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文/彭涛（博士） 自4月27日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后，中美双方就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安全和去留等问题迅速地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最后在陈的要求下同意他和家人赴美。这件突发的“人权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继王立军事件之后的又一起搅动中国政局的大事。该事件被某些媒体喻为，是一件将对中共十八大权力分配（包括对薄案的处理）和中美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保守派占上风，政改声音被淡化     陈光诚事件暴露了中共维稳安全系统的漏洞和该系统对法制和人权践踏的劣迹，在世人面前大伤了中共的脸面，也让中共感到的极度恐慌，害怕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骚乱。这种被美国人在自家的地盘“玩弄”的羞辱感和害怕民众生乱的恐惧，促使中国高层的中间派和改革派的一部分向保守派靠拢，并联手为维稳而加强对异议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控制和打压，同时也让保守派重新在中共高层权力的构成中增加其分量。在这种“一致对外”和“捍我河山”的氛围下，政治改革的声音便自然而然地被降低和淡化了。 据报道，北京就陈光诚事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四二七事件处理小组”，胡锦涛为组长，副组长是周永康和令计划，成员有杨洁篪等，但温家宝却没有被纳入该小组。这说明，一向被称为改革派的胡锦涛现在却向保守派靠拢，将激进的温家宝排斥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之外，因为胡锦涛“不愿意让此事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另外，保守派的喉舌还纷纷发起对陈光诚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攻击。《环球时报》称陈光诚咎由自取，斥责他“为性情多疑、出尔反尔的小人”。 《北京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以文革式的语言警告骆家辉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务，称“骆家辉是祸乱中国的鸡鸣狗盗之徒”，等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美国道歉。同时，陈光诚的家人继续遭到威胁并与陈失去联系，陈光诚的朋友们也仍然受到中共安全部门各种各样的监控。 考验改革派的政改诚意和能力     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目前已成为考验中共高层改革派是否对政改真有诚意的一块试金石。至今为止，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作为。对陈光诚的三个请求(依法严惩犯罪，保障家人安全和依法惩治腐败)，总理温家宝尚没有做出什么正面而积极的回应（至于北京答应调查山东地方政法委违法行径的允诺是否最终被履行还是个问号），温家宝也没有公开关心过陈光诚事件和直接与陈光诚接触过。 这就让外界对中共高层改革派（特别是温家宝）在政改上的诚意和能力提出了质疑。相反，温家宝却要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尊重中美双方的差异”。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的退缩不前和被边缘化，说明他们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再次处于劣势，以及他们在“大敌当前”（维权人士和美国政府搅局）的情势下也不得不向保守的“维稳派”低头，并与之联手而“从速处理”陈光诚事件，以保证中共十八大前后的绝对稳定。 另外，在陈光诚问题上，温家宝也曾长期“容忍虐待陈光诚及其家人”，而且到迄今为止，他也从未在政改上有什么真正的建树，尽管他长期以来呼吁从事政治改革。人权和法制在中共改革派的权力和利益权衡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次就让人们在陈光诚事件中对其略知一二了。 中美关系不会因此而受重大影响     陈光诚事件正好发生在新的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给此次对话和中美双方带来了摩擦和麻烦。为了减少对这次对话的干扰，中美两国均努力合作，试图尽快解决陈光诚问题和尽量减少该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因为双方有比陈光诚问题“更大和更重要的”事情要商榷（如促进中美经济增长、北朝鲜导弹发射、伊朗核武、叙利亚内乱和南海黄岩岛等问题）。 美国虽然让陈光诚进入了美国驻京使馆，但不久又迅速让他离开使馆而再次落入中共安全部门手中。美国接纳陈光诚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完全是出于真心。这可以从美国使馆开初唐突而草率地处理陈光诚一事上看出来。美国向来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多是作秀，在重大利益的诱惑下从来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真正得罪北京。而美国相信中国政府会履行其保证陈光诚及其家属安全和公民权利的承诺，这本身就是在自欺欺人。在陈光诚事件上，连中共改革派都不敢和不愿为其说两句公道话或为其打抱不平，谁还敢相信北京的诺言？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共还是在装傻？因此，陈光诚事件不会象一些媒体所认为的那样，将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两国关系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今后，美国将跟以往一样，尽量避免在人权问题上与北京发生冲突，以维护自身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最近，美国甚至已宣布，不插手北京和马尼拉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南海动武，美国也不会干预。可见，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有多大。一句话，不管陈光诚是赴美还是留在中国，赢家都只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共高层的保守派。因为，中国人权不会因为陈光诚的去留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到迄今为止，人权在中共政治中没有价值，没有分量，也没有市场。而中国的改革派又太软弱，太模糊和太没有底气。 政改前景渺茫，民众才是希望     陈光诚事件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在人权和维稳问题上的立场的一致性。中共内部各派对人权和维稳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共识。维稳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因为只有“稳定”（这只是个借口而已）才能保住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不管是哪一派）的权力和利益。 在中国大陆，象陈光诚这样受到非法迫害的异议人士比比皆是，他们的遭遇不会因为陈光诚事件而真正得到好转。在中共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着手改善人权和法制的情况下，官员滥用权力和违法迫害异议人士的现象就不会停止。一旦陈光诚事件在媒体冷却下来，一切又都会恢复到过去，冤假错案将照常发生而无人过问，上访民众的队伍将一如既往地越来越长。中共高层的保守派也将继续利用陈光诚事件向党内自由派发难，甚至追究其责任，并将变本加厉地打压和控制异议人士。 保守派还有可能利用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来刺激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其对他们违法犯纪的视线，为自己在十八大上争取更多的席位和话语权。另外，保守派也有可能借陈光诚事件来给胡温处理薄熙来事件制造难题和增加变数，使薄案变得更加复杂化。 但是，与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大陆民众在网络上对陈光诚却给予了广泛的人道与政治声援，并对保守派喉舌对陈光诚和骆家辉的攻击予以了严厉的斥责。网民对中共左派宣传机器对陈光诚的抹黑感到忍无可忍，对中共官媒为官员腐败和高高在上作风的辩解感到荒唐至极。大陆民众看清了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并对中国人权和中共体制问题作出了鲜明的表态。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希望不能单单寄托在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身上。 中国民主化的动因是民众。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

陈光诚据称目前在北京的一个安全地点。 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长期在山东家里遭到当局的软禁，近来传出已逃离当地。最新消息说，他已经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长期以来，海内外不乏要求还陈光诚自由的声音，他这次出逃，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陈光诚今年41岁，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人，他幼年失明，靠自学成为律师。他长期从事法律维权工作，帮助村民、残疾人士争取权益。 2005年陈光诚因揭露当地政府以不人道方式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强迫超生孕妇堕胎，甚至随意逮捕亲属、逼迫家人缴纳巨额罚金等劣行，引发当地政府报复。 2005年9月6日陈光诚被强行逮捕，被软禁在家中；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被警方带走；20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4年3个月徒刑。 2006年5月，陈光诚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最有影响力百大人物，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并列。 陈光诚在去年9月出狱，但当局将陈光诚及其妻儿无限期地软禁于山东临沂的家中，与外界的通讯受到限制，女儿也无法读书，其间更传出陈光诚及家人多次遭到不明人士殴打。 陈光诚被软禁期间，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公开呼吁政府释放陈光诚，国际社会也多次提出同样要求。 2008年7月，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希望国家领导人能“体会一下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的屈辱和无奈。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聆听一位服刑盲人对国家兴衰成败的担忧”。但中国政府对此少有回应。 许多前往东师古村探视陈光诚的记者、作家、律师等维权人士都遭到当地不明人士的袭击、殴打。去年底好莱坞演员克里斯汀·贝尔在北京宣传电影期间乘8小时车试图探望陈光诚，却在村口遭到不明身份者暴力阻拦，未能见到陈光诚。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像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 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 1.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 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 ，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2.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藉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藉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3.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 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 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 。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得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最近世界媒体聚焦关注中共高层薄熙来和王立军案，而且中国民众也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的“管制”拍手叫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等极左思想的网站纷纷关闭。更让中国的开明人士放松一口气（虽然非常清楚这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藏人也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唤起了藏人更大的恐怖记忆，也担心中共在西藏实施更具体化的“文革”运动。 其实，藏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的，薄熙来还没到重庆之前中国的张钦差大臣在西藏的言词是一流的文革式，当然工作方式与文明社会绝对格格不入，离文革也是咫尺而已。当重庆大唱红歌，藏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藏人的记忆中西藏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中国四川——从满清帮办到赵屠夫，再从刘文辉到十八军。所以在西藏大门口如此公开唱红，波及西藏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在西藏大搞新文革的中共官员们来说重庆简直就是理论根据和楷模。 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月22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举行该活动，旨在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激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似海深情，进而凝聚起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 事实是：“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不让回家过藏历年。”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理塘县境内开展一项征集民众签名活动，并宣布目前正值采挖虫草季节，民众签字是为了保证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但后来民众却得知当局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份包括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反对分裂活动和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等具有7项内容的文件征集签名后，引发理塘藏人的强烈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家乡理塘县上木拉乡的两名藏人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为此当地民众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签字藏人从当地部落里驱逐，但两名藏人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文件内容，纯粹是受到中共的欺骗后，对两人分别处罚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遣数百名公安、武警、特警和工作人员到上木拉乡，召集所有民众声称，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尽力解决，但在文件上必须要签字。当时，中共工作人员要求一位年迈的老人诉说有何困难时，这名老人表示，自己最大困难的是一直希望能拿到护照，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至今没有被办理护照；另一位老人则回答说，自己的两名兄弟曾被杀害，这是自己最大的心里困难，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后，中共工作人员和军警所有藏人集中在一起，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意进行毒打、乱剪头发，并把每个人拉到人群中间进行围殴和批斗，强行在文件上签字等当地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中。 中共当局除了在理塘县外，还在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新龙县为首的其他地区中也正在进行这一强制性的征集签名活动，但一致遭到西藏民众的反对。 《西藏日报》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抽查拉萨便民警务站时强调，“坚决打赢维护稳定的持久战，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加快推进全区676个便民警务站建设。” “3月15日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和拘捕，近日当局又拘捕了香赤寺堪布和其他三名僧人。” “本月初中共当局所谓的工作组在西藏昌都江达县德玛曲廓寺，强行命令该寺僧人在寺院主殿悬挂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以及在寺院殿顶竖立中共国旗，对此，遭到该寺僧众的拒绝后，工作组强行在该寺殿顶竖立了中共国旗。当时一名年长的僧人因无法忍受工作组的精神折磨而去世，而其他僧人也因无法继续待在寺院而离寺回家，目前该寺已变成空寺。 在今年3月现任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主持召开所谓的严打动员大会，他在大会声称：“昌都地区有大量的僧侣和信教群众，因此，成为了达赖集团的堡垒，昌都地区多个寺院未能有效管理和解决现有的问题”他还号召“坚决认识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竞争后进行严打等”。” “本月26日，西藏炉霍县法院对今年参加抗议的16名藏人分别判处1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 以上提到的那一件是合法的？拿中共自己的法律统统是违法的，不用说国际法什么的。而且，中共对待藏人的手段那一点没有继承 “文革”的“优良传统”？ 但是，当中共政府公开倒薄熙来和王立军等，国际社会聚焦关注、中国民众以倒薄、关闭极左思想网站为快之际，西藏的钦差大臣们继续在风风火火搞新一轮的“文革”。 外界一直对中共统治下的“特殊”的“国中之国”，自然也是中国钦差大臣们的“殖民王国”——西藏的统治方式和文革式运动不是很了解。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法律可言，政治问题、泄露国家秘密、与达赖集团有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是“法律”，而且是任何人无权质疑的“法律”。藏人所遭到的抓捕、关押、再教育、劳改、甚至处决等等就以这些为依据的。 每当看到中共高层高谈阔论西藏不能实施所谓“一国两制”时，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自1949年中共侵占西藏起一直实施着“一国两制”。只不过后来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口头上还有个“港人治港”，但是在西藏的“一国两制”是“汉人治藏”，而且一直是殖民统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更滑稽的是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大叫“解放了”、“藏人当家作主了”、“藏人翻身了”、“天亮了”——想一想这个天还能亮吗？ 当然中共对西藏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安抚，说俗一点就是骗你，骗死你。那么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就是有计划地消灭整个西藏民族，整你，整你，整死你—所以西藏这片土地上的流血从来没有停止过，藏人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一百二十万死亡名单上直线上升。 有人说，在西藏的这种文革式的统治模式不是来自中共高层。可是，你相信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里如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认可或默许，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说的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特别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同、支持的。 同样的，这么多年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都无一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西藏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无一不是推进西藏民族彻底灭亡。从限制语言、宗教、言论、自由——那一条不是呢？ 因此，最大的声援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最新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列出的四个重点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这样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西藏的“文革”越演越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共，从手段到方式焕然一新：寺院给你留着，信仰给你禁止；学校给你开着，禁止藏文授课；铁路公路给你修好，禁止自由行走；法律给你摆着，抓捕处决任意……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2012/4/30于达兰萨拉 桑杰嘉，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