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他以其对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和贡献而闻名。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方式持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茅于轼认为中国应该向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倾斜，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他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官僚主义，认为这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茅于轼也对中国的土地征收、住房制度和经济垄断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改革和开放。
然而，茅于轼的观点和批评往往与中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悖。中共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因此，茅于轼的自由市场观点与中共的经济主张存在冲突。
茅于轼的批评和观点使他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受到限制和打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他的演讲和出版物受到审查和限制。尽管如此，茅于轼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的观点在一些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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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行动（国务院于6月11日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长虹桥+警车（6月8日，北京长虹桥地区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警车因遭大巴追尾而碾断。不少网民因事故死者为警察而叫好，各大网站随后限制评论和转发。）
changweibo.com（6月初，长微博工具开发者称新浪封杀了他的微博账号及API Key，并认为新浪是为了推广自己的长微博应用而打压第三发开发者。changweibo.com即遭封杀开发者的网站地址，经该应用发布的新浪微博都会显示“使用www.changweibo. com发布”字样。）
boxun，博讯（复测），苹果日报（复测） （详情请见：章子怡向香港法院状告《苹果日报》）
阅读更多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茅于轼 今年3月，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宣布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亿，平均年龄从26岁增加到68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六点六。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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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阅读更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茅于轼先生2012年5月2号晚间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5月4号晚间出席[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的颁奖大会，正式领取该研究所授予他的“弗里德曼奖”(全称：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事业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此间(2012年5月3号)，茅于轼先生在位于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采访，双方聊了一些家常之余，就中国的政局，包括温家宝改革的诚意、薄熙来的前途、以及中国农民的处境、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等等，做了一番问答。下面是问答的主要内容。 见到茅于轼先生，不知怎的，先是说起了家常。 燕青：听[卡托研究所]的人说，您有孩子在美国？ 茅于轼：是的，我的儿子他们一家在美国，我的女儿一家在加拿大。儿子本来在Detroit(底特律)，现在他到中国去打工去了! 燕青：给谁打工啊？ 茅于轼：是一个汽车制造厂，在深圳，他是那儿的技术总监。他有一个女儿出生在中国，就是我的孙女；她8岁就到美国来了，现在28岁，在美国20年了。现在做采购工作，在Philadelphia(费城)。 燕青：家里还有别的人在美国吗？ 茅于轼：没有了；有一些亲戚(在美国)，但是不经常来往。 *相依为伴* 燕青：那在中国，现在就您和老伴儿？ 茅于轼：对了，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中国了。 燕青：家里有人给帮忙么？ 茅于轼：没有，我太太自己做；洗衣服、擦地板、买菜、烧饭，都她做。 燕青：这些年，您有没有帮忙？ 茅于轼：嗯，她说她不需要别人帮忙，她说自己做，对健康还有好处! 燕青：她比您小一点？ 茅于轼：她比我小6岁 — 5岁到6岁；她也不小了，77了、78了。 燕青：还自己买菜？ 茅于轼：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自己洗衣服。 燕青：是不是觉得别人一来家里(做家政)，就有些妨碍？ 茅于轼：也是一个原因…… *去留* 燕青：有些父母，孩子出国以后，也随同孩子一块儿出国，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居住，您想过么？ 茅于轼：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在中国有好多的事儿要做；我到国外就没有事儿做了；我还是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儿。 *回顾* 燕青：您这些年在中国所做的事儿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是让您感到最骄傲的，有哪几件？ 茅于轼：最重要的，我想我还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间，提供了许多建议，特别是把市场经济的道理，告诉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我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立场，从我的优势出发，做经济学方面有关的事情。 燕青：除了那以外呢？ 茅于轼：除了那以外，我还做了一些扶贫的工作，帮助穷人的工作；这个也做了十几年了。 燕青：帮助哪里的穷人呢？ 茅于轼：首先是在山西的一个很贫困的农村，提供他们小额贷款，就好像是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做的一样。然后我又办了一个家政培训学校，就是让边远地区的妇女到北京来培训，而且给她们找到工作。从02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培养了两万多个妇女了。 *北京的行情* 燕青：就是到别人家里帮忙？ 茅于轼：对；起点比较低、文化低的也能够找到工作，而且待遇很不错的；现在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涨得很快。 燕青：现在在北京请一个阿姨要多少钱？ 茅于轼：现在一开始要2000到3000块钱，以后慢慢地还要加。 *就业* 燕青：美国一位官员曾经说过，某一年，胡锦涛来美国，被问到，让您晚上睡不着觉的，是什么事儿？胡锦涛回答说，是怎么解决这么多人就业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燕青 茅于轼2012年5月在华盛顿 *基础人群就业不难* 茅于轼：从最近这一年或者两年的发展看，中国的基础人群的就业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发生了民工荒的问题，很多企业找不到人，所以(民工工人)工资在上升；现在困难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难，因为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得非常快，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需求没有上来，供给增加了很多，于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比较困难，他们的工资也在往下掉。就整个工作的情况来看，还算可以，就业情况还不算非常严重。 燕青：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下一步会怎么走？ 茅于轼：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大学扩大招生以后，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差不多增加了十倍，但是GDP在过去这七、八年里头，并没有增加这么多。人材的需要还是跟经济增长发生关系的。 燕青：大学生人数这么多，找不到工作，是不是有些人就应该选择不去念大学了？ *大学生不再是‘上等人’* 茅于轼：从长远来看，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的好多普通工作也都是大学生在做；所以从长远来看，整个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职业选择，跟过去的想法也不同了。过去，大学生都是高等人，都是白领阶层；以后，我想慢慢会变成白领和蓝领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大学毕业以后也一定要做白领工作，也可以做蓝领工作。甚至我提到的家政服务的工作，都有不少大学生在做；本来(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低的就业，现在大学生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挺受欢迎。 燕青：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 茅于轼：对；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进步。因为普遍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后，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整个老百姓的教育提高了。现在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很高的；过去，这个比例不到10%，现在超过60%到70%，大部份高中生都能上大学。 *教育、教师质量* 燕青：那现在的大学的质量呢？ 茅于轼：质量比过去差。膨胀的太快，质量就下降；因为首先老师就没有这么快地培养出来。学生你可以多招一些，但是老师，你要招多了，质量就下降了。老师的质量是大问题，这使得整个大学的质量下降。 茅于轼：中国的大学，修了好多的很漂亮的大楼，图书馆也都非常漂亮，但是老师质量不行。这是个大问题；但是这个也快不起来。老师质量的提高，要好多年。 *限制视野* 燕青：在目前这种政治比较封闭的情况下，老师质量的提高，是不是更难？ 茅于轼：你说得不错，特别是人文科学。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政治上的封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不过，这个情况也在改善，现在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越来越多了，包括文科的；比如说经济学界，很多老师都是在外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去教书。 燕青：回去以后，他们能畅所欲言么？ 茅于轼：嗯 — 他们的情况 — 因为经济学，现在讲mathematical economics(数字经济学)，它跟政治没有太大关系，它非常技术化，它讲的都是数学公式。但是你如果讲law、讲法律，讲政治，那肯定是受影响。 *城乡差别依然严重* 茅于轼：中国的地区差别，现在在缩小；就是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本来这个差别很大，现在这个差别越来越小；现在连小城市都有五星级宾馆，很豪华的。现在唯一差距特别大的，还是农村。农村的变化不大；城市的变化、(不论)大、中、小城市，变化都非常大。 燕青：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出来打工，还把钱寄回家、带回家，农村为什么还没有多大的变化？ *靠种地发不了财* 茅于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的产出还是非常地低，从价值、从钱数来讲；靠农业，是发不了财的。要赚钱，必须要到城里，做农业以外的工作。 中国的农业，到目前，还是50%的人口，只产出10%的GDP；所以农村的人均收入一定是很低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农业一定要大量进程。 *转型* 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人口当中有80%多的农民，现在降低到50%，有30%已经变成工人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了；但是现在人口当中还有一半是农民；(如何)让这些农民摆脱农业，还有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城里面要提供更多的就业，这还是很艰巨的工作。 美国的农业人口现在还不到(总人口的)5%；发达国家都是5%以下；我想(在中国)未来的二、三十年，降低到20%、30%是有可能的。 *机械化农业与小农经济* 燕青：但是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大规模机械化的，中国的农业不是这样一种情形。 茅于轼：不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要采取‘集中’，将小农户变成大的农场；这个过程还需要一点时间。 燕青：您觉得那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地经营？ 茅于轼：那肯定是效率很低的；一定是大农场的效率比较高。 *从低收入中走出来* 燕青：虽然效率低，但是它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呀! 茅于轼：但是那是一种低收入的就业；你要提高收入，就必须放弃农业。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30%降低到了现在的10%，以后还要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百分比还要上升，农业的百分比还要下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肯定要减少。这是一个发达国家都走过的共同的道路，没有例外，都是这条道路。 *进城* 燕青：这些(农业)人口到城市里，还都能被吸收？ 茅于轼：现在还可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难在城里住下，因为城里头的住房太贵了，所以他们变成流动人口，在城里头，很多人挤在一间屋里；家里的配偶、小孩儿都不能来，就一个单身(汉)，到了春节的时候回家去，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再到城里来，变成这么一个状态，现在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燕青：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茅于轼：让他们在城里有一个起码的安家的条件。 *美国变化不大* (茅于轼回忆说，他1986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也是跟其他几个人一起合租一个公寓，几个人住在一起。) 燕青：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变化？ 茅于轼：我倒不觉得美国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像中国，变化非常、非常地大。相比之下，美国的变化远没有中国的变化大。这不到30年期间，我的很多朋友都退休了，还有死掉的也很多，人的变化不小；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变化不是太大。 燕青：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社会已经比较成熟了？ 茅于轼：对了。 *政改* 燕青：有报道说，中国现在也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您对这些都关注么？ 茅于轼：非常地关注。 燕青：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卡在哪儿？ 茅于轼：既得利益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另外，中国(目前)的(领导人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机制，它是上一代人选下一代人，不是老百姓去选他们，是上一代的领导，选下一代的领导。他们选下一代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按照什么标准？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所以现在新上去的人，并不是一种民主派，而且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利。这是他们选人的一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比较困难。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而且领导人中间，比如说，这一届，从胡锦涛开始到温家宝，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温家宝有比较强烈的改革的愿望。 燕青：但是人家说温家宝不过是“影帝”而已，只是说，具体没看到做了什么。 *挺温家宝、批吴邦国* 茅于轼：(笑)这个他们大概不了解温家宝；温家宝他一个人能做什么事呢？他能讲这些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你看他碰到的这些人，比如说吴邦国，那就是很大的改革障碍，他不是有“五个不搞”嘛；这说明在最高层领导人中间，有改革思想的，恐怕是少数；我的印象是这样。 燕青：所以(还)没有成气候。 茅于轼：对。就是我说的，他们这一代人，是上一代选的，他们怎么选，就是这么选；现在这一代人选了下一代，比如说习近平等等，他们也同样有这个原则，你必须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这是第一选择(任务)。 (注：在采访期间，另外提到温家宝的时候，茅于轼说：“我见过他一次，但是没有跟他讲过话。”他说：“我的伯父茅以升基金会，有一次开会，我们茅家的人都去了，温家宝他(也)出席了那次会，跟我们见了面，但是也没有说话。”茅于轼说，那次见面，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和世界潮流碰撞* 燕青：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一党制是不科学的。 茅于轼：(笑)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这么选呀!所以说，世界潮流跟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是有很多的碰撞的地方的。但是中国政治的转变，也是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看跟谁比* 茅于轼：你看我们改革30年，虽然大家说政治改革很落后，但是也有很多的重大的进步。 第一个进步，没有杀过政治犯。你看那些国家都杀政治犯呢；什么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都杀政治犯；中国这过去30年来，没有杀过政治犯。第二，中国领导人，一代一代传下来，是 很和平的，没有流血；别的发展中国家，非常激烈；暗杀，等等，巴基斯坦不就是暗杀么；过去，印度，菲律宾也都有暗杀的，中国没有。第三，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不像毛泽东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你死我活的；现在，什么意思呢？斗失败了，失败了就失败了；毛泽东时代，失败了还不行，还要把他整死，到死才歇手，不死不歇手的(置之死地方罢休)。现在，罢了官就歇手了；比如说赵紫阳，把他从总理的位置上拿下来了，但是没有把他弄死呀；他还活得好好地，一直到生病死了。 *挑战* 燕青：您说得这些有道理，但是假如我要挑战您的说法的话，那么，第一，虽然政治犯没有被明确地杀死，但是，浙江钱云会村长被卡车碾死，大家都觉得那跟谋杀一样；还有广东乌坎村，一个村民进去(警察局以后)，就说心脏病死了，但是他家里人说，根本没有心脏病史；还有新闻记者，要揭露点什么，一进去，一下子又病死了这种事；那岂不都是变相杀人？ 还有说到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比较平和这一点，原来从外表上看，似乎是这样的，但是这回薄熙来事件一出来，老婆被抓走了，他自己也怎么样了，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似乎也要变得更加暴力了，您怎么看？ *看跟谁比* 茅于轼：你要看到这中间的变化，看跟谁比，你要跟美国比，那当然是还不行；但是跟过去比，那当然是大进步；毛泽东的时候杀了多少政治犯啊？!几百万、几百万的杀；现在，你说得那些，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一万个，顶多几万个吧；我们叫作‘躲猫猫’，就是说，人被抓到派出所去了，死掉了，为什么死了(怎么死的)呢？说是玩‘躲猫猫’撞死的，就是说是玩捉迷藏撞死的；像这种死的，一年也不过几百，顶多一、两千人吧，跟毛泽东的时候比，就是大大地进步了!要这么看这个问题。一步跳到美国这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进步，从政治上讲。 *发展中国家排第一* 茅于轼：我们跟别的发展中国家做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办法，不能跟美国比；你跟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埃及，跟它们比，那中国算好的；中国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说老实话，中国政府，恐怕算第一。 *胡说八道* 燕青：那有些人又说什么“大国崛起”，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还要超过美国 — 茅于轼：这个是胡说八道。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但是看现实，还差得远。 *薄熙来案* 茅于轼：比方说薄熙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政治斗争；而是一个刑事案件，就看你有没有犯法，到现在，都还是在调查嘛；我看温家宝讲的这些话，还有网上一些比较可信的消息，这场斗争，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是最后，还是要拿法律来说话。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犯法，顶多把你(从官职上)拿下来，就像赵紫阳那样，不会把你整死的，这不可能的；中国政治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 就是(即便是)薄熙来，他干了好多坏事，只要他没有犯刑事罪，他很安全；这是我的判断。中国的政治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再走回去，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可接受，因为生死斗争对谁都没有好处。 燕青：不定哪天斗到自己头上 — 茅于轼：嗯；你还是要走上依法治国的这条路。这对他们集体来讲，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下一代，下一代更不希望看到流血的斗争。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看别的发展中国家，还没到这一步呢，是吧!(笑) *弗里德曼奖* 燕青：您被授予的这个“弗里德曼奖”，弗里德曼他1988年去中国的时候，还见过赵紫阳呢。 茅于轼：这个我知道。 燕青：那您见过他(弗里德曼)本人没有？ 茅于轼：没有，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总体上的那一套理论。 燕青：您准备拿这笔奖金做什么？ 茅于轼：捐给非政府组织；一个是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还有我办的一个扶贫基金会。 *行程* 和茅于轼同时来美国的，还有他的夫人赵燕玲女士。星期五(5月4号)接受[卡托研究所]的颁奖之后，茅于轼先生还将携夫人赶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发表演讲，夫妻双双将于5月12号启程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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