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

胡锡进

胡锡进是《环球时报》的前任总编辑,现为《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同时,他还是一位活跃于中国网络的大V,微博粉丝接近2500万人。

胡锡进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后于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早年曾担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

胡锡进一些列言论曾多次引发网络热议,并引来了褒贬两极的评论。通常,胡锡进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吹鼓手。

2011年6月,胡锡进接受采访时,曾提出“复杂中国论”,以回应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2012年5月,中国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后,胡锡进曾提出“适度腐败论”,替对方开脱罪名。

2013年12月,胡锡进曾在《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一文中,提出“雾霾有利于军事防御”。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他曾多次要求授权香港警察“对正在向警察发射弓箭的暴徒直接发射实弹”,一旦造成死亡“警察不负法律责任”

2019年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新疆集中营后,胡锡进曾批评其“谎话连篇”。

胡锡进也曾发表多篇被认为是亲“自由派”的言论:

2012年6月,他曾发微博:“假如我不是中国人,我一定会活得敞亮,少很多纠结。我会看中国热闹,它又大又穷又折腾又没人缘,人多得像蚂蚁。它的发展更像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挣扎,是全世界优雅人士的笑料。可惜我就是中国人,生在国家和所有国民与命运抗争的激流中,看遍成功,也看遍失败和殊死般争执。我爱、恨、心疼这个国家”。

2022年,上海封城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之后,胡锡进撰文批评当局的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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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相关日志 2011/02/21 — 西西河:从民工荒说起 2010/07/27 — 折耳猫: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各行业的影响 2010/01/08 — 保险、社会保障与人口调控 2012/06/15 — 伊利“奥运牛奶”被指造假 北京奥运期间未达标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中国乳制品处在“历史最好”阶段——因汞含量异常,伊利召回问题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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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活着,他们虚拟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因为祖国而抱成一团。 祖国的忌讳就是他们的忌讳,祖国给予的知识是唯一可信的,凡与此不符的,便是异端邪说。 祖国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可以不了解任何敌人的情况,就迸发出刻骨仇恨。他们了解的世界地图是:自己的祖国永远是对的,而且在地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个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荣耀感——“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至于充满卑微和恭顺的忠心句子“祖国因我而骄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 不言而喻,一个批评自己“祖国”的人,将会非常孤独,而且常常被人视为叛徒。比如你说中国人什么不好,立马就是一句有力的诘问:你不是中国人吗? 这是你的“祖国”,他的荣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担。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常识。“祖国”是送给你的终身礼物,你没有一丁点轻慢的权力。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这是常识。 当他们不能认可你的动机时,你就注定成为公敌。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纳时,最好缄默不语。否则,你的充满爱意的批评,将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 你没有听见体育解说员异常智慧的说法吗:他这个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场地了。在这个句型里,隐含中国式批评的所有秘密:保全别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辞,掩饰一个坏的事实,但绝不直接批评你。避免直接交火,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凡是可能发生直接交锋的,一律放在事后和背后。 直接批评适用于一种关系:上下级。上对下,是最理直气壮的关系,可以做河东狮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评对象无一丝反抗能力。在官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官员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在表面的和谐气氛里,隐含着无比的小心和戒备。 还有一些关系,可以充分表达直截了当的批评:比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公民,官吏对国民。 在常州,朋友带我参观刺绣馆,本应往上的电梯显示朝下,电梯打开时,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说了句:小朋友摁按钮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来:没有!他的数学考一百分,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呢?我的孙子最聪明了,你们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岁男出租司机在车上抽烟,当我抑郁质问时,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对我这样说话!你应该请我掐灭烟。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烟有什么问题吗? 刚上京沪高铁,发现座位上塞满包裹,我问:谁把东西放我座位上了?旁边那位年轻女士无一丝愧疚,而是生气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对着我。 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发短信要钱时,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没资格教我如何生活!我虽贫穷但不卑微! 我当面对人说不的勇气日渐萎缩。在地铁上,一个轻佻的女孩在打闹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干什么?”刚喊出声,便得到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喊什么?不就撞了一下吗?当我盯着一个发出吐痰音的人时,对方是不屑地回应:直挺挺把浊物吐在前方。当我盯着一个站在身边抽烟的人时,人家照样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袅袅的烟圈。 有一报纸编辑告诉我,该报文化把头说:老愚的书不能向读者推荐,因他骨子里不爱我们国家和政府,他的书是有毒的。编辑约人写好的评论《在和风中假寐》的文章,就这样流产了。我的敌人正是这些“爱国贼”,他们垄断了爱国权——我们只能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爱国,才能被认可,但问题是,我永远不会那样去做。 当善良的韩国人委婉劝告中国人学好时,举国上下发掘“正能量”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徐徐展开,遵从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变戏法似地包装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么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试图拯救陷入无道德深渊的中国人,真是难为他们了。一个人造英雄辈出的时代又将来临。我隐隐感到恐惧: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一定是畸形的,当上层的腐烂须下层不断的牺牲遮掩时,这一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义和团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们把持的党报到狂躁不安的民间“爱国义士”,他们不断制造话题,挑起事端,兜售一种无底线的生存法则,专讲歪理。有几个标榜处处为中国前途着想的诡辩文人,旁敲侧击,穿针引线,企图把揭露中国真问题的人和媒体置于死地。政治狂人薄熙来被废黜之后,本追随重庆模式的兴风作浪之辈未见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他们心里相当清楚,这番政治押宝,胜算的比率并没有多高。 在这样的时刻,韩国人金宰贤真率的直言显然不合时宜。 谁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除非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经出版,敬请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为http://weibo.com/ftly。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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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社会: 陕西镇坪7月大胎儿强制引产事件引起中国左右同声谴责

产妇冯建梅告诉记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陕西镇坪县被计生部门强制引产,并曾遭遇殴打;镇坪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则回应说,并非强制,引产是“合法”的。 根据冯建梅的回忆, 6月2日上午九点,她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押到医院,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在带去医院的车上,由于她不断挣扎,也曾遭到殴打。在医院时,也没有其他家属在场陪同。 冯建梅的公公闻讯后赶到医院,却被镇政府的人拦在楼下。而她的丈夫邓吉元,当时在外打工,她的其他家人,正在南京照顾冯身患癌症的婆婆。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则对媒体回应说,冯建梅并非被强制引产,“当时镇政府的好多人都去了,跟她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引产的事,她是同意的。” 栗永久的说法是,陕西镇坪县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被挂了“黄牌”,到了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要加强了相工作。而邓吉元家非要生下这个孩子,就违反了当地关于二胎的准生政策。 而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向记者展示了来自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袁芳的一条短信,“四万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还能怎样。还是你们自己大意了,没当回事。”而邓家因为邓吉元母亲的癌症,的确已经无力缴纳这四万元。 针对网曝陕西安康镇坪县强制引产七个月大胎儿一事,陕西省政府今日(6月13日)在官方网站回应称,陕西省人口计生委已派出工作组了解情况,待调查清楚后,将“依法严肃处理”。   13日上午,陕西省人口计生委向各市人口计生部门发出通知,再次重申,决杜绝大月份引产,切实维护育龄妇女的合法权益。 连日来,这起在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下似乎数见不鲜的惨案,因为一张血腥的图片,直接而鲜明地让强制引产这一强制计生中最血腥的一面,冯建梅的惨状,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广泛愤怒。 长期被视为为官方政策背书宣导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微博上对其进行了批评。他说,“我强烈反对安康对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强行引产的野蛮做法。时代在变,计生强度在变,应推行更文明计生。” 但胡锡进话锋一转,又开始为官方辩护,他说,“我不支持借这件事否定整个中国的计划生育。计生对中国远远功大于过。莫用日本香港人口密度大来证明中国没必要计生。它们小,发展早,全世界资源在帮它们养活人口。但世界养不起几十亿人口的中国。” 而作家赵楚则痛切地断言,“镇坪事件就是残杀人命”。 他说,“这不是计划生育执行法规的问题,而是剥夺生命的问题,当我们使用‘强制引产’这种医学术语来描绘此事,我们实际上是在回避此事的实质,对生命的惨剧闭上眼睛,我们正在公开表明我们社会和时代对生命的残忍态度。” 他又说,“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彷佛是一件与同胞和人类生命无关的事情,彷佛是挖矿和采蘑菇,人的生命成了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的工作指标,一些冰冷的、彷佛彻底无意义的数字!” “同时,在罚款这种掠夺性的经济动力推动之下,这一本来存有理论争议的政策,在现实中,已经变成了唯利是图、毫无人性、天怒人怨的活动。受害最深和最烈的还是底层毫无社会表达能力与抗争能力的普通乡村人民。在严格的舆论和社会控制之下,这种残害所带来的滔天血泪和震撼哭泣,不被所谓主流社会听到,而被残害者成了贱民都不如的不可接触者。” 他最后说,“要生命,不要残杀;拒绝任何暴力行政。要改变,必须改变,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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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胡锡进谈 “认真引导主流公共意见”

@胡锡进: 中国一定要认真引导主流公共意见在舆论场的有效发声和汇合,使这些意见对亲美和亲西方的声音形成强有力钳制和平衡。几乎在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影响巨大的国家,亲美的声音都很难在舆论场获得强势,而在中国至少微博现在成了例外。这有些反常,也值得深思它的成因。6月7日 14:21 来自新浪微博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整理的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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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研究所: 网民权利通讯(总第十一期,2012年5月号)

2012年5月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微博公约:首要保护自由使用权利》的采访报道。接受采访的著名律师、新浪微博的知名博友陈有西说: 首先微博、QQ等网络通讯工具或者自媒体,是公民言论表达的一种工具。关闭删除个人账号,实际是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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