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人权，自由，投票等等，这可是世界上都适用的，你能说亚洲和中国就没有人权？你能说亚洲人都不喜欢自由，喜欢当奴隶，那西方人侵略我们的时候，为啥要抵抗？当奴隶嘛。不是这样的，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是一个圈套，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圈套套住了一些人，我不会上当。关于素质，我前面说了，那些觉得中国人素质不行的，第一，问一下他们自己，你的素质行不行？你还别说，他们一般都会说，我的素质当然行，只是其他人……这就是自私的家伙，你行，别人就不行？第二，让他们到西方住一段时间，看看外国人的素质到底有多高，这都是胡扯，我住了四五个国家，不是住在大学，也不是住在城市里的外国人中间，而是像外国人一样住在居民区，他们的素质和我们差别不大，不同的就是制度，包括法治。
阅读更多5 ．网络社群：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西巴 · 帕克特曾提出一个表述，叫做 “ 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 。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 Reed’s law ），它以戴维 · 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 “ 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 ” 。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补充说 “ 其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 ” 。换句话说，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受到补益。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广大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跨越地域与阶层的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它的化身数不胜数：字幕组、 QQ 群、豆瓣小组、维基百科、各种网上沙龙等等不一而足，共同构建着公民表达和行动的公共领域。 6 ．网络动员：虚拟的集会自由 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近年爆发的多种集体抗议行动，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政府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堪称一种 “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 。在厦门 PX 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保卫粤语运动、 上海火灾现场民众自发献花 活动中，这样的力量一再显现。 7 ．网络监督：问责性技术 网络技术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加强社会监督，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空间。新的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官员滥权、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有力的工具，堪称一种 “ 问责性技术 ” 。视频分享、数码相机、论坛、博客和微博的结合，特别是中国网民对于人肉搜索的应用，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帮助网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现存的制度性的公民参与途径并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网络的存在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要。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网络作为社会公器，比较好地承担起了代表公众对腐败行为和不公问题进行监督的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包括近年因网络曝光而导致多位官员下台、众多普通公民主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等， 2010 年召开的广州亚运会，更是一路伴随广州市民对整个运动会的监督，以至于有媒体评论说：广州亚运的操办是三大盛会（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中唯一伴随着民众的公开批评和官员的公开道歉进行的。 当前，政府官员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网络问责的压力。《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在 2010 年 5 月做了一个关于 “ 当代中国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问卷调查， 70% 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 “ 网络恐惧 ” 症； 88% 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是 “ 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 。 8 ．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 自 2008 年以来， “ 网络问政 ” 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在 2010 年 “ 两会 ” 期间，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 “ 微博问政 ” 。《新京报》总结出 “ 微博问政 ” 的四个新特征：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 网络问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 2008 年 6 月 20 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并特别强调：“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此后，温家宝总理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在全国 “ 两会 ” 即将召开之际，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 2010 年 2 月 27 日，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 “ 明年还将再会 ” 。由此来看，每次 “ 两会 ” 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 “ 面对面 ” 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总书记和总理都上网，对地方政府的示范意义是非常大的。从网友见面会、网上拜年到网络发言人制度，众多地方领导人力图向网民展示他们重视网络民意的形象。网络问政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推进民主实践。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公民表达与社会监督。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推进中国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9 ．网络扒粪：迎头痛击社会诚信的缺失 越来越多的名人 “ 被扒粪 ” ，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遭到互联网的迎头痛击。道长李一的起家神话、唐骏的假学历、张悟本的养生陷阱在这场 “ 扒粪运动 ” 中被一一揭开，网络担负起重新塑造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的任务。 10 ．网民权利：在宽容和对话中共建中国互联网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府与网民同样面临困境。网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网民正当权益未得到清晰界定，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腾讯与 360 之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大战，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网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惊心动魄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订规则，加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由于网民没有参与互联网管理规则制订，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 “ 出轨 ” 。反过来，这更大伤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 政府的困境则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 “ 暴民 ” 。有学者统计，截止到 2008 年 10 月，政府 14 部门已推出 60 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 16 项。互联网治理正出现 “ 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 ” 的不良循环。 2010-2011 年，整治手机涉黄、整治域名管理、整治个人站长、整治视频网站、展开微博实名等等，都显示了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时候，缺乏宪法思维，忽视网络在实现民主政治、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公民表达自由方面的作用。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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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睛看世界》 网易读书：你为何自称“民主小贩”？ 答：不是自称，是有一个网友在网易专门开了一个博客来跟踪、批评甚至骂我，我发一篇文章，他就来挑刺，我发一张照片，他就讽刺我的身体缺陷（例如我长得没有脖子啊，眼睛也很小啊，我就不理他，有一天他终于给我想出了一个绰号“民主小贩”，意思是我老是推销民主，像个到处被城管驱赶的“小贩”。可他哪里知道，我当时对小贩很有同情，他本来是讽刺我的，却让我感到有亲切感，于是，我就干脆拿过来自嘲，再后来，读者不觉得是自嘲，我就用上了。几年前我开始在网易写博客的时候，有好多读者来批评和骂我，这些年，越来越少，支持的越来越多。我想，民主是个了不起的词儿，经常被人拿来炒作，好像很不起一样，历史上传播与推动民主的人也好像都是大人物。我想，把民主与小贩放一起，很符合我的思想。民主没有啥了不起，小贩也可以推销，民主来了，也是为了小贩这种人过得更好。 网易读书：你用黑眼睛看世界，在不同国家的见闻和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民主观念？ 答：如果没有不同国家的见闻与经历，我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民主，更不用说有民主观念了。我承认，很多人靠看书就能够获得民主观念，但我不行，我是靠实际的经历获得的。目前我把我的经历与所见所闻都写在书里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遍地球上上百个国家，他们通过我的书和眼睛，可以看到一个世界。 我到处看世界，其实心里装的始终是中国，否则，就不会看来看去，最后写出来的是世界，大家感受到的却是中国。你想啊，海外华人华侨有六千多万，大家看世界的眼睛也都是黑的，但有几个人真正还回去关心中国？我说的是用文字的方式。只有心里装着一个参照物——中国，你看世界才有意义。我看世界对我认识中国有很大的帮助，例如，以前出国前，总认为咱中国人自私，甚至劣等，到了海外，发现外国人根本不比我们优秀。就拿美国和澳洲的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吧，真和我的家乡湖北随州的农民“素质”高不到哪里去，可为什么人家有些事就做得比我们好呢，那就是规矩，就是法治，就是民主的制度。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人认为我到西方看到的都是好的，所以优点卖国，有点汉奸，却不知道，如果都是看的好的，发现中国永远比不上外国，我还关心中国干啥？不是这样的，我常常在西方看到不好东西，这让我很有信心。 网易读书：民主与国民素质有什么关系？怎么回应这种说法：“西方民主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答：这里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圈套，例如当我们说“西方的民主模式”的时候，指什么呢？严格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都不适合第二个国家，英国的模式绝对不能拿到美国，否则，怎么会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人为啥要把英国人打跑啊？ 但是，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人权，自由，投票等等，这可是世界上都适用的，你能说亚洲和中国就没有人权？你能说亚洲人都不喜欢自由，喜欢当奴隶，那西方人侵略我们的时候，为啥要抵抗？当奴隶嘛。不是这样的，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是一个圈套，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圈套套住了一些人，我不会上当。关于素质，我前面说了，那些觉得中国人素质不行的，第一，问一下他们自己，你的素质行不行？你还别说，他们一般都会说，我的素质当然行，只是其他人……这就是自私的家伙，你行，别人就不行？第二，让他们到西方住一段时间，看看外国人的素质到底有多高，这都是胡扯，我住了四五个国家，不是住在大学，也不是住在城市里的外国人中间，而是像外国人一样住在居民区，他们的素质和我们差别不大，不同的就是制度，包括法治。 网易读书：当下国家经济正面临重重危机。你有一个论点是经济问题需要政治来解决，为什么？ 答：经济有其运行规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很了不起，但经济发展迟早有放缓的时候，世界各国都如此，可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出现经济危机，都没有那么紧张，只有我们却往往牵扯出政治问题，甚至感觉到天要踏下来了？很简单，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靠经济手段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例如不平等——大家都想发财，可大家的起点不平等，权贵垄断了一切，普通人家的孩子在目前的体制里，很难出头；还有不公正——分配的不平等，财富大量集中在国家政权和权贵手里，普通百姓成为经济发展的陪衬。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即便出现经济危机，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易读书：为什么说民主是个人的事情？ 答：看起来，你是认真看过《黑眼睛看世界的》，民主这个词很大，很夸张，但归根结底，什么是民主，就是你的事你自己作主，我的事我作主，国家的事，我们一起投票来决定。就这么简单。可这么简单为什么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无法实现民主，很简单，第一，人类的财富没有那么丰富，第二，资讯不发达，老死不相往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人们没有那个意识，也就是没有民主理念，没有被启蒙。现在不同了，地球上除了北朝鲜等少数地方外，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事作主，等到大家都认同了这个理念，就要民主了。就这么简单。 网易读书：你在微博说最近出现了一股反对民主的声音与气势，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答：刚刚说过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深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中国共产党这几届领导人，几乎都在大会小会强调民主，有些人说他们只是说说，这有失偏颇，他不说你又怎么样？他说，是因为他们也支持也想实行民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却又一个反民主的风气盛行起来，为什么？很简单，有些利益集团认为民主来了，他们的好日子，他们的垄断，他们的贪污腐败就无法进行了，于是就起来反对民主。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糊涂，你别以为民主来了，你就不行了，其实民主来了，富翁会更多，你不贪污腐败，只要会做生意，只要按照规矩钻营，你照样发财，而且，有利的是，你不会被随便秘密逮捕，被不符合法律的弄进去。当然也有少数实在是坏透了，为了一己之利而损害国家与民族前途。 由于世界上又来一波民主浪潮，这些人特别紧张，就想方设法攻击民主，你还别说，在一些年轻人中还真有效果。不过，我相信，看我这本《黑眼睛看世界》的年轻人，就一目了然了。 网易读书：这两年来，借助网络和微博，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得到了解决，互联网民声和民意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互联网就是反映了民意，有人说上网的人不多，不能代表民意，错了！西方有完整的民意表达渠道，但真正站出来表达“民意”的绝对没有中国人上网的比例高。这很简单，任何一个制度，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发动全国民众来表达“民意”，那恰恰是有些人歌颂文革时的理由，他们说文革是大民主，全国人民都能表达——这是可笑，全国人民都能表达的话，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人都穷得像老鼠？中国人那么贱，都想当穷人吗？当时真正能够表达“民意”的都是篡党夺权了的造反派。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几乎没有门槛——任何中国人哪怕买不起电脑的，都可以用几块钱到网吧上网，表达你的意见，发泄你的不满——只要你愿意的话，如果连这个门槛都不愿意跨越，你的“民意”显然并不重要，或者你认为你应该被代表。而且，中国有四亿网民，可真正去讨论政治的呢，大概只有几百万吧，有人说这些人不代表民意，那谁代表？那些不愿意也不想发言的？他们不愿意啊——而有些人就是喜欢他们的沉默，因为你沉默了，人家就可以代表13亿人。 你看，就是这样的。我想，中国政府高层应该认同的我的说法的，否则，他们干吗要听网络上的民意，关闭这一小撮不就行了？说实话，我比较欣赏当局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一位加拿大的华人经常看我的文章，他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我讨论过的重要问题，不到三个月，中央就有措施，就开始解决了。他说，我是不是中央的智囊，我告诉他，你老看我的文章不行啊，要上网中国大陆的网，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大陆网络上的“民意”启发的。 来源： 网易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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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大陆每年的财政年底，各级政府突击花钱闹剧重演， 11 月 23 日，媒体透露“各级政府年底将突击花钱 3.5 万亿”。大陆普通百姓伤心、愤怒，直呼“肉痛、肝痛”，有民众通过微博呼吁：纳税人的钱被乱花，联合起来不要纳税了！ 湖南的一位乐器老板踢爆了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内幕。为了完成“预算”任务，各级政府年底忙于“虚张采购”，花双倍的钱采购——本该花 1500 万买的东西偏要花 3000 万买下，其中的猫腻令人惊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突击花预算”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允许上一年没用完的预算留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全部花完。”深圳花 160 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 3 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名税务局的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因为“太多工作项目集中在年底开展”。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荒诞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花光预算”的逻辑。 大陆政府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叶青举例称，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 100 万元，但是只花了 80 万元，节约下来的 20 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 80 万元。“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这是最大的问题。”广州海珠区区委书记邓伟强说，这就意味着很多财政拨款既用不完，又花不到需要的地方去。在政府每年“突击花钱”的众多“败家”行为中，荒诞的故事不计其数。…… 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下，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统计数据显示，大陆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 3.5 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 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 2010 年的政府收入超 10 万亿，踞全球第二。据预测，今年的财政超收收入将创新高，预计将达到 1.4 万亿元。这些钱主要来自百姓的税收。福布斯发布的榜单称，中国大陆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尽管大陆官媒竭力否认，但民众的感受却大相迳庭。最近颇受关注的千万富豪移民潮，一大理由也是税负过重。 民众在网络上愤怒表示：“花不完也舍不得退纳税人！全世界都在减赤、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唯中国政府‘一枝独秀’相互攀比花钱！”；“超过所需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对国民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一方面是预算虚高导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方面则是科、教、文、卫、社保的巨大资金缺口……”；“疯狂的腐败，大如天的漏洞。”；“老百姓还在为生计奔波劳碌，政府宁可乱花也不给老百姓看病花钱！肝痛肉痛啊”；“这边钱花不完，那边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 与政府年底突击消费财政预算相对应，甘肃“校车门”揭开了全国校车新闻的序幕。校车破烂不堪，各地政府却纷纷说没钱采购校车。“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部门没钱买校车！大陆还有 2 千万学童营养不良。网络民意表示，各地政府突击消费预算不如采购校车。 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发起人、媒体人士邓飞在微博中表示：能不能动员哪个地方政府把钱突击花在校车、教育、贫困人口上？现在这种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对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大好”局面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媒体《新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你听到政府年底突击花掉血汗钱的哗哗声了吗？每年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在 2007 年花掉 1.2 万亿元， 2008 年花掉 1.5 万亿元， 2009 年花掉 2 万亿元。日前，财政部负责人出面讲话，称对于媒体报导的年底乱花钱乱象要“坚决制止”，但民众表示，“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多少年，还是照旧！如此这般，反正就是那么应景的几句套话，财政部大可不必劳神费事。不如在电脑里存个拷贝，每年到这个时候，自动改个日期复制一份发下去完事。有评论指，政府部门花钱失控，原因之一是由于根本没有对于政府开支的严格监控制度和程序；尽管，每年都召开“两会”，但各级政府预算不透明，开支的随意性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突击花预算”是个老问题，媒体每年讨论，政府官员每年表态，可这么长时间，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花钱”的金额和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有人问，这样下去将来会怎么样？官方这几年来一直是这么安慰人们：没事的，没事的。 2010 年，没事； 2011 年，还是没事。很多人在论坛上说，中国大陆要崩溃了，人民币要变成冥币，一文不值。对这些话，官员们都当作笑话，笑笑而过：中国没事儿！ 有人更说，中国大陆这个社会，现在很浮躁，不但希望发财的人很浮躁，希望崩溃的人也很浮躁。希望崩溃的那些人现在就希望中国大陆一下子完蛋了，然后房价一下子掉下来了，他们可以结婚了。他们想得实在是太美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发展，出现了美国 1929 年那样的大萧条的话，那就不叫崩溃了。 1929 年底美国股市崩盘， 1945 年美国打败法西斯联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当中只有 16 年的时间。 16 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权，如果这样的“崩溃“落到中国大陆的头上，那大概人们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了。所以，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也绝对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崩溃。 中国大陆的崩溃，也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崩溃。 首先，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人们知道，苏联崩溃源于轻工业的产能不足，物资紧张，人民生活极其困顿。还记得苏联崩溃的时候去莫斯科，中国倒爷带去的牛仔裤子，小电池什么的都成为当地人抢购的紧俏物资。马路上老太太摆个小摊卖东西，卖四根胡萝卜。各处的商店空空如也，除了一些刚刚从中国大陆倒卖来的日用品，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苏联就是这么一副惨象。而今天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牛仔裤？好，十万条还是二十万条？随便。中国大陆现在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本不是没有东西，而是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所以苏联式的崩溃，也就是人民币变冥币，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 美国 1929 年大萧条，源于贫富差距过大和产能过剩，这和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极其相似，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崩溃？人们要知道，不管是 1929 年的崩溃， 1980 年代的崩盘，还是最近的次贷，都伴随着一个现象出现，那就是大量银行的破产。银行的破产阻碍了金融系统的运作，让整个社会陷入突然性的失血，大量企业纷纷破产。然后人们才看到大崩溃。那么，现在人们看看，这在中国大陆可能吗？中国大陆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是国家信用支持的产物。中国大陆的银行破产，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的破产，而国家信用的破产，直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这在大陆官方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因此，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大崩溃。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沈阳做了一个据说是“秘密”演讲，虽然他不是什么“末日博士”，但是对中国大陆经济看法实在悲观，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郎咸平常有惊人之语，这次也不例外，但以中国大陆目前所出现的经济表象来看，的确是危机四伏。近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温州民办企业的破产，但是如果眼界只是“民企”，或只是高利贷的猖獗，那就太狭隘了，因为背景是官方的贪污腐败与金融危机。 温州的高利贷主有报道说八成是公仆，可以理解，因为公仆已经靠权力暴富，又不敢把钱存在银行里，拿来放高利贷就不会放在家里霉烂；而且也只有公仆，可以利用权力挪用公款来为自己赚取高息。问题是一旦债务链断裂，前者可以自叹倒霉自认损失，后者就东窗事发要被惩处。因此温家宝赶赴温州，表面要救民企，但也被嘲讽为实际上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的那些公仆。然而问题还在于，高利贷的横行、民企的破产，不止是温州，媒体的报道还有郑州、大连等地，可谓“地无分南北”了。而救命的唯一办法，还是为了压制房价而收紧的银根再次被迫放宽，避免债务链断裂。而直接可以看到的恶果，就是贪官再添油水，通胀再次加剧。 2008 年秋天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官方豪气冲天拿出 4 万亿救市，造成高铁大跃进、房价大跃进，接着就是通货膨胀，引发民怨。显见在官方目前体制下，民脂民膏救不了市，只是肥了贪官而已。但是此举也的确让老外刮目相看，在有意的吹捧之下，让大陆官员处于亢奋状态，自以为真是全世界的大救星，官方更是口若悬河，欧洲什么地方出现债务问题，例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官方就拍胸口做出暗示。中国大陆的愤青还一度要筹款买下冰岛。这暴发户嘴脸，让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外们为中国大陆疯狂。但是最近欧债问题的恶化，大陆官方已经非常收敛，原因就是中国大陆自己面临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不要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精神也都无解。 只要看看最近中国大陆官方的基础建设频频烂尾就可以知道当局的窘境，情况就如 1950 年代末期大跃进以后的“下马”风潮，当时把一切责任推给“苏修”如何向中国大陆逼债；这次就要推给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了。可是以浙江湖州的抗暴为例，则与西方无关。这个童装之都固然因为西方经济的放缓会影响出口，但是导致暴动的却是地方政府因为缺钱而加税；问题却又是不向企业主加税，而是向缝纫机加税，也就是向具体的生产工人加税，这样的劫贫济富，自然引发抗暴。而问题还在于地方政府怎么会没有钱？如果不是被贪官污掉，就是税制的不合理，中央剥削地方。而这种情况很普遍，为此北京破例允许四个地方政府发债，表面上纾困，实际上是加大地方本已债台高筑的困境。 那么，在这种境况中，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崩溃？大概就是小规模危机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不断失血，以相当慢的速度，逐渐进入僵尸社会，最后进入真正的崩溃。 以温州为例，温州都知道，最近很多老板跳楼跑路。这是美国式的崩溃，地下银行崩盘，流动性消失，企业倒闭，老板跳楼，这是经典的 1929 式的崩溃。但这个时候，人们忽然发现，有中国特色的救星到了。跑路的老板，被请回来处理问题。跑路的老板是因为做不下去没有办法了才跑路了，到国外呆了一周就能脱胎换骨解决问题？不可能。无非就是国家支持，给一笔钱，让他把问题解决掉，把厂子维持下去。这些企业是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倒闭的，给了他们钱，维持自然可以了，可是利润呢？没有利润，或者利润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利息的话，那么这些企业就开始变成吸血的僵尸。它们需要源源不断，小规模地给于支持，同时却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回报。而更可怕的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些企业只能越来越糟糕。民营企业变成僵尸，那么国企呢？最近的报道说，铁道部获得了 2000 亿。铁道部自从上次出轨事件后，所有的工程陷入停顿。欠了据说有两万亿之多。利润只有 1-2 亿。人们可以想像， 1-2 亿的利润如何去支撑 2 万亿的利息？给它 2000 亿能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显然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起作用。那这 2000 亿是干啥的呢？维持。还是维持 这家给 2 亿，那家给 2000 亿，这七七八八的维持金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显然，要么从税收来，要么印钞票。现在税收的情况是，从 4 月份开始，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债，纷纷违约，地方债务的二级市场，几乎死掉。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其债务的利息。更不要说，拿出钱来支持那些僵尸企业了。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中央政府还算好点，但是要救助这些僵尸企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接下来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人们都知道，就是通胀。中国大陆的通胀高，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之。所以说了半天，都是“维持”两个字。因为当局也知道，不能多印钞票，多印了物价涨起来要死人的。所以今天印一个亿，明天再印一个亿，就只能这么慢慢熬。 中国大陆经济，就陷入了一放松就通胀，一收缩就破产的死循环。这就是滞胀。 最后会出现一个现象，加税。经济学者谢国忠分析问题经常非常切中要点，但是这老弟大概是因为美国绿卡还没拿到，对大陆官方总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最近居然说，大陆官方要减税。这话一说出来，礼堂里哄堂大笑了。地方政府已经穷到连利息都支付不了了，还会要减税？！减税的基础何在？减税了军队还要不要养？稳定还要不要维持？公务员还要不要加薪？地方公债还要不要还？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减税！即便有，也是名义上的，这里刚减了营业税，那里马上房产税又搞起来了。不管是什么税种，其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家庭消费部门和企业生产部门抽钱。但加税，钱都叫官方抽去了，消费还能起来么？内需还能发展么？！不过，大陆官员都很能干，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 因为从维稳国策中他们学会了一招，就是维持，不断地维持。 所以，中国大陆不会立马崩溃，但是会溃败。 平心而论，中国大陆的确有经济发展的黄金 30 年。但那是由于经济开放引入外资、外管、外技导致，而非党官们有发展经济的天才与能力；他们的本事是掠夺，革命时期靠掠夺起家，即使如今经济建设，也是从经济发展中掠夺民脂民膏放在自己兜里，才形成目前贫富悬殊、烽火连天的社会景象。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能否维持下去，中外经济学家看法极端差异。谁对谁错，最后只能由时间来检验。
阅读更多数千年来，民间的舆论场始终是“众声喧哗”的。人们在街口、在巷口，张家长、李家短。你把它堵住了，老百姓心里面还是会说。但互联网出现之前，公权力对传播基本上是可控的，网络时代，尤其是微博出现以后，舆论不再完全按照公权力设想的路线去传播，一些官员就觉得很着急，感受到了“众声喧哗”的压力，这是“网络恐慌”的根源。 （本组系列访谈之一、之二请见10月25日23版 《四问“网络民意”》、 11月1日14版《 破解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 ） 访谈嘉宾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邓建伟 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处长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韩立勇 资深网友、天涯论坛前版主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称2011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元年，并不为过。 今年以来，一批政务机构与官员率先试水，目前,仅腾讯微博中就有万余个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账户，其中副厅及以上级别的官员260余人。新浪微博上的政务机构账号也超过17000家。从“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广东省公安厅，到“同学你好”的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政务微博在与网民的积极互动中，听民意，解民忧，促民生，不仅成为官民沟通的全新渠道，也在无形中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了亲和力和凝聚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从数年前政府网站的兴起，到如今政务微博的遍地开花，反映出各级政府与时俱进、提高信息化环境下的行政能力、运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的不懈努力。但毋庸讳言，现实中依然有不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因缺少了解，或因缺少能力，难以摆脱对互联网的隔膜、恐惧和排斥。 客观来看，互联网以其即时、互动、海量的传播特征，推动了信息流通，促进了政府的公开透明。但与此同时，其匿名、缺少组织规范、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特点，亦对社会信息的有序流动、社会稳定、个人安全带来冲击。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对全球公共治理提出了空前挑战。“7·23”动车事故中，铺天盖地的微博构成了强大的舆论场，在给相关部门善后处理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成为重新审视互联网舆论，改进互联网治理的契机。 传播技术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对于肩负发展和转型重任、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的现实、腾挪于多元社会利益之间的政府部门来说，直面挑战，谋求互联网良治之道，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破解“网络恐慌” ◇“众声喧哗”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舆论不再完全按照公权力设想的路线传播 ◇以平常心对待批评 记者：面对今天“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环境，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网络恐慌”，表现为害怕网络舆论，认为网民“非理性”，不敢或不愿与网民交流，担心说错话、表错态，以及担心嘲讽，担心难堪等。政府官员应当如何破解这种“网络恐慌”？ 祝华新：首先要承认，“众声喧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越来越成为官员执政必须面对的常态环境。其实，民间言论得不到呈现的时候，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事实上，数千年来，民间的舆论场始终是“众声喧哗”的。人们在街口、在巷口，张家长、李家短。你把它堵住了，老百姓心里面还是会说。但互联网出现之前，公权力对传播基本上是可控的，网络时代，尤其是微博出现以后，舆论不再完全按照公权力设想的路线去传播，一些官员就觉得很着急，感受到了“众声喧哗”的压力，这是“网络恐慌”的根源。 喻国明：在我看来，政府也好、企业或名人也好，都负载着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必然要面对公众挑剔、指责的声音。这些挑剔未必那么公正，也许有一些情绪化，但这是所有政府、大机构、大人物应当承受的东西，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就好像以前，中国人不太适应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批评和指责，但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自信，对这些批评也越来越能客观看待。我想，在对待网络舆论方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经历这个过程。 邓建伟：作为公安机关，我们在网络交流中确实曾有这样那样的顾虑。2008年，我们最早尝试开论坛时，也曾担心，如果别人骂你怎么办？但后来我们发现，只要你开诚布公，与网民真诚交流，骂声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相信，大多数网民还是理性的，随着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深，就逐步破除了这种顾虑。 我想，面对批评，破除网络恐慌，关键还是政府部门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其一，作为一个公共人物，要走得正，“身正不怕影斜”。其次，出发点一定要为老百姓服务。执法要公正，在交流过程中，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当中，也要正确接受群众的批评，甚至允许他们骂两句。群众不喜欢你，我们就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不喜欢？群众冲着吐唾沫，我们首先要认真反思自己的工作。 顺应传播规律 ◇创造一个顺畅渠道 ◇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在实践和交往中培育互联网文明 记者：在创造有序的舆论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持怎样的心态，扮演怎样的角色？该如何培养健康有序的网络表达秩序？ 陈昌凤：总的来说，应该顺应传播规律。 第一，要有开放的心态。互联网本身是开放的平台，用一种保守的方式把它封起来，或者完全用管传统媒体的方式把它管起来是不行的。 第二，应该创造畅通的信息渠道，单纯的“堵”肯定是不行的。互联网时代，如果人们真的有心得到信息，都是封不住的。对一些关键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当然要给予管制。但在常态环境下，还是要给民众创造一个畅通的渠道。 第三，要主动进行信息公开。任何社会，如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都可能导致人们认知的模糊，引发担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夸大其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落到实处。 汪玉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不能简单靠打压、封堵，这种方式方法可能于事无补，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有三个主张值得借鉴：第一个是通过各种手段，切实保护宪法中公民言论自由，合法表达的规定；第二个是信息安全流动。要保障网络信息上的正常流动，不要采取过度的行政手段。第三是个人隐私保护。目前在互联网上，我们缺少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障。这三个主张，核心是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个人认为，这应当成为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进行网络治理的主体思路。 喻国明：互联网治理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层面。通过法律为人们网上行为制定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游戏规则，这是必须的。应该用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建立这个规则。对于有明显的、现实的社会危害的事情，要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说一些错话，应该不属于法律层面的治理，不需要用法律手段追究。 第二个是技术层面。比如对于淫秽图片，或者是垃圾邮件、信息污染的东西，通过关键词过滤、封IP地址等技术手段加以限制。我个人认为，这种过滤应当在一个有限的、非常必要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明确规范下进行。 我们最期待的是第三个层面，就是网民自律和“网络文明”的形成。真正的互联网文明，是在人们的实践和交往当中逐渐建立、成熟起来的。政府进行互联网治理的时候，要对互联网“孩童期”的不规范、不成熟现象，保持宽容的态度。致力于建立良好的表达环境、表达规则，促进网民形成健康、自律的网络文化。 加强互联网法治 ◇加强互联网立法，走向互联网法治 ◇鼓励网友参与法律法规的制订过程 ◇用法律保护网上的合法权益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各位对于互联网法治如何看待？何谓依“法”管理互联网？ 邓建伟：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常谈一个概念就是虚拟社会。但是从这两年的实践看，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组成部分。我想，在对互联网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很多现实中的法律，要在互联网上得到很好的执行。 此外，互联网是一个新生的东西。我想，随着政府对互联网了解的深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立法工作，应该有更多新的制度、新的法律条文出台，作为我们对互联网管理的基本依据。 汪玉凯：首先，对于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谣言等现象的治理，一定要在法制框架内进行。其次，在加强互联网相关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和制订其他法律政策一样，鼓励网友参与到制订过程中来。关注度比较高的法律法规，要广泛征求意见。只有这样，我们制订出来的法律才有群众基础，不是凭脑袋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光靠行政手段来推行。 韩立勇：第一，应该用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互联网，互联网才能成长起来。第二，依法管理是一个底线，政府应该在这个底线上有所作为。第三，要注重用法律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实际上出现了很多侵权事件。在保障个人权益方面，我个人感觉立法上还有一点滞后。比如，普通网友的隐私被侵犯以后，维权为什么这么难？法律维权成本如何，效果又如何？我觉得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多做工作。要让每一个话语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网上得到法律保护。 维护政府公信 ◇与公众交流，应当贴近民生，贴近民意，释放善意 ◇胜任、关切、透明、可靠，四大关键词建立信任 ◇把群众路线的“传家宝”用于虚拟世界 记者：近两年，随着应对突发事件经验的增多，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学会了以公开、开放的姿态，以坦承、透明的 方式，及时主动地与媒体、与网络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一些案例中，明明已经公开了信息，却还是要面对一个充满质疑、不信任的舆论环境。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邓建伟：面对质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还原事实的真相，要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当然，我们的经验也表明，确实有一些时候，就算公安机关把该公布的全部公布了，也不能够完全消除这些质疑。这是一种现实，我们没法改变，只能正视。 我对此的理解是，作为政府部门，与老百姓沟通不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话题，而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我们无论做工作还是做网站，都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要贴近民生，只要是涉及民生的事情都要重视，要有所作为。群众关注什么，我们就关注什么。第二，要贴近民意，要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脱了这身制服，我们也是老百姓的一分子。第三，就是释放善意。要用包容、宽容来对待群众，包括群众中一些尖锐的意见。要把这些意见看成群众的一种诉求、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沟通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 喻国明：必须承认，过去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在一些事件中缺少与公众的坦诚交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于信任的重建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因为你做了一次正确的事情，把某一个真相公之于众，就能立竿见影。如果你付出了公开、开放的努力，却得到社会相对冷淡甚至反弹式的质疑，还是要反过来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社会会质疑？我们要认识到，建立公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要毁掉信任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维护政府机关的公信力。 如何建立信任？有四个建议：第一，胜任。政府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把最关键的、老百姓最期待的责任担当好。第二，关切。关切谁？关切老百姓，关切利益诉求方。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第三，透明。总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不可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通过透明，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我们处理政务的难处、处境，有时会起到很好的作用。第四，可靠。无论对你有利还是不利，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守住自己的底线。 祝华新：各级政府需要把“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把网络舆情监测、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关系管理，乃至微博使用，列入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点开新闻跟帖、浏览微博和BBS，那里有最鲜活的“水淋淋”的社情民意。政府应该在现实中回应和解决网民诉求，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修补和完善制度。主流媒体要重视回应网络热点，澄清真相，梳理情绪，推动政府努力维护社会公正。适应时代发展和变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政府才能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上扩大话语权，赢得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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