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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04日 | 评论（0） 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 文/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郭熙志的《喉舌》（2009）像是某种“还债”的举动。他将镜头对准了他的单位——深圳电视台：新建成的现代大楼，明晃晃的落地玻璃，宽敞泛光的楼道，人们互相分开又连接在一起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与他一道工作的同事们，《第一现场》或《都市频道》的电视台老总或一线记者。 除了主持人，平时这些男男女女都躲在屏幕背后，避免在观众面前出现。然而，既然他们成年累月端着机器对准别人，并以此获得丰厚回报，难道他们不可以偶尔贡献一下自己的影像，允许别人来拍摄自己？假如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架机器，还有什么理由在别人面前举起那些长枪短炮？ 这也许就是深圳电视台那些聪明绝顶的同事们，没有像赶苍蝇一样，赶走始终在身边骚扰不停的郭熙志的原因。如果说电视人像是“狗仔队”，郭熙志便是“狗仔队的狗仔队”。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郭熙志有幸与他们的同事们，达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 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不必去问为什么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表情经常是如此颓唐，开会时一个个东倒西歪。毕竟，在日日相见的人面前，没必要再作假扮酷。但若他们开口，必针针见血，语不惊人誓不休。某些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景，散发着诡异的气氛，比如倚在窗户边说的几句话，等待竞聘上岗时的演说，其中充斥的“阴谋”气息，令人想起电视剧的情节。 故事的上半阕是：“出发了，又有猛料了。”面对被城管抢劫的群众，他们是耐心的；面对抵制外资厂长的停工工人，他们是同情的；穿行在停电停水快被拆除的老村深巷里，被保安团团围住，他们与村民一样是不安的。故事的下半阕常常是：“不能播出。”不断见到新闻的小生命胎死腹中，观众们会感到走进了一个媒体报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他们自然需要把感情更多地掩藏起来，显出一脸的讥讽，一身的嘲弄。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流露出真情的“惊鸿一瞥”。一位提摄像机的大哥，在公安局里拍摄因撒谎报警而面临处罚的十七岁少女。他循循善诱的采访，既是严厉的教育，又让人感到是在公安人员面前替她求情。一位叫做汪洋的年轻记者，在饭桌上与领导顶撞之后，在走廊里对同事们说：“不能自我阉割，否则得不到尊重。”所有在场的人们，眼睛都热了。 一位制片人离开，同事们念叨此人的好处在于“给我扛压力”，并希望新来的替补者也能“接着扛”。一位不到天年的女同事去世，大伙儿在殡仪馆哭得泪人儿似的，除了悼念，还有兔死狐悲的意思。当然，事情过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次将自己隐藏起来。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此前一位叫做大宝的老兄，就因为写思想汇报材料时说了一句玩笑话，被停职了。 头儿开会时这样要求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搞政治肯定有对和错，‘左’与‘右’，（有）这方面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件事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群众生活不利，最好不要去碰。”在场一些十分年轻的记者编辑，显出一种似懂非懂的表情。“喉舌”，对他们来说，是一门需要单独掌握的专业课题。 片长180分钟，有人认为需要再精炼一些，但我恰恰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优点。郭熙志放进去许多看似无关的细节，那些远离主题的碎片，不停地游离出去，又不停地找补回来，庞杂而丰富。 就像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同时听到周围的许多杂音和噪音。只有包含了更多碎片的混杂叙事，才能释放我们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生活本身。比如在被拆迁的老村深巷里，两个天真的孩子被摄入了镜头，他们像小动物一样被母亲关在了屋里。不安气氛中这一小段插播，透出一丝人类生命坚韧的底色和阳光。 郭熙志19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从安徽的电视台辗转到了深圳。拍完这部片子后，他便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现为深圳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他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渡口》，陆陆续续已经拍了十余年，有关他的家乡安徽铜陵市大通镇。这个在历史上发达富庶的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他自称“这是一件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核心提示：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中，格尔登寺成为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股自焚浪潮的中心。中国的武警对那儿的严加看守达到了极限，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而让喇嘛们更加激进。 原文： In Occupied Tibetan Monastery, a Reason for Fiery Deaths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格尔登寺的喇嘛 这一股自焚热潮是现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印度达兰萨拉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另一位时常微笑的喇嘛，他喜欢谈佛而非政治。第三个，也曾经也是喇嘛，他喜欢牧民们放牧的牲口。 格尔登寺在西藏高院东部边陲的崇山峻岭中，他们三人都曾在这儿身着藏红色僧袍。他们均点火自焚，抗议北京的统治。其中两人死亡。 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给出的数据，自2009年起，至少有38名藏人自焚，其中29人死亡。位于四川省格尔登寺的约2,000名僧侣们成为这一现代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的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自焚行为的抗议曾经在越南南部出现过，僧侣们以此抗议西贡的腐败统治。 其中25名自焚者来自格尔登寺所在的阿坝州；15名是或曾经是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两名是德干曲廓林尼寺的尼姑。 中国的武警现在把守着阿坝镇的每一个街区，格尔登寺处于封锁之中。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该寺，这令格尔登寺如何会变成火山喷发式的自焚浪潮中心变成了一个谜团。 但从格尔登寺逃出、跨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印度达兰萨拉镇的僧侣和教友说：在过去四年中，当局对格尔登寺实行的占领和镇压位列藏区有史以来之最，这让格尔登寺也越来越激进。中国的安保措施已将这座白墙围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庙、宿舍和行祈祷轮，变成了一座事实上的监狱，当局本想利用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愤怒，不料却”火上浇油”。 经过五周的平静，自焚事件上周再次爆发。5月2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两名男子在大昭寺外点火自焚。这是拉萨四年来第一次为人所知的自焚抗议。其中一人以前是格尔登寺的喇嘛。 周三，一位三名孩子的母亲在阿坝自焚死亡。 从阿坝逃出来的流亡人士说，即使是采用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标准来看当局对阿坝镇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经达到极限。据西藏运动团体的报告及尸体照片，2008年，在藏区起义期间，安全部队在阿坝用实弹朝示威者开枪，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喇嘛。这是最暴力的冲突之一，愤怒及被异化的情绪弥漫在当地藏民之中。官员们加紧了安保。 2009年2月，在阿坝镇的市场地带，一名来自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自焚。这名名叫札白的喇嘛幸存了下来，官员们加紧了对格尔登寺的监督。 2011年3月，发生了又一起自焚事件：20岁的彭措在该市场的同一条街上自焚，这条街现在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路”。 当地藏民们说，在事发后六个月，当局以重拳回应，这更加激发了这种自焚抗争的继续。官员们下令让武警包围了该寺，砌了道墙封住了寺院的后门；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砸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强迫喇嘛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大会；切断互联网；禁止朝圣者进入寺院。他们还连夜带走了300名僧侣，他们当中很多人到现在都回来。 流亡的格尔登寺喇嘛康亚次仁与在阿坝的同仁还有联系，他说，现在大约有300名官员住在寺院内看守。去年夏天，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次数可能又翻倍了。 另一名格尔登寺的喇嘛洛桑说，那些军警在寺院周围建立了四所军营。 最近抵达达兰萨拉的洛桑说，”最令人难受的是看到那些士兵用枪指着你，但又不朝你开枪。” “这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他们每天24小时用枪指着我。”他要求只透露他的姓。 他说，似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自焚计划。 “我认为那些自焚殉葬的人，他们之间没有舍呢么正式的协议，但人与人之间有种团结精神”，他说。”藏民的力量就象是一串完整的佛珠手链。你找不到头尾，因为它是一个圆。” 中国官员谴责那些自焚者是”恐怖分子”，并指责这是达赖喇嘛煽动所致。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控。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们认为，阿坝的挫折感要归咎于令人窒息的安保和”主动出击的警察监控术”。这一组织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花费在安保上的阿坝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区的三倍。在2006年之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到2009年则达到了非藏区的五倍之多。 北京高层官员已签署了封锁令。今年2月，阿坝党委书记侍俊被晋升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与洛桑有密切联系的多杰仁增曾是格尔登寺一名喇嘛，后因对该寺受到的封锁感到窒息，他于2010年离开了该寺，以放牧及做体力劳动为生。他于二月份的一个夜晚，在一所小学点火自焚。洛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七月。 “他告诉我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感受到阿坝镇的气氛就头痛”，洛桑说。 这与第一位自焚的札白是同样的情况，洛桑说。2009年在札白自焚的前两天，他走在军用卡车之中，用脚去踢它们。 “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洛桑说。 “我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是怎么了？’那一天他真的很不一样，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札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洛桑说：”人们都非常尊重他的动机，和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下一名自焚的喇嘛是平措，曾与平措一起学习过的洛桑说：平措从来没有表现过阴暗的情绪；他喜欢开玩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经常炫耀他的肌肉。 洛桑说：”我从来没有听平措说过任何政治主张，他采取的自焚行动在我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在他的内心隐藏了多少东西。” 平措自焚后，当局开始了激烈的再教育活动，并封锁了寺院半年。这令更多的僧侣变得激进。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发生在2011年4月，当官员们试图抓走那些不是来自阿坝的僧侣。据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消息，阿坝的居民们试图阻止警方，两名藏族老人被殴打致死。官员们带走了300名喇嘛。 八月份，法庭判处三名喇嘛超过10年的监禁，其中两名与平措的自焚有关，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当时拒绝将平措的遗体交给警方。 九月的一天，在官员们放松了对格尔登寺的一些限制后，两名喇嘛中午飞奔到市场，他们的长袍上着着火焰。一名手举着被禁的雪山狮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们是被告。” 今年春天抵达达兰萨拉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一事件。”由于不公正的判决、压迫和歧视政策，因为所有这些，藏民们感到被孤立了”，他说。 “这些自焚不是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张伟（音）从北京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点击阅读更多” 藏人自焚 “时事专题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 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 点击这里向”译者”捐赠USD1.99即可 下载阅读全文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 本文试读部分（epub版） 点击这里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 本文试读部分（mobi版） 查看更多 “译者”出品 的书刊和智库报告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重庆政治地震搞得很多人心惊胆颤。不明白的人们看一个热闹，明白的人们知道这是邓小平建立的游戏规则的捍卫与推翻的两种势力对决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建立的游戏规则是；党内轮流坐庄，大佬不能直接控制接班人，但可以隔代培养候选人。这个游戏规则的大裁判是党代会。 　　这个游戏已经走了两轮，第三轮正在按照预计的方向走，但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使得正统派大吃一惊，联手拿下程咬金，捍卫了游戏规则。同时也造成了这场严重的政治地震。 　　对我等局外人，有规则总是比没规则强。对于捍卫规则派的胜利有一点欣慰的感觉。但这个规则是不是能运转下去，这是我等草民更关心的问题。因为一旦你们玩不下去了，推翻规则的人要用“50万颗人头”打赌上位，我们草民的人头可丢不起啊！ 　　但我们应该帮助大佬们思考点什么呢？这不是我等草民犯贱，我们虽然并不关心你们谁上谁下、谁捞的多谁捞的少，但我们关心自己的脑袋，关心自己的饭碗。希望你们建立一个规则，一个你们自己玩得下去的规则。我们不玩你那个游戏，你们自己玩，但你们要玩的和平，不要玩着玩着就翻盘了。你们翻盘不要紧，我们跟着赔脑袋。 　　改革已经不是一个选择了！而是必须了。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到了清朝末年，孙中山们已经在蠢蠢欲动，一旦跳出一个孙中山，袁世凯是必然要从党内跳出来的。重庆事件已经展示的明明白白，很多人都在打另一个算盘。说句老实话，谁也不愿意当一个崩溃的体制的陪葬品。你不进行大跨步的改革，等到武汉一声枪响，啥都晚了！人们的心（或人们的希望）都悬在你们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不要让这些心凉了，那是你们的最后机会。 　　所谓改革就是设计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当我们设计一个游戏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地认识人性。没必要把人看成魔鬼，但更不要把人看成尊重规则的机器。我们要认识到，规则只所以要建立，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受规则约束。对！游戏者从来不喜欢规则。这是问题的本质！所以，不要天真的认为；我定啥规则，游戏者就必须服从啥规则。错！游戏者天天在琢磨怎么摧毁你的规则，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规则。 　　游戏者表面上遵守规则，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干不过游戏规则的执法裁判！这个人性原则，体制设计者必须牢牢地记在心上。你设计的体制必须有一个谁也打不过的裁判！没有这个保障，你的体制崩溃是早晚的问题，而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邓氏体系看似比毛氏合理，但裁判系统太薄弱了。党代会就那千把人，这是一层一层选上来的，打败裁判就是控制这个裁判的选拔过程。一旦控制了这个选拔过程，那么就控制了裁判，这个游戏的本质就从裁判表决变成了控制裁判的竞争。裁判表决有规则，可谁来控制裁判选择的规则呀，一旦裁判选择失控，各方就选打起来了。这实际上就是这次重庆事件的本质，有人对这个选择及其不满，要击破它另寻它路！ 　　那么什么是最佳的裁判呢？首先，这个裁判不能是选出来的，否则游戏就变成了选裁判竞争，其次这个裁判谁也控制不了，谁也打不过。这个新裁判的游戏规则就是全国大选！全国大选，说白了就是让全国的公民当游戏裁判。这个裁判不是选出来的，谁也打不过。这就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首先解决裁判问题。解决了裁判问题不一定解决了中国的稳定问题，但没有可靠裁判的稳定那是白日做梦！

 　　中国的人口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更为年轻，不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这一人口因素，在老龄化方面迅速接近这些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有必要加速。这个任务相当特别重要而又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在覆盖率、贫困、不平等和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制度是基于1991年的三大支柱，当时提出了关于企业雇员养老金改革的提案。这三大支柱包括保障体系计划（支柱0），基本养老保险（支柱1）以及补充养老保险（支柱2）计划。该框架由政府、企业部门以及个人缴纳的形式获得资金。2000年中央政府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吸收注定将在未来数年出现峰值的养老金冲击方面扮演着缓冲机制的角色。三大支柱养老金制度成立的时间仅20年，不过已经出现了许多威胁到可持续性的问题。 　　 来自缴纳方面的挑战 　　1、低征缴率 　　尽管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参保人数加速增长，但征缴率（Collection rate）的增长却从2008年的25.1%放缓至2010年的17.1%。征缴率是指按月缴纳的参保人与总参保人的比率。私有账户有所增加，而每月缴纳额则间歇性地停止。 　　出现上述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过高的强制性缴纳比例成为参保人烦恼的负担。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的28%的总比例接近世界上的最高比例。参保人不愿意支付如此大的金额。其次，复杂的行政程序使得在换工作或迁到不同城市时养老金账户的转移变得困难重重。这主要发生在流动性较大的外来务工者身上，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在换工作后放弃养老金账户。 　　2、老龄化人口导致养老金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目前约占9%，预计到2065年时将上升至30%，而同期15-64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至56%。这可以解释为未来几十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开始退休，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2050年时达到峰值，同时19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制约了劳动力力的供应，结果老龄化问题加重了养老金制度的负担，受益人的增长速度更快，而缴纳人的增长速度却更加缓慢。 　　我们引用人口负担系数来说明问题有多么严重。人口负担系数是指退休人员与养老金在职参保人员数量的比例。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分别从1982年的6.6%和8.4%上升至2012年的32.5%和27.9%。这意味着在2012年城市和农村养老金制度中，每个退休后的养老金参保人仅分别由3个和3.6个在职参保人负担，而不是1982年的15个和11.9个。除非推出人口结构改造的具体措施，否则人口负担系数将进一步上升并迟早达到无法负担的水平。 　　 来自覆盖范围及受益方面的挑战 　　1、老年人保障来源缺乏多样化 　　对于城镇老年人而言，基本养老保险（支柱1）是其收入最大来源，占到总收入的45.4%；另外两个支柱，社会保障体系(safety net)及基本养老金总共仅占2.7%；在总收入中子女支持占37%。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中国城市结构以“4-2-1”为主导，这将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负担。 　　对于农村的情况，老年人主要依赖子女支持和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来自子女的支持占54.1%。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农村老年人应由更年轻的成员来赡养，而且亲戚之间的关系紧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从事农务并没有退休要求，并且缺乏一个完善建立的养老金制度使得老年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劳动收入占非常高的比重，达到了37.9%。 　　2、退休金双轨制加剧民众不满 　　退休金双轨制使得公务员与私有企业雇员在养老金缴纳和获得上存在巨大差别。公务员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国家预算来为其退休金买单。从替代率角度来说（即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公务员与私企雇员的养老金也存在巨大差异，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平均为80%，而私企雇员平均为40%。尽管公务员退休金改革自2008年来已在五个试点省份展开，但进展十分缓慢。 　　 来自管理方面的挑战 　　1、集中管理的必要性 　　基本养老基金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管理导致各省份之间存在巨大不同。劳动力的流动导致职工工作时在一个省份缴纳养老保险，但退休后可能会在另一省份领取退休金。在那些庞大劳动力流入的省份养老金系统收支有盈余，而缺乏在职参保人员缴费的省份却时常面临赤字。例如，2010年广东的养老金净流入为406亿元人民币，部分是来自于巨大的在职参保人员及相对较少的退休参保者的贡献。相比之下，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2010年余额为负35亿元人民币，主要由于在总的参保人员中退休者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地方政府面临加大养老金支付的义务时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建立社会统筹部分。虽然支柱1a（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及支柱1b（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互相独立，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从个人缴纳的支柱 1b转移至将由政府负责建立的支柱1a，这导致个人账户亏空。截至2010年，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导致17557亿元人民币的缺口将要由政府来偿还。 　　中国政府目前计划将目前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养老金进行集中管理，虽然尚无具体决定。 集中管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方养老金赤字将很快通过资产再分配而被消除。 然而部分养老金存在盈余的地方政府因为担忧中央管理或拖累养老基金管理效率，而不愿将控制权上交。 　　2、低投资回报 　　对于支柱1养老基金的管理方面，基本没有投资活动的进行。按收入细分，支柱1的收入中仅有2.04%来自于利息收入，相比之下，82.8%依靠养老金征缴，而财政转移占14.56%。目前的养老金支付采取这种类似于随收随支的制度而不是自我维持的基金模式是非常危险。若养老金征缴不再能覆盖支付（此种情形很可能在未来出现），则整个系统或将崩溃。 　　当前支柱2在固定收入、短期及权益类资产上的分配比重分别为51%、38%及11%。鉴于资产配置相对多元，其业绩令人失望。2010年加权平均回报率为 3.41%，未能跑赢当年5.4%的通胀率。投资业绩疲软或是因为养老基金产业缺乏竞争，仅有11家合格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整个养老基金，并且最大的5家所管理的资产以价值计占85%。低于通胀率的回报水平将使参保人失去信心，因而导致支柱2的规模收缩。 　　3、国家缓冲机制潜在的高风险 　　国家缓冲机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SSF)2001年至2010年平均回报率为9.17%，高于支柱 1及支柱2的平均回报率。然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战略储备基金高度依赖权益类投资回报，约占其资产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此种结构具有很高的潜在风险，并可能导致基金的高波动性。例如，NSSF在2005至2007年股市繁荣时期收益颇丰，然后在金融危机后2008年出现急跌，2010年再度大跌。作为国家缓冲机制，稳定性是首要目标，因此资产配置重要的是应更倾向于追求适中且稳健的回报。 　　（本文作者胡一帆博士， 现任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此前曾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法盛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以及美林证券副总裁及策略师。还曾在香港大学、世界银行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拥有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香港六大慈善团体之一的仁爱堂投资委员会成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