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茅于轼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他以其对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和贡献而闻名。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方式持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茅于轼认为中国应该向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倾斜,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他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官僚主义,认为这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茅于轼也对中国的土地征收、住房制度和经济垄断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改革和开放。

然而,茅于轼的观点和批评往往与中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悖。中共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因此,茅于轼的自由市场观点与中共的经济主张存在冲突。

茅于轼的批评和观点使他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受到限制和打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他的演讲和出版物受到审查和限制。尽管如此,茅于轼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的观点在一些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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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进入专题 : 道德前景    ● 茅于轼 ( 进入专栏 )        我非常激动,14年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就是在三味书屋办的成立典礼,整整14年了,天则所活了14年,三味书屋也活了14年,都挺不容易的。   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谈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们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是认可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改革中发展中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不存在所谓的贫富差距,因为都是穷人,没有一个富人.现在有富人了,出了好多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全变成穷人好?我想不是,还是得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后的三十年里,中国把富人全都打倒了,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现在我们中国不再是穷人国了,你说这是好事坏事?我觉得是好事.所以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么伟大的一个成功,中国历史也好,世界历史也好,可以说是罕见或者说是唯一的现象。这里头的变化当然是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很根本的方面就是道德观的变化,道德观就是是非的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判断是一切判断的基础,一个人做事总按照他认为对的来做,这个变化如果搞得不好,把对的事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就很麻烦了。很遗憾的是,我们改革三十多年,对道德问题没有很好的展开过,虽然说也是在不断地讨论,八荣八耻,以德治国,但都不是开放的讨论,尤其是现在实事求是的道德和过去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道德,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讨论和分析过。言外之意,我们还继续原来的计划经济的道德观,这个是很错误的。   正如我所说的,道德观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它涉及到是非、涉及到人和人最基本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甚至于全世界的人和人的关系,政府和政府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这一切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政府的关系,甚至说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非关系。   首先要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基础上的。道德观有许许多多的基础,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天性的、遗传的,我比较倾向于把它放在功利的基础上讨论。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为什么要拿功利作为基础讨论道德呢?你们慢慢听我的分析,就会感觉到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一套逻辑,而且这个逻辑还能够讲得通,当然别的道德观也有道理,可是它们在逻辑上不能成为一个系统。   道德和功利的关系,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就说过:”什么是道德,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这个话很对,但问题不够精确,大多数人是什么人?最大幸福大到什么程度?现在的经济学就可以把这些事说得更清楚,所以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可能和个人的利益是冲突的。所以说我们不会认为违反大家利益的原则是符合道德的。比如说,阶级斗争,你说这些符合道德、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符合道德的东西,应该包含所有人的利益。我在这儿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二乘二的举证,我把它叫做人己利害举证,人就是别人,己就是自己,利和害,举证,它是二乘二的举证。   第一个象限就是利人利己,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第二个象限是损人利己,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坏处。第三个象限就是损己利人,自己有害,对别人有好处,第四个象限就是损人损己或者损人不利己,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坏处。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这四种情况,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损人利己是最坏的,但是从一个社会上来看,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是同一件事.一个小偷偷别人的东西损人利己,被偷就是损己利人,当然他不是自愿的,但是客观上来讲,他是损己利人,也有自愿的损己利人,马路上摆一个摊,给别人免费理发,损己利人,用自己的时间和工具为别人服务。请他理发的人就是损人利己,这一件事情就是免费给人理发,又是损人利己,又是损己利人.我们往往只看到他损己利人的一面,道德很高尚,这个人无偿为大家服务,就没有看到,因为有好多损人利己的人来了,所以从全社会来讲,这件事是好事、坏事?我们加起来看是坏事,因为一个损己利人迎来好多人损人利己,他培养的损人利己比损己利人多,所以不太值得提倡。我们说这四种情况,只有第一种情况利人利己是没有任何人受损害的,其它三种情况都有人受损害。损人利己把别人损害了,损己利人,把自己害了,损人损己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作为全社会最好的一种安排就是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受损失,每个人都得到好处,他的本身就是利人利己。   我们要问用什么办法做到利人利己呢?或者用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一切人受损?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人权。人权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会受到侵犯,人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而社会因为这个权利不需要付出成本,没有任何人为了别人的人权自己要受损失,整个社会是没有成本的权利,所以提倡人权给了每个人不受侵犯的一个机会,但是条件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侵犯别人。所以从全社会来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权利.人权是什么权?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行动的自由、不受人体的侵犯,总而言之是不受侵犯,或者反过来讲,只要没有人侵犯别人,这个就是人权社会,人权社会就是没有人能够侵犯别人的一个社会.人类历史有好几千年了,也就是最近几十年,顶多一二百年慢慢产生了人权社会,在此以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是人权的社会,或者说都有人可以侵犯别人。因为他有特权,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所以其他的人就没了人权,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有人有特权(就是他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惩罚),其他人就不可能有人权。   从前的皇帝马路上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把她弄到皇宫去了,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这种现象从外国到中国,从几千年以前一直到几百年以前,没有改变,后来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慢慢的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生,这个过程在什么时候呢?在十九世纪初或者十八世纪末,那个时候到现在,只有两百年。人类历史有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几千年,几千年进步很慢很慢。人口几万年才多少人,到1820年,十九世纪初,全世界总人口为10亿人,几千年或者上万年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0亿。然而从1820年到现在还不到两百年,全世界人口总数就从10亿增加到65亿,整整增加了55亿,花了多长时间,两百年。我们再来看寿命,截至1820年,人的平均寿命是26岁,几万年人的寿命很慢很慢地增长,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增长,而这两百年,我们的寿命平均到多少了?全世界平均67岁,中国已经超过70岁了,不到两百年的进步,超过了几千年的若干倍,四倍、五倍。财富的生产来讲,也是这样的。这确实是人类历史的大变化,它变化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就是有了人权,每个人都不受侵犯,所有的活动,都是利人利己的活动,两个人抬一个木头,把木头抬起来了,一个人抬抬不动,两个人就抬动了,是不是利人利己。两个人定一个合同,大家都同意的,一定对这两个人都有好处,当然我不讲结婚这个事,结婚,两个人都同意的,肯定对两个人有好处,当然有一个条件,这两个人是平等自愿的,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明明他不同意,但是受周围的环境,不得不同意,那就没有人权,像这样的婚姻是因为没有人权造成的。   我为什么说不谈结婚这件事,因为这个事有的时候讲不太清楚,为什么讲不清楚,两个人谈恋爱,谈一半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不干了,你说这件事害人不害人,害人啊,很难讲,一般人认为是害着人了,但是另一方如果感觉无所谓,你不干就不干,不干拉倒,我找别人,他就觉得没什么损害,所以说这个事不好讲清楚。今天讲得清楚的是经济关系。我们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买卖都是双方得到好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们买东西双方自愿,你是心甘情愿把钞票拿出来买东西,卖的一方他也巴不得有人买他的东西,因此像这样的活动,无一例外都是自愿的,都是双方得利的。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双方都是平等自由的人,如果一方受另一方的控制,他就有可能被迫地从事一件事,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实现双方都得利了。   如果说双方都同意,如果是平等自愿的,那么就一定有财富的创造。你也好,我也好,是不是财富创造的呢?如果财富没创造,你好我就赔了。比如说赌博,赌博你好了我就赔,我好你就赔,加起来等于零,但是做买卖不一样,我自愿拿钱买东西,我一点没受损失,你卖东西给我,你也没受损失,你还得到好处了。双方都得到好处,从逻辑上讲,一定是有财富的创造,这和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交换是不创造财富的,一头羊换一匹布,为什么一头羊换一批布,因为一头羊生产的时间、劳动的时间等于一匹布的劳动时间,所以一头羊正好换一匹布,马克思很聪明却在这个地方犯了一个大糊涂,为什么先生产一匹布,再换一头羊,我为什么不生产那头羊?那不是一个大笑话吗,而且认为交换不创造财富,认为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还是那个东西,一个苹果换一个香蕉,交换以前是苹果、香蕉,交换以后还是苹果、香蕉,哪有财富,他是这么看问题的。我有一百个香蕉,你有一百个苹果,我也想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现在我碰到你的时候,我愿意拿我的一个香蕉换你一个苹果,换完之后,总数没变,还是一百个香蕉、一百个苹果,但是我变成九十九个香蕉和一个苹果,你变成九十九个苹果和一个香蕉,交换以后财富就增加了,何以见得,因为我有九十九个香蕉还有一个苹果,那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一个香蕉的。你拿两个香蕉跟我换一个苹果,我不会干,因为我有的是香蕉,我只有一个苹果,你拿两个香蕉跟我换唯一的苹果,我当然不愿意干,你拿三个,也许拿五个,勉强我同意了。那就证明这个苹果值五个香蕉,原来是一百个香蕉,现在变成一百零四个香蕉。仔细讨论的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这个例子也足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仔细讨论的话,牵扯到很多客观和主观财富测量问题。我想应该承认交换是创造财富的。人们辛辛苦苦冒着风险做交换,他是有所得的,尤其奥妙的是双方都有所得,不强迫任何人,对方那个人和我一样的,他也是想赚钱的,我们两个都想得到好处,我们找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个办法就是交换,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财富迅速地增长,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双方同意的交换,一定会产生出财富。   所以,我们说一个企业家如果赚了一百万,那么他的对手也得赚一百万,他的对手可能是另外一个企业家,可能是消费者,不管是谁,只要是跟他平等自愿地达成这个协议,他一定能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可能表现为钱,也可能表现为方便,其实在经济学,方便也可以用钱度量,就是消费者剩余。总而言之,一个企业家赚了一百万,这个社会没有少掉一百万,而且社会也获得了一百万或者八十万,不一定那么准确,反正是也得到了差不多财富的增加,或者是方便的增加,而且这个方便可以用钱度量的,在经济学上也叫做消费者剩余。因此我们现在说企业家赚钱有罪,我觉得非常错误,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现在这个社会把有钱人看成都是剥削者,我觉得是非常大的错误,当然有一些有钱人确实是剥削得来的,贪污腐化就不用说了,假冒伪劣就不用说,除了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还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存在剥削呢?根据我的看法,平等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剥削的,所以说剥削只发生在人和人不平等的时候。我们看全世界的国家,在发达国家,”剥削”这两个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到发达国家看一看,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那儿人和人是平等的,我们这个社会有剥削,因为人和人不平等,有很多被迫同意一件事,这种事他要吃亏的,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好就范。前一阵有一个小青年给我打电话,在北京打工的,他说我干了三个月,老板不给钱,到年底才给钱,他问我,我现在是继续干好,还是现在不干好,我就说,你现在已经被他套牢了,你三个月工资在他手里拽着,你跟他已经没有平等谈判的地位,你只能就范了,你现在干下去到年底拿不拿到钱还是一个问题,你现在不干,那三个月工资他就不给了,所以说人和人不平等、不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时候产生了剥削。因此我们把剥削的概念转换成人权的观念,人人都有他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人和人能够实现双赢,实现财富的增加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十九世纪开始至今的这两百年,人类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两百年还没有完全完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茅于轼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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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人物特写: 茅于轼—在毛的国度捍卫市场经济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Arnaud de la Grange在文章中首先指出,30年来,这位近期获得了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的经济学者一直面对那些毛时代遗产的守卫者,坚守自由经济理念。他经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却从不低头。 这篇文章开篇就结合茅于轼曾是铁道工程师的经历,写道:火车有时候会将我们带往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十年代,他在中国东北部当养路工的时候,茅于轼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穿梭于各种国际研讨会,会在面貌一新的中国,成为一名与众不同、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文章写道,2012年,茅于轼的确有很多理由露出微笑,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表彰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奖,也是因为薄熙来倒台对薄熙来所代表的中国新左派中那些毛派势力的沉重打击。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断呼吁公开批判毛泽东,他变成了这些新版红卫兵的矛头所向。政府也对他的自由派主张多有不满,2010年,他在准备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被阻止出行。当时正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敏感时期。但是,2012年春天,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文革可能重演的危险时,表达的其实正是茅于轼多年来在沉默中呐喊的心意。 茅于轼刻意与薄熙来事件引发的政治地震保持距离。他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他所看到的不过是高层权力斗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件好事。除此之外,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告别危险的毛主义阴魂的大好时机。他说,他一直在说,必须明确地彻底批判毛泽东。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敢这样做,而现在正是时机。他呼吁公布文革、反右、大饥荒等时期的真相。他认为,这样做了,大家才可以评判,因为那些相信毛的人并不知道事实真相。 《费加罗报》这篇文章介绍说,毛时代的错误,茅于轼有过痛至切肤的体验。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长大。父母都曾在国外接受教育。茅于轼指出,全家人的潜意识都受此影响。孩子们很早就接受了西方思想。茅于轼的父亲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铁道工程师,当年曾奔赴中国各地,铺建铁路。1937年的对日战争第一次将他们全家推进磨难。少年茅于轼经常吃不饱,身体不断长高,衣服总是太小。1949年5月27日,共产党军队开进上海时,年轻的茅于轼挤在人群中,观看队伍通过。20岁时,他满怀希望地走进著名的交通大学学习。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这位青年铁道工程师随后被发配到东北。但是,24岁的他已经很喜欢将观点梳理成理论发表。1955年,他被调入北京铁道研究院。两年后,被打成右派。茅于轼表示,这是他生活中两次最痛苦的时段之一,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年的生活,人的权利完全不被承认。1959年年底,他又被发配到山东农村种地。在那里他体验了三年大饥荒。有两千万到四千万人在那场饥荒中死去。他自己也险些送命。茅于轼说,当时,他已经全身浮肿,眼睛都难以挣开,只是靠捡蚂蚱吃才活下来。但新的灾难又随文革而来。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剃光头发,母亲被剃成阴阳头,以示她们是人民的敌人,可以在街头被打。茅于轼自己也曾在挨打,直到满背鲜血。 1976年,知识分子被平反,茅于轼从工程学转向经济,专心改革话题,乐此不疲。80年代中期,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几年内就跻身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行列。198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年。1993年,他组建天则经济研究所。他还开展扶贫项目,创立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山西实践小额贷款,培训进城的农家子弟。 《费加罗报》文章写道,政府有时候也试图拉拢他,曾经邀请他加入政协。但当时,他参与联署了呼吁平反六四的公开信,政府也只好就此罢休。他也签署了因为呼吁民主而给刘晓波招徕麻烦的《零八宪章》。新左派扬言要烧毁他的书著,出版商也因为出版他的著作受到压力。但是,这篇文章在结束时指出,茅于轼以他的方式,以他的微薄之力,竭力给这个政权凶恶的守门人灌输这样一个概念: 特立独行并不意味着持不同政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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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 茅于轼: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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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茅于轼:养老金的争论其实是伪问题

养老金制度是一个引起长久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的意见分歧在于,是实行现收现付,还是建立个人账户或社会统筹。前者是当代人为当代人支付养老所需的资金负担;后者则靠过去的储蓄来支付当代人的养老负担。 两者看起来好像有重大区别,实际上的区别仅仅是,要不要再增加现在的社会储蓄,增加当代的储蓄对将来的消费有什么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从实物关系来看,当代人的消费中有哪些是现收现付的,哪些是靠前人储蓄得到的。 现代人的消费,吃的,穿的,用的,以及各种服务,都是当代人提供的。吃的粮食是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几十年前储蓄剩下的。更不用说服务,诸如医疗、教育,都是当代人提供的。前人无论如何增加储蓄,也不可能为现代人提供粮食或服务。但是当代人享受中与固定资产有关的,比如乘坐地铁,航空旅行,则是靠前人的储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才得以实现。 这里给我们出的一个课题是:前人用什么方法能够为后人分担经济负担;或者说,前人所创造的经济成果如何能够转变为后人的享受。要想解决后人养老金的问题,必须首先想清楚这个问题。 前人用自己的劳动所形成的固定资产能为后人提供享受,因此增加前人的储蓄,以用于可供后人享用的投资,是能够达到此目的的。前人所修的高速公路、铁路、地铁、机场,买的飞机,修的港口、码头、工厂、矿山、宿舍、办公楼,购买的机器设备,都对后人有用。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固定资产都需要有人去运作。如果不使用节约劳动力的固定资产,将来人口老化后,将发生人力不足的问题。固定资产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去运作,依然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老龄化社会需要的是,使用人力相对于投资的比例较低的那种设备。  要使老旧的设备能够为后人所用,设备的状态必须完好。房屋、桥梁、道路、码头,以及一切机器装备,都要保持在良好的维护状态下。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一方面固然和社会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维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制度安排有关。在公有制的社会中,房屋、设备失修是很普遍的现象(看看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知道此言非虚)。在私有制下,这些装备都有财产的所有者,他们会关心自己财产的价值,使其保值增值。 前人的储蓄用于知识的创造,能够为后人造福利,这种储蓄也有利于后人。所以投资搞科研对缓解后人的经济负担是有用的。近二百年来人类社会飞速进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在市场的引导下造福人类。这方面的潜力远没有用完,而且方兴未艾。 我们也要做反方向的研究,即哪些经济行为会恶化未来社会的负担,或哪些政策实质上是问未来借债,使未来的一代人背负债务。 一个可能就是破坏环境。现代人为了GDP的增长不惜牺牲环境。这种行为有利于现代人增加收入,但给未来一代人增加了修复环境的经济负担,等于是向未来借债。再有一种行为就是计划生育。少生小孩家庭的负担减轻,能够提高居民的储蓄,有利于现在的经济建设。但是到将来劳动力不够用,会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少生小孩等于是向将来借债,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此承担劳动力不够用的后果。我早就说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借债,将来是要还的。可是人口红利的说法不胫而走,极大地误导了决策者。如果早一点把控制人口的所得理解为借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至于搞得现在这么糟。 以上所说多从理论出发。拿现实来看,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太高,在GDP的使用中投资所占比例极不合理地高,消费的比例极不合理地低。我们的任务是降低储蓄,增加消费。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鼓励百姓为了养老再增加储蓄。更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极不完善,对资本的管理很落后,不能保证资本金保值增值,把别人的养老金赔了岂非更糟。不像在美国,居民的储蓄太低,需要鼓励百姓多存钱。他们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能够使储蓄保值增值。在他们那里,提倡百姓为养老存钱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的。 如果完全没有养老储蓄,全靠现收现付,能不能解决将来社会的养老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合理的GDP的分配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必须保证最低收入者也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不管将来社会的贫富状况如何,必须做到社会能够保证最低收入者的起码生活标准。所以,养老金的争论是伪问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才是真问题。 本文来源:茅于轼个人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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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2012年6月26日日,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某微博上发表评论说,“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此语一出,引来广泛争论。有网友说,“上初中时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地球就是个村,有什么好爱和不爱的,大家好好保护地球,照顾好身边的人,什么都好了,战争,那只是为掌权人做炮灰而已。”还有支持此论的网友说,“高一时曾就这个问题与同学辩论过,几年之后我仍坚持当初的观点:个体的幸福感比虚无的集体荣誉感更重要。” 更有网友举香港为例,“这个问题,香港人 最有发言权,回归后,幸福感增加了么?” 当然,跟帖中不乏“爱国”分子,怒骂茅于轼先生是老糊涂,较理性的网友则说,“茅老轻轻松松一句以民为本,就把国土划了出去,就算那里的民真的得了实惠,也不过是以一小部分民众的利益,伤了一大部分民众的感情甚至利益。虽然国土留在我天朝手里,未必能产生价值,但至少在搞清楚为了哪里的民之前,茅老的一民为本,还是暂且省省也罢。” 6月27日,茅于轼先生自己转此微博时评论说:“许多国家都允许百姓有双重国籍。那时候你到底是爱哪个国?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截至发稿时,原微博转发已经过万次。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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