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保证原文的完整性，请注明来源和链接。凡未经许可在原文基础上故意增删少量内容后，冒名改编者，谢绝转载。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 央视新闻联播：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今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致信表示，近年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政法宣传战线协作创造良好舆论环境。面对新形势要运用好新兴媒体，满足群众知情权。 http://t.cn/zOioS0T 【2】王建林介绍万达党建经验并获习近平等接见 3月21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会见会议代表并讲话。李源潮参加会见并在会议上讲话。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作为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介绍万达党建经验。 【3】一国两区 @凤凰卫视胡玲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见胡锦涛，大赞胡的远见和魄力，在关键时刻为两岸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提出了个新词儿＂一国两区＂？不太明白，待会儿记者会上又有可做的点儿了 TVBS ：兩岸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昨天第5次吳胡會，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當面提出兩岸政治地位是一國兩區，也就是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強調這是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行政院長陳冲附和，這項說法的法源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吳伯雄談話只不過是重複現行條文。 斯伟江 : 国统区，解放区！   zhangken2012 ：居民身份证区，国民身份证区 @师永刚 ：1946年，国民党的宣传标语：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原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4】我国承诺3-5年内器官捐献不再主要靠死囚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我国对死囚器官捐献采取自愿原则。但国际社会却对此存在担忧。 【5】我能说脏话吗？不能吗 那我就没话好说的 3月20日，成品油零售价格提高，迈入了“8时代”。中石油中石化相关人士表示，此次调价使公司炼油亏损幅度缩小，盈利状况“改善很多”，但“是否还在亏损仍在计算中”。 近日，嘉兴电视台《百姓说话》栏目就发改委上调油价采访市民的看法，有市民表示：“我能说脏话吗？”“不能吗？那我就没话好说的。” 【6】茅台名誉董事长：工作48年喝了两吨茅台 茅台能喝出健康，它是有机食品，适量饮用有益健康。我从1964年大学毕业，分到茅台一直工作到现在，已经有48年时间，喝下去的酒估计两吨吧–昨日，季克良在2012全球白酒发展论坛上说。 【7】山西煤老板嫁女开演唱会 3月18日，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为女儿举办大型婚礼，并邀请了众明星到场表演。婚礼总费用超过7000万。 据悉，当天的婚礼演唱会由朱军、周涛主持，王力宏、萧亚轩、陈佩斯、朱时茂、冯巩、韩红、殷秀梅、范玮琪、宋祖英、周杰伦、飞轮海、李玉刚、阎维文、游鸿明等现身表演。 【8】拔河卦 【传说中的拔河比赛遇到的交通管制】潘石屹21日在微博发了一张图片。 微博用户little_xl于20日在北京丰台区拍到的照片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9】我们都会犯错，只是错误可大可小……  （译 @fall_ark ） 现代诗 【10】击毙连环枪击案嫌犯过程曝光 英国卫报昨日披露了法国警方击毙连环枪击案嫌犯梅拉赫的一些细节。文章称，在守候了大约32个小时以后，警方决定破门而入。整个交火持续了五分钟，双方射出了大约300枚子弹。随后进入房间内的特警队员发现梅拉赫头部中弹身亡，据悉嫌犯是在从窗户跳出时被狙击手击中的。 【11】澳大利亚39岁女子被控硬闯民宅强奸男子 女子名叫 Rebecca Helen Elder，现年39岁。因硬闯入一名男子住宅并将其强奸，已于21日在阿德莱德地方法庭受审。她被控两项重罪，一是于2011年9月20日未经许可硬闯一名男性住宅；二是在9月23日未经男子同意为其口交，被控强奸。 【12】美军飞跃四千里，救助两中国渔民 美国民警卫队129救援联队3月9日接到请求，称有一中国渔船在太平洋捕鱼时突发火灾，两中国渔民被严重烧伤需救助。该联队随即出动两架HH-60G直升机和两架空中运输加油机，成功将远在四千多公里之外、地处墨西哥外海的两中国渔民运到美国抢救。 ps:美帝此次行动绝对是为了渔船上的几条鱼！ 【13】朝鲜：哀悼结束，将全力准备金日成的100周岁诞辰 朝鲜将于本月25日结束对金正日委员长逝世的哀悼。专家预测，在朝鲜哀悼时期100天结束后，将全力准备金日成的100周岁诞辰的4月“太阳节”和宣布“强盛大国元年”。并且计划在4月中旬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进入“强盛大国”。 据《朝鲜日报》报道，金正恩掌权后对军方实施了“大肃清”。其中，因在哀悼金正日期间喝酒而被除掉的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不是如传闻被公开枪决，而是按照金正恩“不留一根头发”的指示，在公开场地用迫击炮处决。消息人士说：“处刑惨不忍睹，以致难以找到尸体的痕迹。” 【14】为什么所有人都是Smile！ @李锋摄影 ：分享一组【朝鲜中央通讯社作品】 说实在的，好眼熟……这种照片挺有难度的，不知道要NG多少次…… 其实我并不想误导大家嘲笑朝鲜摄影记者，因为我们也经过同样的年代，我只是对产生同样风格照片的现象感兴趣。记得去年某国外摄影师翻看中国解放后老照片的画册，他很困惑得说：为什么所有人都是Smile！ 【15】慈禧不删帖 @张农01 ：【慈禧不删帖】慈禧70大寿，记者林白水写一幅联登在 ，讥讽慈禧，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50失琉球,60失台海,70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慈禧并未查封报馆，没有追究其他报纸，也没有砍林记者的头 。 @赵世龙1967 : 这个比起深圳青年报登了羊城晚报老总编微音呼吁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关闭来，要气量大得多！难怪唐德刚一直说民（北洋政府）不如晚，国（国民政府）不如民，共不如国，一蟹不如一蟹。 【16】不在前线 @无事小神仙2430 ：抗战时期，中共绝大部分将领都不在抗日战场，均在延安学习，整风和准备党的七大。1940年，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回延安；1942年3月，120师师长贺龙回延安；1943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29师师长刘伯承回延安；1945年8月抗战即将结束，中共21名主要将领乘坐美军运输机急速赶往前方。 【17】我认为在当下中国，重新评价毛比平反春夏之交更迫切 （ @任晓雯 ） 金融时报：天线宝宝曾三次提到给春夏之交平反，遭到西红柿强烈反对。 【18】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任志强 ：从革命到改革，本质是从＂阶级斗争＂到＂市场经济＂。而今高喊改革，高喊顶层设计，却寸步难行，正在于不肯坚持市场经济，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两者是水火而不相容。没有私有制和私有产权的保护，又怎么可能有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交换？私权无法与公权对抗中，垄断的公权就成为对私权的合法掠夺。 【19】致所有七零后和八零后 我们是最后一代在大街上玩的人，也是第一代玩电子游戏的人；我们是最后一代用磁带录歌的人，也是第一代有Walkman和用网络聊天室的人；我们那时用56K的猫，相信互联网是一个免费的世界；那时没有手机，但总是经常联系；那时没有Play Station, iPad, 宽带，微博，但过得很开心…… 【20】预见未来将成为什么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接受这一切 @喷嚏意图 ：在30岁的时侯，一个人应该了解自己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应该确切知道自己有哪些缺点和优点，应该知道自己能走多远，能预见未来将成为什么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接受这一切。 ——加 缪 http://t.cn/zOi6HSC @高亚看球笔记 ：春节后，收视前三名依次是：新闻联播，宫2，步步惊心。。。宫斗戏果然一统江山，果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春天来了，213青年在望春，文艺青年在叹春，普通青年还等啥？穿上它一起踏青去吧！ http://www.kuangweituan.com/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45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         唐梁之争，最近多了一个看点：彼此都用了一直以来专门对付民主派的话语攻击对方。梁营的一位有名势支持者写博，直言唐是英殖美帝走狗；唐则对梁的“扶贫委员会愈扶愈贫””说极为反感，指梁乃为批评而批评。后者是弱势防守之下的反扑，令人想起特区政府官员在立会应付质询时的窘态，蹩脚而无力；前者则是文革式往死里整的主动割喉出击，又或者是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动时用的那种喊杀标语。 当权派之间对骂，在大陆司空见惯（特别是在获证实的小道消息里），在香港则是史无前例。由此可以窥见，所谓“君子之争”，肯定并非如坊间一些想象那么简单，港人若只看表面，把希望寄托某某人身上，到头来必然后悔；学者、论者，还有传媒，单凭听其言而埋其堆，到头来肯定要丧失公信力。 诚然，在民主国家里，媒体公开表态支持某候选人是常有的事，但这里当权派搞的是黑箱作业，背后谁在发功发什么功，大家都不知道，故不可同日而语。小圈子里的事，可以围观，能看清一点点真相便了，何必急于表态、插手、尝试影响结果，甚或无中生有替之填上种种“民主色彩”？ 有关真相不易得，评论界于此事的责任，不外试图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小圈子内斗的本质及其后果。笔者有关梁唐的评论，以这个为原则，今天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合纵连横”架构分析唐梁之争，本意也是如此。   一进一变差异突显   七十年代与中共组织沾过边的社运过来人都知道，每一个“白区”左倾政治团体无论大小，内里少数两三个最有影响力的积极人后面都有一条“线”，这些线都和共产党直接有关，不尽相同且互不重迭，而线的份量，则系乎团体的重要性。线和线之间，利益、任务、对具体工作的观点和意见，经常不一致，引致这些团体本身的领导层里产生各种可大可小的“路线斗争”。 上述的线及其牵动的斗争都十分隐蔽，团体内其余少数核心人不甚了了，其他人更不知原委，甚至不察有事发生。这些内斗可以很残酷，大家不看司徒华的自传，不知道香港小小一个左派群众团体里，都算是“自己人”、“围内人”了，但在自上而下、自内地而本地的党线支配下，派系斗争竟如斯剧烈，以至一些人最后给“扫地出门”，彼此之间的怨恨，五十年不变。 这种现象，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不矛盾；一元化领导是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斗争是达致一元化领导的过程。受中共控制的本地当权派一分为二，衍化出唐梁两大阵营，由不同乃至相左的的党线主导，内因由来已久。党线已成为主导梁唐斗争的纵轴。 三十年前按此纵向结构分析左倾政治团体的动向，大体够用，但三十年后今天有钱财考虑，便必须加上横轴，尤其因为唐梁两大阵营后面都是大资本家、属于不同板块的大财团。唐代表的板块，乃本地一线资本家及其利益体系，覆盖之广，自不待言。梁背后的板块，则以本地二线资本家为主，地产色彩相对更浓，公私一脚踢，总体霸权实力却稍次。这个状况反映在梁唐二人的心态、策略和口号上，至为明显。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此境况下，唐的面貌自然较保守，口号是“稳中求进”，以稳为主，进多进少，关系不大；梁的面貌则必然强调进取，“稳中求变”的口号里，以变为主，不变天不达标。一字之差，道尽二人背后两大板块欲望和利益！ 此外，我们还可留意到，唐板块因为有更多的利益要保守，故与曾政府这个最大的政经现状维护者耦合之处较多，而曾派继位之路既绝，把政治筹码让渡给唐，顺理成章。反观梁板块，为求打破现状，必与曾政权建立的决策有较多矛盾，故梁本人近年多次不惜以行会首要成员身份批评曾政府，逐步公开与曾派对立；此非有利阵势，加上板块实力较弱，故梁营要找支撑，只得高姿态乞灵民粹，于是梁比唐更积极说话讨好各界：讨好中产，讨好下层，讨好知识界，乃至讨好处于现体制边缘的那部分社福界，其不惜一改过去反建居屋的论调，便是最好例证（梁背后的地产商，在董政府年代反建居屋最力。笔者当年乃房委会委员并任职中央政策组，对此事知之甚详）。   纵横交错权财交织   唐梁背后的板块利益，是主导二者争霸的横轴。 有关此点，港人必须清醒：无论是唐营说的“进”还是梁营说的“变”，首先都指板块而言，以板块利益为依归；若以为他们在在关心香港社会整体进步和变革，那就是给糊弄了。如果我们眼见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事事迁就权与贵，并不以最大多数市民利益为依归，那么我们怎能相信后面是赤裸裸板块利益的梁唐，所说的“进”和“变”，是市民大众心中渴求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和变革呢？不排除在舆论压力下，两个阵营为求得体好看，现阶段猛开期票，上位后稍施恩惠意思意思；但若社福界有些人饮鸩止渴，听了某营一些好话便为之背书，则是无意中给利用了。 纵横轴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纵线控制与横向板块的有机关系。 曾荫权既无祖荫也无资格代表任何板块，只能乖乖接受党的纵向领导，主仆关系很简单；但唐梁有庞大板块财力撑腰，与京官关系绝非一般的主仆关系，而是大体对等的钱权关系：钱因权生，权因钱活，两者正好交易。大陆今天几乎无官不贪，以至温总最近提出党国道德滑坡的严重警告，可见今天的党员干部，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造成的”，而处理香港事务的位子，对京官而言，都是肥缺。 据此二点，笔者断言，曾政府之后不出数年，纵线与板块因钱权互利关系，将更加如胶似漆，纵有灰暗交易而廉署亦莫奈之何。板块之间的斗争固然你死我活，线与线之间的利益矛盾亦将不遑多让，各方宜多加分析。梁营的横向板块实力较次，但在纵线的某些方面明显占优；梁本人的党色彩浓厚，刚毅木讷党性强，与其背后党线的关系易深化，较能调动那部分党组织自上而下输送各类资源，补其横向板块实力之不足。 在这个纵横轴框架之下，大家可以问很多也许没有人想过的经济政治问题。例如，李鹏在港家族集团势力，和本地哪些家族财团拉帮结派呢？其派系的党线伸到唐梁两阵营的哪一个里起支持作用呢？又例如，若梁当特首，梁因上述与党关系，其背后党线会否更明显控制特区政府，甚或加倍高调在香港活动呢？果若是，则届时港人与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将更大程度更直接转化为港人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煲呔 ( 代指曾荫权 ) 民望接近清盘   如此，目下逐渐升温的港人厌内仇内心态会否更加强烈？不从上述纵横框架分析这些大问题，难以看清本地特首“选举”的深层性质、庐山面目，以及谁胜谁负对香港未来的政经影响。目前坊间流行的各种关于特首“选举”的论调，每每流于皮相，盖由乎此。 例如，“小圈子游戏论”只道出真相的一小半，茶余饭后用作谈资未尝不可，论实质却未免空泛。此论忽视大陆党内斗争的残酷现实及其在港的必然伸延、忽视京官权力与本地资本的进化关系，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利益拚搏，漫画化为一幅“排排坐、阿爷分饼仔”的纯洁童漫，以至当权派为掩真相也很受得落。 又例如，“民望决定论”破绽甚多，且对何为“民望”没有起码分析。京官挑特首，当然重视民意或民望，但绝对不是现时所指的“即日鲜”、“五时花、十时变”的民间情绪。笔者说过，北京要的特首民望，是长年累月积集起来的坚实的能力声望，此等声望转化成政治本钱，可以用来替北京做港人不喜欢的事（如推二十三条或限制学术自由）；做事过程中，特首必须以他的这种民望支付成本逐步消耗尽净。曾荫权是一个最佳例子。 当初，曾的民望高而质坚实，是几十年来当公务员埋头苦干累积来的，港人清楚而北京正觉合用，让他当特首有原因；其后他玩手段百般阻挠民主进程，替北京干出成绩，民望因此拾级而下（还有其他原因），现在接近清盘，大体符合北京理性期望。 这种真民望，唐勉强可说有一丁半点，梁则半点没有（笔者曾把他比作没有开过车而非常善于指东点西的教车师傅）；如此，北京二选一，会是基于每周每月大不同的情绪民望差距么？就算此等民望是真民望，北京会任由港人表达而按之挑选特首么？有朝一日，港人钟意一个有民望的民主派怎么办？覆水难收，北京岂会搞“你写单，我照办”？有人提倡网上投票显示民意，立即被骂“违反基本法”。仅此一点，便知梁唐之争，绝不会轻浮得按港人民意情绪决胜负。 2017年若是真普选，按“六四黄金律”，当权派参选人的对手，必是瞄准泛民那六成选票的实力派；这个人多半不是泛民政党某一头面人物，而更可能是一位相对开明、民主派肯接受、有长年做实事、有魄力的企业家、高官或专业人士。如此，当权派将有大敌，故今年断不会打内耗战，加剧板块对决。   可以围观不可投入   但后二者都在进行中，故2017年一定是假普选，当权派根本不必搞“演习”。既非“演习”，到底是什么？大家看看：唐梁二营开战，负面攻击从扒桃色粪到彼此侮辱（梁公开说对方蠢；唐的文胆一再咬着对方背后一名金主称他“高个子”恶意挖苦），从揭对方一把手的疮疤到互揭对方政策弊端，笑里藏刀棍棍到肉愈发迅猛。道理和事实俱在，说明梁唐今年打的是真仗，即党线加板块之间的利益对决。 董政府曾经明益一方，一些原先大力支持他的二线资本家捞不到油水很不满。曾政府治下，尽管政治上搞亲疏有别，但公务员式的处事方法，还勉强可在财团板块之间维稳。若下一个是唐政府，则二线资本家不但翻天无望，板块还必然被压缩，直接影响其党线利益（后面必然拖带某些国企陆企）；如此，梁营怎按捺得住，乖乖像幼儿园小孩儿般排排坐、吃果果？都说梁先生年轻，来日方长，何必那么猴急？殊不知，他等得（N届不嫌多），背后的党线和板块势力也等不得。 这是一场动真格的假选举。动真格，所以才那么好看，值得市民围观、媒体报道。是假选举，所以才那么难看，论者只宜客观分析两营争霸，不宜美化事件，更犯不着真情归边公开替某方吶喊抬轿。   （练乙铮，香港传媒工作者。1995年加入《信报》任总编辑，19 98年转任港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2007年重返《信报》 任主笔，2010年初离任。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康无为/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作文的艰难，标题写下了三个月，却迟迟未能动笔！这并非我能力不够，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灾难，是中国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场梦魇！以致触及这段历史，内心总有说不出的痛苦。读资料，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访过来人，让幸存的人去回忆那段伤痛，不忍动问；欲成文，又不忍下笔，那悲惨，岂只是触目惊心！但，为了那上千万的亡灵能够安息、为了那段不该忘却的记忆、为了更好的以史为鉴，使未来的社会不再出现这种罪恶的折腾！道义和责任让我重新拣起撂下的笔头！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背叛伦理的人只能说是衣冠禽兽。道德沦丧的人则是行尸走肉。漠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的人当然就是人渣！大饥荒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一直以来压在中国人的身上，五十年过去了，那上千万亡灵的天问，无时不在拷问国人的良心。但是，罪孽深重者不敢说，历经苦难的人又不忍说，以致真相好象被一个巨大铁幕笼罩住。令人纳闷的是研究文革的论著汗牛充栋，而这场诱发文革的大饥荒，却乏人问津。使后人被动选择地遗忘这段历史，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回避不如面对，包袱早卸早好，毕竟历史对于后人，有时汲取教训远比学习经验更为重要！ 　　 　　说起大饥荒，不能不了解大跃进运动，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迷乱和疯狂，当时的那些提法和做法，比歇斯底里的狂想症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跃进运动将“狂想、狂说、狂做”三位一体。在“三狂”之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开始了；亩产粮食超万斤、几十万斤、的卫星升天了；全民总动员的钢铁大会战（为实现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打响了；两年超英、10年赶美的设想产生了；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一年内培养30万个郭兰英的文艺大跃进目标提出来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几亿农民走进公共食堂，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日子过上了；一个县20多天写出30万首诗、6亿人民成为6亿诗人的奇迹发生了！ 　　 　　遗憾的是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场面，相反这种迷乱与疯狂，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后果自不待言。最为惨痛的是，由于大跃进使农业连续两年大幅减产（1959-1960），又由于放卫星逼出的高征购将农民搜空挖尽，加上政策极左，在拒绝外援的情况下又疯狂外援，于是出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全国性大饥荒。在最严重的时刻，农民把所能找到的能吃或不能吃的，只要没硬过牙齿的东西都吃光了。但是，恶政猖獗，农民逃荒无路；极权高压，饿殍求生无门！坐以待毙，家破人亡！ 大跃进中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使得农民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生活集体化、营养差造成疾病流行。普遍的饥荒和疾病流行，共同将大量人口推上了非正常的死亡之路。据有关专家测算，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500多万。 　　 　　（一）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并且两次去的都是苏联，都是莫斯科。第一次去，他备感压抑，心情很不舒服。但这第二次去莫斯科，情况则截然相反。他不仅受到了最高的礼遇，而且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俨然成为世界舆论，至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的中心。 　　 　　他第二次赴莫，是在1957年11月。此行主要是去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走向其权力的巅峰，但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至少在他内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当时他还只能用一条腿站着，随时都还有可能被人推倒，所以，作为团结中国的现实需要，毛的此次到来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毛泽东赴莫前夕，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卫星上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正好满足了他要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的目的。自从斯大林死后，苏共备受各国党的冷眼，波匈事件闹得社会主义阵营人心惶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议员落选，“和平共处”，甚至“和平过渡”的主张甚嚣尘上。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利用这次会议给各国党打打气，为此，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并亲自向赫鲁晓夫了解苏美实力的对比情况。 　　 　　毛泽东坐稳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力量对比上，究竟是苏联强些，还是美国强些？赫鲁晓夫答复说，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而言，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得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才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15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回答还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也并非不解这差距意味着什么。所以毛泽东说，以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要赶超英国也就是15年。当时我们只有500万吨钢，毛泽东对这种差距并非毫不介意。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并没有这样看。他算了一笔账：“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手里有7000万吨钢，苏联实际只有900万吨钢，美英还不是要来请求苏联帮助他们。并把易北河以东和中国的东北及北朝鲜都划给苏军占领？“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并且，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心向背来作决定的”，“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反正毛泽东是认定了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演讲，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毛一度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他明确地讲了：“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并肯定“斯大林逝世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一上来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同时毛泽东还引用了另一句中国“俗话”，叫“蛇无头而不行”。意思是说凡是集体，总要有一个带头的。 　　 　　尤其是毛泽东的另一段“极而言之”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骚动与不安，毛泽东试图让各国党能够鼓起勇气，“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就不难战而胜之。”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不少与会的代表颇难接受。并引发了后来的争辩。正像赫鲁晓夫后来所，原子弹可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原子战争打想来，整个世界也许都要毁灭掉，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靠？毛泽东不同意，对于充满浪漫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对生命有着不同于人的价值观念。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有人告诉我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都会死绝的。我就不信。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他还是列宁那条原则：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一定会有战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了。开始提出15年左右赶超英国；1958年4月改为10年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在党内小范围里头，应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6月22日，毛泽东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超英赶美已不在话下，中国就要超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1958年5月中共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立。 　　 　　如何才能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中共高层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正规的大钢铁厂，应该全面发动群众，用土方法炼钢，各地上马土高炉，并给各省分配了需要完成的产量任务。于是，北戴河会议9月1日发表公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7月份全国各地的小高炉有3万座，8月底达到17万座，9月底达到60多万座，10月底全国小高炉达到几百万座。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也激增，由7月底的几十万人发展到9月份的5000多万人，到了1958年底，全国共有9000多万人参与到大炼钢铁的运动。 　　 　　1958年８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毛泽东把人民公社当作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公共食堂，并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得到蓬勃发展。 　　 　　在公社的体制下，农业生产的任务由农民们组成的大集体共同承担。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的牲畜等也归了公社。大跃进运动，在政治上只讲三面红旗，工业上“以钢为纲”，农业上“以粮为纲”。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造成地里庄稼荒废，直接为其后几年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开始公共食堂饭菜丰盛，却浪费惊人。但多数人都相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到来，人们还是沉浸在狂热的喜悦之中。 　　 　　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1958年底，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经过核实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生铁只有963万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的亏损至少达到5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8%。可以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得不偿失。 　　 　　“大跃进”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层出不穷。但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对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1959年初，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但是，57年反右运动以来，左风抬头，实事求是早就没了市场，媒体的瞎吹狂捧，上下早已迷失方向。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贯彻了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会上，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但对成绩也作了充分肯定。这次会议虽然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 　　 　　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作了客观的表述。他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否定了所谓的成绩，于是庐山会议的性质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感到空前的孤立。这不由使毛泽东必须进行反击，他当时就说得很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 　　 　　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随州和安徽的六安、阜阳等地区接壤。该区与河南的洛阳、安阳素有“三阳开泰”，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且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 “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这种浮夸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地委的首肯，反而成了高产的典型，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在当年大办钢铁的工业运动中，到处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行不行，数量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当时明眼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地委领导仍一意孤行，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 　　 　　正是这种恶意的宣传、误导，全国“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大旱，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各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已无米下锅、没粮可吃了，群众开始出现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的外出逃荒，被地委认为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政府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蓄意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当时就有有良知的干部，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在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就下到两个公社，了解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知道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靠吃点红薯、野菜等充饥，不少人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已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这个干部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后该干部一方面让秘书给上峰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不想后来该干部遭到批斗时，开仓放粮成了一大罪状，他的秘书也受因此受牵连。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来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向上面反映情况，结果被逮捕法办，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这个医生遭到逮捕。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遭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群众已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自救。这不但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反而，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在公检法立案，被列入的批斗对象。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能得到外界的援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荒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仅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的向外求助信，就多达1万2000多封。为了不让饥民的外出逃荒走漏消息，在村口实行封锁，已经外逃的则实施围、追、堵、截，外逃被抓获的饥民则以“盲流”或“流串犯”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方式的惩罚。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从而更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等的纯朴、善良。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早就忘掉了人民！ 　　 　　但是，信阳事件对于中国来说折射出的只是冰山一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500万人）。“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杨继绳《墓碑》）这是大饥荒的真识写照！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起三高农业，即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深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拳打脚踼、冷水浇头、拔头发、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当时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证”。其结果是饿殍遍野，疮痍满目，人以相食！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当时在四川、河南 、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尝试，却也把极权制度推向了极至。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集体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了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无法维生。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最后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共产了。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 　　 　　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灾难连锁反应殃及全国，强权统治“五风”盛行，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害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变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贵。“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三） 　　 　　饿死35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1、2次世界大战人口死亡的总和，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00个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相当于430次汶川大地震。 　　 　　过去，人们常常把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归因于自然灾害、苏联修正主义逼债和帝国主义的封锁.。但近年披露的资料表明，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和当年的生产大跃进一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神话。其实，早在1962年刘少奇就谨慎地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东北免于饥馑是得益于苏联的借粮，美国欲相援而被拒，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还是轻描淡写的归之于领导人头脑发热，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其他一些领导人以至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也跟着一起发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大家也跟着一起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结果就酿成大跃进运动。或者说是由于没有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分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酿成的悲剧。总之，是犯了左的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纠正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念，防止左的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如此等等，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这样轻松地给和谐掉了。 　　 　　据《生活文摘报》上的一篇《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仅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据周恩来透露，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本来，1958年和1959年，因中国大跃进，财政紧张，已削减了外援的幅度。但中苏决裂后，中国随即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粮食和物资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是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造成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左倾极端狂热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等原因造成的。它显然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造成的？令人可悲的是，我们搞清这一历史真相竟然要用了40多年的时间。 　　 　　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 　　 　　对于这么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全人类都有义务吸取历史教训。虽然执政者对大跃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持否定态度，但也从不鼓励学者去认真研究这一历史悲剧的成因和后果。以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少大历史观的概念，大跃进和反右以及文革相比，一个为前因、一个为后果，对知识分子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因而知识分子大多只记得自己的伤痛，而忽视了对大跃进的研究。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却远远少于前者的二十倍，或还更少！所以我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恐怕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 　　 　　现今而言，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现时的语境，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也只能在在香港出版！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代表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遗憾的这部引人深省的巨著，需要反思的大陆人却无缘瞻仰。好在近来思想开放，大陆出版了一本《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曾任新华社记者20多年，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本书记述了作者亲历、参与并采访这些事件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许多事实和数据首次公开）。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对唤醒许多人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这场灾难！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作为国家第一把手，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果中国当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样大规模的饥荒或可避免。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民主制度，虽然是可以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大饥荒后，民众盲目而狂热的崇拜，又进一步加大了大饥荒后次生灾害的形成，所以，令人困惑的是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却变成了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被演化成了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面对灾难，竟能创造出多种宣传效果：把灾害转化为庆典；把问责转化为感恩；把丧事转化为喜事；把哀伤转化为喜悦；把反思转化为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组织的效忠；把民众的良知转化为对国家的颂扬……这就不难理解，民主制度在中国为什么找不到土壤，因为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乐于让专制阉割的基因！ 　　 　　对于生命的冷漠，是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把赈灾看成是皇恩浩荡。所以在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然而，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地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已大大高于中国，这也是叫化子可怜相公的典范。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外援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由此来看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所致，但是，自封为“伟、光、正”的毛泽东却从未发一篇“罪己诏”，还念念不忘的说九分成绩、一分过失。所以，“超英赶美”不是人民的福祉，不过是想以此来重温“上朝天国”迷梦而作的借尸还魂罢了！ 　　 　　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狂妄与浪漫的诗人秉赋。因为狂妄他敢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因为浪漫，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念！他在庐山会议时，把上千万生灵的灭失，看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即一分失误、九分成绩。这就不难解读其为什么还能在饿殍遍野，人以相食的大环境下，还写得出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浪漫诗篇！ 　　 　　作为大国领袖，高瞻远瞩是基本的素质要求。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泽东清楚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9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显然这样的结果谁也负不了责任，于是又犹抱琵琶半遮面，自圆其说地道：“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題。”但他并沒有停止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去干，把责任推給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所以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谋略家，一切为我所用，阴谋、阳谋不过是一个工具性解读，所以他能阴阳互换应用娴熟。有人提出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在他口里永远是鼓励讲真话的，并常挂有那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口头禅。其实毛对此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结果刘还是逆鳞获罪，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毛体制的实用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风险。所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皆肇源于此，并成为以后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造假的动力所在。 　　 　　在毛泽东看来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即手段必须服从目的。毛泽东为推行和巩固其三面红旗，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1月，的“力倡”阶段，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运动群众，借此调动热情排除阻力，认为可以借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偏”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并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借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改革开放”已进入了30个年头，社会矛盾充分释放，改革走到了临界的关头，左风阴魂不散，处处制肘；腐败层出不穷，人心涣散。只有甩掉历史包袱，才能凝聚人心，改革不同于改良，可以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也不等同于革命，推翻一切重来。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面对困局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无疑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应清醒该改什么、该革什么，有条不紊有序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大跃进而带来的折腾。只有广开言路，信息对流，上下互动，民意沟通，敢说真话才能避免不该发生的灾难！ 　　 　　所以，“大跃进”这段历史不可再含糊不清，让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让活着的人切齿寒心。只有让国家、社会、民众共同记住伤痛，吸取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民族才会有希望。可是，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忽悠世人”，以至，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并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此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就算只有十分之一，难道你们认为，2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是天经地义吗？　　 　　 　　“在历史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侧面，其实都隐伏着不止千百万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其中的历史画面，将其记录下来，就给后人多留下一个不可替代的真实镜头，就多了一个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权力垄断的历史总是维护一党一派的政治利益，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却往往是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记录下哪怕瞬间的真实真相。而正是这些真实真相汇集的能量，就能够在某一个黎明撕破被权力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的铁幕。一个今天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他年便能把多少年来被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秋桐博文） 　　 　　“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谈何接受历史教训。 　　 　　建个纪念碑吧！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永远记住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http://bao.luo.335.blog.163.com/blog/static/438285172011887273419/?suggestedreading&wum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