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孙大午和吴英都因“非法集资”而坐牢* 浙江青年商业大亨吴英女士被省高院二审判处死刑，该案已报北京最高法院等候复核。司法机关认定吴英非法集资巨大，给“国家、人民”造成特别严重损失，故判处死刑。而许多年前，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就是以此罪名郎当入狱的。 *吴英如流星* 吴英是2007年被捕的，当时她26岁。这位本世纪初在浙江金融界商界迅速崛起的新星首富，昙花一现，又像流星一样飞速陨落了。她创办的许多发展良好收益不错的本色公司都被低价拍卖。这位坐牢五年的女青年正在铁窗后等着最高法院审核浙江高院的二审死刑判决。如不出意外，她的生命将永远定格在31岁。 上星期，浙江高级法院维持金华中级法院原判，判处吴英死刑，罪名是非法集资7亿7千多万人民币。吴英是浙江东阳人，浙江本色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按照浙江高院认定的罪行和后果，只有中专文化的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所以判处死刑。 浙江高院的二审判决，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赞同者认为，法院是依法办案，有理有据。反对者认为，吴英即便犯罪也只是经济罪，罪不至死。中国日报说，有网站对40万网友进行调查，64%的人认为吴英判死刑太重。 知名经济学者郎咸平说，这种判决就是在“杀人灭口”。郎咸平在中国新闻周刊(12月23日)上说，到后期，吴英真的已经没办法了，雪球越滚越大，自己控制不了了。她被判死刑背后牵扯到一个公务员团队，有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 *当地官员联手“杀人灭口”？* 知名作家曹盛洁说，吴英父亲吴永正对记者说，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写联名信，要求判吴英死刑。一审后，这些官员又到浙江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吴英曾举报7名官员。 官员联名要求法院判处一个罪行难以界定的女青年死刑真是天下奇闻。曹盛洁说，希望媒体公布吴英举报的7个官员姓名、及联名上书官员的姓名。 知名博客写手十年砍柴说，官员可以联名要求判吴英死，那不叫干涉司法，而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草民网上为吴英鸣冤，那就是舆论干涉司法。 郎咸平说，此案真正的本质意义，就是揪出这一批拥有权力的人，如何防止他们进入浙江的地下金融市场，这才是当务之急。 *李承鹏：“论绑架司法”大病句* 作家李承鹏更是尖锐直接地说：“‘舆论绑架司法’是这个国家有文字以来最大的病句。主谓宾都错了。这个国家哪有舆论，在作家出本书都像出挺进报，写条微博都被封号的时代，舆论只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这个国家没有绑架，软禁毒打监听活埋，那叫对反革命的镇压。这个国家也没有司法，当一水儿的官员担当法官时，那叫家法，不叫司法。” 说到吴英案，大家都记得这位年轻的女士两度法庭痛哭的情景，也让人想起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孙大午当年也是两度在法庭洒下男儿泪。 *孙大午，河北农民企业家融资被判刑* 2003年河北徐水县法院判处孙大午3年徒刑，缓刑4年，罚款10万。法院还判处大午农牧集团30万罚金，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孙大午当年49岁，检方起诉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千4百38万元，涉及储户523人。孙大午认为，所谓“存款”是一个金融概念，对应的是贷款，而大午集团并没有放贷行为，所以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 孙大午是03年5月29日被带走的，7月4日正式逮捕，10月30日县法院开庭审理，当天做出宣判。孙大午在牢房里待了整整半年。 *茅于轼：孙大午干了“违法”的“好事”* 孙大午的案子，也在北京城里引起了相当的波澜。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急待修正或废止，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 2011年5月7日，凤凰卫视请吴英的律师、在京浙江商会副会长，吴英的父亲还有孙大午等几位嘉宾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讨论吴英一案。浙江商会副会长说，他佩服吴英的投资眼光，“她所投资的物业至今都升了五、六倍，然后很多已经被司法机关向特定对象低价处理了。我也佩服吴英的眼光，是因为竟然没有一个贷款方落井下石。” 孙大午说，中国有“非法集资”，却没有“合法集资”。他说：“根据我的发现，这很好解释—这个国家，人所有的权利必须官赐。民未经官恩赐而行使权利，就是非法，当然官可以根据情形选择是否追究。” *滕彪：吴英生命与“你我”有关* 中国知名法律工作者滕彪，在龙年大年初一写了一篇文章：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他说，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 滕彪说，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滕彪说，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 “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滕彪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金融业干什么？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 *法律学者萧瀚：坚决反对判处吴英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在其腾讯博客上接连写下了12个“坚决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句子。他说，“说穿了，就是伪公权可以肆意作恶，蹂躏民间私法关系，夫妻俩吵架炒到官府那儿，可能会被痛打一顿关牢里。现在也一样，吴英借人钱，生意没做好搞砸了，借钱的人只想要回钱，但官府说你只许管我借钱，借不借给你看我高兴，不许管那么多人借钱，你瞎借钱，我就要宰了你。” 也是政法大学老师的滕彪在这篇长文中说，中国公民苦于“非法化生存”久矣。孙大午案的时候，人们就热议“民营企业的非法化生存”，当下的吴英案，民间信贷的非法化生存又进入我们的视野。 *滕彪：在中国不非法没法活* 滕彪说，“曾几何时，你收听美国之音，你非法了。你举办一个舞会，你非法了。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你非法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情况没变。 “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 “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你非法了。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你非法了。不放弃某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下来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滕彪曾因为探访学者范亚锋在其家和派出所遭到公安“痛打”，打他的人说，“打死挖个坑埋了。”滕彪说，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中。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机关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孙大午的诗：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 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后来写了一首诗：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你的丑陋/代表着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理解你/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我愿意你十全十美/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不能改变/我就是我 *孙大午案引众人关注* 中国北京知名律师张星水和许志永当年是孙大午的辩护律师。他们在辩护词中说：无庸质疑，孙大午先生目前面临着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仍然有效的僵化的金融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定。 张星水说，当年在孙大午案中“虽然没有以辩护人身份直接出庭但是始终关心着本案进展的杜兆勇先生、胡星斗先生、李智英先生、姚监复先生和孙达女士先后两次针对此类僵化的法律规定，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法律的书面动议请求。”

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圈内，有两条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一是北京作家余杰出走美国，二是上海作家韩寒批评官方媒体无资格赞赏他。 *余杰一家抵达美国*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一家三口星期三晚间低调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当地华人教会接待了余杰。 海外媒体报道，余杰一家星期三下午五点到达北京机场，给友人发短信告别。据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萧瀚在微博上说，他收到朋友短信说：“我们顺利到了登机口，盼早日重逢。”此前，“他将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千多册书花四万元邮费邮寄到了美国，房子也低价甩卖了。” *余杰曾遭到毒打* 余杰在华盛顿机场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前一天，遭到了绑架和毒打。在中国，许多维权人士和律师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 有中国博客和推特作者说，余杰在2010年末的中国大陆茉莉花革命中，遭到秘密拘押和严刑拷打。萧瀚在微博上说，“余杰在国内已完全无法生活，他的待遇是毒打、软禁，不许他妻子工作，屋外是六个摄像机。” 对于近年来余杰在中国受到的残酷待遇，作家长风、媒体人高瑜、覃里雯、作家林达等都谈及。林达说，余杰“可以被暴力碾压，碾压得无所顾忌，这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标志。” *王怡谈余杰去国* 四川学者王怡是独立笔会会员也是余杰好友。他俩都曾在2006年在白宫受到了小布什总统的接见。王怡星期三在其微博上说：“海内存肢体，天涯若比邻。今日腑内忧伤，灵里软弱，遥送好友余杰兄全家出中国。主啊，我知道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使他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 王怡和余杰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没同后来被捕判刑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郭飞雄一道去。此事，在中国异议人士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 *莫之许：又一“小众”被祖国“淘汰”* 自由作家莫之许谈到余杰出国的情况时说，又一个“脱离社会的小众‘被祖国’淘汰了。” 网络作家野渡说：“恢复自由后，一直耳闻众多友人出国的消息，前几天就听说了余杰要移民，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出国了。我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我更欣赏晓波身陷囹圄仍不接受出国流亡条件的坚持。这生命承受之中或许才是我们人生意义所在，有能比得上能见证，参与一个自由中国到来更有意义的呢？” *余杰在中国艰难经营* 余杰是成都人，今年38岁，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写出了“火与冰”文集，无地出版，放在抽屉里。当时，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盛赞这个集子是当代“最优秀的抽屉文学。” 余杰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本来可以到老舍先生儿子舒乙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但是，由于其政治观点而遭到拒绝。进入本世纪，余杰开始积极参加政治和教会活动，并不断受到当局各种方式和形式的打压。 *韩寒：官媒无资格赞赏我* 就在余杰出国的同一天，南都周刊发表了对上海作家韩寒的采访。韩寒在这次采访中说，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媒体“没有资格表扬他”。 2011年最后一个星期，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登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南都周刊说，韩寒博客的点击多达五亿两千万。这三篇文章，一如既往，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 *韩寒：批评权贵后才能批评民众* 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有文章或报道对韩寒这几篇文章“表示赞赏”。韩寒对南都周刊说：“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有这个资格。” *韩寒：不怕得罪谁* 韩寒这几篇文章，特别是《谈革命》，引起了许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关注和批评，同时，也引来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赞赏。韩寒说，他和这些人不一样，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有什么问题。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韩寒：右派好于左派* 韩寒对所谓“左右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总体来说，还是右派的人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 韩寒说，“右派有许多缺点，而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韩寒认为，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朱学渊：遏制政府，警惕人民* 旅美学人朱学渊 发表文章评论韩寒的文章。朱学渊说，“人民”和“政府”都是由有原罪的“人”组成的，如果不去制约他们，两者都可能是很恶很坏的。 朱学渊还说，“人民”也有可能犯下滔天大罪，那只能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产生，所以任何社会必须“有政府”。“我们批评政府，绝对不需要歌颂人民；同样，警惕人民的原罪和缺陷，也不需要去颂扬政府的不实的美德。” 朱学渊说，韩寒先生的名言“党即人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现实是，人民痛恨政府的腐败，腐败的政府又惧怕人民的动乱和清算……。 “因此，我们冀望提升我们的政府的同时，也必须提升我们的人民，它的最终的、第一的目的，还不是“提升人的创造力”的牛皮，而是“防止人间惨剧”的实话了。”

韩寒的博客不定期更新，通常一到两周一篇，且标志是具有韩寒个人风格的俏皮话。但最近的《谈革命》《说民主》以对答形式在圣诞节前连续出击，前者仍然保持了标志性的俏皮风格，而后者较少调侃色彩，而26日的《要自由》更以少见的庄重独白语气发表，可以看做是韩寒对相关问题较为严肃的表态。 在《谈革命》中，韩寒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韩寒以开车为例提出一个象征性的悖论：如果问什么时候是革命的好时机，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恰恰在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 续篇《说民主》可以看作是对此前批评的回应和继续。针对中国知识界对哈维尔的缅怀，韩寒认为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三者共力才能形成捷克式的天鹅绒革命，而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暴力革命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 韩寒称自己并不认同“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的论调，他认为民主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他称自己因为参加拉力赛去过上百个的县城，和各种人聊天后发现，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 韩寒还提出两个富有争议的观点，一是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和三亿亲属关系，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二是如果革命到来，文人应当扮演“反向墙头草”的角色，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26日的《要自由》一文，则身体力行地实践“讨价还价”争取自由的原则。韩寒“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作为交换条件，他个人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但是，如果两三年后情况没有改善，韩寒表示将在每届作协或文联开会时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此前韩寒因为对现行体制持讽刺和批判立场，被广泛视为影响最大的年轻一代自由旗手。这次他直接而坦率地表达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悲观立场，在微博上引起了激烈争议，众多媒体人、学者及网民都纷纷表态支持或批评。 此前曾经被韩寒嘲笑的《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论力挺，截止前两篇博文发表后，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也宣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同时，有反对者批评韩寒此番言论是“五毛”升级版，甚至称这是韩寒“和自由主义决裂的宣言”，学者吴稼祥称，韩寒的素质论其实就是中国官方的立场，甚至嘲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在等他”，暗示韩寒被官方招安。 同时，很多人对韩寒的论点持有保留的赞同。历史学者张鸣明确表示认同韩寒的观点，认为中国很难发生天鹅绒革命，要革命的就是黄巢李闯式的。宪政学者萧瀚也认为，赞成其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对知识人批评部分，但不赞同他牺牲观点支持弱者以求各派共存的观点。 据韩寒父亲韩仁均表示，韩寒自称此举意在“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网友“幸运江底沙”形容称，韩寒的两篇博文就是投向池水的石头，那两块石头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池水涌动了，不会再是一汪死水。 尽管“革命”和“民主”话题在微博上激起论战，但除了《环球时报》发文表态，控制较严密的平面媒体上没有引发更多反响，显示出这一话题还有相当的敏感性。但是，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以前仅在部分学者和媒体中讨论的当下中国“革命和改良赛跑”话题，通过韩寒的巨大影响力由此浮出水面，进入大众、尤其是数千万粉丝的视野。 现年29岁的韩寒出生于上海，目前是职业赛车手、作家。他在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同年写作小说《三重门》，随后有多部作品问世。2010年他主编杂志《独唱团》，历经坎坷出版第一期，但第二期印刷完毕后遭到封杀。他的博客访问量显示高达5亿1千4百万次，是中国当今影响力最大的个人门户。  

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核心提示：“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最革命的谁也比不过孙悟空，可在如来佛手里，悟空不过是猴子。如来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2005年，我在美国读到一本刚出版的英文新书，题目叫《中国的民主未来》，作者布鲁斯·吉利是美国的一位驻华记者，后来他2008年在普拉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大胆预言，中国大陆将于2020年实现西方意义的民主化，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民主化的可能过程。无独有偶，在2011年12月16日出版的《华盛顿季刊》上，刘瑜发表了“ 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 ？”一文（Yu Liu & Dingding Chen (2012): 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5:1, 41-63），同样断言中国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民主化。 　　我假定本文的读者都不反对中国民主化，“要民主”的问题不用再讨论，要讨论的是8年后是不是就能“有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先来冷静地分析一下2020年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民主化，然后我们再来分析韩寒的“不革命”，看看韩寒为什么会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看看韩寒的“不革命”是否不同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1，“现代化假说”与“民主定义” 　　刘瑜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情绪来自四个方面的理由：经济发展，文化变迁，领导倾向，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是西方学术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现代化假设”。 刘瑜曾经在早些时候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里详细分析了这个“现代化假设”，并在那里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认为“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可时间没过几个月，刘瑜现在突然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刘瑜对“现代化假设”的突然“认识转变”不仅是一种草率，而且主要是一种“基本方法论”上的认识失误。我自己在“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关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因果关系”（“共识网”，2011-03-01）一文里分析过，这种认识失误主要是没有用“逻辑的经验实证”去指导“数据的经验实证”的结果，是在逻辑糊涂情况下上了“统计欺骗”的当。正是由于没有坚定的“基本方法论”信念，刘瑜对自己的明确结论就会随着场合的需要而出现摇摆。 　　不幸的是，这个“认识欠缺”问题在她的文章里还进一步从“民主定义”问题上暴露出来。实际上，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民主化”的刘瑜并没有给民主一个明确的定义，她显然认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民主。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假定过分有利于她文章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即便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也未必能看清中国的民主问题（见“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如何在民主问题上混？”，“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载于“选举网”，2011-12）。 　　不给民主下定义怎么就有利于“中国会民主化”的结论呢？很简单，当刘瑜所讨论的民主既可能是“多党自由的竞选”（“多党民主”），也可能是“非多党非自由的普选”（“一党民主”）时，“中国将民主化”就更容易成立。刘瑜的整篇文章正是利用这个“混定义”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她在实现“一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就很容易被“混”成实现“多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这在她引用温家宝和俞可平的言论时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可问题是，刘瑜所要论证的民主百分之百是“多党民主”而不是“一党民主”。所以，刘瑜的“混定义”手法依然不是“学风欠缺”问题而是“认识欠缺” 问题。也就是说，刘瑜对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她这个真诚的“民主愿望”在转换成“民主认识”时，其转换逻辑不幸中断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信念里而不能延续到中国的政治现实里。 　　更加明确地说，当刘瑜在“现代化假设”的问题上前后矛盾时，她已经迷失在西方传统的“数据的经验实证”里，从而用“数据民主”取代对“逻辑民主”的究诘。当她进一步迷失在“多党民主”与“一党民主”认知陷阱时，她至少已经“在逻辑上”完全不顾中国现实中的“书面民主与现实民主的区别”以及“事件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区别”。 　　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刘瑜同中外的许多民主研究者一样没能认识到，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所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根本不在于分析“民权普选”的可能趋势，而在于分析“政治垄断”如何可能被打破。否则，就会心里想的是“多党民主”的可能性，可实际上论证的却是“一党民主”的可能性，结果错把“改善政治垄断”的现象当成了“破除政治垄断”的证据。而更深一层的“认识欠缺”，则是把“中国政治”当成了“一般政治”，漏读了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含义，漏读了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单一权威信仰”，从而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2，“现代化假说”与“绩效合法性假说” 　　如果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并不能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结论，那么具体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首先要理解的是，在不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各国经验里，包含的是一些普遍的因素和一些各国独特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各国独特的因素”在决定着民主化的程度和可能。 　　当刘瑜用东亚地区“儒家经济圈”的民主发展去论证“现代化假设”时，她忽视的是大陆生态与海岛生态在“演化博弈”结果上的不同（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当刘瑜用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去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即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权巩固）时，她忽视的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天命观”，这是一个包含“暴力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中国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实利主义的中国人所本能认同的观念。 　　在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对中国的适应性时，刘瑜不能一方面承认经济发展的持续，另一方面又简单地认为青年人视现在的生活水平为理所当然，认为人们会对高税收、高通胀和经济的可能停滞产生不满。原因很简单，蛋糕做大后分配问题会激化，但大蛋糕毕竟比小蛋糕好，更重要的是： 　　第一，中央财政实力令人不满的增加，却在实际上巩固了中央政权的再分配能力和政治支配力（财大气粗有钱维稳）；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是典型市场经济的“循环型增长”，即便外部环境会影响对外贸易和投资，它仍然是行政驱动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的“政绩型增长”（你看看那些地方官员的GDP冲动）；第三，即便在典型市场经济里，消费驱动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同样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动荡、贫富差距和腐败，所以经济波动与不均本身，根本不是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的真理由；第四，中央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还伴随着一种其含义还远未被理解的“中央政治制度变迁”，“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或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更不好倒，而这也正是刘瑜的文章所漏读的（见“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2011-10-1）。 　　3，政治文化变迁 　　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刘瑜列举了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对自由民主的希望、群体事件的增加、政府维稳费用的上升、知识阶层的民主倾向、韩寒热与微博热、部分媒体的自由倾向、网络信息的传递等等，试图证明中国文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利于民主，认为“许多保守的趋势是表面化的”。 　　我完全同意刘瑜现象罗列中的含义，但刘瑜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如此认识实在令人吃惊。刘瑜只从“制度需求”方面而没有从“制度供给”方面讨论“政治文化”，在“制度需求”方面，刘瑜也没有对“争利”、“争权”和“夺权”这三者作任何区分。这就是我上文提到的，刘瑜根本不能从“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的层次上去理解民主，中国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在“政治垄断”而不在“民权普选”上，恰恰是在“制度供给”方面而不在“制度需求”方面，恰恰是在“夺权”上而不在“争权”和“争利”上，“争权”和“争利”恰恰就不能导致“夺权”。 　　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大要点是“一山不容二虎”，是“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不抓住这个要点，一切现象罗列都是浮云，一切从“制度需求”方面的民主化论证都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民主化论证。刘瑜似乎已经迷失在“民主的细节”里而看不到“民主的逻辑”。 　　正是如此，刘瑜把“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文化”归结到“反历史假说”的偶然事件上，说“要是切尔年科多活20年、邓小平少活10年，苏中两国的民主化就会大为不同”。刘瑜接着讨论了三个涉及“书面制度供给”却不涉及“现实制度供给”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民主？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行民主实践？政治派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刘瑜不出所料并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温家宝近年来的民主言论，可由于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简单区别上的漏读，她不仅没能证明温家宝的民主言论是“多党民主”言论，反而把温家宝的“一党民主”言论当成了“多党民主”言论。不管是温家宝所明言的“选举、司法独立、制衡”，还是俞可平所主张的“渐进民主”，它们通通都与“多党民主”无关，都可以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化。这也是刘瑜所再次漏读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二大要点：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用“书面民主”粉饰“现实民主”。 　　这让我想起俞可平在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敬畏民意”一文，不少人因为他说“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而激动不已，可大家却没有认识到，俞可平的前提是中共已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有效的保护，某些官员的不当行为是与党的宗旨相悖逆的。瞧瞧，人家多高明，一个实证问题（民主制度）到了他手里就变成一个规范问题（民主宗旨），“多党民主”已经被卖成了“一党民主”了有人还在那高兴地数钱，然后还敢老说“民主不是理论问题”。 　　刘瑜提到，人们可能利用领导人的讲话来支持自己的民主诉求，可这依然是一个“争权”和“争利”的问题，是一个“事件民主”而不是“事件民主”能导向“制度民主”的问题（如“乌坎事件”不可能改变“选第二把手”的制度）。刘瑜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成为替代西方民主的模式，可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要害根本不在做而在说，“做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做的”，并且这样居然能够得逞，那才叫“中国特色”。实际上，刘瑜对中共民主实践（包括党内“公推直选”等民主实践）的谨慎态度，已经完全否定了她自己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表明：刘瑜的文章几乎就是“为了到国外刊物发表而发表”的“逢场作戏”，至少也是“认识欠缺”情况下的“为赋新词强作愁”。 　　4，领导的民主倾向与外部环境 　　刘瑜把“政治派系”斗争看成为“民主的朋友”，认为中共高层出现“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瑜特别强调的是新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的递减，以及执政党本身的停滞对这个递减的强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和汪洋的地方政治实践在“争夺影响力”上可能会成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竞争对手。 　　这里，刘瑜显然是把“地方行为”与“中央行为”混为一谈了（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选举网”，2011-7-3）。 　　刘瑜引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的话说，民主改革是政治精英避免革命的理性选择；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话说，新一代政治精英在实际利益上可能趋向保守，可利益与价值的认知冲突也可能出现偏向价值理念的爆发（在韩寒看来，这叫“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见“说民主”，2011-12-24）。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的学者说得多正确，他们的问题同刘瑜一样，都是不能把貌似普遍的真理放到一个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问题根本不是“民主的细节”，问题在于“民主的文化细节”。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仅仅是个“民主的细节”问题，我相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化早就成功了。 　　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在“制度如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文里提出过一个“制度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如此，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另见他的“收入与民主”一文）。 　　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这个有说服力的“制度理论”在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几乎被完全抛弃，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根源》一书还是未能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更不必谈进入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了。 　　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除了上述“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以及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的“双轨政治”外，另外两个要点是“单一权威信仰”和“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我在“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权威信仰论”、“双轨社会论”和“制度发展论”等公开系列文稿里已有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绝大多数中外学者至今对“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仍毫无认识，严重低估了中国的“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和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有更大的耐力（可以特别参考“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 2011-10-1）。刘瑜一直把重点放在影响民主化的“统治成本”方面，可是，“统治能力”及其制度现状才是理解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刘瑜在文章里把“外部环境”当成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力量，可实际的现实是，不仅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面前在价值上不断对中国妥协（西方人也搞这种对外的“书面民主”），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外部压力之下反而变得日益高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在“暴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历史合法性”之外的“制度合法性”。这里实际上也表明，刘瑜的文章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与内在冲动。 　　另外，刘瑜的民主化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等讨论也根本文不对题，因为“政治垄断”的要害是“权力优势”，至于确立“权力优势”是否损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根本就与实质问题无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只是在碰巧有利于确立“权力优势”时才是问题。 　　5，韩寒的“不革命”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选举网”上发表时，刘瑜文章的题目从“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被误译成“中国为什么要民主化？”，可碰巧“要民主化”反而更能表达刘瑜的主旨，“将民主化”实在是太“明目张胆”地“谎报军情”了。“要民主化”我们举双手同意，因为这确实是中国的现实，可“将民主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相比之下，“非学者”的韩寒反倒比刘瑜少去很多“书呆气”。刘瑜寄希望于高层的“突变”，韩寒在2011年12月23日“ 谈革命 ”的博文里，则明确认为“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中国也不需要一场革命。韩寒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可能革命也不需要革命？韩寒说了四点： 　　第一，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圈子道德”和“双轨社会”）。 　　第二，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 　　第三，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在革命的洪流里，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 　　第四，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权普选”而是“打破政治垄断”， “民权普选”的“一党民主”只会是巩固“政治垄断”的手段）。 　　韩寒的“不革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小文艺腔”犬儒化了。在我看来，韩寒不是在“嘲讽和诽谤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徐友渔的“哈维尔、昆德拉与我们”（“中评网”，2000-12-22）一文确实严重低估了中国人“书面一套、现实一套”的德行。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不是怕“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或者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批评韩寒的人把应该用于批评李泽厚的话，错用到了批评韩寒身上了。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是“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规范主张和劝导”；而韩寒的“不革命”是“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冷酷实证”，根本不含有任何“规范主张和劝导”，根本不是在劝阻他的粉丝们“别去革命”，“想要革命”的人也根本不会因为他的文章而改变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刘瑜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有人会说，“冷酷实证”的分析客观上同李泽厚的“劝阻”一样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而像刘瑜、徐友渔这样的“正确愿望、错误认识”客观上反而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批评恰恰说明它像刘瑜那样对中国的民主缺乏理解。有人硬说韩寒幼稚、不懂政治学，可本文的分析证明幼稚的恰恰是刘瑜而不是韩寒。 　　刘瑜只谈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中国人的“民主能力”；刘瑜只谈民主的“制度需求”，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民主的“制度供给”。萧瀚的“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载《阳光时务》，2011年第7期）也是仅仅停留在“要政治革命”和“文化一般”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到中国的问题不是“要革命”及“国民素质”问题，而是“制度供给”及“行为规则”问题。 　　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同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天真是一个道理。 　　韩寒说得好：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见“说民主”，2011-12-24。韩寒显然已经比我们的许多学者更理解“制度供给”、“行为规则”和“打破政治垄断”的真谛）。 　　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那是因为毛岸英的年少轻狂使中国躲过了朝鲜式的“家族政权模式”，并且也因为中共用“一党限任模式”取代了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高层革命”已经发生，现在的重点是像“乌坎事件”这样的“基层革命”。中国的“基层革命”有没有“大小文艺腔们”的所谓“大声呼吁”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中国的“基层革命”却只是一种“权利规则革命”，不是一种韩寒提到的“会车关大灯”的“行为规则革命”。“会车关大灯”的不是中国人，“永远先出恶招”才是中国人，这是个“演化博弈均衡”问题，不是个“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 　　中国的民主可以有三个阶段：“书面的一党民主”，“实际的一党民主”，“西式的多党民主”。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在2020年前后能实现“书面的一党民主”，那就已经过分乐观了。刘瑜的“多党民主化预言”定然是天方夜谭，而她对“美国模式”的拒绝则只能进一步证明她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的区别问题上有多么模糊和矛盾。 　　6，结语：如何解决“韩寒问题”？ 　　本文的分析表明，刘瑜的“要民主所以2020年能有民主”是一种“用应然推出实然”的“自然主义谬误”，李泽厚的“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则是一种“用实然推出应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见“告别李泽厚”一文，“选举网”，2011-9-25），两者都是让自己的“价值主张”主宰了“冷酷实证”和“价值判断”的“规范冲动”结果。 　　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是一种典型的“冷酷实证”。 韩寒当然也有他的“价值判断”，但他没有突然跳跃到“价值主张”的“规范冲动”层面，就如同我肯定“乌坎事件”和否定“朝鲜政权”不属于“规范冲动”那样（见“乌坎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与“朝鲜政权为什么不会崩溃？”两文，“选举网”，2011-12）。冷静与犬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文化人的臭毛病是自以为非得高举什么“规范主张”，然后像乌坎人那样的农民才能知道什么叫自己的切身权利。 　　但是，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隐含了一个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却对学者们构成挑战的问题：中国人上上下下这个样子怎么就不可能革命啦？从“上上下下这个样子”到“不可能革命”的具体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可能革命”不是中国人的宿命，我们又应该如何破解其中的运作细节？中国人的“行为规则”怎么就老让近代以来的“高层革命”停留于书面化和口号化？（问题涉及“如何破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之迷？”的研究课题，可先参考“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一文，“选举网”，2011-10-17） 　　总之，“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