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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作者:吴祚来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4 10:59:19 阅读量:6451次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 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 》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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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薄官免职一周仍无说法 高层处理态度显露矛盾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已经整整一周,而网络媒体表现各自纷呈,官方未有新的说法,分析认为,高层至今未就薄熙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仍在博弈。 图片: 原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 (法新社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刚一个星期,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星期二,有传“北京出事了!”而在新浪、腾讯等微博更传出北京异动的消息。香港《苹果日报》周三称,发帖者不乏知名人士和媒体人。先有媒体人透露,“薄熙来被双规”后,SOHO董事长潘石屹称,“今晚微博诡异,含有某些词的微博发不了”;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 北京一位市民星期三告诉本台,网络传言很多,无非是希望政府出来澄清:“昨天确实传得很厉害,就传军队的异动,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搞不清楚。最近几年中南海周围都是民警和武警这倒是没什么,北京倒是没看出什么太大的异动。昨天,传成都那边有部队调动。现在怎么样不清楚。” 上周四起一度解封的“薄熙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三个字,记者周三发现,再度被微博停止搜索,挺薄熙来的《乌有之乡》网站,在本周一重开后罕见薄熙来的名字。据传,本周一起,各微博网站接到来自一些部门的通知,分别要求屏蔽或解除“薄熙来相关消息”,显示两股势力在网络背后较量。 一位熟悉中共高层的知情者称,从目前的时局分析,如果江泽民仍然健康,他说话的分量会很重:“如果说江真的要放薄一马的话,胡温也就到此为止了。也不可能驳江的面,邓(邓小平)之后,虽然强人政策不存在了,但是第三代的核心没有改变。没有说有第四代,第五代的核心。对党内包括十八大前夕,江还是起很大的分量和作用。薄现在还有待观察。” 作为观察薄熙来事件风向标的重庆卫视,星期二晚间在《重庆新闻联播》播出黄奇帆市长会见日本中小企业厅长官铃木正德一行的报道,引起外界关注。黄奇帆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在努力推进改革开放。” 深圳独立评论人朱健国分析认为,从现在当局对重庆的严厉控制,特别是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已在严管重庆媒体的情况下:“重庆卫视能把黄奇帆的这个说法报道出来,那说明这不是黄奇帆的个人行为。可以推测是否北京中南海也就是胡温已经有了另一种处理薄熙来的思路。那就只是架空薄熙来,并不是实质性处理他,只是拿掉他的权力。但是,对外保持他的体面,也就是保持党的体面,也保持了胡温的体面。” 北京一位知情人士称,高层不会以将前北京和上海两任市委书记判刑的方式,处置薄熙来:“肯定不会象那些人一样,他(家人贪污)算什么,哪个(高官)拉出来不毙几个。家家都不清楚,稳定到年底。其实换位思考如果你要是当事人,现在家里家外这种情况,你觉得是忍一下好还是大吵大闹,吵架完了等于生人气了,还是大家为了求共同的利益让一下。现在大家都是很有选择的去做些事,现在(官员)到这个岁数就是保平稳。” 朱健国认为,如果薄熙来问题处理不当,胡会成为最大的输家:“可能‘保薄’对政局的震荡要小,而且现在左派反弹得那么激烈,孔庆东敢于公开说‘这是反动政变’,可见后面是有支持的,否则他怎么敢这样说,如果现在‘保薄’相对来讲,左派的情绪也可以缓和一点,而右派也觉得实际上把他(薄熙来)的实际权力已经拿下,否则‘倒薄’可能牵连出更大的人物,那就更不好交代,所以作为胡锦涛来讲,只有几个月就要交班了,现在和稀泥,不露什么东西算是交给习近平算了。” 据《苹果日报》引述广州新安体育发展公司运营总监巫冠聪引内部消息透露,中央对薄熙来处理严重分歧,“温家宝与周永康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高层各派卷入事件,牵连之广,前所未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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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书屋2011年9期) 这篇去年发表于书屋的旧文因主要内容与已发博客的《药案之后冷思考》有所交叉和重叠,没有打算再单独放上来。近日那件中外皆知的事变中,再次响起的“宽容”呼吁跟药案上的宽容呼吁多少有些相似。贴出这篇旧文,参加讨论。——作者   4月以来,一个命案引发争论,宽容、宽恕以少见的频度出现于网络媒体和纸媒体。然而,并非可以等同的宽容与宽恕被混为一谈。观念混乱的呼吁,不仅收获不到想要的,而且误导公众。 一.宽容什么 命案发生,有人出来要求宽容,是相当怪异的一件事。据房龙引《大英百科全书》词条,“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和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宽容的对象和适用领域在这里界定得很明确。如果简略回顾一下人类确立宽容原则的历程,就更清楚。 历史上很多战争因宗教信仰而起;因信仰不同而杀人,把不同观点、立场的人划为异端,关进黑狱、送上绞架,也曾经是历史常态。但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尊严基本表现之一。在信仰成为战争和杀人理由的年代,一定有争取信仰自由的斗争。但基于教派立场的斗争,一旦从受压地位实现掌权,在不容异见、以信仰杀人上,相互间并无本质区别。真正为不同信仰的权利,即为宽容而战的,是精神上独立于任何教派的思想者。最早公开向不宽容宣战的,是16世纪流亡瑞士的穷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加尔文以异端罪名烧死科学家塞拉维特,他以一人之力挑战加尔文政权,在《为宗教宽容宣言》中怒斥以异端罪名杀人,伸张思想、信仰自由。这场斗争力量悬殊,结果可以想见。这位孤独战士或许因为早逝才免于被烧死厄运。但宽容主题不会因一个思想战士的失败而被湮灭,它必将在不宽容的时代一再重现。17世纪,洛克《论宗教宽容》是这场思想接力的重要一环。到18世纪,伏尔泰发起一场影响整个欧洲的斗争。伏尔泰为宽容而战,历史背景是路易十四废除了使法国宗教战争得以平息的南特敕令,宗教仇恨之火在法国复燃,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宗教迫害借助司法制造冤案。这场斗争的直接原因,是伏尔泰时代几桩由宗教迫害酿成的冤案。他一次次投入平反冤狱的斗争,在平反被车裂而死的新教徒卡拉的冤狱时,写了《因卡拉之死论宽容》,提出宽容是“理性的特权”,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人类精神从盲从苏醒。文章还为结束宗教战争、各教派和平相处大声疾呼…… 跟思想者的斗争平行或交互作用的,是部分政治人物在自己的国家颁布宽容法令、实践宗教信仰宽容。法国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宽容法令。之前,新教徒长期遭受迫害。1572年8月24日对新教徒实施的大屠杀,新教徒贵族除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一个亲王侥幸逃脱,全部被杀,这场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大屠杀使已经折磨法国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进一步把国家推向深渊。1589年登上王位的亨利四世平定内乱后采取的治疗国家战争创伤的最重要措施,是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新教徒获公民权和宗教宽容,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灾难性的宗教迫害和战争,法国作为欧洲第一个证明宗教差异与民族统一并不相悖的国家而迅速复兴。在北美,1682年,威廉·宾在其管辖的一块荒野之地颁布《信仰自由法令》,当宗教狂热和战争使欧洲各国遍体鳞伤时,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却在和平安宁中走向繁荣。伏尔泰为宽容而战时,一再用北美这段历史跟欧洲对照。18世纪后期,深受伏尔泰影响的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腓特烈王先后颁布了宗教宽容法令,1781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颁布了信仰自由法令…… 历史上的宽容法令,确认的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国与国之间“力行容忍,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原则。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国家和个人须得对各种思想、信仰和言论履行宽容义务。 然而,二战后的几十年尽管整个世界处在人类史上少有的大体和平时期,世界也日益进入多元时代,但不同宗教信仰仍在一些地区不断引发纷争和流血冲突。 部分国家,仍然以政权力量统一信仰,仍然以思想和言论定罪、迫害公民 。在多元时代推动宽容,使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加强沟通和理解,保护个人信仰、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和表达言论,成为迫切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下,1995年被定为国际宽容年,每年的11月16日被设立为国际宽容日。宽容年和宽容日的构想,都是要提醒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尊重、包容、平等共存。宽容,作为国家、民族、个人都应承担的义务,1995年5月新德里“宽容”问题亚太地区会议的呼吁表达得极为清晰:尊重别人的政治、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人们对传统习俗作适当改革的权利;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 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对国家,是政治义务;对个人,是道德义务。 概览人类确立宽容的历程,可以知道,宽容,是要维护人类族群、文化的多样化,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丰富性。它的对立面是专横,是试图以整齐划一去剥夺人类世界本来具有的丰富性。但罪案不在宽容精神和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任何已发生的罪案,现代世界有共同尊重的原则:罪刑法定、罪与刑相适应。一个保护多元、包容性强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刑罚严格的社会,欧美国家公务员贪污、渎职,面临的刑责之重,就绝非我国能比。 好的社会,需要包容各种各样的族群、文化,包容各种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但罪行不在包容之列。发生罪案,高调喊宽容,不仅是误用和错位,而且在消解法律。 二.谁来宽恕 宽恕,是人面对罪责和伤害的一种态度或选择,而且应主要是罪责和伤害的相对人的一种态度或选择。 一个人对异质思想、信仰及包括言论、行为方式在内的表达是否宽容,可以反映精神素养,大概正因为如此,房龙把宽容精神视为一种奢侈。宽恕,面对的是并非有权在多元世界占一席之地的异质思想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而是罪责、是伤害,选择宽恕固然值得尊敬,但旁人对当事人选择宽恕与不宽恕作道德比较,并不妥当。 药家鑫案一审后,突然冒出的宽恕派几乎斩钉截铁对宽恕与否下文明层次高低、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判断。有人指“报复”不仅文明层次低于以“宽恕”为特征的新约精神,而且是与文明不符的自然本能①。还有人指“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甚至对被扎八刀,死得极其悲惨的死者和痛失亲人的家人用上刻薄如“在一具尸体上寻求公正”的语言,将一句冷得瘆人、裹夹着“嗜血”定性的反问抛给死者及家人——“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究竟又得到了什么?”② 作为这个表示决不宽恕罪犯而被指满足大众“嗜血正义”家庭的对照,这位作者还翻出11年前德国人普方南京遇害案。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来为四个入室盗窃、行迹败露而杀人的失业青年求情,事后,在南京居住的德国人建立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状况,以期在解决诱发四青年犯罪的贫困根源上努力。 这个故事充满人性之美。然而,第一,罪案发生,宽恕或者不宽恕,作选择的主体是承受罪案伤害的人。受害者普方的母亲有权做的选择,旁人既无权迈过受害家庭越俎代庖,也无权要求其他受害者亲人做同样选择,因为,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更无权强加于受害人。讲宽容,须懂得勿强加于人的道理。第二,不宽恕,未必就野蛮或文明程度逊色。离开历史、文化背景、离开受伤害程度及施害者的状况、施害原因、意图等多种须考虑因素,在道德或在价值层面认定宽恕就一定高于不宽恕,这种思维过于简单化。穷而入室盗窃、或如赵承熙因心理问题而杀人并自杀③,与撞伤人对伤者连扎八刀,杀人灭口,这中间存在主观犯意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即使英美这样基督教传统深厚、社会机制扬善抑恶的国家,宽恕也不会是多数受害者家人的选择;而且,此案选择宽恕,对彼案未必。好莱坞一些影片表现侠客对逃脱法律制裁的恶徒进行惩罚,其实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相当部分人抱有惩恶扬善的传统正义观,这种正义观与宽恕都有权存在,可以不赞成它、批判它,但不能污名化为嗜血,更不能选择性失明。例如,有人反复声讨不宽容时称“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无所不在的戾气与不宽容。它们随时可能暴雨成灾。”②我们的社会的确戾气弥漫,也缺乏宽容。但是,无处不在的戾气和不宽容源自何处?不断发生有公权背景的暴力拆迁、动辄对公民当街开打,都在告诉人们:谁在向全社会展示和传布暴力、戾气!而敏感词层出不穷、媒体动辄得咎的处境、思想学术领域禁区、对艺术活动的一色化、不伦不类禁低俗等等遏制和消除精神世界丰富色彩的做法,则在告诉人们不宽容的源头在哪里。如果声讨“随时可能暴雨成灾”的戾气和不宽容,却避开基本的社会现实而针对着跟自己观念相异的意见表达,那么,既不诚实,本身也很缺宽容的精神素养。 关于宽恕,有一种声音需要倾听。例如《宽恕》④一书几十位宗教界、政界、哲学界、文学界人士的看法。该书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和妻子共有89名亲人死于纳粹之手。战后,他加入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随之又与昔日难友共同创立犹太文献中心,该中心成功地将1100名纳粹战犯移交审判。《宽恕》一书前部分记叙了他自己在集中营期间跟一位名叫卡尔的党卫军青年的接触。濒临死亡的21岁纳粹青年卡尔从小就是父母、邻里眼中的好孩子,加入纳粹后犯下可怕罪行,是执行上峰命令对犹太人实施屠杀的凶手之一。重伤的卡尔在等待死亡中向囚徒西蒙讲出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想在死前求得宽恕。西蒙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一言不发离开了。但走开了,问题没有走开,它一直折磨着西蒙。该不该宽恕?该不该让卡尔在生命最后一刻卸下罪孽包袱?他发信给许多人,问:如果你处在他的位置会怎么做?他相信宽恕“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所以在征集回应时提出:每个回应者须得设想自己是集中营面对纳粹罪行的一个囚徒,并考虑自己的决定将产生的后果。西蒙陆续收到44位宗教、政界、思想界名人的回应,《宽恕》一书后一部分就是这些回信。44人看法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旁人无权代替或代表受害者宽恕加害者。聊举几例: 作家汉斯·哈珀发问“我们应该宽恕别人、宽恕还活着的凶手吗?”这其实是每个呼吁宽恕的人都需要设身处地、反躬自问的。 天主教大屠杀研究中心执委哈里·詹姆斯·卡拉斯的回应很直接:“假如上帝选择宽恕卡尔,那是上帝的事。西蒙-威森塔尔不能去宽恕,我也不能。” 著名神学家、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根据犹太教传说决然表示: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宽恕针对他而犯下的罪行,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 文学家辛提亚·奥奇克则提出:通常认为“报仇残暴,宽恕高尚”,“但反面可能同样真实,拉比说:‘悲怜残暴的人会以对无辜者的冷漠而告终。’宽恕可能是残暴的。……它以对受害者的无情为代价培育了对凶手的同情。” 宗教家约瑟夫·特鲁什金表示:“我很乐观的认识到各种各样世界宗教愿意教育他们的信徒从小学会辨别道德善恶,教育他们宽恕几乎永远是一种美德,但也教育他们,残暴是一种罪恶,而残杀无辜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回信的还有80年代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赫百特·马尔库塞,他简短回复:如果一个死刑执行者请求受害者宽恕,在我看来,这种事总是缺乏人性的,是对正义的嘲弄。 这些看法各有道理,而我更认同第斯·普兰的看法。这位曾在红色高棉劳改营有过4年恐怖经历纽约时报新闻图片记者,不顾危险不懈报道柬埔寨人民悲惨处境,致力于将红色高棉领导人送上国际法庭。但这位决不宽恕红色高棉领导人而愿意宽恕执行命令者的记者认为:“ 宽恕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 所以他对西蒙一言不发离开濒死士兵的做法不做道德评价。 在他们发出的声音中,包含了思考宽恕的多种角度,却没有一种认为有权要求受害人宽恕、有权在这个名目下进行道德绑架。 讲宽容,须厘清对象;讲宽恕,要弄清主体。宽容的实质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承认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去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同时也承认自己认识的有限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思想言论领域,伏尔泰致他一位反对者的信中名言堪称宽容精神经典表达:“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意味着,承认与己相异的思想信仰和表达的存在权利;但承认不等于认同,不等于不问是非;在思想信仰及表达上犯错误也是包括自己在内每个人的权利;解决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平等对话和争论而不是施暴。而宽恕,正如第斯·普兰所说,是“非常个人化的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京报5-21 ②《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③赵承熙校园枪击案之后,不少美国人为被赵承熙杀害的人祈祷时也为赵承熙祈祷,这也是部分呼吁宽恕的人喜欢举的例子,举例者却忽略一个事实:美国人祈祷时面对的不是活着的凶手,他们是在为已经饮弹自杀的赵承熙的灵魂祈祷。更没有像这里有人写《药家鑫赞》(该帖子曾在多个传播力强、影响力大的论坛流传,如凯迪、天涯)一样,写《赵承熙赞》。 ④(美)西蒙-威森塔尔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德中译。此书英文书名《向日葵》 2011-6-29载《书屋》201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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