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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無形之手指向迷津?

【信報轉載】 現代經濟學奠基者 達爾文取代史密斯 一、 美國康尼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拔.法蘭克去年底又出版*一本極具啟發性的書:《達爾文經濟—自由、競爭和公共利益》(R. Frank: The Darwin Economy-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對阿當.史密斯揭示、自由經濟學者奉為圭臬、現在本港無人不知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內地譯「看不見的手」),提出質疑;對於筆者來說,這真是晴天霹靂、茲事體大,因此雖曾在本欄提及「達爾文經濟」,卻遲遲未敢寫「書評」。 在本書序言中,作者這樣寫道:「我對我的預測有信心,一百年後,經濟學家極可能認為經濟學的智性奠基者(intellectual founder),是達爾文而不是史密斯!」史密斯的現代經濟學之父地位,是經濟學家的共識,法蘭克是學有所成的自由學派經濟學者,雖然他的強項為以懷疑史密斯人是理性經濟動物(homo economicus)為理論基礎的行為經濟學,但達致這項「大不韙」的結論,仍然有石破天驚效應。 什麼是「達爾文經濟」?可從這本書的封面圖像談起。圖像很簡單,兩隻「旗鼓」相當的麋(駝鹿)※,觝角互撞,這是野生動物紀錄片常見的鏡頭,何奇之有?這的確不是奇事,但法蘭克從此平常現象,質疑連串經濟學的根本命題,不由你不追讀下去。 麋的生理特徵是有一對長可達四呎、重超過四十磅、龐然交錯有點像枝椏橫生的巨角,據達爾文適者生存論的演繹,這是駝鹿萬千年來受「爭女」這隻「無形之手」誘導不斷進化的結果。據達爾文的說法,角為公麋最有用、最具雄性徵象的「武器」,角愈大擊敗(撞退)對手的機會亦愈高。在不講求法理情或情理法的動物世界,角大者「食色」兼得,這意味「如無意外」,大角的麋,在族群中無論是覓食或與異性交配,均有絕對優勢。 公麋的角愈大愈有利,為了獨佔「花魁」,數萬年來,公麋為一己私利—傳宗接代把基因世代相傳,其角在進化過程中慢慢增大,以至形成現在大得成為負累的巨角;交錯巨角最長可達四呎,角長在三呎以上四呎以下的麋更比比皆是,電視所見,一百數十隻巨角麋聯群為覓食為爭取與母麋交配而爭風喝醋的「群觝」,蔚成奇觀。 可是,大角雖然在「情場」上佔盡先機,但公麋為此付出沉重甚至致命的代價,這即是說,當牠們遭遇食肉獸尤其是天敵豺狼襲擊時,求生本能必然驅趕牠們逃進茂草密林,因為草木的掩護,牠們有較高逃生機會,哪知巨角導致牠們輕易受雜草樹枝纏阻,失去在叢林中無拘無束地奔跑的自由,且大大降低了牠們奔走的速度,由是無法逃避成為食肉獸大餐的厄運。這個例子,清楚說明追求私利的結果不僅無法達致公益且會造成「公害」。這與史密斯鼓吹的人人追求私利會造福社群的立論完全相反。 和大部分脊椎動物一樣,公麋亦是雜交動物,據達爾文的觀察,有的公麋和多隻母麋交配,有的與此無緣,「終身不娶」;而「交配」次數多寡,與其角的大小成正比。從生物學角度,生有一對龐然巨角的麋,其基因廣披、開枝散葉、子孫繁衍;角子比較小的,由於屢戰屢敗,無法獲得「美人歡心」也可說是失敗的弱者不獲崇拜英雄的「美女」青睞,便有斷子絕孫之虞! 二、 套入經濟學原理,麋的大角是故經濟學名家赫舒(F. Hirsch)所說代表身份地位的「正確位置」(Positional good),它帶來的行動不便,令大角兼具nonpositional good的特性。換句話說,對於麋來說,大角利弊兼備。其利當在有極高機會與眾母麋交配,有助其基因傳之久遠(庸俗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滿足其性慾),但它因此令公麋不易「避難」進而禍延陪伴公麋左右的母麋和小麋,等於整個麋群很難逃脫食肉獸的撲噬。動物的思維能力(如果有的話)遠遠不及人類,一切聽憑「自然」,亦可說不能掙脫「無形之手」的擺布,為了爭取交配機會,其角逐年增長,結果雖有所得卻必須付出慘重代價;更嚴重的是,這種追逐一己私利導致角的呎碼愈來愈大的進化,終令整個群體受害!這裏應該再作一點說明(顯然有點累贅但有必要反覆闡明),所謂「追逐一己私利」,是指麋的角比同輩大才有交配優勢,適者生存的衍變,令麋角不斷增大(現在最長四呎重四十餘磅,仍在慢慢增長,千百年後,麋角可能大至令角主走不動,雖然牠因此在交配上無往不利,巨角卻同時成為致命的重負,果如是,麋很快便會絕種,因為這種頭重身輕的身體狀況,食肉獸不論奔跑速度快慢,都有機會大快朵頤,把大角麋當點心),意味其負重日增,以至對「族群」的生存有負面影響甚至會招惹滅族的風險。 麋以大角稱雄,海象則以體重見勝;雄性海象體重可達六千餘磅,比雌性的重四五倍,大家常見笨重得「抬不起頭」的海象在海灘上以肥頸互「扭」、以鈍牙亂咬,有時長達數小時才分勝負,失敗者通常渾身是血、頹態畢呈,落「荒」而遁,得勝者便得以從心所欲與眾雌海象交配;由於海象並無利爪利齒或利角,牠們只能以體重壓服「情敵」,結果一如麋角,海象的體重亦愈來愈重,以至有的重近三噸,連移動(遑論走動)亦很艱難,因此成為鯊魚及其他食肉禽獸的最佳獵物。 受「無形之手」的驅動,不僅動物不顧消極副作用地發展「優勢」,以致最後反噬其身。顯而易見,麋和海象的進化,滿足了牠們之中強者的性需求,但因此而貽害「蒼生」,連累整個獸群輕易地成為天敵的盤中餐。更有甚的是,由於集中全身精力發展其性徵,等於分薄了發展其他身體機能的資源,結果麋角大得成為奔跑的負資產而海象則頭腦簡單且四肢不發達……。 三、 跑馬抽鞭要限制 盲目競賽伏禍端 人類社會亦有這種現象,而且後果更嚴重,有幸的是,和赤裸裸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不同,人類在數千年前已建立了管治建制,文明社會的演變可說是對強者的約制進程,雖然這樣做很易過猶不及,妨礙自由的放任發揮,扼殺了不少創意和生機,然而,整體而言,卻使社會有序,同時能夠在比較公平的環境下向前。主辦方程式賽車的機構對發動機馬力有嚴格規限,若無限制,馬力可能「無限大」,車速可能超過噴射機,但出事機率相應增加;同理,不久前英國賽馬會規定騎師鞭打馬匹的次數,因為抽打愈頻馬匹速度愈快,結果人人狠抽馬匹,把馬匹打得遍體鱗傷甚至死亡的「意外」便經常發生。 汽車失事(車毀人亡)和打死馬匹(虐畜)固然不可忽視,更重要的是,無限制地加強馬力和抽打馬匹,對大局並無積極影響,因為人人要做到最好,不同汽車的馬力可能處於同一水平而抽打馬匹的次數不可能相差很大,在這種情形下,沒有車手和騎師有絕對優勢。事實顯示,盲目地追求速度的結果是車手和騎師處於公平狀態,因為馬力及鞭打次數同步上升而且可能處於同一水平。這種情況便和軍事競賽一樣,當國國都有用不完的核武成為「軍事強權」時,彼此導彈相向,意味這些國家在軍備上耗用了巨額金錢後在軍力上處於平等地位……。眼前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她們在導彈試射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巴基斯坦試射後印度跟進,印度試射後巴基斯坦「照辦煮碗」,結果她們都成為「導彈大國」,在「武功」上勢均力敵,彼此不敢輕試對手的實力,結果有先進導彈等於沒有,因為派不上用場,遂造成重大經濟浪費。達爾文對因為受「無形之手」引導的競爭會造成重大經濟資源浪費,早有預見。 軍事競賽虛耗了大量經濟資源,使可用於福利、教育和醫療以及基本建設如輸電供水及現代化公路等的資金相對減少,這等於窮兵黷武是建築在犧牲人民福祉上(印、巴便是現成例子)。如果先進的軍備足以令有關國家在國際事務上予取予攜(其是否公義,價值觀不同的人有不同結論,姑且勿論),那麼,在軍事上的投資遲早可獲相應的回報。可是,與動物世界不同,在人類社會,類似最大角麋鹿和最巨型海象的國家,昭然可見,但無法從心所欲、為所欲為,這即是說,當大部分有科技有財力的國家不顧一切地發展尖端武器時,此中被公認的「最強國」,亦因擔心會被報復而不敢主動動用武力,這等於彼此充其量只能怒目而視、捲衫捋袖、作勢動武、不斷「軍演」,卻因為沒把握足以「制人」而不敢「先發」,結果是各國坐擁沒有實際用途的軍火庫和數以十萬計未曾上過戰場的軍隊(這種「冷戰」時期的遺物,如今有變本加厲之勢)。武備科技化和作戰方式網絡化,在在需要受過正規高深科學教育加上長期訓練的人操控,培訓開支不菲,這意味維持一支龐大、與時並進的現代化軍隊,經濟成本甚重。 法蘭克認為各國加入軍事競賽的後果,導致有關努力互相抵銷(Mutually offsetting efforts),差不多等於他們在這方面的投資全面報廢。這種等於「無形之手」失效的現象,在現實社會俯拾即是。法蘭克所舉的其中一個港人比較有興趣的例子是住宅面積。在七十年代,美國的平均住宅面積在一千四百呎左右,至○七年已增至二千三百呎,住得比前寬敞不等於物質生活改善或心情愉快,因為業主幾乎毫無例外因為供樓而做了「屋奴」,營營役役,為每月供款而工作,由於收入追不上樓價升幅,不少甚且因而沒有財力購買最新最實用的日常家庭用品(或因此令債務百上加斤)。房子愈住愈大,一方面固然是受「同儕效應」、「參照群體效應」的影響(友人、同事、親戚搬住大屋〔駕名車、子女入讀名校〕,你心癢難熬亦要跟進以免有「給比下去」的心理負擔),一方面則是名校皆設於「高級住宅區」,送子女進名校是饋贈後輩使其終身受用的最佳禮物,正常(心理及收入)的雙親都會這樣做,結果是樓價被炒高了,但能進名校的適齡兒童不及半數,這又是一種明顯的資源浪費。 如何才能遏阻這種受「無形之手」驅使最後必然導致資源浪費的國家和私人行為?在國家層次,簽訂多邊或雙邊裁軍協議,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辦法,有效所以加上引號,是其「有效性」因為國與國之間缺乏互信而很難生效,已故美國總統列根就裁軍協議說過一句精闢的話:「信任?有待證明!」(trust, but verify)。由於國國有「軍事機密」,如何證明其履行裁減軍備協議的規定(不符規定的軍備可隱藏於國際觀察員及間諜衛星無法偵察的地方),天曉得。這等於虛損浪費的「軍事競賽」會持續,直至「擦槍走火」爆發滅絕性而可定勝負的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是核戰,過後的戰爭,石頭是最犀利的武器)才結束。這種結局帶來的經濟災難肯定甚於各國在「軍事競賽」上的投入! 自利自肥爭一時雄長的人性不會磨滅,如何才能杜絕上述的「經濟浪費」,法蘭克認為惟徵收「累進消費稅」(Progressive Consumption Tax)可行。本來,抽取奢侈稅亦不錯,只是界定何為「奢侈品」何為「必需品」,必會引起曠日持久難有定論卻會令社會分化愈深的爭辯。 與本港的單一稅率不同,目前西方多國實行的累進入息稅(Progressive Income Tax),稅率與收入同步上升,即入息愈多稅率愈高,以此或可收「公平」分配財富之效(財富由政府再分配);此法的缺失為稅率超過一定水平,稅入便不增反跌,因為高稅令納稅人失去工作賺更多錢的誘因;但什麼稅率是稅收不升反而萎縮的臨界點(即什麼是「拉發曲綫」〔Laffer curve〕的最適點;高於最適稅率稅入便不升反跌),不僅各國稅情有別,莫衷一是,難有「定點」,即在一國之內,此稅率亦難精確釐定。 有這種種如奢侈品與必需品及「最適」稅率不易界定的缺陷,法蘭克認為徵收累進消費稅較可取。他的建議很簡單,納稅人如常報稅,可減免的扣稅及寬免額亦一如舊貫,新稅制是納稅人(以家庭為單位)年度開銷的數額才會被徵稅,當然,所謂累進,即稅率由低而高,年度內花費愈多稅率亦愈高。在累進入息稅制中,當稅率高至百分之百(實際無此可能)時,沒有納稅人會工作,因為其工作報酬全部變成政府的稅收;但行累進消費稅,如果同樣是百分之百的稅率,意味納稅人消費一萬元必須交一萬元稅—如果消費者認為值得並有花不完的錢可以納稅,便可盡情消費,反之,便得撙節開支;沒有這種條件及不願納高稅的人,只有三思而不行了。法蘭克這種主張目的在減少無謂的「軍事競賽」(物質比拚),令資源浪費降至最低,同時藉以鼓勵儲蓄,維持低利率因此有利經濟發展。 如果實施此法,有錢人或因天性節儉或因迴避陷入高稅網而不大事消費,意味他們會留下更多的遺產,法蘭克因而鼓吹應徵高稅率的遺產稅……。 法蘭克想得周到,不過,多少有點一廂情願的味況,實際是否可行?筆者的看法不太樂觀。首先是儲蓄及其他固定入息投資項目,能否保證有高於通脹率的收入?若無保證,何來刺激人們節省開銷增加投資(最保守的方法是儲蓄)的誘因;在各國政府仿效「龐茲騙局」隨心所欲印鈔票救急的條件下,保證投資收入高於通脹,難度極高。其次是,不畏高稅的有錢人的炫耀性消費,大眾若有樣學樣,不管利率高低,社會又會墮進先使未來錢進而未來沒有的錢的惡性循環,這等於徵收累進消費稅的目的失效;若大眾貪圖一點實質收益(利率高於通脹率)而不消費(或遞延消費),則社會貧富或奢華與儉樸兩極化會日趨嚴重,社會愈趨分化,危害愈大。況且如果只有少數有錢人盡情花費,大多數人「死慳死儉」,過比量入為出更慳儉的生活,不作「無謂消費」,社會經濟難免大倒退,屆時便會出現投資不足、就業不足、消費不足、市面蕭條而有關機構(公營私營)付不起利息遑論收益高於通脹的回報。 現代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斯的「經濟人」和「無形之手」,成為自由經濟的磐石已二百餘年,可是,如今學者發現它們均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和所有學術一樣,經濟學王國亦沒有王者! *法蘭克的數本書—寫給非經濟學家看的通俗經濟學—筆者都在這裏介紹過,最近是評介其《日常所見物事解惑》,刊○七年七月十三日以後數天(收《次按驟變》)。 ※麋是ELK的中譯,這種「鹿類」盛產於北美和東亞,殆無疑義;可是,讀游修齡的〈麋鹿和中華文化〉(原載《尋根》雜誌二○○五年第一期;收在雲南出版社王子今編輯《趣味攷據》第三冊),則說「麋鹿只產於中國」。初以為此麋不同那麋,看插圖,顯然同為一「物」。除此大謬之外,有關麋的攷據,甚有可觀。其中有關麋字的形成,頗有啟發性:「麋為什麼從鹿下加米得音?米這個音,有神秘弄不清楚之義,如走路失去方向,稱『迷路』(米加辵成迷)……沼澤地的泥土被麋鹿踩踏成一片爛糊,就叫壤麋、麋田,所以麋發米音的根源即在上述的米義。」這是否意味麋因大角妨礙奔跑,撞撞跌跌容易迷失方向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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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读卖新闻》 中国驻日使馆外交官被疑从事间谍活动

核心提示:中国驻日使馆一秘被发现使用伪造身份开设银行账户和从事商业活动,目前暂时归国。该人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身,与日本政界要人接触频繁,被警视厅公安部怀疑从事间谍活动。 原文: 中国書記官スパイ活動か、身分偽り口座開設 发表:2012年5月29日 来源:《读卖新闻》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中国驻日使馆的1名一等秘书(45岁)因涉嫌使用伪造身份开设银行账户并从事《维也纳公约》中禁止的商业活动,被警视厅公安部要求出面解释。这名官员现已临时回国。警视厅公安部怀疑这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官员,在日本国内从事谍报活动,将对与其接触的相关人士进行调查,力求查明真相。 据警察当局透露,这名官员于2007年7月份赴任,毕业于人民解放军属下的外国语学校,原先属于总参二部。警方认为其受该部派遣装扮成外交官从事谍报活动。 这名官员2008年初使用原先在东京大学担任研究员期间获得的外国人登录证,刻意隐瞒外交官的身份开设了银行账户。东京都内一家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保健品销售公司每月向该账户汇出约10万日元的”咨询费”。 《维也纳公约》第42条禁止外交官从事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等活动,这名官员涉嫌违反该条约的规定。 据警察当局透露,中国的间谍在与外国重要人物接触时支付的资金原则上每人不超过1万日元。为此,据说这名官员将咨询费等充当了活动经费。 2008年4月,这名官员伪造东京大学研究员的身份,并以虚假的住址向东京都内的区役所提出申请,非法更新了外国人登录证。 这名官员在任期间与政府和财界要人多次进行接触。公安部将对与其接触的人员展开调查。 公安部本月中旬以涉嫌违反外国人登录法为由,要求这名官员出面解释,但中国大使馆23日表示拒绝。这名官员当天从成田机场临时回国。公安部正准备通过外务省再度要求其出面。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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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经济学人》中国经济有多坚韧?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可思议的低效,也缺乏应有的公平。但外界最大的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比如欧元崩溃,其经济增势就可能毁于一旦——这一点却站不住脚。 原文: Resilient China:How strong is China’s economy?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2年5月2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经济”的14页特别报道我们全部都会译出并集结成册,近期即将推出。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可观份量意味着它需要世界的关注。 从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中国工业产值、房地产建设以及电量增长大幅放缓,这影响了全球股市和商品价格的走势。5月,中国央行宣布放松货币政策,此举产生的影响不亚于美联储作出的决策。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他的呼吁可比欧洲国家领导人的类似言论更有份量。从未有哪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比中国更受广泛的关注了。 但就如本期特别报道所述,仔细观察可能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有许多正在偏离轨道。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可思议的低效,也缺乏应有的公平。但外界最大的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比如欧元崩溃,其经济增势就可能毁于一旦——这一点却站不住脚。眼下,中国经济要比抨击者们所担忧的要更坚韧。 但未来,这些巨大的困难将一一浮现。 不公平,但稳定 局外人常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效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典范,但并非完全如此。去年,机械、建筑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一多半的力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则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由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隐性财政补贴、受人为保护的市场和政策鼓励性贷款让这些国企获益匪浅。然而浪费的例子比比皆是,从中国北部草原上的”鬼城”和南部海滩上颓败的度假村可见一斑。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对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公平。利率受到控制,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少付利息来盘剥储蓄者,竞争壁垒让国有企业可以将产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专横的土地法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欺诈农民,它们通过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农地用于开发,且许多收益流向了官员的腰包。 这种任人唯亲和恣意挥霍的行为不免使评论家将中国和其他快速兴起的经济体做比较,那些经济体随后都经历了大幅度的衰退。最近用来对比的是1997-97金融危机前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四小龙”的高投资率暂时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当出口放缓、投资不振以及外资逃离之后,高投资率背后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一览无余。评论者指出,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甚至比当时的四小龙还要高,且国内银行以及放贷机构还在大肆放贷。在政府主导的一波”刺激性放贷”的作用下,2008年信贷额是当年GDP的1.22倍,2010年的信贷额攀升到了当年GDP的1.71倍 。 然而中国体制的极度不公正使得它具有罕见的弹性。 和”四小龙”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极少依赖海外借贷,其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对本国人民的压榨, 而非外国投资者,他们既靠不住又能随意撤资,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过,如今这一幕又正在欧元区重演。中国的储蓄额达到了GDP总量的51%,甚至高于其投资率。这些钱都存放在压制性的、由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实际上可以很好地用来应对债务拖欠及违约。 最明显的是,中国的银行资产流动性十分充足。它们 的存款额远远超过了贷款,且有五分之一的资金放在央行作为准备金 ,这使得银行更多空间应对呆坏账,可以在未来进行再支付,或者在更方便的时候还可以一笔勾销。此外,背后还有中央政府做后盾 。其正式债务只占到GDP总量的25%,即使地方政府债务是这一比例的两倍,中国仍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对任何一家资不抵债的银行实施资产重组。 对欧出口额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这一财政空间也给了政府再次进行经济刺激的余地。在西方遭受信贷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但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投资对象。比如它可以加倍投资乡村医疗保障体系。现在,每22000个中国人只有1名医生,如果中国老百姓知道他们有国家的养老照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多消费,少储蓄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时间在我这一边 与此同时,上述现状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帮助中国抵御未来几年冲击的种种巧合与不合理性,最终却会反过来阻碍中国发展。 随着人口的日趋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惊人的高储蓄率会开始下降。资本受控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低。中国的储户厌倦了存款低收益的储户正在寻求其他资金增值方式。其中一部分人正寻找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方法,这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不寻常的压力 。到今年4月,银行储蓄额年增长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学会更聪明地使用其资金。 比如降低一些利润丰厚但由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控制的产业的门槛,鼓励私人投资的介入。除此之外,在未来十年内还要建立更加规范的银行体系和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不要说未来10年内还需要进行各项政治和社会改革。 中国的改革者们任重道远,但所幸他们还有时间。悲观主义者把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日本作对比,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债权国。但不同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0%(根据市场汇率计算 )。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那个水平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是美国的5倍——前路漫漫。 相关阅读: 点击阅读” 中国经济 “时事专题 免费下载《经济学人》曾经推出的中国特别报道《 崛起的中国的危险 》中文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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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2012“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奖得奖名单揭晓

本图取自“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奖网站 历经 一个月的投票过程 与评审讨论后,本年度的国际博客大奖揭晓。这个每年由“德国之声”颁发的奖,旨在鼓励对其所属社群有所贡献及宣扬言论自由的博客。 该奖除了包含经由人气投票选出的 人气奖 外,博客、媒体专家与社运人士也组成 评审团 ,选出六类跨语种的最佳博客、最佳社会运动奖及最佳媒体奖。 最佳博客奖 伊朗记者Arash Sigarchi(同时获得人气奖与评审奖)与经营黎巴嫩博客“Mowaten Jou3an”的博客(获人气奖)是本届最佳博客得主。目前住在华盛顿的Sigarchi在他经营的 “痛苦之窗” 博客阿拉伯文上,主要描述家乡的社会及政治议题。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曾让他在伊朗多次遭到逮捕,最后并判处14年有期徒刑。至于匿名担任 “Mowaten Jou3an” 阿拉伯文主笔的博客,发表的文章主题丰富多元,涵盖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等国。 本届其他的评审奖名单如下: 最佳社会运动奖 : 要求释放叙利亚博客与社运人士Razan Ghazzawi 这场社会运动是为了叙利亚社运人士与前任全球之声成员Razan Ghazzawi所发起。她12月在约旦时,原本预定参加一场宣扬媒体自由的工作坊,却在途中 遭到逮补 。当她获释后立即遭到拘禁,再度释放后经过几个月却 又遭拘禁 。该脸书专页因此设立,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她本人,以及她那些在2012年2月也遭逮捕的叙利亚媒体与言论自由中心同仁。 教育与文化特别奖 : Fasokan Boukary Konaté在Fasokan上,使用法文与班巴拉文(马利共和国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发扬本土语言与文化。Konaté是 全球之声法文版的译者 ,也代表 Ségou Villages Connection 荣获发声计划奖项。   最佳社会公益技术使用奖 : Harassmap 本计划起源于埃及,利用 Ushahidi 互助地图,让受到性骚扰的被害者回报其所在位置及实际情况,可经由网站、简讯、或是推特的话题标记功能上传状态。 最佳视频频道奖 : 《小兔子哐哐》 (译注:该连结已失效) 以哐哐为主角的《小兔子哐哐》系列动画片,是中国导演皮三其中一部讽刺社会乱象的作品。 记者无疆界奖 : Abu Sufian的博客 来自孟加拉的记者Abu Sufian在他的博客上,报导许多被主流媒体排除在外的犯罪情事,例如最近遇害的记者Sagar和Runi。他大加挞伐孟加拉司法审判体制外的大规模杀戮行为。 各类型与各语种的人气奖 除了评审奖外,大家也选出了喜爱的博客,囊括各类型与各语种。得奖名单 请见此 。 全球之声恭贺所有的得奖者与其力作,也特别向Boukary Konaté的 优秀作品 表达敬意。当我们对Boukary问及此奖对他的意义时,他答道: 当我接获得奖消息时,我的家乡正经历军事与政治的动荡。我认为教育与文化特别奖对马利共和国来说,是统一与和平的象征。 另外来自埃及的 Tarek Amr 身兼评审委员与全球之声的作者,本届协助审查阿拉伯文部落圈的入选者。他作了如下表示: FreeRazan寻求释放囚犯的诉求本身至关重大,但对我来说更凸显了叙利亚人民心中的煎熬,在阿拉伯世界受到政治压迫的拘留者也因而团结起来,包括在巴林的 Abdulhadi Alkhawaja 、在埃及受军事审判的受害者等诸多案例。Harassmap也是一个能引发社会共鸣的平台,将发生在埃及的性侵害事件公诸于世,更帮助受害者表达自己的心声,尤其是身处在一个倾向先责怪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社会。 校对: yenrong 作者 Leila Nachawati Rego · 译者 helloleadingflam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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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

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 进入专题 : 权谋    ● 易中天        说老实话,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是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我在温哥华与易先生举行了公开对谈,涉及了诸多的热点议题。现将对话发表出来,以飨读者,兼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识者的关注。          对农民起义不能评价太高          丁果: 中央电视台4套百家论坛正在播放你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你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给中国留下经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纷乱割据、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各类学说比较容易盛行;但在一统的时代,或者说是治世、统治比较稳固的时代,言论就会万马齐喑,就会比较平庸?     易中天: 恕我直言,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就会逻辑地推出另一个结论──为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呼唤乱世,盼望乱世。这是很麻烦的。回溯整个中国史,可以看到,也不是乱世一定出思想。乱世出英雄,未必出思想。“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乱世是枪杆子说话,不是笔杆子说话的时候。只有在特殊的所谓乱世,才出思想。这个特殊的乱世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出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处于社会转型期。换句话说,这个乱带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原因不是社会转型,那就白乱了。那种乱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灾难,没有任何意义。春秋战国,是因为社会要转型,才出现了所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到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思想。因此,与其说“乱世出思想”,不如说“转型出思想”。     丁果:社会之乱,最后要产生积极意义,就必须要有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以往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赞颂黄巾起义、赞颂李自成、赞颂太平天国等,赞颂所有的所谓革命,以为他们带来时代变化。其实,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带来思想、带来可以传承的学说,因为它带来的是破坏,不是社会的转型。     易中天: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丁果: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易中天:君王杀士,或者虐待他们,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会遭遇整个“士”阶层抵抗,不但不可能拿到天下,或许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因此,他装样子也要装得客气。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     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     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帝国是不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为在帝国时代,世袭制改为任命制,贵族没有铁饭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但有世袭的职务,叫“世职”。有世职的就有世田,即没有领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税赋,在经济上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就可以思考问题,他不用谋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退一万步,即便没有世职、世田的这些“士”,他变成“毛”了,他还有很多的“皮”(各国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选择,而且“皮”还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     丁果:到帝国时代以后,这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举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职业了,这个就很槽糕。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学问沦为敲门砖,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学、假学问就盛行了。     易中天:回答第二个问题,战国时期,虽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来抢这个“毛”。到了帝国时代,“皮”只有一张,“毛”很多,有的是“毛”来依附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呢!所以帝国时代对士人、读书人的态度越来越坏。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          丁果:我们今天不是帝国,但谁也不否认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我们也不再期待中国分成六七块,变成邦国,来重现春秋这个时代的机制氛围,重现百家学说争鸣。那么,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那一段历史的辉煌在今天有没有重现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现,条件在哪里?那个条件是否在于现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本身?     我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多年,他们有知识分子独立生存的空间。比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学术机构,校园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中相对独立的“小邦国”,知识分子可以不看政府的脸色,但拿着高薪,因为他是通过学术机制来拿高薪的,而政府也容忍其存在。     易中天:从逻辑上讲,帝国时代和邦国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政权天授、君权天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国、共和国,至少在理论上讲是民授,纳税人说了算。我们现在必须反复强调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     丁果: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丁果:小弟弟割掉后,也就割掉了秉笔直书历史的优秀传统。你在讲诸子百家时,谈到法家是讲制度的,如果大家在观念上认同学术机构要为纳税人负责,那么在机制上,党委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撤除?     易中天:不在于撤不撤除党委,在于党委在大学干什么。他干他该干的事情,不撤也可以,比如他干党建啊,发展党员啊,过组织生活啊,都很应该。     丁果:就是不应该干预学术的权力?     易中天:当然不应该干预学术,哪怕党委书记是学者,那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只是学者,不能是书记。他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只有一票,平等的一票。     丁果: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我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国计民生奔走相告,大搞维权,帮民工讨工资,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活。说老实话,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地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     丁果:谁都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骨气,要有节气,但在经济不独立的前提下,谈什么骨气?恐怕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会放弃。     易中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李泽厚跟我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被收买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主张的是即使你要收买,你也买不起。我现在就可以拒绝20万出场费的一堂课,我不缺钱。     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     丁果:你是已经有话语权的人,背后有舆论的支持、书迷的支持,但年轻人怎么办,大学里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在乎评级,不在乎拿到项目,如何能够崛起?     易中天:问题是他要干什么。如果他只是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现在没问题,因为有网站、有博客了,不需要权威机构给你一个头衔。韩寒不就没有这些吗?他的影响力比我还大。     丁果:但韩寒只有一个,不是谁都可以做到韩寒的水平。     易中天:就他这样资质的人应该不只一个。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不是出不来,而是其他人不愿意当。如果你是为了谋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就不要再来呼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     丁果:能不能说韩寒是网络时代的贵族?     易中天:他不是贵族,他是一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个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这不需要贵族精神,是个小孩就可以说出来的。韩寒的特点,只是他的直觉直通人类共识。用我的话来定义,就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共同价值。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类共识。     丁果:社会转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思想,但中国不可能再现过去春秋战国的历史,如何能让中国学术思想独立、士大夫知识分子精神光大起来,除了回归宪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     易中天: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时代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现在也面临中国向何处去,所以才有你这一问。但春秋战国没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道路榜样,只能大家来讨论。现在则不同,有诸多模式可供参考。     我赞成李厚泽先生的观点,中国不是向何处去,而是不向何处去,那么把所有不(NO)都弄清楚了,余下的可能正是出路。现在要制止一些显而易见是违反基本人权的事情,比方说不再允许暴力拆迁。一点点去做,自然会水到渠成。当然,诸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都不是方案,而是基本条件。     丁果:跟你聊天,觉得你从根底上,还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悲观的,不是吗?     易中天:我不否认,说我悲观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对中国知识界极其悲观,他们都已经形成本能了。你就做一个实验,来开一群什么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大会,来一个领导,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脸上,有几个人不露出谄媚的笑。我不要求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坚持该说什么,该不说什么。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就会有十个人坚持。有十个人坚持,就会有一百个人坚持。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唉,坚持有什么用呢”,他不坚持,结果是大家都不坚持     丁果:最后一个问题,当年你“品三国”,但现在播放的诸子百家,跟“品三国”形成的旋风不可比,原因何在?     易中天:哈哈,原因是大家都喜欢权谋呗。这是一种悲哀。          (本文经易中天先生审阅,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进入专题: 权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众生诸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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