求: 1.确认两被告于2012年1月6日至今5个多月不给原告刘萍办理护照的行为违法; 2.判令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15天)为原告刘萍办理护照; 3.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拖延办理护照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人民币1元。 事实与理由: 2012年1月6日,原告刘萍就向第二被告新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递交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表》及户口簿、身份证等所需证明材料,并缴纳了200多元工本费、加注费、照相费等各项费用。办证人员告知原告:按法定期限一个月内即可拿到护照。但是,5个多月过去了,原告至今没有拿到护照并多次查询催办而毫无结果。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5条规定:“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可以得到批准。” 《护照法》第20条规定:“护照签发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护照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在法定期限内签发的” 《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市、县公安局对出境申请应当在30天内,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应当在60天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接到审批结果通知的,有权查询,受理部门应当作出答复;申请人认为不批准出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的,有权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受理机关应当作出处理和答复。” 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两被告不能指出原告刘萍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规定的限制办理护照的任何情形却不予办理,也不书面告知当事人,显属违法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特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刘 萍 201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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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思想牢笼-我对任继愈的失望-读《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有感

作者: 谷朴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此前在一论坛上看到有帖曰:《举世皆哭季羡林,谁人能识任继愈》,才知道任继愈先生,同时也知道季羡林先生不应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他是大师,但非国学,而任老则是一代默默无闻的大师。出于这样的好感了解了下,知道任老著书无数,一生勤恳。翻翻手边的书,恰巧发现有本在晓风里淘到的任老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下简称《汉唐》)。此前一直在关注基督教以及宗教比较的资料,一直没时间看佛教方面的书籍。近来才开始有时间好好读了几遍。 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我深深的感到失望。我没读过任老其他著作,心中依然带着对他的景仰,但是不得不说《汉唐》该书让我感到相当的失望。很多地方我不得不读的很“辛苦”。带引号的“辛苦”。甚至让我觉得他一直默默无闻也无可厚非。如果他的其他作品都类似此书的话,那么他确实是无法有太大的成就的。 《汉唐》一书中有着太深的共和国痕迹。全篇可以说完全是站在所谓“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阐述观点的。这也是开国以来多数文人无法避免的学术悲哀。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牢笼。这种痕迹以至于让我不得不“辛苦”的去拆分出文字间不包含政治感情的部分,还原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来。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莫大悲哀。 通篇对于佛教的描述几乎都充斥了“扭曲人类的思想,否定物质的观念,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等字眼的观念。立论是站在“对方是一个敌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把它讲出来,然后批判它,打倒它。”的态度上的。隐含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证明我是正确的。”而事实上他想证明正确的东西对我而言在某些角度上我认同,某些角度上我则认为是极其荒谬的东西。这种思想牢笼让通篇的语言眼界显得极其狭隘。 我认为这是所谓“社会主义特色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他们有着超强的立论和辩论能力。但是毫无意义。他们所谓的唯物主义思想本身随着世界认识的加深已经逐渐的表现出偏执的唯心主义心态。而在纯语言学上则成为一种不可被辨伪的“伪科学”。这种不可辨伪类似“错误就是不正确”。因为如果错误是正确的那就失去整个语言概念的含义了。 在我看来,对哲学的认知和研究,完全没必要言必及阶级斗争。只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产生了这样一批文人学者,无可奈何的用那样的方法去阐释他们的狭隘的哲学观。事实上对宗教的认识就应当按他们所推崇的所谓“凡事辩证的看,一分为二的看待”来认识。可惜这样的说法看来只是政治阴谋的口号。 我认为宗教信仰的起源必然不可能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虽然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最终都会有为政治服务的部分。但是那并不是全部。人类史上至今,全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宗教是为政治目的而诞生的,那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的种种主义精神概念思想。 加上“特色”二字是因为我没看过马克思原文的著作,我无法评价他的是非。我不认为我所见过的惯着马哲名号的主意就是这位马先生原文的意思。但是具备特色的主义思想则从小就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而这个特色主义自诞生起就成为了一大政治宗教,有着严格的组织形式,有着严格的宗教仪式,有着相当严谨的教义,有着庞大的教团。只是它不自认而已。 历代中国佛教,在客观行为上确实存在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性,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宗教都无法避免。当代中国佛教敢说不尊从政治的?荒天下之谬。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它本质应当是如何的?宗教是否全只为政治服务?当代大陆的基督教一样也是为政治服务,我本身也很尊重和认同基督教,但是在我看来大陆大多数基督教徒的信仰水平还停留在太平天国时代。不少人连他们是东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教徒都搞不清楚。十字该用几个指头划也不明白。在很多教徒心中那只是一个比较灵验的神,和自认为那是真实存在的神。那么面对与有一部分职能为政治服务的宗教,它们的特性就是全部被批判的么?如果它自始自终都是错误的,它为什么延续下来?当然政治阴谋家们自然会组织出一套政治阴谋论来证明它一定是个阴谋。但是在如果退一步回归人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起源?它为什么这样发展?可以有很多种足够客观和有深度的见解。 当今世界任何宗教,包括我所说的政治宗教,本源上都包含着人类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什么是人类价值?用一个相近的观念来解释可以解释为普世价值。在我看来是人类种群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包含了社会意识,当人作为人类的一份子诞生并且存活下来那一刻,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动物,就附带着很多默认的人类价值准则。例如对善、对美的追求,对正向道德价值的追求。《宗教比较与对话》第一辑中有段话大约描述这样个观念:“当一个人被描述为愚蠢的、贫穷的、丑陋的,他往往会被打上一个负面的标签,但是如果他被描述为小偷、强盗、杀人犯时,那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负面定义。”这是任何一个地理、时间片段里人类社会的默认价值。宗教本身是它的一个映像。就算是什么主义,它最原始的理念也包含提倡真、善美,对抗罪恶的观念。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这是道德价值,以及准超道德价值。否认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毫无意义。宗教的特性跟宗教的历史阶段特性应该拆分开客观进行分析。 讲个通俗一点的笑话:宗教叫你说你要行善,不要偷不要抢。对不对?不对!它是让我们屈从于剥削者!于是破四旧以及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动乱就这样发生了。多少人在如此荒谬的逻辑执行他们的暴行的?糊涂啊糊涂!在一个被人认为默默无闻的大学者身上依然看到这样的荒谬,我感到相当相当的失望和心痛。 另外,我记得该书中有段文字中写到:列宁说:物质是运动的。我当时就傻了。列宁那玩意儿是个物理学家么?是理论物理学家呢还是实验物理学家呢?他从哪里推断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的运动定义是什么?他不就一个政治家么?成天玩政治阴谋的任务,他怎么推导的自然科学的定理?而且还推导对了?而且还可以被拿来当论据?于是,在这样的思想牢笼里,只要符合于这个宗教所倡导教义的,无论其事实上的荒谬与否,都必须被彻底执行。或许一开始它只是一个有所偏差的宗教,为了一些族群的欲望的多次的执行这样的行为,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邪教。而在依从于这样价值信念的人,无论是如何才华横溢的天才,也只能是在那个宗教范围中闪出光芒。而放在真实的世界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不能说一文不值,里面所剥离出来的客观数据,依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从一开始的创作思想,就注定了这样的作品,毫无生机。莫大的悲哀啊~~~~ 同一个时间段里我边在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对它我实在只能用爱不释手这样的词来形容。每一字一句都是那样的灵性和深邃。他的胸怀和见地确实无愧于一代大师。虽然在某个年代他有些争议性行为,说他谄媚,但我觉得那是瑕不掩瑜。 看到他纠正西方人将周描述翻译为帝国,指出“中国古代的'人'泛指天下的人,虽然那个时代里能认识的人只有中国人。中国的天下泛指整个世界,虽然那个时候所能认识到的天下只有中国范围。”(非原文,大致意思),我就感到无比钦佩。如果学者都能如此通透明晰的看清他们所描述的事物时,那该多么值得令人景仰。自读《世界通史》起我就感到建国历代以来哲学界眼光的狭隘。这虽然是现实环境所迫,但是实在是太让人哀伤了。 想起此前一个事情:当时翻到一本郭沫若编的忘记了是叫佛教什么什么书的,翻开第一页,看到马上就是在什么什么主意什么叉叉的什么什么下,我直接就想把书扔到茅坑里去。当时心里就骂了一句:写的什么垃圾!亏我小时候对他的《凤凰涅槃》还很敬仰。政治,或者基于另一个宗教的思想牢笼下理解其他哲学思想,这必然是相当狭隘和缺乏价值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自民国后泱泱大地从未出过任何一位大师的缘故吧。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谷朴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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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明報專訊】編按: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繁密,在好些交流場合,都有人提到繁簡字課題,引發不同規模的爭議。本文作者廖咸浩,是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文化局長;他在一個徵文活動後的晚宴,與大陸學者交流時,出現了一段引人入勝的小插曲……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導師曾半開玩笑的問中文寫起來快還是英文。同學們都還沒學過英文便都很好奇。導師說:當然是中文快。於是他舉了三個例,一是「一」字,二是「百」字,三是「千」字,和對應的英文字(one, hundred, thousand)一比,當然是中文快。同學們看完這些例子,都忍不住為了中文戰勝英文而拍手歡呼。等到上了初中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當然,今天我已是英文系教授,也有了些許語言學的知識,才又發現不論是語言的文化價值或實用意義,都不能只由書寫速度來判斷。但今天我要談的並不是中英文的議題,而是簡正體字的議題;也不是要談孰快孰慢的問題,而是要探問「書寫快慢」與中文學習難易的關係。 用簡體字學習具效率? 在某個兩岸評審各半的徵文決審場合,在我的主持下極有效率也極為和諧的完成工作。之後在主辦單位招待的晚餐席間,大陸某位評審有感而發曰:「如果兩岸的各種協商都能像我們這樣和諧,兩岸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眾人聽了也連連稱是。酒過幾巡後,不知不覺大家又談到了為了增進兩岸交流就不免會談到的簡正體字的問題。我因為忝有些許語言學知識,又曾有文化政策的經驗,而且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為了導正一般人對漢字(尤其是正體字)的偏見,並重新評價漢字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還開辦了第一屆《漢字文化節》,因此不免對簡正體字在學習效率上的優劣有些話要說。這時候某位大陸評審表示自己對此也有些研究,便開始持反面立場力陳簡體字之正當性與優越性,包括許多常識性的論述,諸如,在漢字的歷史中,也不斷有簡化的企圖啦,國民黨也曾想要簡化漢字啦等等。當然,最重要的觀點(也是最常見的大陸觀點)便是,簡體字筆劃簡單寫起來快,大大提高了識字率。前此在報上還曾讀到有廈門某教授附和這個說法,公開宣稱因為大陸使用簡體字,所以識字率比台灣高云云。若要把大陸的識字率和台灣(或香港)比較,上述說法就必須受到檢驗了。大陸現在的識字率比民國時期高應是必然的,但如果國民黨繼續統治大陸,或大陸沒有改用簡體字,識字率會不會更高?才是值得問的問題(而且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此只要把大陸的識字率與台灣或香港(這兩個使用正體字的社會)的識字率一比較,答案立見分曉。 他們是不會改的 何以如此?並不全然是因為社會安定的成果,而是,寫起來快與學習容易,在任何語言都不是同一件事。就簡體字而言,兩者之間的連結更為脆弱。原因很簡單,漢字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純粹「圖畫字」(pictogram)或「表意字」(ideogram),而多是形聲字(phonogram)。也就是說多數漢字可以經由「聲旁」來判斷讀音,所以我們學「鄧」「燈」「凳」這三個字時,第一,不是每次都學一個全新的字,而是學「部首」加上「登」這個聲旁。第二,不是死記筆劃,而是經由聲旁舉一可以反三,學會一個就等於學會三個,甚至更多(如瞪、蹬、鐙等)。中文常用字原先有八成以上的形聲字(非常用字比例更高),因此小孩才能常依「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的方式猜到新字的發音,從而快速學會新字。然而,簡化之後,常用字中的形聲字大量減少,已降到四成以下,於是,「邓」「灯」這類行書或來自方言的俗字就只好死記了,而且前二字與「凳」也毫無關係,無法相互燭照,舉一反三,達到加速學習的效果。 我在這位先生的宏論後舉了以上這個例子,但我也強調中國人使用漢字的方式向來都是「識正書簡」,亦即學習的對象是正體字,但私下書寫時則是草字、俗字、簡字樣樣都來。如此既能維持文化及歷史的傳承,書寫也能便捷。但傳統上中文使用者(包括我自己)都沒有特別學過簡體字,完全是在成長過程中一路撿來的(pick up),然而,所識簡字已足以閱讀大陸的書刊。因此,我認為大陸的文字政策可以適度調整,回到中國傳統上使用漢字的方式,就像台灣一樣。 話剛說完,這位先生突然說,臺灣的「臺」用簡字是不是寫起來更快呢?我愣了一下,才很審慎的回答,快慢不是我的重點呀?我要說的是「識正書簡」才是咱們……話未說完,突然聽他冒出一句「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告訴你,我們不會改的啦!」這個原本印證了兩岸可以和諧溝通的飯局沒想就到此為止了。我心中不免自責我的多話竟破壞了和諧,但話又說回來,我能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而不會輕易被和諧掉,是否又該稱幸呢? 作者簡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2003至2006年繼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教授的研究範疇甚廣,包括:中西現代詩、文化政策、精神分析、紅學、台灣文學與電影等。在學院以外,廖老師是詩人和業餘結他歌手。著有散文集《迷蝶》、論述作品《美麗新世紀》、《愛與解構》等。 [文.廖咸浩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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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陶傑:次人和次自由

【蘋果日報】不知是誰想出「自由行」這個名詞? 「自由行」自不自由?表面看很自由。有了錢,有雙程證,就可以來香港,七天之內,隨便買 LV、愛瑪士、 Chanel,許多五星酒店,只要有空額,都可以隨便住。 但是「自由」是什麼?擁有了行動自由、購物和訂酒店的自由,飲食的自由,不是完整的「人」,除非還同時擁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由大腦掌產。一個人的肢體,穿上 Prada,坐上法拉利,食道腸胃連接大腸,天天灌進魚翅、狗肉、茅台;手腕戴上伯爵鑽石錶,在 Osim按摩椅上一躺,腳伸出來,即有修甲女替你洗腳、按穴、刮死皮,這一切中國「現代化」的自由都有了,充其量,略高於畜牲,但人格不完整,又低於西方定義的人,只能稱之為「次人」( Sub-mankind)。 「次人」擁有人的生理特徵,但比起歐美國家的公民,「次人」的大腦受外部勢力的控制和影響,腸胃、口腔、腳板的感官可能比「人」有更高的享樂,但大腦退化,心靈萎頓。譬如,同樣對着一幅莫奈的油畫蓮池,「人」先會以大腦欣賞其色彩和光美,心靈感受畫面傳遞的歡欣,「次人」想到的只是這張畫值幾多錢,房子、黃金,都不行了,這幅畫能如何升值。 「次人」無論如何「自由」,只要大腦的思想功能不彰,就沒有真正的自由。最先有思想的自由,同時有言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思考和創造,不可以受任何權力操縱和指揮,不論是政府,還是宗教。 自由不只是「行」,而有自由想、自由談、自由創造,不必誰來指點教導。西方哲學家論自由者甚眾,自由的定義,最冷峻而精確,莫如羅素:「自由最抽象的意義,就是沒有外來的障礙,阻撓慾望之實現」(”Freedom” in its most abstract sense means the absence of external obstacl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desires)─只要慾望不危害他人,像殺人放火。自由是可貴的,但也可以很脆弱,像黑夜的一點微弱的燭光,除非很多人,守衞着那一舌光暖,聚攏到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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