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少平

译者 | 《商业周刊》中国不许美式学术自由走出大学课堂

核心提示:学术期刊被禁止寄送到校园之外,在中美合作办学的校园里不能邀请人权律师来演讲,即使在宿舍中要一起观看《天安门》也会被中止……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 原文: China Halts U.S. Academic Freedom at Classroom Door for Colleges 作者:Oliver Staley and Daniel Golden 发表:2011年12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 11月29日(Bloomberg)在25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一直在中国合作办学,但它从未出版过一本学术期刊。当美国学生Brendon Stewart去年做此尝试的时候,他发现了个中缘由。 Stewart打算将中美师生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广大读者时,他的期刊打破了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学术自由仅限于教室“这一规则。领导阻止了期刊在校园外发行,并劝说一名学生撤回一篇关于中国抗议运动的文章。大约75份已付诸印刷的期刊在Stewart寝室的盒子里整整呆了一年。 “你觉得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学术自由的所在,但可能只是在理论上如此,而在现实中你并没有学术自由,” 27岁的Stewart说,他今年刚在霍普金斯—南京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地方由中国的领导管理,我认为美国一方没有太多力量进行讨价还价,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再怎么说,这所大学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Stewart期刊被压制暴露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对学术自由做出的妥协。尽管在霍普金斯-南京的校园里,教授和学生们公开地讨论诸如西藏独立运动或1989年天安门抗议等敏感话题,他们却不能在附近的社区里这么干。甚至校园保护也仅限于课堂讨论,而不包括美国校园里的典型活动,比如在学生休息室里放映纪录片。 扩张的代价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一个样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包括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都在中国建立了立足点。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专家June Teufel Dreyer认为,在这些新来者在享受中国方面的数百万美元的津贴时,他们可能损害了有美国的高等教育特色的”知识的平等互换”。 “在美国大学想融入中国教育的热潮中,或许某种程度上它们放弃了独立性,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 Dreyer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Daniels在电话访问中这么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成为一个能够让中美学生讨论关于两个社会争议面的“安全场所”。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从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中心得到的吗?” Daniels问。“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希望讨论的范围能够延伸至中心之外。”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给予学生和教员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在校园内外,以言论,写作以及通过电子通讯的形式——无需担心处罚,”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Cary Nelson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是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尚未在中国办学的一个原因。哥伦比亚在北京有一个研究中心,斯坦福也计划明年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面开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说,这些中心可以为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举办讲座和资金募集活动的中心,也很容易退出。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学术尊严,我们的学术独立。” Bollinger说,“有太多严厉控制的例子让你认为要有这两者,就会不可收拾。” 没有保证 斯坦福校长John Hennessy说斯坦福的中心没有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其他学校的认可也不能保证这种在美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Hennessy说:“甚至你在这个国家得到的那些被粉饰的自由,也并非我们所想象。” 至少有一打私立和公立的美国大学已经拥有或正在计划在中国设立分校。这是美国大学和中国逐渐增长且利润颇丰的合作的一部分。在2010-2011学年,大约有57000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大部分全部自费,这个数字是2005-06学年的六倍之多。一个中国政府的隶属机构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在75座美国校园里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建立孔子学院。 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和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中国在寻找“更实质性的、有效的且长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教育部官员刘燕生(音)在十月份的纽约演讲中如是说。 纽约大学来上海 纽约大学计划在2013年在上海开办一所文科大学,上海市政府会支付包括学费和慈善在内的经费,校长Jonh Sexton在一个采访中说。 学生和教员们在新校园里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或者政策而不承担后果,Sexton在他位于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的办公室里说。 “我能够分辨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政治表达的权利,”他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昆山市位于上海以西40英里,它正在筹建一所预算为2.60亿美元的新大学,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管理。杜克包括计划及运营在内的开支份额预计将在6年内达到4300万美元。 杜克的管理层已经“和霍普金斯的人进行了不错的沟通”,并且能够接受将“校内讨论和一般的行为” 以类似的方式区分开来,校长Richard Brodhead说。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遵守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第一修正案的标准,”Brodhead在他北卡罗来纳达勒姆 的办公室里说。 美国大学在中东也遇到了对学术自由的挑战。2007年,康涅狄格大学在一阵对阿联酋的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声中放弃了扩张到迪拜的计划。纽约大学去年在阿布扎比开设了一个校园,据大学网站说,这个校园享有和华盛顿广场的校园同样的学术自由。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在南京大学校园的西北角占据了一座十层的砖和玻璃的塔,社区外有道大门 。24岁的南京大学学生方曼(译)说:“他们的保安可能是全学校最严的,”   这个中心授予一年的文凭和两年的硕士学位,拥有164名中国学生。他们之中一半是中国人,其余大多数是美国人。中国学生用英语上课,国际生用中文。 理解 美国的行政管理者试图预料到中国一方的需求。该中心在华盛顿的支援办公室主任Carolyn Townsley说:“如果你想要理解,就不能不断地和别人对抗。”。 校长Daniels说,学费涵盖了中心大部分的开销。对于国际生,读完可以获得该中心一个文凭的课程需要22000美元,硕士课程则要收取每年36000美元,外加住宿。2001-2007年的中心主任Robert Daly说,南京大学为2006年8月完工的扩建支付了其所耗资金2500万美元的三分之二,。 1986年开办的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第一所由中美大学联合管理的学校。霍普金斯坚持该中心要守卫课堂上的学术自由,它的图书馆让学生能够使用和在美国一样的资料,华盛顿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George Packard说,他参与了这一决策的商议。 作为避难所的校园 从2005年起,最新版的书面协议将校园作为避难所的概念正式化: “在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里面,没有学生、教员、研究人员、行政人员或是来访者会在正式或随性的言论、写作、使用研究素材以及挑选研究、讲座、演示的主题上中受到限制。” 这种方法防止了出版物在中心之外发行,Daly说。“要是有什么反应了中心的意见的话,就是将这种自由向外推广。”他说。 尽管对于建立这个中心是必要的,对教室外言论自由的限制是“不合理的,我们没必要信”,Packard说。 美方主任Jason Patent在采访中说,他在迎新介绍会上告诉美国学生们,他们不能指望拥有和在美国一样同等的自由。“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他提醒他们。 霍普金斯-南京的美国学生们说,他们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话题,并明白在课堂之外这样做的危险。来自纽约的26岁的Daniel Stein说:“和教授们讨论那些在中国多少是禁忌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受保护的空间 Brendon Stewart懂得了“受保护的空间”的协议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他在中国兰州的和平公司短暂停留后入学霍普金斯-南京大学。 Stewart在2009年开始办他的期刊,为的是给僵化的校园注入一些活力,他说。这本双语期刊要展示这个中心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方面最好的学识,并将被寄送给捐赠者以及想申请的学生。 “如果你想在美国办一份杂志,你办就是了,”Stewart说。“我们认为我们在创造价值。我们在问,‘怎么没有这个?’” 得到中心的美国主任Jan Kiely的鼓励后,Stewart开始向学生和教员征集文章,争取让中方和美方同等地展示。“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方式是一个问题,”Kiely说。 没有用中心的经费 他(Kiely)和中国管理者仍然拒绝了Stewart为印刷期刊请求的3000元(470美元)。Kiely说,中心很少为学生项目提供资金。在Kiely的建议下,Stewart请求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校友捐款,然后他收到了一份在中国的美国校友的匿名礼物。 在期刊发表不久前,美国学生Mitchell Lazerus在餐厅外面的白板上贴出了一篇一页的论文,公开抨击共产党。这篇文章使中心的气氛变糟了,Stewart说。Lazerus没有回复邮件。 几天以后,一位中国教授撤下了一篇他已经提交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 Steward之后听到传言说,所有的投稿给期刊的中国学生都希望删除他们的文章,因为他们害怕期刊会表达Lazerus的政治观点。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Stewart给他们看了校样。 权力的存在 “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都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看到了他多么努力工作,但是权力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参与,”Stewart说。 大多数参与编辑和排版的中国学生让Steward删去他们的名字。他答应了。 霍普金斯-南京的中国官员们担心一个学生自己制作的期刊会给中心特殊的受保护地位带来不必要的关注,Kiely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中国主任黄成锋(译)拒绝了采访请求。 一个中国学生作者说,一位来自南京大学但不属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院长劝说他撤回他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证了共产党政权从草根们的抗议中获利,因为他们将地方腐败连根拔起但并不挑战共产党的权力。 这位中国院长表示删除这篇文章最符合这名学生的利益。“我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一团糟,”这名学生说,出于对来自中国政府影响的担忧,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名字。“我没有预料到对学生行为的监视会如此严格。” ”艰难处境“ Kiely举办了一场讨论会来澄清事实。他告诉学生们学术自由“不是让中国学生和教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举步维艰。“ Stewart说行政人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提交他的期刊给他们复审并且将发行限制在学生和中心人员之内,他就能出版他的期刊。他们将“中心”从期刊的标题中删除,以便它看起来不像一份官方期刊,他说。 300份印刷品中有很多都没有被分发,Stewart说。“我学到了一些关于这一套体制如何运作的不可思议的经验,”他说,“我变得更愤世嫉俗了。” 这份期刊“不是我们学术项目的一部分”,Kiely说。“这是学术活动并贯彻了这种精神,但它不是项目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划定界限的地方。” Staward的期刊被放在中心的图书馆里,霍普金斯校长Daniels说。这种限于校园内的使用权“尊重了我们不得不采取内部操作的边界”,他说。 价值观冲突 这种压制是中心所说的与现实相冲突的价值观的“最显著案例”,霍普金斯-南京的网络政治学教授Adam Webb说,他也是期刊的投稿人之一。 在200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学生们在线上Google小组内讨论这场起义时,行政官员也进行了干预。一个不愿署名的美国学生提议放映保存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一部1995年关于该抗议的中文纪录片《天安门》。 “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说,‘我们定一个时间看这部纪录片并进行讨论,怎么样?’”这名学生说。 被打断的电影 大约有20名中美学生以及他们的中国客人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聚集在中心的二楼。电影一开始,一名美国行政管理人员就说他们不能在这里看。他们在组织者的宿舍房间里看完了电影。 中国警察对网络社交的监控已经使中心的中国管理人员警觉,他们联系了美国的同事,Kiely说。 中国反应是“严重的”,他说,“那样的事情当然也会让他们非常紧张。” 给包括与中心没有关联的中国访问者在内的观众放映一段在中国禁播的视频是不合适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发言人Felisa Neuringer Klubes说。她说教职员和学生能够在图书馆里获得这段视频。 中国要求政治课程安排诸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主题,Daly说。霍普金斯-南京被免除这一项要求,但是其他联合大学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他说。 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早些与纽约大学的讨论中,中国官员提到了对中国学习课程的一项要求,纽约大学的亚洲副助理校长May Lee说。她说两家英国学校要求其中国校园必修标准的历史课。 纽约大学不会教授任何它反对的事情,Sexton说。 杜克和纽约大学都没有一份协议明确指出哪种言论是他们校园内允许的。 “我们没有提前交涉过这类事情,”杜克校长Brodhead说。“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价值观和原则,如果难以维持,我们有退出条款。” 教育部已经向Sexton保证大学能够以恰当的方式管理它的学术课程。“如果达到让我们感到我们的核心与本质已经受到危害的程度,我们还可以全身而退,”不伤害大学的财政或名誉。 纽约大学早先的努力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以追溯到之前纽约大学在中国的一次合作。在2006年,交通大学法学院请纽约大学的法律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开办一个联合法律中心。孔杰荣自1960年代就在中国学习,见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从法律实务退休之后,他开始推动中国刑法体系的改革。 “我可能只会给你添麻烦,”孔杰荣对交大的管理者说。 他们向孔杰荣再次确保了他们的支持。之后,促成这一中心的交大行政管理人员去世了,党代表们开始批评这一项目,孔杰荣这么说。 “如果我从纽约大学这一方领导者的位子上辞职,事情可能会更顺利,这一点很明显。”他说。“我没有退下来,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两所大学之间的三年协议没有延续。“我们就让它终止了。”Cohen说。 交大的项目“比较小”,纽约大学的发言人John Beckman说。在纽约大学位于上海的海外教学点,教授们尚未有学术自由的问题,他说。 孔杰荣再一次触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界限,这一次是在北京清华法学院与美国律师协会的中国办公室以2010年5月的一场关于刑辩律师在中国角色的会议上庆祝他80岁生日的时候。 从座谈小组中被删除 在孔杰荣的敦促之下,美国律师协会邀请了莫少平,其委托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在内,这位人权律师受邀进行演讲。 活动的前一天,莫被从座谈小组中除名了,想必是该大学高层共产党官员所为,孔杰荣说。在孔杰荣威胁要取消会议之后,他和一位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被同意告诉听众关于莫被除名的消息,并批评这一决定。 “我不想跟和无法让一位朋友自由发言这事有所瓜葛,”Cohen说。 对Brendon Stewart言论自由权利的控制没有让他停止再次尝试。在关于期刊的骚动之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阐明了它在2010-2011年课外活动方面的规定。从现在起,学生需要行政管理者的许可方能进行活动和结社。 即便有了之前的痛苦经验,Stewart仍然通过官方渠道递交了发表另外一本期刊的申请。 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北京的Dary Loo对本文有贡献。 编辑:Jonathan Kaufman, Kevin Miller 联系本文作者:纽约Oliver Staley ( ostaley@bloomberg.net ); 波士顿Dan Golden ( dlgolden@bloomberg.net ) 联系责任编辑:Jonathan Kaufman ( jkaufman17@bloomberg.net )                       相关阅读: 《商业周刊》 中国孔夫子资助美国大学,禁谈西藏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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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中国不许美式学术自由走出大学课堂

核心提示:学术期刊被禁止寄送到校园之外,在中美合作办学的校园里不能邀请人权律师来演讲,即使在宿舍中要一起观看《天安门》也会被中止……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 原文: China Halts U.S. Academic Freedom at Classroom Door for Colleges 作者:Oliver Staley and Daniel Golden 发表:2011年12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 11月29日(Bloomberg)在25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一直在中国合作办学,但它从未出版过一本学术期刊。当美国学生Brendon Stewart去年做此尝试的时候,他发现了个中缘由。 Stewart打算将中美师生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广大读者时,他的期刊打破了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学术自由仅限于教室“这一规则。领导阻止了期刊在校园外发行,并劝说一名学生撤回一篇关于中国抗议运动的文章。大约75份已付诸印刷的期刊在Stewart寝室的盒子里整整呆了一年。 “你觉得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学术自由的所在,但可能只是在理论上如此,而在现实中你并没有学术自由,” 27岁的Stewart说,他今年刚在霍普金斯—南京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地方由中国的领导管理,我认为美国一方没有太多力量进行讨价还价,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再怎么说,这所大学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Stewart期刊被压制暴露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对学术自由做出的妥协。尽管在霍普金斯-南京的校园里,教授和学生们公开地讨论诸如西藏独立运动或1989年天安门抗议等敏感话题,他们却不能在附近的社区里这么干。甚至校园保护也仅限于课堂讨论,而不包括美国校园里的典型活动,比如在学生休息室里放映纪录片。 扩张的代价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一个样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包括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都在中国建立了立足点。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专家June Teufel Dreyer认为,在这些新来者在享受中国方面的数百万美元的津贴时,他们可能损害了有美国的高等教育特色的”知识的平等互换”。 “在美国大学想融入中国教育的热潮中,或许某种程度上它们放弃了独立性,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 Dreyer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Daniels在电话访问中这么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成为一个能够让中美学生讨论关于两个社会争议面的“安全场所”。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从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中心得到的吗?” Daniels问。“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希望讨论的范围能够延伸至中心之外。”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给予学生和教员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在校园内外,以言论,写作以及通过电子通讯的形式——无需担心处罚,”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Cary Nelson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是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尚未在中国办学的一个原因。哥伦比亚在北京有一个研究中心,斯坦福也计划明年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面开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说,这些中心可以为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举办讲座和资金募集活动的中心,也很容易退出。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学术尊严,我们的学术独立。” Bollinger说,“有太多严厉控制的例子让你认为要有这两者,就会不可收拾。” 没有保证 斯坦福校长John Hennessy说斯坦福的中心没有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其他学校的认可也不能保证这种在美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Hennessy说:“甚至你在这个国家得到的那些被粉饰的自由,也并非我们所想象。” 至少有一打私立和公立的美国大学已经拥有或正在计划在中国设立分校。这是美国大学和中国逐渐增长且利润颇丰的合作的一部分。在2010-2011学年,大约有57000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大部分全部自费,这个数字是2005-06学年的六倍之多。一个中国政府的隶属机构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在75座美国校园里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建立孔子学院。 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和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中国在寻找“更实质性的、有效的且长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教育部官员刘燕生(音)在十月份的纽约演讲中如是说。 纽约大学来上海 纽约大学计划在2013年在上海开办一所文科大学,上海市政府会支付包括学费和慈善在内的经费,校长Jonh Sexton在一个采访中说。 学生和教员们在新校园里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或者政策而不承担后果,Sexton在他位于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的办公室里说。 “我能够分辨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政治表达的权利,”他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昆山市位于上海以西40英里,它正在筹建一所预算为2.60亿美元的新大学,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管理。杜克包括计划及运营在内的开支份额预计将在6年内达到4300万美元。 杜克的管理层已经“和霍普金斯的人进行了不错的沟通”,并且能够接受将“校内讨论和一般的行为” 以类似的方式区分开来,校长Richard Brodhead说。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遵守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第一修正案的标准,”Brodhead在他北卡罗来纳达勒姆 的办公室里说。 美国大学在中东也遇到了对学术自由的挑战。2007年,康涅狄格大学在一阵对阿联酋的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声中放弃了扩张到迪拜的计划。纽约大学去年在阿布扎比开设了一个校园,据大学网站说,这个校园享有和华盛顿广场的校园同样的学术自由。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在南京大学校园的西北角占据了一座十层的砖和玻璃的塔,社区外有道大门 。24岁的南京大学学生方曼(译)说:“他们的保安可能是全学校最严的,”   这个中心授予一年的文凭和两年的硕士学位,拥有164名中国学生。他们之中一半是中国人,其余大多数是美国人。中国学生用英语上课,国际生用中文。 理解 美国的行政管理者试图预料到中国一方的需求。该中心在华盛顿的支援办公室主任Carolyn Townsley说:“如果你想要理解,就不能不断地和别人对抗。”。 校长Daniels说,学费涵盖了中心大部分的开销。对于国际生,读完可以获得该中心一个文凭的课程需要22000美元,硕士课程则要收取每年36000美元,外加住宿。2001-2007年的中心主任Robert Daly说,南京大学为2006年8月完工的扩建支付了其所耗资金2500万美元的三分之二,。 1986年开办的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第一所由中美大学联合管理的学校。霍普金斯坚持该中心要守卫课堂上的学术自由,它的图书馆让学生能够使用和在美国一样的资料,华盛顿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George Packard说,他参与了这一决策的商议。 作为避难所的校园 从2005年起,最新版的书面协议将校园作为避难所的概念正式化: “在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里面,没有学生、教员、研究人员、行政人员或是来访者会在正式或随性的言论、写作、使用研究素材以及挑选研究、讲座、演示的主题上中受到限制。” 这种方法防止了出版物在中心之外发行,Daly说。“要是有什么反应了中心的意见的话,就是将这种自由向外推广。”他说。 尽管对于建立这个中心是必要的,对教室外言论自由的限制是“不合理的,我们没必要信”,Packard说。 美方主任Jason Patent在采访中说,他在迎新介绍会上告诉美国学生们,他们不能指望拥有和在美国一样同等的自由。“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他提醒他们。 霍普金斯-南京的美国学生们说,他们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话题,并明白在课堂之外这样做的危险。来自纽约的26岁的Daniel Stein说:“和教授们讨论那些在中国多少是禁忌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受保护的空间 Brendon Stewart懂得了“受保护的空间”的协议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他在中国兰州的和平公司短暂停留后入学霍普金斯-南京大学。 Stewart在2009年开始办他的期刊,为的是给僵化的校园注入一些活力,他说。这本双语期刊要展示这个中心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方面最好的学识,并将被寄送给捐赠者以及想申请的学生。 “如果你想在美国办一份杂志,你办就是了,”Stewart说。“我们认为我们在创造价值。我们在问,‘怎么没有这个?’” 得到中心的美国主任Jan Kiely的鼓励后,Stewart开始向学生和教员征集文章,争取让中方和美方同等地展示。“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方式是一个问题,”Kiely说。 没有用中心的经费 他(Kiely)和中国管理者仍然拒绝了Stewart为印刷期刊请求的3000元(470美元)。Kiely说,中心很少为学生项目提供资金。在Kiely的建议下,Stewart请求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校友捐款,然后他收到了一份在中国的美国校友的匿名礼物。 在期刊发表不久前,美国学生Mitchell Lazerus在餐厅外面的白板上贴出了一篇一页的论文,公开抨击共产党。这篇文章使中心的气氛变糟了,Stewart说。Lazerus没有回复邮件。 几天以后,一位中国教授撤下了一篇他已经提交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 Steward之后听到传言说,所有的投稿给期刊的中国学生都希望删除他们的文章,因为他们害怕期刊会表达Lazerus的政治观点。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Stewart给他们看了校样。 权力的存在 “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都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看到了他多么努力工作,但是权力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参与,”Stewart说。 大多数参与编辑和排版的中国学生让Steward删去他们的名字。他答应了。 霍普金斯-南京的中国官员们担心一个学生自己制作的期刊会给中心特殊的受保护地位带来不必要的关注,Kiely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中国主任黄成锋(译)拒绝了采访请求。 一个中国学生作者说,一位来自南京大学但不属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院长劝说他撤回他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证了共产党政权从草根们的抗议中获利,因为他们将地方腐败连根拔起但并不挑战共产党的权力。 这位中国院长表示删除这篇文章最符合这名学生的利益。“我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一团糟,”这名学生说,出于对来自中国政府影响的担忧,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名字。“我没有预料到对学生行为的监视会如此严格。” ”艰难处境“ Kiely举办了一场讨论会来澄清事实。他告诉学生们学术自由“不是让中国学生和教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举步维艰。“ Stewart说行政人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提交他的期刊给他们复审并且将发行限制在学生和中心人员之内,他就能出版他的期刊。他们将“中心”从期刊的标题中删除,以便它看起来不像一份官方期刊,他说。 300份印刷品中有很多都没有被分发,Stewart说。“我学到了一些关于这一套体制如何运作的不可思议的经验,”他说,“我变得更愤世嫉俗了。” 这份期刊“不是我们学术项目的一部分”,Kiely说。“这是学术活动并贯彻了这种精神,但它不是项目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划定界限的地方。” Staward的期刊被放在中心的图书馆里,霍普金斯校长Daniels说。这种限于校园内的使用权“尊重了我们不得不采取内部操作的边界”,他说。 价值观冲突 这种压制是中心所说的与现实相冲突的价值观的“最显著案例”,霍普金斯-南京的网络政治学教授Adam Webb说,他也是期刊的投稿人之一。 在200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学生们在线上Google小组内讨论这场起义时,行政官员也进行了干预。一个不愿署名的美国学生提议放映保存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一部1995年关于该抗议的中文纪录片《天安门》。 “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说,‘我们定一个时间看这部纪录片并进行讨论,怎么样?’”这名学生说。 被打断的电影 大约有20名中美学生以及他们的中国客人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聚集在中心的二楼。电影一开始,一名美国行政管理人员就说他们不能在这里看。他们在组织者的宿舍房间里看完了电影。 中国警察对网络社交的监控已经使中心的中国管理人员警觉,他们联系了美国的同事,Kiely说。 中国反应是“严重的”,他说,“那样的事情当然也会让他们非常紧张。” 给包括与中心没有关联的中国访问者在内的观众放映一段在中国禁播的视频是不合适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发言人Felisa Neuringer Klubes说。她说教职员和学生能够在图书馆里获得这段视频。 中国要求政治课程安排诸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主题,Daly说。霍普金斯-南京被免除这一项要求,但是其他联合大学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他说。 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早些与纽约大学的讨论中,中国官员提到了对中国学习课程的一项要求,纽约大学的亚洲副助理校长May Lee说。她说两家英国学校要求其中国校园必修标准的历史课。 纽约大学不会教授任何它反对的事情,Sexton说。 杜克和纽约大学都没有一份协议明确指出哪种言论是他们校园内允许的。 “我们没有提前交涉过这类事情,”杜克校长Brodhead说。“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价值观和原则,如果难以维持,我们有退出条款。” 教育部已经向Sexton保证大学能够以恰当的方式管理它的学术课程。“如果达到让我们感到我们的核心与本质已经受到危害的程度,我们还可以全身而退,”不伤害大学的财政或名誉。 纽约大学早先的努力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以追溯到之前纽约大学在中国的一次合作。在2006年,交通大学法学院请纽约大学的法律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开办一个联合法律中心。孔杰荣自1960年代就在中国学习,见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从法律实务退休之后,他开始推动中国刑法体系的改革。 “我可能只会给你添麻烦,”孔杰荣对交大的管理者说。 他们向孔杰荣再次确保了他们的支持。之后,促成这一中心的交大行政管理人员去世了,党代表们开始批评这一项目,孔杰荣这么说。 “如果我从纽约大学这一方领导者的位子上辞职,事情可能会更顺利,这一点很明显。”他说。“我没有退下来,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两所大学之间的三年协议没有延续。“我们就让它终止了。”Cohen说。 交大的项目“比较小”,纽约大学的发言人John Beckman说。在纽约大学位于上海的海外教学点,教授们尚未有学术自由的问题,他说。 孔杰荣再一次触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界限,这一次是在北京清华法学院与美国律师协会的中国办公室以2010年5月的一场关于刑辩律师在中国角色的会议上庆祝他80岁生日的时候。 从座谈小组中被删除 在孔杰荣的敦促之下,美国律师协会邀请了莫少平,其委托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在内,这位人权律师受邀进行演讲。 活动的前一天,莫被从座谈小组中除名了,想必是该大学高层共产党官员所为,孔杰荣说。在孔杰荣威胁要取消会议之后,他和一位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被同意告诉听众关于莫被除名的消息,并批评这一决定。 “我不想跟和无法让一位朋友自由发言这事有所瓜葛,”Cohen说。 对Brendon Stewart言论自由权利的控制没有让他停止再次尝试。在关于期刊的骚动之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阐明了它在2010-2011年课外活动方面的规定。从现在起,学生需要行政管理者的许可方能进行活动和结社。 即便有了之前的痛苦经验,Stewart仍然通过官方渠道递交了发表另外一本期刊的申请。 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北京的Dary Loo对本文有贡献。 编辑:Jonathan Kaufman, Kevin Miller 联系本文作者:纽约Oliver Staley ( ostaley@bloomberg.net ); 波士顿Dan Golden ( dlgolden@bloomberg.net ) 联系责任编辑:Jonathan Kaufman ( jkaufman17@bloomberg.net )                       相关阅读: 《商业周刊》 中国孔夫子资助美国大学,禁谈西藏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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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镇压启示录

原始来源: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5107.html 原文: The Nobel Crackdown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NICHOLAS BEQUELIN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8日 译者:最佳损友(@lawrence2020) 自1936年纳粹德国政府阻止卡尔·冯·奥西茨基( Carl von Ossietzky)前往挪威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在12月10日将会是首次出现获奖者和其家人都不能前往奥斯陆参加和平奖颁奖仪式的情况。 刘晓波,今年的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在一年前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处11年刑期,目前正在中国东北的一所监狱里服刑。他的妻子刘霞目前遭警方强行软禁在家, 并在将失去和刘晓波见面的权利的要挟下被阻止发表公开谈话。所有《零八宪章》的主要签署者和共同起草者——宪章旨在呼吁实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并导致了刘 晓波在2008年12月遭逮捕——均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他们被阻止集会,也不准接受媒体采访和前往境外旅行。 挪威诺委会是在面 临北京施压的情况下选择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此举也暴露出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对人权准则的公然敌视。自从该奖项在十月初被授予之后,中共就开始了对异见人 士的全面打压。许多中国公民遭拘留,被软禁在家,或被阻止前往参加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但该奖项以及随后的打压行动可能会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追逐其外 交政策目标的本身能力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奖项公布之日的随后几天,刘霞成功地发出了一封 信件 , 信件表达了他希望刘晓波的朋友和支持者去参加颁奖仪式的愿望;信件里还包括一份百人以上的人名清单: 中国作家、律师、学者、记者、共产党老干部、艺术家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者,一些人有着持久地与和平地挑战一党体制的显著记录。但信件被公开后,中国当局告知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那些人将不会被准许前往挪威。有些人被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或被随从在门外扎营的警官限制在家中。全国各地还有无数其他的人权活动分子受到 骚扰,传唤讯问,或被公安局或国安人员拘留。 (人权倡导团体”维权网” 已编制了一份有帮助的 案件名单 ) 一些以他们鲜明的观点著称的知名人士,包括世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高级法律学者贺卫方、中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和80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均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出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可能前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中国政府实施全方 位的打压存在多重动机。它想要弱化该奖项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尤其是在那些海外居住而不受政府在国内庞大审查体系所影响的中国人眼里。它还想要阻止《零八宪 章》的署名者在奥斯陆面向全球观众发言,避免给予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一个数落中国当局惨怛的人权纪录的平台。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把奖项描摹成”西 方” 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阴谋,它想要依靠政府的竭力宣传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尽管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些支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的声音,但是政府无处不在的网络 审查机器已经有效地把他们从国内的网络空间里过滤掉。 事实上,这种前所 未有的压制是不太可能有益于北京对损害控制的努力。 12月10日,当更广泛的观众了解到获奖者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被囚禁在家中的事实上的囚犯时,全球公众舆论很可能会被惊呆。很明显的一点是,随着政府脱 下那件伪装的法律外衣,中国的法制声誉也将会急转直下,虽然此时刘仍然可以被称为”罪犯”。 因为来自北京反人权的回应,诺贝尔委员会将荣誉授给中国人权倡导者的决定似乎将会显得恰到好处。 让北京觉得更不自在的是诺委会在12月10日不正式颁奖的决定,作出该决定的原因是刘晓波家庭里没有人被准许前来领奖。 (仅仅只有和刘晓波关系密切的中国人权活动家之一的万延海将于周五出现在奥斯陆,他也是一名艾滋病活动家。) 诚然,中国的统治者也许已经准备好抵御不可避免的国际谴责声浪。毕竟,中国政权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当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曾经受住这样的谴责。 但是,对于此次诺贝尔危机的愚笨反应已经戏剧性地大大削弱了北京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为恢复自身形象所作的努力。用与世界大国极不相称的语言来描述诺委会成员(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所说的 “跳梁小丑” ) 只会让北京本来就尴尬的处境更窘迫。北京试图通过官方外交渠道威胁欧盟成员国不要派大使出席诺贝尔颁奖仪式也是最终折戟。此举已经引发了欧盟国家的利害关 系——不出席会被视为在赤裸裸的施压下弯腰——并把过去出席仪式的惯例转变为对中国干预的一种象征性的谴责。虽然北京坚持认为”多数”国家将不出席仪式, 但至今只有18个国家拒绝,包括古巴、伊朗和俄罗斯。 如果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按照现行的计划组织中国学生去仪式举办地外面站台进行反对示威,北京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中国公民实践一项在祖国被政府剥夺却在挪威正当行驶的权利本身是一种反讽,新闻记者和观察人士将不会错过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将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关进监狱会对中国外交构成直接而长期的影响。 首先,中国在参与 双边或多变对话时想要去撇开人权议题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只要刘晓波还被关押,全世界的民主政府都将发现他们会受到来自于人权团体的压力而要去提及刘晓波案 件。多年来,被要求在人权问题上向北京施压的外国外交官的反应是他们不知道在出手时可以主张什么——但现在他们知道一件事情:释放刘晓波。在国际人权论坛 上的这种压力也会增加,在那里直接批评中国的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例如,在似乎没有屈服于中国方面压力的情况下,已经拒绝出席奥斯陆诺贝尔颁奖仪式的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 Navanethem Pillay)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的致词中避免提及刘晓波将会变得很困难。 其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在中国领导人外访时恰到好处地创造许多有些尴尬的互动机会。胡锦涛在上月访法时拒绝按照惯例举行新闻发布会似乎说明中国国家主席害怕被问到关于狱中诺贝尔奖得主的尴尬问题。 第三,已经成为世 界上唯一的目前正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将会拖累中国探求软实力的步伐——软实力被中国政府视为提升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必要的象征。如果刘晓波在接下来 的10年仍被关押的话,既不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大肆抢占地盘也非孔子学院多元化的扩张——孔子学院是建立在外国学术机构内部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汉语语 言项目——可能会软化中国独裁政权的形象或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吸引力。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太可能减弱,在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超过 20年之后从软禁中获得释放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对刘晓波的判刑事 实上是胡温组合之下的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柔韧性的一个标志。相比于见证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的改革时期,今天领导层内部仅有的争论点似乎 是如何去强化既有体制。数字说明一切。从2008年到2010年间的公安部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据来自财政部的数据,用于””维稳” 的总预算估计已经和军费总额相当。最近泄露的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国务院文件显示,主管宣传的官员在发现网上有针对他的批评后很恼火从而指使了针对谷歌 的 袭击 ,如果属实,这就很显著地阐明了安全机构的官员最近这些年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 这就是诺贝尔委员 会应该得到赞赏的原因。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它就已经将一盏强烈的聚光灯对准了一党专制之下的中国的严酷现实,并且迫使北京公开地暴露出它对异议 人士的毫不留情以及仍然存在的对人权准则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敌视态度。尽管中国政府会竭力去将12月10日的仪式描画为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西方的企 图,实情却是中国的统治者深深的恐惧于他自己的民众不断增加的对于奠定真正的稳定的根基的强烈要求: 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线上实时投稿: http://bit.ly/tougao 访问《政府解密》网站!: https://govecnleaks.org 上传泄密文件: https://uploadleaks.com 我要最新翻墙工具包:GFW@1984year.org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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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之乡 “贺卫方评析”专题综述   前言:截止到2011年7月6日,乌有之乡“贺卫方评析”专栏有专题文章99篇,笔者试图把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一个简略地综述,希冀通过梳理贺卫方近几年的言行,能够相对较清晰地把他的“思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 关于政治体制   2006年4月11日,水生发表《说说敢作而不敢当的“改革精英”——从厉以宁、张维迎到贺卫方》,文中道:“而于今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由此,一些‘改革精英’们的真实想法被大白于天下。其中尤其以北京大学的法学‘精英’贺卫方的发言最为“精彩”。贺卫方等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改革精英’现象。”“贺卫方称,‘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其实,‘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最为可笑的是,当这份‘新西山会议纪要’被披露以后,会议主办方却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一份所谓正式的‘会议记要’,心虚地将贺卫方的这些讲话全部删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山会议”以及“声名远播”的“贺卫方言论”。在这番言论中,贺卫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推动“政改”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执政,施行“多党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是非法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   同天,还有署名张帆的文章《贺卫方的反动言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文中说:“在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现在)‘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注:粗体为笔者所加。)作者在分析贺卫方此番言论的目的时说:“贺卫方以上十分露骨的反动言论充分暴露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这就是经济上包括土地在内,彻底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颠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2006年5月27日,杨晓青发表《贺卫方的“司法独立”是要“抢夺”国家司法权力》,此文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于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杨教授说:“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的发言提出,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违法’;党、人大、政府等整个权力架构违反宪政,是严重的‘违法’;提出中国将来要走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实行真正的司法独立;整个国家权力建成台湾现在的模式,等观点,其矛头直指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推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翻党对政府、军队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如果按照贺卫方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必然彻底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用西方所谓的‘法制的、宪政的模式’取而代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言论自由问题,而是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贺卫方的发言决不是‘没什么力量’的‘书生之言’,他的这些观点是到处公开讲的,一贯的,上了高校的各种法学论坛,发表在各种法学期刊(包括一些核心期刊)等公开媒体上。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也知道他背后有美国的背景,无人能把他怎样。他还被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多次请去演讲(贺卫方等人是“两高”聘请的顾问)。所以这些观点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和国家的司法机关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不可小视的、深刻的影响。”(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杨教授还说:“当然,他们的‘图穷匕首见’是不会成功的。党中央目前已批准了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否定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要求。这是非常正确、及时的。”并深刻地指出:“他(贺卫方)的思想和行为与共产党员的条件完全背离。这样的人在党内的作用只能是分裂党,搞乱党的思想;在法学界的作用只能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误导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误导司法机关的干部,动摇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2006年6月13日,武兵发表文章《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评贺卫方等人的谬论》,文章首先指出:“今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持,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下简称西山会议)。……他们把‘攻坚’的重点和目标放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上,企图以‘台湾模式’即西方式的‘宪政’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还认为,要进一步摧毁国有经济,并实现土地私有化。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文中分析了“私有化思潮的泛起与其对社会的严重毒害”,并列举了“苏东国家私有化的前车之覆值得借鉴”来作为有力的佐证。作者最后论述“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时说:“第一,苏东各国的教训和新殖民主义的危险警告我们不能私有化。…… 第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昭示国人不允许私有化。……第三,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不允许私有化。……第四,共产党的性质不允许私有化。…… 第五,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不允许私有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贺卫方的中国必须走“私有制”的歪理邪说。   2008年1月19日,闻马嘶发文《由贺卫方老师说开去》,作者说:“……包括贺卫方老师在内的很多法学大师在内,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西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且不喜欢提到西方法治的缺陷,几乎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我是竭力反对的,首先西方国家的民主是精英贵族式的,包括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反对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只是赋予人民选举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当今西方国家的自由只是为了金融资本向全球寻找新的市场的自由,脱离内容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贺卫方老师竭力提倡的新闻自由,我看真正运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媒体和新闻事业,那毫无疑问,最终肯定是有钱人的新闻,对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从而指出了贺卫方所谓的“司法独立”、“民主自由”是建构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并不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只不过是“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   2010年1月8日,左斗发文《鼓吹“法大于天”的目的是为推翻共产党做铺垫》。作者指出“至此我们真的明白了‘法比天大’的含义,就是法比共产党大”。   2010年11月10日,美华发表题为《贺卫方等暗渡陈仓赴挪威在首都机场被阻》,文中披露:“昨天上午,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南方报系特约撰稿人)和诺奖得主刘某某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首都机场被警察阻止出境,两人出国理由是有英国签证去参加一项国际法学会议,但莫少平称警方出具的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文章还分析道:“挪威当局的无所忌惮对北京来说是个警示,西方利用刘某某大做文章固然是拙劣的政治操作,必须反击,但北京有关方面是否也要反躬自省:一、为何08宪章在中国有生存土壤,还有人给它浇肥施药?如若没有08宪章,西方给刘某颁奖的理由就自觉不够充分,这也是刘某某后来居上压过其他异见份子的重要原因。官方媒体,尤其在南方报系,提供版面给08宪章境内外联署人叫喊,包括李普、贺卫方、莫少平、徐友渔、梁文道、龙应台、龚小夏等等。私营媒体,如炎黄春秋编委会内就有杜光、李大同、杨继绳、周瑞金、秦晖、章诒和等与08宪章同声同气?……”   2011年5月6日,大众民主发表题为《贺卫方们难道在肯定文革?——剥下贺卫方们程序正义的皇帝新装》的文章,文中说:“而且,可笑的是,无论是贺卫方,还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围绕李庄案,都在大谈文革。法学精英不是自诩最讲法治精神吗,怎么面对一个司法案件不谈法律谈起政治来了呢?给一个正在进行的司法案件给以政治性的评价,这是谁家的法学精神?就是重庆的法庭太讲法治精神,把这些法学精英给惯的,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哪个律师敢给法官的审判行为给以政治评价,在中国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也同样没有哪个律师敢这么做。在被法律精英污蔑为不讲法治的重庆法庭上,法律精英们享受到了中外法庭都不会给以的权利。”“贺卫方说重庆大规模打黑反腐是疑似搞文革,这就让我更纳闷了。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在搞文革,那有几个地方的老百姓不欢迎大规模打黑反腐呢?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导,会得出老百姓欢迎文革的结论来。贺卫方,这么一再的说,难道不是在给文革翻案吗?至少,贺卫方这句对重庆的指责,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革。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文革,那么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文革呢?贺卫方敢站出来回答吗?”作者从而指出了贺卫方等利用“法治”的幌子给重庆的“打黑除恶”做“政治定性”——而且,这“定性”还是“文革”——的原则性错误。    二、 关于法治   2008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原发于《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贺卫方反对司法民主化暴露其本质》,何教授在文章中说:“审判不能独立是司法沉疴,部分法官臣服于权力,放弃了抵制,与利益团体相互搀扶,惺惺相惜,与人民渐行渐远——这样的判断已成学界共识。我以为,症结在于法官的非职业化与司法的非民主化。”“……贺卫方教授提出,司法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他固持的意见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司法职业化路线,以此实现司法独立。……我深深地以为,贺卫方教授错了。”“民主有多种形式,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普选制或政党轮替制。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是民主的有效形式。”正是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表示赞同的“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被贺卫方形容为“民众的狂欢”,更被其超越学术理论层面地批评为“文革遗风”。此文因此证明了贺卫方抛弃民主立场而追求的“司法独立”是比较虚幻的,甚至是别有其他目的的。   2009年6月28日,叶劲松发表文章《麻醉民众、对抗民意的司法独立论》,从“哲学”、“ 社会实践”和“历史事实”三方面论述了贺卫方所鼓吹的“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的“司法独立”的观点,在哲学、历史和未来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作者说:“因此,贺文等的司法独立,如只是从方法论分析(暂不谈阶级问题),实际是他们脱离社会实际,只从意识、理性中去推演的结果。不以联系的观点,而以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看待司法,回避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对司法领域的影响和制约的现实,设想独立于社会的司法将演变出司法公正,从方法论上来讲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不现实的。”“……即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说明,企图独立于社会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法律和国家机关在国家的作用我们知道,司法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司法机关)将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阶级统治落实到实处的专门活动。所以,司法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司法不会独立于统治阶级而中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反过来讲,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不会有司法公正。”“资产阶级宣传说司法机关是超阶级的、独立的、公正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机关,他们企图以此使劳动大众不要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去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出来‘主持正义’。另外,即使司法机关判决不利劳动大众,而司法独立之说也会辩解说,这是司法机关独立做出的,是正义的体现,你们劳动大众也应接受。总之,超阶级的司法独立的说法,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麻醉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的欺骗之说。”“由于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司法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虽然冠冕堂皇,但司法实践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欺压劳动人民。恩格斯就此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实践与它的‘法治国’‘司法独立’等法律理论学说之间处于惊人的矛盾。”“因此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有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大众通过民意等形式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斗争,并不能使司法从根本上实现公正。但是,劳动大众积极通过民意等形式进行斗争,在不少情况下,能减轻司法不公的程度。因此,劳动大众不能放弃这同司法不公斗争的斗争形式。”   2010年1月9日,武定乾坤发文《关于重庆打黑中左右翼反响的一点思考》,文章说:“最近以来,贺本人在博客上和各种场合中大声批驳重庆打击黑律师事件,主张律师应该不受审判,司法应该独立、律师应该自由,殊不知今天的中国,司法若是‘独立’、律师一旦‘自由’在三角链条的操纵下,还会发生什么样更为可怕的黑恶事件?贺的主张,不正视和面对国内致命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人民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力图去营造一个空中楼阁顶多也就是缘木求鱼……”作者想阐述的是,如果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府的管辖之外,律师一旦拥有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绝对的自由”,那司法与律师就将完全蜕变为资本、权贵的附属物,从而与民众成为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对立面。   同日,刘刚发文《江北法院小小的法槌在谁的头上重重的敲了一槌?》,文中列举了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被重庆警方刑拘以来,贺卫方在其博客发表的公开支持李庄、反对重庆打黑的博文目录,有诸如其转帖的“‘师洋律师’——《江北庭审随记》一文,恶毒谩骂江北司法机关”,还有“《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答行者问》,谩骂网民拥护重庆打黑是一群愚民”、“《关于李庄案的社论》,对江北法院的判决表示‘痛心疾首’”等。   2010年1月10日,SXSDQ发文章《贺先生的不能自洽》,作者在文章中说:“我一直以为,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结论,所谓反对派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你必须放弃一样,再说白点,就是自由与财富,你必须放弃一样,你不能一面痛骂这个制度,一面在这个制度上寄生。”“可是人心不足啊,鱼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鱼和熊掌哪个营养更为丰富。于是,有的人就犹犹豫豫,关键时刻就玩起了大变脸,能捞时则以法律名义大捞特捞,一旦败露马上摇身一变,彻底否认这个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华丽转身,就从律师变成了反对派政治家,从这个制度上寄生的虫子变成抗议这个制度的英雄。这是一些律师的逻辑和实践的双重不能自洽。”“当年我是贺先生最早的一批粉丝,”“所以,贺先生,用退党来证明你的逻辑和你的实践是自洽的吧,虽然晚了点,但总归是自己退党的,我虽然年龄已长,不会再像当年一样仰慕你的学问了,但总还会像当年一样敬重你的人格的,顶多看您学问不合时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个‘非法组织’里不走,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不是‘非法组织’一伙儿的呢?怎样让我们保持敬仰呢”。作者深刻地指出了贺卫方在“法学家”的盛名之下,还同时扮演着“反对派政治家”的荒诞与悖论。并讽刺了贺卫方一边质疑着共产党的“非法”性,一边却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自居的自相矛盾与“不能自洽”。   同日,叶劲松发文《即使李庄未造假也不同情他》,文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贺卫方们所追求的“律师的正义”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已,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也因此而抛“自然正义”于不顾。叶劲松说:“李庄案发后,不少法律界人士站出来为李庄辩护。而这些辩护更坚定了我对李庄等人的认识。一位名叫徐石的律师,为了声援李庄,写下了题为《律师的正义就是让自己的代理人胜诉》的文章,其中说‘律师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吃法律饭的。拿人钱财,运用娴熟的法律和雄辩术,替人消灾。……在一场纯竞赛的诉讼中,律师追求的就是胜诉,无论这种胜诉是否符合自然正义’。”“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特别提出,希望通过努力,让社会公众能够对律师这个行业有更加理性的理解,不应将律师定义为正义的守护者,而应该认识到,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声援李庄的徐石和贺卫方等人,无意间透露了他们这些大律师、法学教授,为何只为富人服务而漠视普通民众的原因:他们不是基于‘自然正义’,不是作为‘正义的守护者’而行事,而是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这些大律师总热哀于为有钱人消灾,因为他能从有钱人那儿拿到大量钱财。普通民众遭遇太多的不公正,为这些民众争取应有的法律权利(例如被欠薪的民工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得尘肺的工人应享受的工伤治疗权利)是符合‘自然正义’的,大律师们对这些工人冷漠,他们不去为这些工人消灾。我们的社会经验(徐石律师的文章和贺卫方的讲话更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工人拿不出什么钱财,律师们是不会为他们消灾的,是不会为他们服务的。”“律师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没有钱的民众享受不到律师们的法律服务,这种状况被说成是合法的。工人们在讨薪、争取因工伤(或职业病)而应享有权利时,工人们不仅要临资本家的打手们武力杀伤,还要面临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的‘法律和雄辩术’的杀伤。这些律师们通过他们‘法律和雄辩术’来阻碍工人应有权利的获得。因此,不管是打手们,还是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都是资本家们维护其靠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大众而攫取的利益的走狗、工具。资本家聘用的律师们、打手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付工人大众的文、武工具。因此,一般来说,资本家们聘用的律师,是作为劳苦大众的敌对力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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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博讯记者称因维权报导坐牢四年

 2011年 6月 16日 图片来源: 孙林 孙林照片 海外博讯新闻网驻南京记者孙林,在入狱四年于上月底获释后称,他的案子是个“天大冤案”。他相信,他获牢狱之灾是因为他写了许多维权报导。 *孙林:天大的冤案* 以孑木为笔名的孙林,2007年5月被捕,同年6月被判有期徒刑四年,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持有枪支”。 上月29日,身陷囹圄四年的孙林终于重见天日。他在获释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无罪的。 孙林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冤案,它既没有证据、也没有事实。” *扰乱秩序还是协助拆迁?* 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是指2004年的一场民事纠纷。当时,孙林受园林实业公司委托,协助拆除该公司所有的一个花卉市场的大棚。起诉书指控孙林等人的行为使租用大棚的经营户无法继续营业,并使部分经营户蒙受经济损失。 孙林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拆迁当天,多数经营户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无权继续经营,只有少数人拒绝搬迁,而且拆迁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持有枪支还是“欲加之罪”?* 至于“非法持有枪支”罪,孙林既未承认其持有过枪支,也不承认曾经赠送给他人枪支。警方也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律师对他进行了无罪辩护。 孙林坚持认为,当局的指控完全是“欲加之罪”,真实原因是,他作为博讯记者,对腐败现象和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了如实报导。 孙林说:“我对腐败现象揭露得过多了,触到了利益集团的某个人,造成了他憎恨。” *莫少平:负面报导令当局恼火* 据他介绍,公安人员曾明确告诉他,对他的处理与他在海外博讯网上发表的维权报导有关,并要求他不要继续从事此类工作,遭到他的拒绝。了解内情的人透露,甚至在服刑期间,有关当局还表示,如果他保证不继续进行维权报导,可以让他提前出狱,同样被他拒绝。 莫少平 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 莫少平律师说,孙林的案子确实有许多案外因素影响。他说L“他是作为博讯的记者,经常报导国内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当局非常恼火,有过几次交涉。高院说不要再去报导了,就可以不追究他这个责任。孙林他不干。这样当局采取了一些,‘我得找你的毛病’,千方百计地把他扣上一个罪名来去弄。” *莫少平:比较敏感 很难翻案* 孙林说,刚一出狱,他就打算去法院申述。但是,由于他妻子受到的压力太大,非要跟他闹离婚,所以暂时拖了下来。 莫少平律师表示,孙林可以按法律程序进行申述,但是翻案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案子。他真正把它翻过来,我认为是难度非常大的。”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当局对于新闻报导有较严格的控制,最近刚刚关闭了一批维权类网站,中国公民给外国媒体发报导更是官方大忌。 * 必须填写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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