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茅于轼： 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日报： 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 20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日报： 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茅于轼： 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日报：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茅于轼： 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茅于轼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茅于轼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 学者的联合建议 2012.08.18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从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更有基层计生干部不惜侵犯人权来控制人口，造成官民冲突，弄得民怨沸腾，甚至变成国际事件，极大地伤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种错上加错的生育政策绝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     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300美元。农业占经济总量约30%，各种商品都面临紧缺。同时，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很快。中国经济面临就业不足，人均粮食生产很少，教育投入不足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计划生育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在城市施行严格的一胎政策，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很多家庭儿女双全的愿望不能实现。个别基层计生干部粗暴行事，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暴力事件也司空见惯。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总体规模已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元，两三亿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长期坚持一个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渐渐地脱离了变化中的环境，计划生育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暴露。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40%，但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从1.5亿减少到1.0亿。各地小学校大量合并，与2000年比较，2010年农村的小学校减少了一半。由于出生儿童长时期持续减少，使得中学招生也越来越少。现在大学也很难招生，各校都在抢生源。中国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态势在全球社会古今罕见。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国家过去所发生过的。     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降低到现在的约400万。如果继续计划生育政策，2017年前后人口将达到顶峰，为13.5亿，以后人口数开始下降。即使立刻停止计划生育，再过约十年中国的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那时候人口总数约为14亿。远不到过去预测说的，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人口也会达到15亿和16亿。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有：       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段劳动力开始减少。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逐渐加剧的用工荒所证实。    2010年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即使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妇女的生育率稳定，14岁以下的人口也应占20%（14/70 = 0.2）。现在只占16.6%，低于世界平均的27%，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我国人口属于严重少子化。     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 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 2010年 的1.18. 妇女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虽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但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结果。因而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所以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以下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好像现在十岁的人再过十年一定是二十岁。无论我们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     2012年育龄妇女人数开始负增长。说明中国的人口生育能力正在走向衰减。     2012年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止跌回升。其中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但65岁以上的比例快速上升。抵消之后总抚养比开始上升。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以后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缺乏和年轻人消费不足的问题。     2015年“光棍”危机开始呈现，以后危机逐年加深。到2023年光棍超过2000万。以后光棍数会达到4000万。这三四千万的光棍在他们以后的几十年的有生之年中永远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可能性。     从1975年到2010年一共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大约有4%的孩子会在25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补生成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发生以下的事件：       如果继续保持现在1.18的生育率，2017前后年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加，此时的人口总数是13.5亿。     以后人口将持续快速减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掉三分之二，剩下4.6亿人；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这一恐怖的前景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可持续。     取消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会发生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弹？绝大多数人口专家估计是否定的。因为当前的低生育率并非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我们要担心的是即使取消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仍然达不到维持人口平衡所必须的水平。我国所真正需要的是适当鼓励生育，达到更替水平，而不是继续限制生育。   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       我国控制人口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人均自然资源的多少会决定经济发展的难易，人口多将加重全社会的负担。所以实施超生要交社会抚养费的办法。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  而且，“人多导致贫穷”的观点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富国，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在五、六、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 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只和发展模式有关。从短期看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从历史角度看，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的经济研究还表明，工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     我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和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有关。早先年轻型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出生的小孩大幅度减少，家庭负担减轻。储蓄率空前提高，在世界各大国中排行第一第二。这为我国的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短期有利条件看似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债，将来是要偿还的。因为出生率下降必然导致将来的劳动力短缺，养老的负担加重。社会将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还债。在这过程中将发生低储蓄率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如基本建设缺少投资，环境保护没有钱，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等。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萎缩，甚至发生贫困化，即人均收入的持续性降低。     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会，和劳动力人口比例高的社会比较，显然更为不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老龄化是全球的发展趋势。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的调整，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的适应能力，人类社会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过快进入老龄化，就会发生未富先老的问题。与其他各发达国家老龄化过程比较，我国未富先老，社会发展总水平落后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的极度扭曲。独生子女政策造成4（祖父母）-2（父母）-1（当代）的家庭结构。当代的一个年轻人要负担六个中老年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叔阿姨舅舅姑姑。全社会缺乏横向的血缘关系，只剩下垂直的单线条的直系亲属。这种单一结构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人际关系。一个人生了病或发生别的困难，除了直系亲属，没有旁边的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固然朋友也能帮忙，但是远不如血缘关系那么自然和紧密。每个人身处直系亲属的环节之中，他担负着上下直系亲属的各种安全责任，没有别人能够真诚帮助，担子非常重。极不利于社会的安全保障。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       按照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推算，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会在1.7左右。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伊朗，泰国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东亚地区的台湾和韩国二十多年前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现在差不多，当时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现在他们鼓励生育，生育率还是很低。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面临抚养小孩的压力和城市人是一样的，很多研究表明，他们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更低。     是不是从限制只生一个变到放开二胎就可以了？还是应该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自由生育对管理者来说，取消了生育管理，所有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都消失了。放开二胎（即限制二胎），仍然有一定的管理成本。而且有一个强制性的二胎政策，就可能发生侵犯人权的野蛮执行。显然，自由生育更好一些。对全社会而言，我国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所以我们建议取消强制性计划生育，赋予公民自由，自主，负责的生育权利。     这一建议的争议在于会不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引发人口的出生反弹。事实上我国大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7，超过了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要求。说明取消计划生育不大可能引发超高的出生率。     试看世界各国的生育政策。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尽管如此出生人口数仍不见增加。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机四伏。我国也需要鼓励生育，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没有可怀疑的了。     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几十万计生干部转岗。这不是坏事。停止做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事，就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不过，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计划，让他们顺利转业，使得政策转变没有阻力，还是十分必要的。     建议发起人：   梁建章；穆光宗；易富贤；茅于轼；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 ，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第二 ，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 ，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 第四 ，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 ，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