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 文/張潔平 在北京會計司胡同25號院，一扇紅色小門推開，陽光沿著窄窄的走廊一直灑進會客廳，綠布沙發、白瓷水杯、紅色茶几，時間在這裏彷彿定格在八十年代。 牆上掛著的大幅肖像是這裏曾經的主人，文革之後中國改革派領導人、被人們稱為「黨的良心」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他的三子胡德華在這裏接受《陽光時務》訪問，談父親，談改革，也談如今他笑稱自己「越活越糊塗」看不懂的世情種種。 胡德華出生於1949年，曾是中科院軟件研究學者，現在經營一家能源技術公司。他年初參加的「延安兒女座談會」受到民間輿論關注，對於這個每年都會有的「紅二代」聚會，在今年受到了特別關注，他認為這也是近年的大環境所致。 胡德華直言：「我們今天還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親那時候的改革，不一樣。」他認為，這種分野，從鄧小平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都說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後二十年是不一樣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個問題：為黨還是為民？為黨是今天的做法，是鄧的做法。為民是我父親他們那時的做法。」 胡德華認為，談論改革，必須要回到改革開始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一場自上而下推動的社會變革，在策動者之中，並不是一呼百應的自然而然，而是充滿阻力乃至風險的地雷之路。改革這條路，始於胡耀邦，開闊於鄧小平，但道路的方向，顯然已經不同於起始。 推進黨內民主改革 回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的1978年，也就是今天人們計算改革開放的起點年份。 其時，剛從文革中爬起的中國仍然桎梏在「兩個凡是」的政治戒律中：「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針對這「兩個凡是」，1978年5月11日，胡耀邦親自修改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由此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直接拉開了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幕。 在黨史專家何方看來，中共領導人對於後來國人所熟悉的「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始於胡耀邦。那是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第一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所作的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因為他一共講了28個問題，這個講話又被稱為「二十八條」。經何方考證，這一次後來在諸多公開出版的黨史中都十分隱晦、甚至直接抹去的講話，正是對「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 何方說，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必須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都必須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說清楚了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明確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在推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投機倒把罪等經濟改革之外，胡耀邦積極推進黨內民主改革。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強烈反對以權謀私和特權腐敗，積極推動民主與法治的政治改革。 改革誰得益？ 在與胡耀邦共事過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看來，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在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尚未離世的朱厚澤曾在《炎黃春秋》上口述紀念文章，他說：「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麼困難的事情！」 胡耀邦認為必須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1986年6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到：「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引發全國上下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熱烈討論。1986年底，幾個城市出現大學生遊行，要求官方推進政改。多數曾經支持改革的黨內元老擔心政改可能導致「江山變色」，轉而與保守派聯合起來向默許探討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鄧小平施壓，胡耀邦被攻擊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 胡耀邦積鬱成疾，1989年4月病逝，激起全國民眾「悼念耀邦」的哀痛之潮，更催生「六四」學潮，天安門的坦克和槍聲，幾乎就此扼殺剛剛長出幼苗的改革之路。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在糾正自己中斷改革的錯誤。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上海講話；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都發表了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講話：「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樣的危言鑿鑿，直到今天聽來仍然震人心魄。 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大潮終於席捲了中國。此後二十年，鄧小平的旗幟照耀著改革之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成了每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語錄。但吃飽了飯、摸完了石頭過後，社會上的怨言卻越來越多。在胡德華看來，一場改革需要時間來驗證，所有改革都是利益與資源的重新分配，驗證的最好方法就是：誰得益？ 「那一輩的領導人，許多人都有負罪感。解放三十年了，家鄉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大的提高。大家都覺得愧對百姓，希望還債。今天的領導，沒有誰有負罪感，沒人覺得誰欠了老百姓。現在都說，今天生活這麼好了，你們還鬧，你們還要人權要民主。這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當時的改革是誰得益？是農民得益，是勞動者得益。今天改革呢？我不知道啊。我學習不夠，看不懂。」 鄧救黨，胡救民 胡德華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區別，在於一個救黨，一個救民。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這兩條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會分道揚鑣。今天的改革，是沿著救黨的路線走了下來。 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看來，「當鄧小平斷言『不改革死路一條』的時候，他並不是想說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著他來說服。鄧小平是在給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黨的其他領導人上課：你們再不改革，老百姓拋棄了黨，咱們這個黨就完蛋了！從本質上說，鄧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黨主義者。」 《人民日報》前主編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條改革路在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後，也顯著加劇了貧富差距。權貴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好處。這是改革走到今天面對的最大困境。 朱厚澤曾說：「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他認為，對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衝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重新發現胡耀邦，也是1989年之後，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一直堅持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一條道路。這條路能否讓摸完了石頭的改革者渡過河流，是體制內外的許多人都在等待著的。 胡德華說：「我覺得要把握改革，需要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而且敢於承擔大的風險。如果哪一個領導人或者班子，有這幾『大』，他就行，如果沒有，那……就算我們倒霉吧。」 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會自甘成為冒險者。通向變革的道路上，仍然身影寂寥。但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

胡绩伟 　　 　　 　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份，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纵队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的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入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擒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领污案－－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鹰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夥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十月九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堂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藉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 　　 　　 　　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祗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一九八○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迸发出热爱人民、爱热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股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著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溅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的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八月七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　８．２３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中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则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恨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寻原因。但我确有急躁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熾?l眾葛!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僻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 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几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　１９８１．８．７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中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祗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乾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对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一九八三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一九八三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一九四六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一九八四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一九八五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四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一九八六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一九八九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 　　 　　”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导、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二○○○年九月 　　 　　http://bbs.21ccom.net/thread-17341-1-1.html

         1月25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他的新浪微博中揭露了，“我们（中共）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是真话……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对此番话，引中国民众热评，有称：“说的太好了，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啊。”…… “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据凯迪网报导，1月25日下午8时12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他的新浪微博中高调警告中共高层们：“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今年七十岁的胡德平是副部级高官（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如此身份，在十八大前夕却自报家丑，公开揭露中共“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舆论哗然。 据南方网报导，去年年08月20日，胡德平曾坦言：“‘文革’开始时，也是真心实意拥护的，也走过了从狂热、盲目、仿徨、犹豫到思考、分析的过程。” 《河南商报》在2010年底曾报导一篇题为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话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中共）干部言不及意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 “太子党”吁彻底否定文革         澳洲《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曾报导，去年10月6日是中国 “四人帮”倒台三十五周年，官方刻意低调而民间积极评论。中共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一批元老的子弟“太子党”和党史学者两百多人聚会，多数人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是召集人之一，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和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当晚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情报网、海军和几个副总理、部长和将军的后人。 一位与中共元老关系良好的知情者称，会上有人提出通过“文革”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多数人认为“文革”绝不是办法：“与会的大多数认为还是要用宪政、民主，回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来。‘文化大革命’不叫民主，刘少奇、彭德怀并不是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他是受到了党内的排挤，受到了党内最高的人身攻击及摧残。” 痛批中共 胡德平：中国政治荒谬         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大胆地批评中共，是因为当天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有即将接班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姐。胡德平利用这个机会，重点强调了当今中国政治的荒谬，包括短语“民间社会”现在已经从主流媒体话语中被剔除。 当听到其他中共元老的后人攻击民间社会要复兴文革政治，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说：“共产党就好比得了癌症的外科医生，没有办法自己把肿瘤除去，它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他也活不长久。” 马晓力说：“八十年代，当共党面对批评声音时，我们坚决地护卫它并对其行动加以解释；九十年代，我们同情批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几乎要加入到批评者的行列中来。” 1976年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9月9日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军方支持下，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姚文元所谓的“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举行过任何庆祝或者回顾的纪念会。但中国现在实行的仍是“皇权政治”。 中共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中国民众称：“这是实话实说，现在共产党，变成为共贪党了。天天在会上歌功颂德，有何脸面！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变成越来越不相信呢？”民众zjd8：“共匪中的好官，越来越少了。土匪本质，狗改不了吃……” 民众GDP：“都是他老子害的，在前台当邓猫的代言人。”“可见中共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民众menxiwu：1、漠视民瘼：从1996年我受七组417位村民委托帮助他们维权以来，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落实案子，有理有据，可在巩义市找遍有关领导未果；后就逐级上访到京城，而得到的是层层批转回巩义。批转的实质上就是：包公授权陈世美去解决秦香莲的案子，结果是上边得到谎言报告，下边实施残酷迫害。使得我们身陷“不维吧，真叫冤死；要维吧，能叫难死”的二死困境……写信，石沉大海，面谈,被拒门外，发帖，政府不理，求助，媒体甩手。人像皮球被踢来踢去，信像废纸被扔来扔去。 2、法规废弛：巩义市不执行这些法规！七组的耕地自1992年以来被征的计有：1992年建明珠大厦昧征5.145亩，应补偿169.785万元；95年孝义镇工业办骗征13亩，应补偿299万元；95年质监站圈征16.24亩，应补偿487.2万元；2002年，官商勾结枪征42.77亩搞房产开发，应补偿3550万元；巩政土用【2007】53号将1.6455公顷黑征，应补偿250万元。但政府未与七组结算1分，要让村民靠喝西北风过日子。18年了竟没人管！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这些法规已经作废了呢？ 3、诚信缺失：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现代文明之基,政府公正公信之源，公民安身立命之本。可在巩义市却是大相迳庭。 4、司法颠倒：百姓最期待、最盼望的，就是这四个字：“司法公正”！但这里却是：遵纪守法要带枷，违法乱纪有保驾。市质监站私下圈占耕地搞房产开发、用钱买证、无《文物勘探证》、无《土地使用证》、无《施工许可证》，却要到七组的耕地上强行施工……是不是我们的司法公正不要了，要让司法腐败一手遮天呢？ 5、良心泯灭：市房管局兴建“紫荆花园”。将拆除化肥厂厂房的建筑垃圾倾倒在七组的8亩耕地上使之成了一堆挨一堆的砖碴灰块场……吃、喝、拿、要、穿、睡、衣服送礼，都是白条入账等问题。难道我们的政府官员就不能讲一点天地良心吗？” 胡德平简介：         胡德平1942年11月出生。1963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7年毕业前夕，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胡德平也成了黑帮子女，遭受到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文革后，胡德平重读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 来源 : 大纪元2012年0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