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 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 ”。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 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 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 20 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 “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 Godwin’s Law ），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纳粹主义 或 希特勒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这里的“ 1 ”也就是 100% ，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文革 或 红卫兵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 1946 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 15 分钟的希特勒。 1990 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 meme ）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 countermeme ）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 ：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 ：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 ）停止打字。 2 ）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 ）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 ）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 ）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 ）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http://media.people.com.cn/GB/17049492.html 京华时报：就该对僵尸政务微博动真格   王石川   2012 年 02 月 08 日 08:07     来源：京华时报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田，荒废不得。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这三原则正是政务微博的生存之道，价值所在   　　因官方微博“＠银川物业”回复网民投诉不及时，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物业办 3 名干部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和调离岗位的处分。据记者调查，一些银川网民反映，他们去年底向“＠银川物业”投诉的供暖问题，至今年 2 月仍未见回复。部分网民批评，“＠银川物业”成了摆设。   　　微博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员责任心不强、回复反馈不及时，银川市物业办相关负责人被问责，该消息一经传出大受舆论好评，究其原因，因政务微博不作为而被问责者实不多见。银川在政务微博上迈出的这一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执政为民的权力美德。   　　 2011 年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鲜活生长。统计显示，从 2010 年底的数千家，经过短短一年时间，党政机关及公务人员在新浪、腾讯和人民微博已开设 4 万多个微博账户。正所谓“官微兴盛，舆通政和”，通过微博，政府部门能够更好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而服务民众。   　　但也无需讳言，一些政府部门开微博只是赶时髦、走过场。“碟子里的开水——三分钟热度”，一开始还能像模像样，过不了多久便暴露出“形式化、空心化、名利化”之实。比如，面对百姓投诉，有些政务微博要么失语要么乱语，令百姓大失所望，甚至心生怨愤。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田，荒废不得。学者胡泳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这三原则正是政务微博的生存之道，价值所在，即应该直面百姓诉求、用新语态和百姓交流、解决百姓关切的问题。“＠银川物业”不作为，负责人岂不该批？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0 月，银川市就在其官方微博“问政银川”上曝光了 19 个最懒政务微博，还将出台《银川市政务微博管理办法》，此办法将系统规范政务微博运行和维护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有望进一步铲除滋生“僵尸政务微博”的温床，将政务微博纳入制度化轨道，并明确罚则。若真能事事落实，用刚性制度规范微博，势必有助于提升政务微博的权威和效力。   　　银川此举，是一种让人乐见的新气象。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这种新气象如果蔚然成风，不仅是百姓之福，更能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观念，践行权力为民的执政伦理。

个人信息不要“裸奔”   胡泳   2011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过多起个人信息泄密事件。 4 月索尼游戏主机网络平台遭黑客入侵，全球 7700 万用户的个人资料被窃取，包含姓名、住址、生日、登录名和密码、信用卡号等。这一黑客攻击事件导致索尼被迫关闭了该服务，损失达 1.7 亿美元。 7 月底，在以实行网络实名制而闻名的韩国，多个知名门户网站遭黑客攻击，约 3500 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外泄，包括未经加密的用户名、姓名、电话号码、电邮和加密的密码、身份证号码等，此事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韩国行政安全部称，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考虑，政府拟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 中国政府决心推行网络实名制，其主要范本正是韩国，然而韩国的新动向，有关部门似乎视而未见。 2011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市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要求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网站开展微博客服务，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制度，对微博客信息内容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进行监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内容的，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不得以虚假、冒用的居民身份信息、企业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进行注册。其后，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也正式实施微博实名认证制。 正是在这个当口，中国的互联网世界上演了一出史上规模最大的泄密事件。 12 月 21 日，国内最大的开发者社区 CSDN 的 600 万用户的账号和密码遭黑客泄露；旋即，天涯有 4000 万用户的密码流出。“泄露门”从论坛社区很快蔓延到人人网、开心网、多玩网等多个社交、游戏网站，再到京东商城、当当网、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传闻还波及支付宝、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及交通银行等支付和金融机构。政府网站也未能幸免，广东省出入境政务服务网站的 444 万条用户信息，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被证实泄露。 金山网络反病毒工程师李铁军 12 月 30 日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根据他们从网上下载的数据库，剔除重复信息之后，有超过 1 亿条用户信息在此次事件中泄露。仅仅一个星期，泄密已经从 CSDN 一家网站的危机演化成为了席卷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大事件。目前尚未有人估算整体损失。 此次“泄露门”暴露出中国互联网在网络安全上的多个命门：首先，即使国内一些看似很大的网站，在安全防御上也是漏洞百出，很难应付黑客攻击。例如，匪夷所思的是，大型网站居然采用明文存储密码，导致海量用户的账号信息直接被泄露，甚至像 CSDN 这样的以程序员和开发者为核心的大型社区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其违背常识如此，如何指望它们能够保护用户安全？别的不说，在泄密事件之前，有多少网站会在用户注册时提醒设置 8 位以上的强密码？有多少网站连注册验证码都没有？有多少网站不设置密码保护问题？ 其次，从用户方面来看，非常多的网民习惯为邮箱、微博、游戏、网上支付、购物等账号设置相同的密码，一旦密码被泄露，很有可能导致网上支付等其他重要账号一并失窃，从而遭到更大程度的泄密以及财产损失。即使规模如此之大的泄密之后，用户的安全意识也未见多大提高。 CSDN 董事长蒋涛说，在密码泄露事件后，经多次提醒，仅有 30% 用户修改了密码。 但最关键的是，用户信息大量泄露后，个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明确的用户赔偿机制。在索尼用户个人资料泄密事件中，索尼承诺为所有泄密的美国用户提供一项价值 100 万美元的身份盗用保险，用于防止被窃取用户信用卡和个人信息被滥用而造成损失。而中国用户提交个人信息既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发生泄密后，也无法使用法律追究泄密责任。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约束的情况下，那些互联网企业没有谁愿意花费大量资金投入网络安全，从而给黑客留下了可乘之机。出事了，大家只有面面相觑，问：“下一个被黑的是谁？” 随着微博实名制规定的出台及实名制向其他网站可能的扩大化，用户私人信息大量泄漏的风险更加巨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不仅成为一场网络个人隐私灾难，而且，伴随电子商务、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在互联网经济中日渐突出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隐私灾难也意味着一场经济上的重创。 大规模的泄密事件，也暴露了互联网江湖中最为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数据交易。有网络安全人士估算，目前互联网的地下数据交易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上千亿元。个人隐私保护从来就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事关利益的博弈。《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出台，本身就与信息滥用业已形成巨大产业链、有关各方难以“忍痛割爱”相关。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信息成了利益筹码被随意倒卖，滥用个人信息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滥用者包括形形色色的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汽车销售商、医院、学校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代理商都卷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09 年《法治蓝皮书》指出，随着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据调查，仅有 4 ％左右的人对个人信息被滥用进行过投诉或提起过诉讼。究其根源，在于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尚缺乏专门性规定。社科院认为，通过设定刑事责任来加大对滥用个人信息的打击力度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来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管制，则很难从根本上遏制滥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循此，必须抓紧对隐私、个人数据保护进行专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