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智效民 　　 　　 罗家伦的校长生涯 　　 　　 上篇清华大学 　　 　　 一、年轻的校长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他只有31岁。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据说这份宣言是当时唯一的印刷品，而“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1920年，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值上海实业家穆藕初斥资5万元设立奖学金，资助“有能力、有学识、有领导才干”的北大学生赴欧美留学，罗家伦、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等求五人被选中。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清朝末年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人们说这是北大的“五大臣出洋”。 　　 　　 出国后，罗家伦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他又去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留学期间，他就撰写《科学与玄学》一书，翻译了剑桥大学史学教授柏雷的《思想自由史》，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从他留学期间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位有思想和能力的爱国青年才俊。”（《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7-28页，苏云峰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刊印） 　　 　　 冯友兰与罗家伦是北大校友，他是用河南官费出国留学的。他回忆到当年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学位的态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罗家伦和陈寅恪大概属于那种只要学问不要学位者，而冯友兰则是“想要得个博士”的人（《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注意这一情况，对于了解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成就，很有帮助。 　　 　　 1926年罗家伦年回国后，担任了东南大学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8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就在这一年，即1927年，本来是准备为纯粹知识而殉道的罗家伦，却被卷入国民革命的风暴中。当时他不仅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日本政府为了阻挡北伐，出兵侵占济南，与我军发生巷战，酿成济南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担任外交事务的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委员蔡公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酷杀害。当时罗家伦也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与熊式辉到日军司令部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司令，罗家伦临危不惧，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尽管这次谈判没有成功，但是罗家伦的表现却影响很大，令人称道。 　　 　　 随后，罗家伦随军进入北京。战地动员委员会是一个接收单位，罗家伦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因此在1928年8月29日，他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4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在中外教育史上，三十出头就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似不多见。 　　 　　 二、上任前的是是非非 　　 　　 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由外交部长任命呢？这与它的历史有关。 　　 　　 清华大学原来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其目的是培训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款项来自美国，整个交涉由外交部门经手，因此在1908年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中规定：“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赔款支付费用。……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11页，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这里所谓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所谓留学生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该培训学校一开始叫游美肄业馆，后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一直归外交部门管辖。 　　 　　 为了改变这种依赖外国培养高级人才的状况，该校从1916年起提出要逐步改为大学，经过十年努力，到1925年才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这样一来，清华就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留美预备部不再招生，直到1929年在校学生全部毕业为止；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接受四年专业教育，毕业后不再享受出国留学待遇；国学院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学生，研究以经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培养国学教师以及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全校师生从人员结构、教学内容到未来出路，都面临着一系列变化和考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的归属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国民政府想让清华大学隶属于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但是外交部却以历史关系为由不愿放手。这一点，从该校《南下代表报告书》中可以看出。该报告书说：“自大学院所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学术机关应归大学院管辖后，大学院即根据此项原则，提议清华大学应直辖于大学院。经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故清华大学应归大学院管辖，在法律上已不成问题。惟外交部始终声称与清华历史上有特殊关系，不允完全放手。而大学院蔡院长，又素持礼让态度，不愿力争。一则恐伤外交部与大学院之感情，再则恐酿成僵局影响学生之学业。结果遂由大学院暂时会同外交部管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第50-51页） 　　 　　 这份报告书是1928年9月中旬写的。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夏季，许多人由于时局混乱、政权更迭，对清华大学的命运非常担心。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6月初，清华园就因为“交通已断，邮信不至”而人心惶惶。有消息说：“海甸一带之共产党将有所动作，先毁燕京、清华二校”，“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紧接着，“本校国民党学生已于大礼堂前悬红底之青天白日旗。又于校中到处，满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0-72页，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到6月中旬，校园里又有当局要解散清华的传闻。陈寅恪劝吴宓：“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吴宓说：“清华如解散，而京中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不计。到时再进行，今暂不须虑及也。”与此同时，吴宓还在日记中把“胡适、罗家伦之流”，视为“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同上，第77页），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和偏见。 　　 　　 7月15日，陈寅恪借赵元任住宅设订婚筵，吴宓与罗家伦都参加了。那天吴不仅写了贺诗，还喝了很多酒。18日，他听说外交部已经为清华大学物色了三位校长人选，这三个人是凌冰、张歆海、罗家伦，“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同上，第91页）。 　　 　　 7月19日，吴宓再次去赵元任家吃饭，在坐的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夫妇、金岳霖及其美国女友莉莲。吴说这次饭局是AA制，他怀疑这个饭局由赵夫人杨步伟发起，“似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由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但是吃饭时大家并没有提及此事，而是由“钱、张二君述南京大学院、外交部对于清华之态度而已。”（同上，第92页）钱、张二人都是学者，当时又在大学院供职，他们的话自然非常重要。另外，杨步伟在回忆录中也间接提到此事。她说：“……北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杂记赵家》第25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出版）杨步伟争强好胜，赵元任却不爱管事。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对清华命运的关心。 　　 　　 这一年暑假，吴宓南下探亲，回来后罗家伦已经上任。罗出身北大，与清华没有渊源，再加上他是国民党党员，因此能否获得清华师生支持，他自己并无把握。8月中旬，罗家伦派自己的学生郭廷以到清华了解情况。随后郭廷以在一封长信中说，除了在京毕业生声称“罗某长校，誓死反对”外，学生会和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对罗表示欢迎。另外，郭廷以还特意指出，“我师一再致意于吴宓，不知吴早已宣言不与我师合作”了（同上，第30页）。 　　 　　 对于吴宓的表现，罗家伦似乎并不介意。9月4日，吴宓与杨振声会面，杨代表罗家伦再次向他致意，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合作。杨振声与罗家伦是北大同学，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其小说《玉君》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罗家伦上任时，特意把他和冯友兰从北大请来，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秘书长。杨还说：“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直到这时，吴宓还是心存芥蒂，难释疑虑（《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23页）。二人见面之前，清华学生召开大会，驱逐了部分教工。吴宓怀疑罗家伦在暗中指使，因此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说：“闻罗氏将以杨振声为本校教务长。罗之与学生勾结，为之扫除障碍，似属事实。如是办法，岂可云正当？清华前途，益将陷于悲境矣。”（同上，第125页） 　　 　　 三、学术独立与“四化”政策 　　 　　 罗家伦是9月18日宣誓就职的。由于罗家伦的上任代表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已经到达北方教育界，因此各方面对此都非常重视。清华董事会、北平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一就职典礼，新闻界也争相报道此事。 　　 　　 宣誓仪式由国府委员周震麟监誓。宣誓之后，罗家伦发表长篇就职演说。吴宓在日记说：“……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同上，第130页） 　　 　　 罗家伦演说的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他说，在外交部任命他的“训令”中，并没有“国立”二字。这说明要他担任的是清华大学校长，而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有人要回避“国立”二字呢？他听说这“是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主张，说是恐怕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罗家伦接到任命后，蔡元培让他拟定组织规程，他便与当时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钱端升二人一同拟定了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他说他凭借“有一点革命的劲儿”，便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了“国立”二字（《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台北华国出版社1952年出版）。他们拟定的文件经蔡元培核准，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才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 　　 　　 在罗家伦看来，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不再依附于外国势力并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同上，第107页） 　　 　　 这种见解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能让清华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那就是中国的耻辱。因此他们有一种急切地把清华改为大学的愿望。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蔡元培已经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制。罗家伦在演说中宣布：“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同上）许多人把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视为学术独立的标志。 　　 　　 这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学术，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追求真理的活动。因此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还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扰。罗家伦只强调前者，不强调后者，体现了他作为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任鸿隽等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任鸿隽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许多学者坚持政党势力不能进入学校，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此外，把大学变为国立，完全由国家的力量来办，也未必是好事。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力量应该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国家包下来，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第二，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智慧，私立学校是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谓“学在民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对学术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较松，就是一个开明的时代，相反则是专制黑暗的时代。罗家伦的演说虽然也谈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没有强调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真谛，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不知从哪里学了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喜欢用标语口号式的名词术语，喜欢用军训的方式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些东西从在短期内十分见效，但是其副作用却危害极大，也很难消除。 　　 　　 先说标语口号的危害。就在罗家伦上任之前，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胡适说，中国自古有一种名词崇拜，他把这种名词崇拜称之为“名教”。他发现，“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这种标语口号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名教”。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四化”，并且给吴宓那么深刻的印象，显然有名教之嫌，这恐怕也与他加入国民党有关。 　　 　　 在罗家伦的“四化”中，纪律化最引人注目。为了实现纪律化的目标，他一上任就把学生分为四队，开始实行军训。他强调，实行军训既是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和贯彻教育方针和需要，“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军训中，他要求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就要记小过一次。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杨振声也身穿军服，脚穿马靴，与学生一齐出操。按规定，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另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已经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到师大。 　　 　　 短期军训既有新鲜感，又可强化纪律性，这些在当时都有明显反映。但学校毕竟不是兵营，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强调服从。罗家伦出身北大，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作为国民党要员，再加上挟北伐战争之余威，就让年轻的罗家伦头脑有些发热。好在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当军训遭到大家抵制时，他便知难而退了。尽管如此，“此事有损他的威信，学生对他的期待和好奇心也开始下降”（《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34页），却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冯友兰也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四、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除了军训之外，罗家伦还是治校有方的。他知道，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就要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努力维护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过：“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1页）上任以后，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八大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浪费惊人；四、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学系太多。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 　　 　　 罗家伦认为，过去清华的工资并不高，只是不拖欠而已。国民革命成功以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待遇都已超过清华，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难聘到优秀的教授。至于机构臃肿的问题，冯友兰曾有这样的介绍：罗家伦在“教职员的待遇上，也有办法。发出了一个通知，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分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小职员的工资则未减少。这就提高了教员的地位。”这个办法，教员固然拥护，职员不反对，也有表示情愿自动减薪，只求能加委的。这些都是校长职权范围内所能办的事情。“（《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这件事影响很大，并改变了吴宓等人的看法。吴在日记中说：“……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340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34页）当时吴宓正暗恋着毛彦文。为了经常在一起，他向冯友兰推荐毛担任女生管理员。后来被冯对吴说：“彦事已与罗校长谈过，罗似不以彦为然。”（同上，第140页） 　　 　　 经过整顿，清华职员由上一年的90多人减为70余人。过去的常设机构招考处、职业指导部被撤消，舍务室、技术部被合并到其他科室，注册部、图书馆等部门也精简了人员。仅仅是裁减科室，就节约开支两万余元。与此同时，新聘教授却增加了很多。当时受聘来清华的著名教授除了杨振声、冯友兰外，还有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葛利普、吴之椿、浦薛凤、克尔文、陈锦涛、邓以蛰、孙鎕、吴正之、萨本栋、谢惠、陈桢、孙瑞林等“国内外学问能力颇为著称之教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1页）。据统计，罗家伦在任时“解聘不力教员三十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四十余人，并发送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页） 　　 　　 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提高教师地位，不是要与职员一争高下，而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和尊严，避免把清华大学办成衙门。冯友兰说：“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4页） 　　 　　 作为国民党要员，罗家伦肩负推行“党化教育”的责任。但是“党化教育”的宗旨与清华自由主义的传统格格不入。所幸罗家伦毕竟是蔡元培得意门生，又在欧美接受多年自由主义的熏陶，因此他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这种矛盾。 　　 　　 罗家伦上任后，先后制定《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由主管部门颁布。这是确立清华管理体制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对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职能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酌情处理。比如在后一个文件中规定，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43页）。但是，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而学校的许多重要措施都要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因此教授们与罗家伦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坚持院长应该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最后罗家伦作了妥协，决定院长人选先由教授会提出两人，再由校长从中选定一人。这不仅化解了校长与教授之间的矛盾，也维护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冯友兰说，这种体制“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为止。”（《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8页）这些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鉴于当时的形势，有些话不好明说，但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明显的。 　　 　　 五、保护清华基金的辞职风波 　　 　　 罗家伦上任两个月之后，向清华董事会提交一份《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其中除了汇报到校经过、考察所得、整顿情况外，还提出一个“将来计划”。其中比较敏感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运用清华基金，增添教学设备；二是改革清华基金的管理使用模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学校现有设备，都是留美预备学校时代留下来的，与一所大学极不相称。于是他提出要搞六大项目：1、建筑男女学生宿舍，2、建筑自然历史馆，3、建筑化学实验室，4、扩充图书馆，5、建筑办公处，6、扩充图书仪器。这六大项目需要资金85万元，因此他提出应该动用清华基金，否则无法进行。 　　 　　 这样就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罗家伦指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八百余万的基金，算一算表面价值，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合一合实价，就不免使人气短。大家或者也知道清华基金已有亏折，但是为什么亏折，尚实存若干，所存放的银行是否可靠，均很难明确的解答。”他认为“清华的基金向来是一个哑谜，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实情。”因此他提出要彻底清查基金，严肃追究责任。 　　 　　 关于清华基金的管理和黑幕，罗家伦是偶然发现的。1928年初夏他还担任战地政务委员的时候，在北京看到汤姆生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关于清华基金账目报告。这份报告说，清华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有人动用基金随便买股票、买公债，还有的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另外，管事者还利用换汇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贪污公款。因此罗家伦说：清华“基金的保管，……以前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有一个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织的，一个是外交总长，一个是次长，一个是美国公使。自然外交部占了多数了。横直赔款是退还给中国的，随便你怎么办，一个外国公债也不会因此来得罪中国外交部。于是外交部里的人，就把这几百万基金，随意胡来，把他来做公债生意、来投机、来挥霍。总之谁管基金谁发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可见罗家伦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当时清华董事会刚刚改组，对于罗家伦所提问题，董事会大多认可，但是却不同意他动用85万元清华基金的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以辞职相抗争。罗家伦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同上）于是，在提出辞呈的前两天，他草拟一份上万字的长篇谈话，以“所争在议决案及制度问题”和公布“本校一切经济之实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68页）为主题，寄给上海各家报社。在这份谈话中，他不仅把汤姆生会计事务所的报告和清华基金的黑幕披露出来，还公布了前任校长滥用公款的问题。这个谈话在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按：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罗家伦曾“在上海举行记者会，公布辞职理由”似有误。参见该书第42-43页）。 　　 　　 随后，罗家伦一不做二不休，先后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以及孙科等人，并提出“改隶废董”的议案。所谓“改隶”，就是改变清华大学原来两部共管的状况，由教育部单独管理；所谓“废董”，则是废除清华董事会，并将清华基金转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经过一番努力，教育部重新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代了上一年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从而使罗家伦的目的得以实现。 　　 　　 在“改隶废董”过程中，罗家伦采取了许多非正常举措。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9页）另外，冯友兰也举过一个具体的事例。他说，当年清华想招收女生，但“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就在招生简单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看出罗家伦的办事风格。 　　 　　 六、从图书馆看罗家伦的贡献 　　 　　 “改隶废董”以后，清华基金于当年8月正式移交中基会。罗家伦争取的六大项目得到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生物馆、学生宿舍、图书馆、气象台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数图书馆了。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谈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同上，第130-131页），这就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同上，第46页）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都只字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他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2-203页） 　　 　　 1930年初，罗家伦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后来他在开工典礼上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4页）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同上，第113页）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养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七、贡献卓著，黯然离去 　　 　　 谈到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专门研究清华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总结了八个方面：1、提前二年实现了前任校长曹去祥建立“完备之分科大学”的计划；2、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牵制；3、健全了基金管理，稳定了经济基础；4、增加建筑，添置设备，大大改善了读书环境；5、重建教师队伍，改善教师待遇，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6、整理原有学系，强化理学院增加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提高了清华的学术水准；7、扩大招生名额，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培养更多人才；8招收女生，使女子教育机会平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昱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他也指出：罗家伦“年轻气盛，好展才能，思想激进，好批评现状不讲情面，在当时社会文化条件下，必然会得罪他人。此外，罗家伦的国民党背景对于”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些都构成了他过早离开清华的因素。（《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52页） 　　 　　 罗家伦是1930年辞职的。辞职的外部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了华北；内部原因是在学生会大会上，反对罗家伦的学生要求他辞职。据说这个议案一开始没有通过，但是罗家伦不能装聋作哑，便找冯友兰等人商量。包括冯友兰在内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校长的侮辱和挑战，因此应该提出辞职，以示反击。罗家伦采纳这个意见，便飘然而去。苏云峰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中，再加上各种利害冲突，只要有类似背景的人都会有同样的下场，只是罗家伦的表现更有格调罢了（同上，第53页）。 　　 　　 需要注意的是，从上任到辞职，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却是清华历史上影响深远、贡献很大的人物。 　　

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1825年，被恩格斯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的英国慈善家罗伯特·欧文参考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关罗伯特·欧文的一段历史。在著作中，恩格斯提到了“欧文式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肯定了欧文的成就，把他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Robert Owen，1771—18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创建了一个公社，而且他给这个公社所取的名字竟然叫做“新和谐”（New Harmony）。于是，美国第一个“乌托邦共产党”便以建立新和谐社会为目标。 这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不由得使我们对 “公社”（commune）和“共产主义”（communism）进行思考，这两个词的法语对应词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语和法语中，它们都和“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词联系在一起，即“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中性的社会。 举例而言，在英语中，一个人吵闹骚扰了邻居，不参加邻里活动，或者不愿为邻里设施出一份力，这样的人便被认为是缺乏“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的人，所以社区这个字就包含了和谐的意思在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些政治家们为这两次大屠杀感到震惊，于是建立了欧共体（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确的目标就是把欧洲建设成一个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和谐家园。 实际上，仅在法律的意义上与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相关的组织仅会称自己的组织为一个“集体”（collective），而不会寻求和词语“公社”及其附带的社区和谐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深刻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他这样写道，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了自治的公社。请读者注意，资产阶级提倡私有制，这与集体所有制的精神截然相反。因此马克思在提到中世纪的资产阶级时，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公社”，这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公社”绝不意味着“集体所有制”或“共产”，这个证据直接挑战了“communism”被翻译为“共产主义”的传统说法。 事实上，首批自称为“公社”的组织是中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市区团体，当然这并不是指这些城邦中的公民共同享有财产，而是反映出公民如何将他们本身视为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恩格斯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因此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注脚中写道——“这就是意大利和法国市民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自治权后，给他们的城市团体起的名字。［恩格斯：1880 德语版］……‘公社’是法国一些新兴城镇所用的名字，甚至早在他们征服封建领主以前……就用这个名字了……”［恩格斯：1888英语版］。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标签： 共产主义 社会制度 私有制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作者：谢志浩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10:38:31 阅读量：483次                                 陈乐民先生有一种观点：公元1500开始的全球化，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可以视作欧洲文明扩张的结果。如果说古代中国是“用夏变夷”，那么，近代中国的处境则是“用夷变夏”，难怪，自强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先生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对这种变局有着深刻的体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主题演讲中，开宗明义，劈头便说：“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前一种的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胜的立在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 　　东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存在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股力量，它们之间相克相生、相辅相成。 　　与率先进入近代国家相较，落后国家，按理说有先进国家作为标杆，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避免先进国家的弯路，可以获得一种“后发优势”;其实，落在后面的国家，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更易产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虑心理，在独立和统一过程中，产生具有个人魅力的“奇理斯玛”，倚赖威权主义，从而完全有可能获得一种“后发劣势”，也就是说，后发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英国、美国，更加艰难和崎岖。 　　在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百年中国的宪政历程，愈发令人感念，先生作为自由主义的先驱，其朴素平实的宪政思想，竟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光芒。 　　胡适先生在百年中国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学人，而且与国立北京大学，有着殊胜的因缘，先生的生日，12月17日，正是老北大的校庆日。胡适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礼聘入北大，开始了漫长的教育家的生涯。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胡适先生这一代学人，内心尚有修齐治平的传统积淀，学而优则仕，多数人走着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而胡适先生，除了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一生谨守学人的底线，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样，胡适先生就与翁文灏、蒋梦麟、罗家伦、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出山”的朋友相区别。 　　同时，胡适先生与醇儒陈寅恪不同，爱惜羽毛的先生，自称“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天生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致，通过主持《努力》、《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胡适殚精竭虑，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普及民主宪政常识，尽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样胡适先生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路，先生有言：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先生对政治的关切。国家不上轨道，正直的学人，都会感同身受，只不过，学养和兴味有异，取径不同而已。 　　胡适先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对现实政治，议论风生，津津有味，但，只是表达内心的感受，决不“下海”。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高梦旦、张元济，都觉得梁任公吃亏在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总长。胡适内心，也是这样看待的，所以，决计不做“梁任公之续”。但是，胡适打定主意不做官，但决不放弃言论的冲动。胡适先生的独特路径在于，只“议政”，不“参政”。 　　先生早岁游美期间，新大陆这块年轻的土地，竟然具有如此丰厚的民主传统，令人惊诧不已，也令人低回不已!1912年，正直总统选举年，年轻的胡适热忱参“大选”，成为内心民主宪政的“酵母”。胡适先生对民主宪政的自觉认识，首先得益于七年的留学生活，其次，先生的见解，根植于深切的历史视野，所以，先生质朴平实的见解，比起政治学学养深厚的钱端升，更有厚重之感。 　　既然，在胡适先生看来，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生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过努力，中国完全可以走上这种道路。胡适先生既是一个试验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宏大目标，点滴努力。” 　　胡适在办《独立评论》期间，就曾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这些受过民主熏陶、学养深厚的朋友们，竟然都拥护独裁，这让胡适觉得有话要说。钱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犯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独立评论》的朋友，竟然担挑独立了，不具有底线政治共识。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囚徒困境”。 　　胡适先生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按理说，类似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应该发生在英国、美国这样率先进入宪政的国度。因为，那时候，民主宪政还没有成功的标杆，那么，肯定有一帮老辈谆谆告诫那些后生：既然连民主的概念，都那么模糊，历史上没有搞过，何必舍近求远、标新立异呢? 　　历史的吊诡在于，民主宪政的先进国家，通过努力和实干，生长出一套宪政的制度安排，而落后的中国，1933年，现代学人还在探讨新式独裁的可行性，怎么不令胡适先生感慨万千呢?胡适先生坦诚告诉朋友们，中国既无独裁的必要也无可能。 　　胡适先生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巨擘。笔者看来，这场运动，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启蒙运动，从此，中国人不迷信孔夫子，不以孔子定是非。 　　可是，时过境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却开始建立新的现代迷信，胡适先生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惊诧莫名! 　　原来，国民党从总理孙中山那里，寻找政治构架的合法性。“知难行易”、“先知先觉”、“军政、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无奈，历史没有给他更多实践政治理想的机会。 　　国民党一上台，便开始对孙中山搞造神运动，以孙中山的是非定是非。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适先生，倍感压抑，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激发了自己谈论政治的冲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胡适的锋芒初试，呼唤一个好政府。北洋政府，一方面没有搞造神运动，另一方面贿选丑闻不断，但毕竟还是保持国会的安排。国民党比起北洋政府，号称先进，竟然，“公仆”还要训练“主人”参政的能力，何时结束训政、开辟宪政，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 　　这时，正值胡适先生卜居上海，与老友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将新月社由松散的沙龙，变成比较紧密的社团，《新月》时期的胡适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评政论，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铮铮铁骨。 　　胡适先生《新月》时期，先后写出《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痛陈时弊，言辞激越：“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先生认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参政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而是参政的经验。‘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怕只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只要民众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 　　胡适先生终其一生，是一个平和的自由主义者，先生的“理想国”——古老的国度，实现民主宪政。胡适先生曾经隐忍过，退让过，但是，平生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2011年12月19日，荷锄斋，《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

“ 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 “ 无组织 ” 和 “ 非现代 ” 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 ：“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 ”， 认为 “ 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 ‘ 无所苟 ’ ，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     1905年，14岁的胡适求学于上海澄衷学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他写道：“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也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1962年，71岁的胡适在台北逝世，碑文上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2终其一生，胡适与“言论自由”有着不解之缘。胡适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丰富实践，这从其报刊活动中可窥一斑。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参与创办、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他还形成了独特的言论自由思想，譬如：主张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在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   一、作政论应秉持 “ 敬慎无所苟 ” 的理念   周质平曾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概括为“冷眼与热肠”，认为“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指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他的一点清凉作用。”3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具体到论政实践中，胡适之所以能有“一点清凉作用”，关键在胡适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1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提出   “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了一个团体“平社”，拟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杂志，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胡适为此撰写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其中指出：“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4 具体议政方面，“言论自由须负责任”的理念体现为——应发表负责任的议论。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5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第1号出版，胡适所撰的《引言》中亦称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6 1933年，胡适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当时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对此建议，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7   2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力行   吴相湘为胡适所作的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均 “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8其中，胡适尤为突出，蒋廷黻曾回忆道：胡适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两点坚强特性，即“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9 《独立评论》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244期，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对此，毛子水教授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10这些政论的核心关怀是抗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其中有关抗日问题的政论更是体现了胡适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11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伸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2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13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 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4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做三十年的小学生”。15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16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17   二、实现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具体要求   1932年，胡适回忆：“《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18“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即是如此，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认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此后，胡适多次阐述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要求。   1 、 “ 独立的精神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涵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0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21在1936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22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5年“沪汉事件”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23   2 、 “ 研究的态度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24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在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25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6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评道：“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戴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27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281935年，胡适致信准备去日留学的陈英斌，就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29   3 、 “ 清楚的思想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还应有“清楚的思想”。明白清晰是胡适文章的基本特点。陶希圣曾评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30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会上，周策纵亦以“平情顺理，清流浅丽”八个字概括胡适作品的风格。31 胡适认为：若滥用抽象名词，则思想难以清楚。1933年胡适致信向《独立评论》投稿的孙长元，胡适指出孙的文章有“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的抽象名词”的“时代病”，诸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等。同时，他表示希望“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因为“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32 胡适在提倡作文应有“清楚的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5年，他以“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的文章为例，指出“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用同一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个不同的意义”。剖析陶文之后，胡适指出：这种“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是“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因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3这一批评引起陶希圣的不满，胡适致信解释，指出思想笼统流弊甚大，认为“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34 若要真正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和“清晰的思想”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胡适在与陶希圣关于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信函来往中，还曾提出一条要求——不能公然提倡自己良心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针对陶希圣所提的“两面标准”——学术上可以自责而教育国民时应当“自吹”，胡适驳道：“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35   三、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体现 “ 责任伦理 ”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不过，胡适却很强调“责任”的道德内涵，具有强烈的“责任”观，将“责任”作为一种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因而，他认为“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追求。   1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体现   胡适反复强调且尽力践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是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一种体现。“责任伦理”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1919年，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心志伦理”、“信仰伦理”等）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而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不是说心志伦理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这自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36 可见，“信念伦理”强调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则强调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施路赫特教授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能为”的评价方式不同，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心志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7 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强调“责任”概念的道德内涵。有论者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换言之，即“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38胡适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之权责”的人士，虽未及韦伯的范畴和深度，但亦包含了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 譬如：1936年4月12日，胡适针对“广田三原则”所作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发表后，引起各方评论。5月4日，胡适撰文《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回应，重申“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强调“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十足兑现，不折不扣。……个人的挨骂，被刑罚，被暗杀，只是应负的责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责任是国家政府因采纳我的主张得着的种种结果，我都得负道德上的责任。自己肯负十足兑现的责任，然后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他人的考虑和信从。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武’的一天”。39在他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40   2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动因   1956年，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胡适指出“敬慎无所苟”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他写道：“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辩。……但这种激烈的争辩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41这段回忆，体现了对“责任伦理”的自觉追求。笔者认为：这种自觉追求有着双重动因。 在个人层面，是因为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1919年，胡适撰文《不朽——我的宗教》，在剖析传统的“三不朽说”——“立德、立功、立言”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不朽论”主张。概而言之，它是指：“个人的一切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好坏大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该文强调了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即：“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42后在《我的信仰》中，谈及《不朽》一文时，胡适再次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因此“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43 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坚定，强调“小我”对“大我”的责任。1936年，周作人劝胡适专心“讲学”少“议政”，胡适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事者”，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指出“我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44在议政方面，他以“负责任的舆论家”这一定位要求自己。1923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45 在群体层面，则是因为当时身处“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渴望走向社会“中心”。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进入20世纪后，“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因浮动性和边缘化并未完全接替传统的“士”所扮演的社会领导角色，因此在近代中国日益边缘化。46不过，近代社会的转型，在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的作用日益突显，故“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有论者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47 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在《独立评论》时期，他们提出和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为走向社会“中心”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的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丁文江就曾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之际，知识分子并不甘心所处的“边缘”地位，期望走向“中心”，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1931年9月30日，愈平伯建议胡适亲自出马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希望 “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认为“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48在筹办阶段，胡适等给《独立评论》的定位是“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49此后的实践，更表明他们期望“负责任的言论”能给“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一定影响，进而在社会“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当《独立评论》一年之内读者由“七千个”增加到“一万三千个”、“好几期都曾再版”，并且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时；胡适说这让他们“‘‘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50 余英时曾指出现代中国的“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会造成不良后果——“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51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注释： 1 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0页 2 毛子水：《胡适传》，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42页 3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289—P291页， 4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45页 5胡适：《后生可畏》，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96页 6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7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8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225页 9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见 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28页 10 毛子水：《胡适传》，见 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35页 11胡适抗日政论中的主张相对“低调”。对于这些所谓“负责任”的主张，当时国内各方反应不一；但日本方面对《独立评论》和胡适等人持敌视态度，这或许能说明“低调”中的某些理性价值。时至今日，评论仍有歧异。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判断，举例仅是为了显示胡适在“敬慎无所苟”理念上的言行一致。若期望了解当今研究者对此的观点，可参阅：罗福惠、汤黎：《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沈毅：《从〈独立评论〉看胡适抗日时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武菁：《〈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安徽史学》，2001（2）；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民国档案》，2000（4）；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江苏社会科学》，1999（1）；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3）等相关论文。 12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8号，1932年7月10日 13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14]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15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16君衡：《独立评论四周年祝辞》，《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7陶希圣：《低调与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8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3页 19同6 20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21同20 22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1页 23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20—P723页 24同20 25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26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27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28同26 29胡适：《致陈英斌》，1935年7月24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9—P650页 30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19页 31转引自 陈仪深 著：《〈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社，1989年版，P240页 32胡适：《致孙长元》，1933年12月13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595页 33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 34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0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39页 35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2页 36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59—P261页 37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23页 38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社会学研究》，2001（4），P34—P35页 39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40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3年5月17日 41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4页 42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3胡适：《我的信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1页 44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0页 45胡适：《“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努力周报》第36期，1923年1月7日 46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4），P6—P11页 47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P62—P69 48 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P84页 49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1页 50同40 5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P509页   （吴麟：博士，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原文链接： http://203.212.4.51/article.php?id=5307 ）

作者:赵映林 　　 　　　　1962年2月24日，著名学者胡适不堪重负，带着欢娱和不尽的遗恨溘然长逝，终年71岁。 　　 　　　　据台湾《中央日报》这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我们得知，胡适逝世的次日，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似乎是盖棺论定了。然而，就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这又是为什么呢？个中缘由，读完本文也就恍然大悟了。 　　 　　　　客居纽约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蒋介石则一厢情愿希望胡适能为其活动美援。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不免悲上心头，虽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在纽约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并“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蒋廷黻想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拟拥胡为党魁。胡适对人说：“我不反对他组党，但我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绝不参加，更谈不上做党魁”。胡适这种“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使中国自由党流产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东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东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这下胡适可遭殃了。胡适1949年到美国，全部存款2000美元，坐吃山空，何来钱雇保姆？于是胡适只好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倒烟灰缸、化冰箱的冰，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变过去外出有车、家事有佣人的生活条件。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 　　 　　　　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1万多美元的讲座，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他不愿吃嗟来之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以他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大陆有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水经注》，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学术界原来对此案几乎一直是确认不疑的。胡适穷追20年的时间，用了数百个证据，澄清了这一不实之案。这桩学术公案经胡适的考证后，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祖望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了戴震的书；全祖望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帮助颇大，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湮没的。 　　 　　　　1951年12月17日，胡适已60周岁了。这天纽约的天气极冷，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在车厢里，暗自沉思，年过花甲，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于是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遂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中国思想史》的下卷；第二笔债是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半部分；第三笔债完成《水经注》校本的考证；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胡适最终由于众多的社会活动而未能完全了却“生日决议案” 所规定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胡适客居美国，并未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其爱国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浓烈。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政府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说法，胡适极为愤慨。几年后，他为司徒雷登的《在中国五十年记》作序时，还对此耿耿于怀，责难美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指罗斯福与斯大林妥协签定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所以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 　　 　　　　回到台湾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此前他曾4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2月26日他随父母赴台，1895年1月随母离台回到上海。其间牙牙学语的胡适在台南住了9个月，在台东住了1年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胡适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湾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是1949年3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准备去美国活动美援。这月的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27日还由傅斯年、黄朝琴陪同到中山堂作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月底返回上海。 　　 　　　　第三次是1952年11月，他在这月的19日从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机场受到蒋经国、何联奎（代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迎接。他在机场被欢迎的人群和大批记者包围着。朋友们争相握手，记者们抢拍镜头，被挤得寸步难行。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晚上，蒋介石在府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这次回台是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这些话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印行。讲演之余，胡适出席了各类宴会、茶话会，访问了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并和一些著名学者就《水经注》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切磋。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休息与享受了”。他在和30多位中学校长座谈时，提出中学应减少必修课，提倡选修课，“让学生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兴趣”。这是胡适改革中学教育的最重要设想。12月26日，胡适到郑成功祠献花圈，又到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简陋木楼，是原台南“巡道署”唯一的遗址。1893年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住在这小楼的附近。在仅存的小楼前留影后，胡适种了一株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60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父老兄弟姐妹欢迎，敬记谢意。”又为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嗣后，他又到了台东的旧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1953年1月17日胡适经日本返美。 　　 　　　　第四次到台湾是1954年2月18日，4月5日离台回美。胡适这次回台，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说，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么能挑起“总统”的担子？表示“原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臣，不愿居官”。 　　 　　　　1957年2月17日胡适以胃溃疡病重，在纽约医院将胃割去60%，到3月10日出院。这次病得不轻，所以6月4日他便写下英文遗嘱：身后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捐给北京大学；一切手稿、论文和身边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如有遗产则给子孙们平分。 　　 　　　　这年的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而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1958年4月8日，在外流浪了9年零3天的胡适终于回台湾定居了。 　　 　　　　大陆批胡及台湾讨胡 　　 　　　　大陆批判胡适，始于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直到1957年反右才开始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阵线而免遭恶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里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同胡思杜如出一辙。）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但胡适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批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的两批资料（指大陆批判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刊物，主张在台湾实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从1951年6月开始，该刊物因经常登载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文论而处于逆境。这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自由中国》受到压制，胡适十分不满，他给雷震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这篇“获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是《自由中国》的招牌！”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都是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其中有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的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刊物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七版之多，仍供不应求。这下大大触犯了蒋氏，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发文，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最后的岁月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会。蒋在讲话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管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胡适从1958年4月回台定居接任“中研院院长” 之职，到1962年2月去世，在台湾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3年又10个月。其间因操劳过度，引发心脏病4次，住院治疗休养达5个月155天。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必须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由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起草的“发展学术，培植人才”计划，经胡适最终改定为《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经胡适的努力，“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贯彻。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现代文明国家的民主与自由，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就导致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的不可避免。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选择。胡适对蒋介石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奉劝国民党“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跟胡适遥相呼应的《自由中国》在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使当局浑身不自在。到蒋当选后，又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穷追不舍。雷震进而酝酿组织新党——中国民主党。到此，国民党终于彻底撕下假民主的面具，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中国民主党也因此寒流而遭摧残。当雷案发生，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此后，他面见蒋介石为雷震辩白。又同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但都无效果。1961年7月26日是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1961年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0周岁生日。台北文化界200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可是他未等病愈便坚持要出院筹备在次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酒会上胡适见人才济济一堂，十分高兴，便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副院长”李济发言，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新院士发言。胡适表示赞赏吴大猷的画，但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1955年，胡适曾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民知道的。”他还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对祖国大陆，不是毫无眷恋之情的。 　　 　　　　（原载《民国春秋》1992年第六期。2012年初补记：胡适手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为国民党政府所全盘接受，从而为台湾的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途径，奠定了制度基础，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工作，1986年李远哲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来源: 民国春秋 | 来源日期：2012-01-23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