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钱颖一：冷静认识自己 客观看待世界
伴随着“大国情结”和“复兴情结”的是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只要中国经济强大了，世界就会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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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为什么下台？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下台，全中国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了。本来约定6月间要对他作一次专访，但从6月初拖到6月尾，始终定不下来具体时间。我知道他面临政治挑战，有可能在几个月后的下一次大选中败选，压力大；我也知道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陆克文很忙。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采访延至7月。然后，今天一觉醒来，陆克文下台了。 陆克文2007年刚当上澳大利亚总理后不久，胡舒立和我曾经在北京专访过他。他年轻、自信，用英文接受采访但不时插入几个发音准确的中文词。当时，许多人对陆克文充满期待──终于出现了一位能用中文与中国领导人交流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造访澳大利亚国会，陆克文直接用中文与胡锦涛交流，“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家伙告诉我。 在专访中，陆克文不愿谈自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他更愿意讲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稳健，地缘政治上对主要国家没有任何威胁，也无意输出价值观，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设计很合理，但现实走向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经过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有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两次，几十个部长汇聚一堂；中国与欧洲有亚欧首脑会议；中国与非洲有非洲论坛。至于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议题，中国更愿意在G20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中澳之间经济结构互补。中国是资源进口大国，澳大利亚是资源出口大国，两国分据上下游。但过去数年间上下游之间的关系纷争不断且时常失控。孰是孰非？且置不论。中澳关系不复杂，资源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说中国过多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这一关系，澳大利亚就是过少地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这一关系。在关键时刻，陆克文没有做足够的政治努力，以协调商业层次的谈判努力，致使所谓的在商言商最终划向难以收拾的恶性结果。陆克文躲在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决定的政治正解性后面，无所作为，听任企业逐利行为将中澳关系拖到谷底。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执政的后半段在中澳关系上只能力图修复，没有机会和条件更有所作为。 当然，这不是陆克文下台的原因。陆克文下台的首要原因，是失去国内民意支持。2007年的澳大利亚大选被称为全世界第一个被气候变化决定结果的大选。陆克文是当之无愧的旗手，称气候变化是我们一代人面临的“道德挑战”，由此扮演巨人杀手，把长期执政的霍华德拉下马。但知易行难，陆克文入主总理府后，在推行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调整时，并不顺利。更重要的是，近期陆克文更宣布要将气候变化政纲推迟到2013年以后再执行。出尔反尔，摧垮了陆克文的民意基础。 民意支持对陆克文至关重要。他年轻资浅，在工党政治党派中基础并不稳固，其政治地位首先取决于民意支持。民意支持下降，加上陆克文政府数月前宣布将对矿山暴利征收高额资源税，导致在澳大利亚企业界中具支配地位的资源业强烈反扑，政治支持进一步削弱。在此之时，过去陆克文超高人望掩盖的工党内部密室政治复炽。下一场大选就在数月后，工党决定在此时换将。在昨天举行的党内投票中，陆克文下台，副总理Julia Gillard登台。 陆克文就此结束了？我认为不会。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已经出现两大雷区：第一是气候变化。如何将在气候变化上有所作为的共识转化为国内政治格局能接受的具体政策？澳大利亚走在前面，陆克文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惟一的牺牲者，后续有来。第二，资源行业主宰澳大利亚经济，拥有过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人说决定澳大利亚大事的地方不是首都堪培拉，而是资源公司总部密集地墨尔本。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不会持续？变数极大，而任何变动都会导致政坛地震。 我仍然看好陆克文。不论是中澳关系，还是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他已经付足了学费。他仍然年轻精力充沛，他有蛰伏的本钱。下一次大选，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派执政，新人还没付学费呢。 订阅我的博客：http://blog.caing.com/rss/user/4.xml 发表评论 | 查看原文 更多收获，请注册财新网 | 深入交流请登录思享家(i.caing.com) | 关注财新网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 财新网首页 | 金融 | 商业 | 宏观 | 政经 | 海外 | 读书 | 杂志 | 视听 | 博客 | 世博 | English 财新传媒系列刊物订阅 | 电邮订阅 | 财新全媒体 for iphone | 手机访问：http://m.caing.com
阅读更多胡舒立就是一个写字的
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新闻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
阅读更多是谁剥夺了农民的资本权利
北京的张先生最近刚被拆迁，他的房子在东五环以外大约3公里，当年在宅基地修的平房，房屋加周边院落，共获得拆迁款近千万。按理说，他本属于农村户口，但90年代后期，由于城市扩张，他获得了农转非资格。近几年，北京房地产建设一日千里，这种本属远郊的土地价值因此陡增。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这位张兄笑得合不拢嘴，第二天便跑到车市，给自己添置了一台路虎。
同样的境遇，湖南长沙的刘先生就没有这么走运。他建在岳麓山附近的一幢3层连四间的楼房最近要被拆迁，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补偿条款，刘一气之下，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网上；拆迁办的人则认为，刘所建房屋，超出了宅基地的面积，相当一部分属于违章建筑，而且刘属农村户口，他的房子并没有获得政府颁发的产权证。拆迁办叫来警察一起强拆，双方动起手来。结果，警察以散布有害信息，暴力干扰公务为由，将刘拘留。刘的老婆情急之下，抓住拆迁办的人又哭又闹，警察照样亮出手铐，将女人一并收监。
如何看待这两个反差明显的拆迁结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课题。由此我想到计划经济时代著名的价格剪刀差概念。刚好，上个月与人民大学的毛振华教授谈及中国农民的处境，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史的描述：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长期处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状态；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5年左右，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持续处在与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境地，这可以总结为一种针对中国农民的“收入剪刀差”；而最近的5年，城市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城市人口房地产高速增值，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村房地产市场不成型，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针对中国农民的“土地资本剪刀差”现象。
从历史层面看，毛振华教授道出了一个经济学事实：6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可能就是通过对农民利益的有效盘剥而形成。众所周知，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就是设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人为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距。保守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约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现实意义上，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剪刀差”，试图推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置大面积、大幅度向城市倾斜，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悬殊的城乡差别。
从2006年元旦开始，随着政府取消农业税，这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现象基本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民的“剪刀差”思维方式从此消失。某种意义上，“剪刀差思维”成为政府部门的思维定势，在收入和资本两个新的路径上继续繁衍。
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时期，主要以“廉价的农产品”为主要形态，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剪刀差”时期，主要形态则为“廉价的劳动力”。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的大约20年时间内，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没有市民资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拥有的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身上抽取了9万亿人民币的豪迈资金来促进城市化进程。
不过，相比跟随而来的“资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掠夺手段，一方面，政府用压低农民土地资本价格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用悬殊的价格差来推动城市化的又一轮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统一定义为小产权房，剥夺了农民房地产资本的产权界定权利，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有人也做过统计，每年农民在土地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损耗高达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每年正在以5万亿元的土地资本金，无偿支持中国的城市发展。
一个没有资本权利的农民，如何应对越来越残酷的利益分割？这种惊心动魄的“土地资本剪刀差”，如何让农民冷静面对？如果说过去的价格、收入剪刀差仅仅是一种流动的货币形式，那么今天土地资本意义上的剪刀差，则是一种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固定资产形式。中国农民对土地和房子的重视，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无数的农民一辈子都在为房子努力，当官员们举着一把剪刀要剪掉农民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的时候，农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有哭天抢地、暴力抗法、或者自焚的悲凉结局吗？官员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亮出铮亮的手铐，将农民收入监牢，开着推土机，凶猛碾过农民的土地和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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