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陈光诚事件评论之五： 国盲日说光说诚 萧瀚 1.      前面的四篇评论都写于2006年，已经整整过去五年，像所有这些文字一样，写这些我自己根本看不上的文字，只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五年前如此，现在依然。 2.      说心里话，我对陈光诚事件已经变得很冷漠。5年来，动过看他的念头至少不下十回，但一则以懒，一则以惧，一直未能成行，9月中旬开始，我和太太又突然商量要去看他，没隔多久，陈光诚事件突然热翻天了——可我却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关注当然是应该的，那么多人关注尤其是件好事，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头。 3.      今天是国际盲人日，简称国盲日，其实我觉得简称比全称更准确——至少对中国来讲更准确。不过，有一点跟愚人节类似，就是其实中国人每天都在过国盲节，每天都在过愚人节，不必单过一日。 4.      这国什么都是颠倒的，明明人家眼睛比我们亮，可他却是盲人，我们算是明眼人。据说，最明眼的人都得当官，视力越好官越大，所以胡锦涛同志的眼镜肯定是平光的，他的视力我觉得应该至少在13.0以上，也许能达到250.0。 5.      前几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好久没看007了，要是真来个007就好了，啪啪啪、嗖嗖嗖，也许是无声枪，也许是小短箭，几秒钟之内，那些长年毒打残害光诚的混帐全都被干掉——当然最好是他们的各级领导也在，毫无悬念地也都死了，接着，007救出光诚一家，让他的女友（苏菲.玛尔索吧）启动直升飞机，他们飞往毛里求斯——那是个美丽如画的太平洋小岛。 6.      5年前，我对着陈光诚事件有许多话愿意说，但去年和今年以来，我不再觉得自己还能说出什么话来，所以只能调侃——在极度的惨剧面前，其实我们会丧失哭的能力，丧失严肃的能力，只会笑——还要笑出声来，就像威塞尔在《夜》里多次写过的奥斯维辛里的那些笑声。 7.      我对陈光诚事件的冷漠，说心里话，是因为对人性的绝望。吾友云飞兄说不对人性绝望，我做不到。我不觉得临沂那帮残害光诚的人身上有什么人类的正面品质，但他们却货真价实地体现着人性，他们身上充满了恶贯满盈的人性。说他们猪狗不如，是对猪狗的莫大羞辱，严重影响我自己吃猪肉的胃口。 8.      我心里老把奥斯维辛和陈光诚事件相比——当然奥斯维辛比陈光诚事件更邪恶，但邪恶的主要差异是在组织化程度，不在别的方面。（有人认为婕柯.罗琳《哈利波特》里的摄魂怪是隐喻党卫军，我觉得很有道理）单从一般品质来看，临沂这帮杂碎，我相信他们肯定不如党卫军——尤太人之所以大意被骗落入集中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记得一战期间德军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德国是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临沂是个什么狗屎地方？山东是个什么牛屎地方？整个中国是个什么猪屎地方？ 9.      根据一般的垃圾分类原理，纳粹的邪恶属于顶级级别，他们高度工业化、组织化地作恶，作恶时极度敬业；但围在光诚身边的这帮杂碎，他们在作恶界里也只是垫底的小蟊贼级别，他们除了具体整人时极度兴奋，并没有什么敬业的概念，他们开心的是作恶还能挣钱。他们无所不在的猥琐，那才是叫人欲呕难呕的。 10.  陈光诚事件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是匪夷所思的，是让人失语的，这种邪恶虽然组织化程度不高，但体现到具体作恶者身上的恶反倒可能更充分。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灵魂，他们也不认为人应该有良心，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可能只是通过作恶获得权钱，只要安全，他们什么恶都敢做。 11.  当代国人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作恶方面。没有恶棍们做不到的恶，只有你想不到的恶；没有恶棍们创造不出的恶，只有你想象力跟不上的恶；牠们的邪恶创造力如无边的汪洋大海，而我们的想象力却如一湾水塘。 12.  即使如此，临沂地方当局的权贵以及看管光诚的打手们，依然在众多作恶者中脱颖而出，鉴于其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作恶、在作恶界享有高度声誉，尤其是其作恶手段在猥琐界也拥有广泛名声，临沂匪渣荣获本年度作恶界最高奖：丧尽天良奖。奖金是冥币100万美元。 13.  以目前的形势，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把奖章和奖金送给临沂匪渣，也想不出怎样才能和平营救光诚一家。和平营救光诚，现在看来也许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办法，可能是跟山东军区的党卫军商量一下，让他们反水，把这帮临沂匪渣干掉。他们不肯就得咱自己动手，可是，我很胆小，想起来就感到恐惧，得，上厕所坐着好好想去…… 14.  在这个无光无诚的国度里生活，想起很多事我都忍不住想笑，就像帅克面对奥匈帝国总是想笑一样，能见证如此丑陋与邪恶的民族与国度，当然三生有幸，那是上帝的恩赐，前世不行善都没这观摩的福分。我既恨不起来，也愤怒不起来，这些耗人精力的东西，早在几年前我都已经用光了，现在面对这个无光无诚的狗屎国家，唯一有兴趣的事就是闭上眼睛，笑。                                               2011年10月15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列维坦：黄昏，遗迹前的自我，1897年 枕席燕语之十二 自由的重负 萧瀚 由于旺盛的求知欲，除了文学、艺术等领域，小美女原本无书不读，再者这两年受老男人影响，她在原先虽然有些了解但并不那么热衷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理论领域又读了不少书，除了不像老男人那样喜欢神学和史学，老男人涉足的知识领域在小美女面前已经没多少优势——而他在文学领域的阅读量再花两辈子也赶不上小美女。 老男人和小美女还像大学生的卧谈会一样对待晚上熄灯以后的时间，只是讨论的内容越来越朝抽象方面发展，小美女既恼火又热衷辩论，恼火是因为她不喜欢抽象，热衷辩论是因为她也喜欢刨根问底。 这回他们聊的是平时就经常讨论的“自由”问题——它几乎涉及一切社会人文学科。 小美女：你说你都多久没看小说了？你现在越来越无趣。 老男人：是啊，要是坐牢的话，就能把《追忆似水年华》读掉。 小美女：你重读《魔山》也没读完。 老男人：嗯，读了三分之一了，争取年内读完。 小美女：其实你挺适合写《魔山》这样的小说。 老男人：你比我自己有信心，不过看《魔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这种小说的路子是挺适合我。可是，我对写小说历来毫无信心，写过几篇，你我他全都公认为写得很烂。 小美女：你老是先有个概念，然后去编故事，这不是小说的思维，小说思维得是人物的生活，有好多具象、细节、琐碎的图景，你对细节没兴趣，你喜欢概括。 老男人：理论性、思想性的东西弄久了都会这样。 小美女：深刻的作家用文学表达深刻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库切也很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的大师》就是写他的，好像还没见过哪个大作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老男人：那是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洞察太深刻了。你前几天好像又在微博上谈“宗教大法官”那一节。 小美女：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自由和幸福存在冲突。 老男人：他那一节的含义比较复杂，但总体而言，是讲自由三敌： “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他说 “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们所寻找的总是已经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得使一切人都会立即同意共同对他表示崇拜。” 老男人：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我顺着这个句式再加几句：“诚实才能勇敢，自愛才能诚实；回归个体才能自愛，拒绝偶像才能回归个体；有信仰才能拒绝偶像，追究生死问题才能有信仰。” 小美女：我不觉得自由是幸福的基础，甚至自由和幸福常常是矛盾的。很多人不自由，但他们挺幸福的。密尔提过这个伦理学问题：与其做个快乐的猪，还不如做个痛苦的自由人。到底由谁来判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 老男人：幸福不幸福当然是个体自我判断的，别人无权越俎代庖。所以很多人做奴隶，做自甘奴做得也很高兴。当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时候，有个鞋匠很疑惑，老爷们为什么要造反？是想当鞋匠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许多黑人不肯要自由，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红眼睛阿义都是类似的人物，他们似乎并不需要自由。 小美女：既然判定幸福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幸福标准，自由也不可能是幸福的前提。近来我读霍弗的《狂热分子》更有这样的感受，自由首先是种责任，所以它无法成为幸福的前提。 老男人：康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不遵循道德律令，就没有自由。如果我们将自由视为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那么这种礼物也许具有很特殊的性质，第一，只有需要这种礼物的人，自由对他才有价值；第二，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这份礼物的人，需要强健的灵魂；第三，要真正享受这份礼物，需要放弃许多诱惑，这是自由的代价。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自由意味着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从公共生活角度看，我老家的亲戚们跟咱们一样，都没有自由，但他们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很开心，有许多不顺，但似乎跟自由也没太大关系，他们也能够对亲人负其各自责任，很辛苦，但他们心甘情愿，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老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是伦理的起点，是道德的起点，所以他认为奴隶没有道德。你的质疑倒使我有个新的想法，就是自由人之间产生伦理关系，但奴隶之间是否也产生伦理关系？虽然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是否产生伦理关系可另外讨论。 小美女：上次咱们去黎鸣老先生家聊天，黎老先生就说过，没有平等就没有伦理，这很到位，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平等问题，就是在平等的人之间会产生伦理关系。 老男人：所以，平等有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平等，一种是奴役的平等。问题是，如果不存在自由的平等，只有奴役的平等时，奴役的平等和公平竞争会导致新的奴役。黑格尔说中华帝国就是皇权统治下的奴役的平等，就是做奴隶的平等，比如科举制就是一种奴役的平等下产生新奴役的机制，读书人苦读、公平考试，公平选拔，最后产生等级上高于奴隶的奴才，成为奴隶主的助手来统治奴隶，于是奴隶们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人上人，成为奴才，可以统治奴隶。 小美女：你是不是说远了，咱们讨论的是幸福，讨论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老男人：没说远，我们搞法律的有个毛病，往往会顺着逻辑关系扯得很远，但最终还是回来。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认为自由是幸福的前提，但自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自由离幸福还很远，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自由将给他们带来灾难。被埃及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走向自由，但许多人因为自由与艰辛并存，所以他们宁可留在埃及受奴役（“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阿。”《圣经.出16：2》）但摩西强行带领他们走向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摩西用奴役的方式强行实现同胞们的自由。这是个有趣的自由悖论。 小美女：自由原本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即使幸福都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你我都有自毁幸福的冲动，跟幸福作对的冲动。人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就能囊括人类生活。 老男人：是啊，问题就在这儿。自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但自由却应该是人人都需要的，幸福也未必是人人都需要的，甚至是否人人都应该需要幸福都会成为问题。但是，人类如果缺乏一些基本的底线共识，就无法建立一个可供人们充分选择的社会。自由的价值在于它允许人选择，而奴役之所以在伦理上没有价值，是因为它限制甚至剥夺了人的选择权。自由人或可选择奴役的生活，但被奴役者却无法选择自由的生活，如果选择自由，他将面临本不需要也本不应该承受的灾难，而自由人如果选择奴役的生活，至少他对于奴役的结果可以假定为他需要的，无论别人是否认为这种后果是悲惨的。 小美女：所以自由作为一种伦理起点，只是一种假设，它并没有扎实的确凿根基。 老男人：所以希伯来传统就将其建立在一神教的信仰基础上，拒绝了偶像崇拜的一神教信仰，使得所有人都具有上帝面前的平等性，在这种平等性基础上，才会有一个假定自由的共识，有了这个假定共识，就能保证人们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奴役的选择权。 小美女：自由可能意味着茫然无助，可能意味着孤独，可能意味着有无数的坎坷，尤其是意味着一切都要他自己做主，没有别人为他做主，做错了决定，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人为他兜底，所以它是个重负，所以人们似乎通常会比需要自由更需要幸福，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果人们既不想要自由又需要幸福，这怎么办？ 老男人：如果人人都这么想，当然啥戏也没有。幸福不可能没有代价，正如自由不可能没有代价。现有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自由的国家，都是因为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少数人极度热愛自由并且诉诸艰苦卓绝的行动反抗奴役而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搭便车。但即使是搭便车，也得有对自由的向往，如果人本来就不需要自由，甚至对于一切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也不理解，如果你还不幸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奴役制下，那你只能为了自由去和一个庞然大物作战，失败后像一个小丑一样被嘲笑，坟头泼满脏水，甚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者你索性离开这座垃圾山，去有自由的地方享受自由。 小美女：在那些基本的自由问题解决了的地方，生活得不幸福的人多得是，北欧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地方，但却是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老男人：那是。自由并不意味着就幸福。无所事事的自由其实是另一种苦难，没有什么苦难比空虚更加可怕。工业化时代，如果生活的基本条件通通都能满足，那么只有愛和创造才能带来幸福。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中国也一样，农村自杀率很高，或许是因为贫穷和苦难，城市里的自杀率也不低，排除那些从农村过来打工无望的人群，衣食饱足者的自杀通常是因为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除了人际情感导致的痛苦之外，我相信空虚感也是一大杀手。 小美女：我想欧洲人可能会很羡慕咱们，毕竟咱们在追求自由，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空虚感，自由也许在其追求过程中才是最美的，自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渐确立一种自觉的伦理生活和创造性生活以及有愛的生活的过程。一旦自由无需追求，它可能也会导致其他生活的萎缩。 老男人：这个问题讨论不完的，罗素提倡以创造的生活解决自由之后的幸福问题，阿伦特倡导以小共和国来确保自由能在公共领域长期活跃，这些都是防止自由锈死的良方。 小美女：自由离幸福还很远。自由也未必就幸福，奴役制下人也可能幸福。小环境比大环境更重要，比如现在我们没有政治自由，但我依然感到幸福，因为我在创造，我有家人、夫妻相互之间的愛的家庭生活。 老男人：是的，尤太人被压迫数千年，遭受那么多劫难，但他们依然有许多人在奴役之下努力建立他们小环境下的幸福生活。自由是一种能力，幸福也是。奴役之下，躺在床上睡大觉不可能获得各种自由，有了自由，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愛的日常生活，依然不可能幸福。 小美女：都2点了，赶紧睡觉，明天还要写稿，要是可以不工作就好了。 老男人：工作或不工作对于不同的人价值也不一样。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讲，没有工作也许会很可怕——衣食无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说不定会自杀，可是对于咱们这种有读不完的书和写不完的字的人来讲，不工作才可能是好事。 小美女：睡觉了，睡觉了，我快睁不开眼睛了。                                          2011年10月14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医界圣徒南丁格尔 图片来源： http://coffee-art.com/store/art-in-espresso/retail/florence-nightingale/ 作为制度恶果的医患冲突 萧瀚 医患冲突已不是一起两起，死伤的无辜或至少是疑似无辜医护人员也已不是一个两个，并且仿佛愈演愈烈，毫无缓解的迹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专业的救死扶伤者自身却充满了生命危险？ 每一起医患冲突案例中的细节都是可究竟的——如果最初医生说得清楚一点，也许血案就不会发生；如果病故者家属懂一点医学常识，也许血案就不会发生；如果法院判决及时一点，也许血案不会发生；……这些“如果”对个案也许有意义（虽然这种意义都需要论证，而且问题还在于它未必能被论证），但这起个案没酿成血案，下一个呢？下下一个呢？检讨每起个案的细节是重要的，但从宏观地制度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讲，这些细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这些细节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制度原因，也就是说，它或许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改变其因果链，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这种个案细节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断重复出现。 一．医疗人员为何慢待患者及其家属？ 任何一个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妨重温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前发过誓的医疗人员，我相信他们无论后来曾经做过什么，无论他们是否持续地遵循这些誓言，至少在其职业生涯的很多时间中，这些誓言会在他们脑际回响，我甚至相信，以普遍而论，医者的心灵不同于普通人，医生，这是一项人类公认的圣职。 然而，当代中国，医界腐败却成为人们最痛恨的现象之一，作为并不被列为医疗腐败的医生慢待病人现象，已是无数人亲身经历之事，这看似小事，但折射的却是医界大事。 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常识：医生也是人，除了他们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医学知识，他们和别的人没有区别。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哀哭有欢笑，会疲劳，需要休息。 假定一个医生的普通工作量极限是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再假定这八个小时里，门诊大夫平均看病人数为16人，继续假定在这八个小时里通常会有160个人需要看病，于是医院规定，原先的16人极限改为80人。 在这个发生了变化的看病模式中，大夫从原先每天看16人变成看80人，在单位时间里比原先增加了四倍的工作量，原先每个病人平均与大夫交谈半小时，而现在缩水到6分钟。你能指望6分钟里大夫能跟你说什么？你能指望在这6分钟里，大夫还能微笑？极端地说，你能指望这6分钟里，大夫是在看病？ 虽然不可能每个门诊大夫都是上述这样的工作量，但道理是一样的，每个没有特权的患者去医院看病，尤其是去那些大医院，应该都遇到过大夫迅速检查、看完的经历。我也去过大医院，但说实话，有限的几次大医院看病经历，每一次看病过程我都不满意，但没有一次心中不是同情他们的，当看着外面乌泱泱一堆患者的时候，我没法责怪大夫，我甚至佩服他们的淡定——虽嫌冷淡，是的，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微笑。 门诊只是个例子，其他方面应该也类似，而那些爆发为严重流血事件的医患冲突，其实也不是一天酿成的，也往往累积而就：目前中国的医患供求关系已经严重失衡，需求已经是供给的无数倍，失衡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严重的失衡没导致恶果是偶然，导致恶果才是必然。 二．罪魁祸首是医疗职业的行政垄断 医患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根本原因何在？是中国病人太多，医生太少？表面看仿佛如此，但根本原因不在此。根本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的行政垄断。 医患关系，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无非也是一个市场。正常的市场，其本身有能力调节供求关系，如果假定一百个人需要一名大夫的话，那么市场会在出现1万名患者的时候调节出100名大夫，因为做大夫有利可图：就业、谋生、从事救死扶伤职业给人带来精神满足，这一切都会成为大夫从一名暴涨到100名的市场原因。那么，是什么抑制了大夫及其所依托的医疗机构的数量？ 答案在政府那里。 且看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第八条：设置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可见，中国设置医疗机构的制度是政府审批制，审批制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就是公权力管制市场，医疗机构的政府审批制也就是公权力管制医患市场。行政管制导致公权力垄断，强行割裂供求关系——法律不可能规定人不许生病，于是在需求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相应的供给却没能同步增长，这种人为破坏市场的结果就是患者从100人上升到10000人时，大夫还是原来的一人，或者最多是管制一定程度放宽，但大夫还是无法上升到充分供给的100人。这就是前文说到的为什么大夫虽然只能每天看16个人却要看80人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医务人员的职业准入管制。 且看1998年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师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 “第八条第二款　医师资格统一考试的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医师资格考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上述规定表明，一个经历了专业的医学专门学科的学习以及相应的临床实践者，其是否够格当医师，并不是由医师这个职业的同行们决定的，而是要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职业考试及其相应的行政性资格认定，也就是说，一个医师是不是有能力行医给人治病是由一群外行人组成的政府机构决定的。自有人类以来，医师这个职业可能就逐步形成，无论如何它的存在至少比政府存在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而可笑的是，政府居然可以对医师资格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说你有资格你就有资格，治病治成杀人也有资格，说你没资格就没资格，哪怕你医道高明妙手回春也没用。 这一医师执业的行政管制导致了医师职业准入的门槛与医师这个职业的关系，本应是直接的而变为间接。于是，一方面，医师的职业伦理变成了行政控制下的半行政命令而不是由同行根据业务的专业性来确定，无论是具体规范还是规范操作都官僚习气严重、职业精神匮乏；另一方面，医师们的从业状态也因此无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真正职业水准的人未必能依照医学本身的要求行医，而没有能力的却占据大量医疗资源的要津。更糟糕的是，在没有特殊的市场危机时，行政管制几乎永远都是市场之敌。对医师资格及其行医条件的行政管制，导致医疗市场的供给一方永久性地处于扭曲状态，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可见，医疗机构成立方面的审批性政府管制与医师执业准入方面的政府管制，这双管齐下，医疗行业断无生理。 三．医疗资源的国有垄断及其受害者 虽然制度仿佛也允许私人医生的存在，仿佛允许他们自由开业，但是上述已述及的医疗机构的行政审批制与医师执业准入的行政管制，这双管制已足以让民营医疗机构处处受掣肘、寸步难行。 因此，即使有民间资本愿意大规模投入民间医疗机构，也会因投资者恐惧于行政管制导致的产权不安而怯于投入，因此民营医疗机构在双管制之下，完全生死无着；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以其巨大的资金规模和对医疗职业者的行政控制全面投入公立医疗机构，私营医疗机构在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可与公立医疗机构比赛拳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状态只能是公立医疗机构具有绝对的市场优势，除非意外，私立医疗机构没有任何优势。 不必说由政府的行政垄断带来的优势会导致垄断者的傲慢与蛮横，就是普通的自然竞争导致的垄断也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服务水准的下降，因此，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垄断地位本身已足以使其服务水准不遵循市场规律提高，只能遵循市场规律下降。行政垄断并且将作为市场主体的医疗机构变性为半官僚机构，由官僚政治所派生的特权等级制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大量的医疗行政人员占据管理者位置，把控医疗资源要津，根据官僚政治所确定的三六九等分配医疗资源，通常是遵循权力、财富、人际关系、城乡差别这四种方式组织和配置医疗资源——这正是医疗机构中各类腐败的渊源。 在这个等级制中，受害者并不仅仅是那些缺乏权力、财富和人际关系以及来自乡村的底层患者，那些业务水准突出但并不占据医疗资源分配要津的医疗人员也是受害者。这两类受害者在有医保制度之前，医生作为受害者的角色还并不突出，在有了医保制度之后，医疗人员的受害者角色反倒变得更为突出，这也是这一双管制怪胎下的产物。 由于医保制度，医疗资源进一步集中投入公立医疗机构——双管制下的医保制度，其报销制度与公立医疗机构挂钩，私立医疗机构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医保的定点医院。于是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供给却不可能在管制之下同步增长，失衡的供求关系唯一逼迫的对象只能是被管制的医务人员，而不是其他人，这正是一个大夫“一天诊断16个患者猛增至一天要诊断80个患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是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医务人员的职业伦理也处于撕裂状态——他们一方面受制于看似职业伦理实则只是莫名其妙的行政命令，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自主地按照职业本身的要求开展业务，如果他们一定要按照职业标准工作，那么必须特立独行——而这可能会使他们付出各种代价，包括最后卷铺盖走人。至于医疗人员的薪酬之低，当然也从属于这个极度扭曲的医疗制度，正是其极度扭曲市场的又一明证，更是医疗人员才是该制度最大受害者的重要证据之一——当然，它也是医疗腐败以及顺延着导致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的原因之一。 其实，在现有制度下，普通的医疗人员只是按照这个制度的命令执行等级制的医疗资源分配方案，而普通的患者及其家属直接接触的就是这些普通的医疗人员，由于上述种种制度性原因导致医疗人员出现工作失误时（这种失误其实是复杂的，没有耐心也是一种失误，这直接导致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即使一个原本可能正常的手术失败事故，也可能因沟通不畅而产生深刻的无法消除的误解），受害或疑似受害的患者及其家属们将满腔怒火喷向他们，从一般的情感角度看，实在没什么奇怪的，也是很人性的。其实，怪罪患者不懂医学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学已变得如此专业，非专业人士完全无法理解一般的医学专业知识，因此，以医疗人员为主体的沟通工作几乎与具体诊治工作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然而，医疗制度的官僚化特性、行政管制特性、医疗资源配置的等级制特性以及前述的一切原因（甚至包括医学教育中缺乏足够的人文素养培训）导致了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感，发生冲突之后院方往往出于“维稳”的需要将事情越抹越黑，没事也能被这帮愚蠢的医务官僚搞成有事——而涉事医务人员往往也只能服从“组织”安排，无论他们是被袒护，还是被强压。 在如此扭曲的医患关系中，其实司法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鉴于医学的极度专业性，司法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尊重医方的判断，除非患方有足够的反向证据，而在主要资源操控在医方手中以及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医学职业共同体的前提下，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司法并不能保证医疗人员的医德，尽可能保证医德的只能是好的医疗制度本身。 结语：奴隶之间应该停止自相残杀 医患之战似乎才刚刚来开序幕，而惨剧已经接踵连至，绝大部分的公众舆论因为兔死狐悲而站在患者一边，这其实是不理性的——且不说非专业人士因缺乏医学知识而难以分析具体医患冲突案件的案情，更不必说在这一立场中人们往往遗忘了普通医疗人员受夹板气的现状。 目前的医患冲突，究其实质是医疗资源配置等级制中的底层患者与普通医务人员之间因错误的医疗制度“挑拨”而致的矛盾，是错误的医疗制度下的医奴与患奴之间的战争。 如果上述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出于公平与正义，唯一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无论医奴、患奴，联合起来反对错误的医疗制度，打碎医疗行业的行政双管制枷锁，还医学以科学的本然面目，除却其不应有的官僚或半官僚面纱，结束医疗资源国有垄断的等级制配置模式，让医疗服务回归市场。                                           2011年10月1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