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

【装聋作哑之46】中国周刊:艾未未,一个艺术家的快意江湖(2009)

艾未未,一个艺术家的快意江湖 2009-06-16 中国周刊 记者 冯翔 [内容摘要]:这是他做的事情——炮轰钟南山、采访杨佳的母亲、调查地震遇难学生名单;这是他的身份——艾青之子,前卫艺术家,《北京人在纽约》副导演,“鸟巢”设计顾问。他是艾未未,艺术家和入世者的绝妙混搭… “时间——一辈子;数量——最后一个。”随着艾未未的宣言,数名志愿者在他的工作室里操作着电脑,整理前方战友收集来的资料。墙上贴着大篇幅的遇难学生名单,及一张四川地图。 他们工作的动机,用一位遇难孩子母亲的话说:“我只想让世界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女孩儿,她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了7年。”    对遇难学生的民间调查  “一个艺术家如果目光犀利,他不可能看不到他人的痛苦。如果他不表态,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的道德。” 艾未未和他的助手调查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年龄、学校班级、地址和父母的联系方式。至4月26日,这一次民间调查的结果已经达到了5831名。 按照艾未未的说法,他负责召集志愿者,明确收集名单的任务并提供火车票。现已有数百人报名,包括大学生、商店店主、艺术家等职业在内的约60人参加调查行动。他们不仅要走遍汶川、北川、什邡等重灾区,收集名单在艾未未的博客上公布,还随身携带了DV设备,准备拍摄一部关于遇难学生的纪录片。 公布的结果是:大部分志愿者遇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阻拦并拒绝配合。 艾未未也承认,他们的调查无法做到精确。在地震发生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几乎所有受灾区县,许多遇难者遗体是匆忙掩埋的,或是被山体滑坡深埋,只能算是“失踪者”。 对他曾历经的上一次地震,艾未未很愿意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19岁的他正坐在从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车到石家庄,对面开来的车厢窗口都露着人头,喊着:“甭去啦,北京地震啦!”不少人下车就跑了。不回北京,干嘛去呀?于是,他从北京火车站徒步走到中山公园,睡了一夜。半夜,他清楚地听到有人睡迷糊了一翻身,掉进公园水池里的“扑通”声。 之后,艾未未住了几个月的地震棚。32年后的志愿者、公民义务这些名词,对当时的他而言十分遥远。 “当时全国人民都自己帮助自己。不要国际上任何援助的。”他说。 这个艺术家体态庞大,胡须蓬勃,但卡其布军裤和皮鞋很干净。正如他眼神凌厉凶悍,语调却轻柔平和一般。5年前,湖北一个搞艺术的民警在网上公布警队内幕,艾未未通过人向他提供了1000元钱;后来,此人被开除来到北京专职从事艺术,艾又拿出了2000元钱。 “任何人的维权,都是在维护他人的权益。”他说,“我想得很清楚,接下来中国的问题,一定是每个人的问题。” 两代人的叛逆基因 艾未未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之子,但他并未从父亲耀眼的光环中得到明显好处。18岁以前他基本在新疆长大,全家住在一个地窝子里,有点穴居的意思。艾青本人被划为“右派”,专职打扫厕所5年。有时候客人来了,问艾未未上几年级,艾青都答不上来。上三年级的艾未未顺嘴说:六年级。客人惊叹: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小?艾青打着哈哈过去。“那时候他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我的事。” 尽管年龄相差47岁,彼此之间交流也不多,但父子俩的生活选择还是有着神秘的相似性。 1938年,艾青离开家乡来到武汉,投身抗战宣传工作。艾青拒绝了父亲的劝告“为弟妹的前途着想,好好把一份祖业守住,不要去‘革命’了”。 40年后,艾未未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刚过两年,便要求退学去美国。教务处的老师吓了一跳:年轻人,考上大学的机会很难得,你怎么不珍惜呢? “我父亲年轻时也叛逆,但跟我不一样。他们离开是为了再回来。而我走的时候跟他说:我走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1993年,为了看望病重的父亲,艾未未食言了。从纽约回到北京,父亲的一句话让他至今都感到震撼,或许还有愧疚。“这是你的家,你不用太客气。” 但他还为自己回国一事嘴硬。“我对自己(回国)很失望,很坚定的信念也会被改变……我父亲就从来没有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复杂性不强。”艾未未说。 “所有他(艾青)基因里不好的东西,个人主义,反权威的,自由化的,喜欢谈公平、人性这些名词的毛病,都遗传给了我。我不能想象如果他活到今天,对我做这些事会是什么看法。因为他从来就没赞成过我任何事。” 西西弗斯的网络江湖 比起“鸟巢”设计顾问,中国前卫艺术领军人物这些头衔,艾未未对社会时事的参与态度更为人周知。2006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手提电脑被抢,警方动用大批警力很快将其寻回。事后,钟南山发表看法,对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艾未未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言辞极为激烈。这篇博文迅速吸引来了大批回应者,点击率猛升。 “哎呀,怎么有七八万人同时看我的这篇文章?看来,这件事还是比较触动中国人的神经吧。”他回忆说,“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最伟大的东西。我真爱上了它。” 炮轰钟南山事件,是艾未未网络江湖生涯的开端。今天,他已从一个只会用一根手指打字的电脑菜鸟,变成一个一天贴5篇文章的网络老手,也变成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不厌其烦地,他在博客上贴出遇难学生名单,一次又一次被删除。起初他还写一句“是谁?为什么缺德呢?”后来这句话也懒得写了,而代之以删除的历史记录,例如:“您的文章《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六十九)…》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以前没有这么强的责任心,对于国家的感情不深。”他戏言,打算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他“下一步要关注的十件大事”。 真正“奠定”艾未未在中国网络民意界知名度的,是轰动一时又悄然收尾的杨佳事件。 2008年7月1日上午,29岁的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大楼,连续用刀刺死六名民警,最终被判处死刑。艾未未对此事的介入和关注,使他一时成为中国网络民意汇聚的焦点。他在自己的博客先后贴出了近70篇文章,其中包括杨佳袭警案发生后,他的母亲如何被有关部门转移到一所精神病院并化名囚禁,直到杨佳被判处死刑才放出来的经过。 艾未未“神奇”地掌握了杨佳案的第一手进展动态,很多本该消息灵通的记者也是从他的博客上得到第一手信息的。 艾未未说,杨佳事件触动他的是报纸披露的几个细节:他的年龄,籍贯和出事地点,他离异的双亲和孤僻的性格。“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他不可能说清楚这事儿了。”艾未未这些博客文章所披露的内容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并得到了网民之外的反应。“一个艺术家,现在却成为中国法治的良心。”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谌洪果如此评价。 “这事跟我没关系,但我就是不喜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艾未未始终强调的,“总有人说,我之所以这么敢说话是因为我的国籍。他们怀疑我是美国人。我赶紧把护照扫描了贴到网上去。看,我是中国人吧。他们这才不吭声了。我觉得这跟打架一样,要打咱们就打,别说我舅舅是谁我叔叔是谁,那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呀?因为我实在没有理由再待下去了,后来连起床的理由都没了。美国梦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在美国12年,从留学生到非法移民,艾未未为了赚饭费做了很多事,从洗碗带孩子修马路打扫卫生赚生活费到赌博都有。唯一带点艺术气质的是在街头给人画画。 在美国,艾未未参与了一次颇为激烈的行为,并为之自豪到今天。1988年左右,纽约市政府想把汤姆金斯公园“优化掉”盖大楼,驱逐掉那些嬉皮士和无家可归的人。艾未未兜里揣着相机,在没有和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拍。一些人受伤流血的照片,他给了当地一个专门监督警察的民间组织。结果是一名警察局长去职,几名警察受处分。 这几张照片,现在就贴在他的个人影展馆墙上。“这事跟我没关系,但我就是不喜欢。就是想让那些人住在里面。”他说。 并且,他确信:自己是唯一一个参与过反海湾战争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把美国国旗和垃圾一起点燃扔向警察。“别的留学生在干什么?他们可能都在刻苦地记化学的单词和电脑的程序呢,跟他们的教授做实验呢,想获得下一个学位之类的。”  30年前和30年后 2009年清明节,艾未未的一名助手携带摄像机,开车去拍摄了杨佳家人为其扫墓的情景。当天下午,汽车在艾未未家门口被砸,除了摄像机其余物品均未丢失。此案至今未破。 “你设想一下,如果杨佳事件发生在30年前,会怎么样?”记者问。“一样是他,一样推着一辆自行车在上海街头走,一样被一个警察盘查。” 艾未未说了三种否定之可能。 “杨佳不会有维权的意识,他跟警察的矛盾就不会产生以至于激化。”“警察不会没来由地就上去盘查,那个时代比较单纯。”“警察更多的可能因为意识形态问题盘查他,而非出于治安状态的怀疑。” “那么,30年之后呢?” 对此,艾未未拒绝给出明确观点。他另一个拒绝回答的问题是:四川省政府方面有没有因为他收集死难学生名单的事情跟他联系过。 “因为,中国现在正走在一个路口上。它可能变成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很民主的发达国家,也可能迅速的巴西化、墨西哥化,那样就会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社会矛盾。那个时候的杨佳会做什么,会得到什么对待,就不好说了。” “中国得鸡肋多久,才能有现在这么好玩?”他反问。 院子里栽着一片挺拔翠绿的竹林,林间散落着点点黄白之物。那是艾未未收养的数十只流浪猫,它们酣睡在北京的春夏之交。一只猫不远处,一条白色石膏手臂紧捏着拳头。 《中国周刊》记者任冠军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http://goo.gl/LxU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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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中国微博用户突破两亿

● 陈迎竹 上海特派员 尽管官方阻绝了西方的社交网络,但中国企业本身创造的网络媒体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迅猛发展,微博(microblog)用户数量至今已突破两亿。 在大约4亿5000万网民中,估计有超过40%开通了微博并经常用来获取和传达各种信息。兼具媒体与社交功能的微博,结合移动手机,使得大量信息和社交 活动正通过这一最新的平台在传递,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各种新闻和案件,都经由这一渠道迅速成为传统新闻媒体关注乃至跟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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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导致反腐制度悬空?

据3月24日《南方周末》报道:《“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从入党到升迁,从理想到利益,从高位到堕落,从事实到警示,在曾锦春一字一句的忏悔和总结中,我们看到和震撼的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官员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是对导致当前反腐制度悬空原因的追寻与警醒。本文试图从“曾锦春案例”出发,循着权力的本性思考我国当前的反腐制度体系设计,为什么在反腐的道路上难以始终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约、监督、规范及震慑作用?大致原因如下。   首先是权力规范制约不够。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权力趋向腐败的这种本质属性时刻提醒着我们,意欲实现权力服务权利的目的,必须想尽办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使之规范化运行,以实现其最大意义上的“必要性”作用和最低程度上的“恶性”侵犯。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对权力制约和规范的制度建设,虽然期间略有波折,但整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现阶段,针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规范已形成体系,从宪法法律明确到党内纪律约束,从审计监察到司法制约,从人大政协监督到社会舆论监督。但实践中发现,当前由于我们对权力的规范制约还存在诸如制约强度不够、规范硬度不够和监督深度不够等缺陷,使得反腐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悬空窘境,即反腐制度体系一方面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有杀鸡儆猴的功效;但另一方面又难以形成对腐败官员的全面约束,使得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持续高发,在某些岗位肆无忌惮,甚至在某些地区形成灾害。可以说,这种制度困境既是权力扩张的本性使然,又是新形势下对反腐制度修复和强化提出的迫切挑战。   其次是法律实用主义作祟。宥于我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及专制集权等文化影响,法律实用主义成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大业中的一大障碍,亦是导致当下反腐制度悬空的重要原因。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有用就是真理”。在法律实用主义者眼里,当法律对其有利,则作为其工具或手段用之;当法律对其不利,则无视法律的存在。毋庸讳言,法律实用主义的实质是利益指引下的法律工具论。他们眼中的法律存在有用和无用之分,其判断或取舍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现实的需要,这种随意对待法律的态度在权力面前就显得异常兴奋,哪怕是践踏法律或蔑视生命,为了满足内心欲望在所不惜。从最近几年查处的“大贪官”分析来看,无一不是法律实用主义的信仰者、追随者和实践者,身处高位、钱色利诱、制度漏洞等三要素结合起来无疑是将他们和牢狱紧密联系的最强粘合剂。做官身处高位并非等同于终日高危,所谓的“高位等于高危”岗位的论调,无非是身处高位或要位具备了腐败的前提条件,无形中提高了崇尚法律实用主义的几率罢了,更多的辩解在民众面前只会显得苍白和多余。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法律的错,是拥有权力的官员在使用权力、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再次是社会监督体系乏力。《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14条规定,“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可以说,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及社会舆论等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不仅是政府自身监督的有效补充,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或发展地域更是整个国家监督体系的最具活力部分。正如曾所说,“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不可否认,近年来舆论监督的地位及价值的迅速提升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不无关系,网络民意不仅是虚拟社会的字面表达,更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鲜活现实的真情流露。在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因为网络民意平台的搭建和逐步成熟,一个个权利受到损害和权力肆意扩张的事件得以昭告,权利救济又多了一个渠道,权力监督又多了一个突破口。但是从曾锦春带有藐视的语气中,我们捕捉到的是反腐制度体系在监督乏力下逐步上悬升空;在新闻舆论监督一枝独秀与原本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之间,我们无比担心的是这种社会监督模式和震慑力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无比期待的是社会监督体系的众多主体可以各显其能,各尽其用,协同形成对权力监督的缜密网络,尽快营造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反腐震慑气场。   最后是制度设计缺乏支撑。再好的制度设计都并非单一、万能和绝对的,反腐制度同样如此,因为制度设计的指向在于落实,而增进落实的压力和动力来自于配套机制的健全。从温家宝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的“六个必须”中,我们再次感觉到国家对于权力制约及治理腐败的巨大决心。接受人民监督、动员人民参与、加强法制建设、健全运行机制、坚决惩防腐败、维护公平正义。“六个必须”所传递的信号显而易见:形势严峻,亟待破解。从根本意义上看,反腐并非目的,目的是通过反腐提振政府公信力、强化政府亲和力以及最终推动生产力。在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也许有关反腐的制度设计需要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完善当下的反腐制度体系,破解制度悬空的窘境,我们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包括制度落实的监督制度、党委分工的科学安排制度、纪委干部的交流轮换制度、纪委内部的监督制度、扩大党内民主制度、民主参议评议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在内的相关机制作为支撑,方能发挥反腐制度体系整体的应有功效,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否则,也将如曾所感叹,“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告诉我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期待更多的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手中“民所赋之权”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珍惜,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形势下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细、做得更实。唯有如此,官民之间方更和谐,廉洁政府才更近些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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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5月1日生效 醉驾将直接被吊销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执行新的法规,对醉酒及危险驾车者追究刑事责任,各地警方严查执法。 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网星期一报道说,5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将一律吊销驾照, 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从1000元起罚,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对于公务人员来说,醉驾的后果是开除公职。 美国托雷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中国早就应该完善交通管理法规,提高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政策,因为中国每年在公路上死亡的人数远超过美国,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交通拥挤、堵塞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我今年到北京、上海去,北京现在有将近五百万辆汽车,六条环城马路,想以此来减少交通的拥挤,结果还是不太好。北京除掉十一点以后,早晨五点以前交通不拥挤以外,其它整个的时间都是交通拥挤。除了酒驾问题以外,还有很多人的车子太老了。那种车不应该在公路上开了,特别是高速不能开。第二是很多人驾驶技术太差。所以常常出事。再有一些公路上有的地方非常拥挤,车辆太多。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公路上每年死多少万人。” 中国网的报道说,在近日的一项有关醉酒驾车者将受到刑事处罚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在已参与的305位网友中,有54%认为规定的处罚得当,应该严惩醉酒驾驶;有35%认为,处罚太轻,醉驾危险性太大,应该严惩;只有9%的人认为,处罚太严,矫枉过正了。 在美国的冉伯恭教授则认为,中国政府加大对醉酒危险驾车者的处罚力度是必要的,因为在中国,因不遵守交通规则,每年车祸造成的死伤人数太多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各方面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的道德是关键的问题,比如美国人很少有人不守交通规则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很多开车的人不守规则。开车时钻来钻去根本不守规则。不但是开车的人不守规则,走路的人也不守规则。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他也过马路。这整个是公德问题。公德观念差,守法的精神也差。在中国经济继续改善,那么特别年轻人上班都开车了,这个趋势是不适当的。现在中国人100个人当中如果有10个人开车已经感觉交通拥挤了,交通问题是越来越恶化。中国要参考各国是怎么样来管理交通的,公民训练驾驶人员,甚至是在城市走路的人都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严格限制淘汰的老旧车,严格执行驾驶规则,像美国一样各地也装上摄影设备,严格监督。” 报道说,五月一号凌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等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多名涉嫌醉酒驾驶者,将以“危险驾驶罪”的罪名对他们提出起诉。这些醉酒驾车的人将面临刑事处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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