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春节前，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迅即引起广泛反响，不仅网友踊跃参与，及时行动，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一时间，“随手拍”炙手可热，高居新浪微博热词榜顶端，此为第一阶段；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期间，尽管有彭高峰寻回失散三年的儿子的感人奇迹，但是，彭文乐既非乞讨儿童，其获救也与“随手拍”无关。截止到本文撰写，仍无一例通过“随手拍”获得解救的案例，相反，“随手拍”所到之处。却往往引发乞讨人员的愤怒反感，舆论随之反思，开始开始讨论“随手拍”是否侵权，“随手拍”行动渐呈强弩之末势头，此为第二阶段； 因两会在即，“随手拍”发起人于建嵘借打拐之势，抛出“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提案要点，此举遭到许多原本支持“随手拍”打拐人士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此为第三阶段。 透过围绕“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三个阶段，可以一窥当代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无论在事实还是观念层面，分裂仍在加剧，而在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某种聚合，指向两个日渐清晰的阵营。 一、臆想的产物 根据于建嵘教授自述，行动起因为一位被拐儿童家长的求救。但是，“随手拍”能够迅速得到广泛响应，应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据专栏评论人和菜头的看法，打击拐卖儿童活动的情感爆发点来自于这样一句话：“叔叔，你还是用刀子割我吧，硫酸实在是太疼了”，可见，被披露出来的乞讨儿童的惨状、与家长们所倾诉的被拐卖家庭的心理创伤，以及两者的结合，乃是“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得以引爆的核心，不幸的是，这一结合并无坚实的事实基础。  走在都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儿童乞丐， 其中不乏难分真伪的残疾儿，而根据统计资料，中国每年竟有高达20万的被拐儿童，这很容易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报章上不时渲染的乞讨致富的故事，更加强了这一联想。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下层百姓不得不把后半生的希望寄托在“养儿防老” ，这才是被拐儿童的去向所在。 根据一些媒体的最新披露，所谓乞讨致富也多属虚妄，至于所谓致残行乞，需要较高的医学水平，更不容易发生。根据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统计，此前被解救回家的180名被拐儿童中，仅有5名被用于乞讨，且无一人被致残疾，“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至今仍未能解救出一名被拐儿童，从另一方面进行了佐证。 一场广泛响应的社会运动，竟然建立在近乎虚拟的事实基础之上，令人匪夷所思，却是当代中国信息传播现状和缺乏社会自组织的必然产物。中国媒体并不独立，受到宣传部门的直接管辖控制，所发布的信息均须服务于政治要求，为了渲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了烘托和谐盛世的巨大进步，底层民众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地被排除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之外，偶有报道，也多以俯视的角度，或猎奇，或居高临下地同情。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所有人都生活在由自身经验和受过滤信息组成的狭隘孤岛之上，不能真正了解自身经验之外的世界，并不能理解他人的生活，对于网络人群而言，乞讨群体更是犹如异邦。 此外，当代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缺乏有效的公共交往空间，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社会日益碎片化， 因此，“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勃兴，固然受爱心与同情心的激发，但也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的碎片化生存状态， “随手拍”也就难以幸免地成为了一种臆想的产物。 二、观念的冲突 于建嵘教授在其博客上公布 “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提案要点后，立刻招来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大致而言，于建嵘等人为一派，强调法律规范的作用，期待通过法律规范而形成社会共识与目标，如于建嵘本人所言：“有目标，政府和社会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制度突破，有何不可？” 而以笑蜀萧瀚等人为另一派，强调现有福利体系的不足，基层治理的荒芜，仓促禁止携童行乞，不外是将自救性行乞也一并赶出都市，却并不能提升底层儿童的福利，如笑蜀就认为：“全面禁童乞之根本目标无分歧，但首务应为建设儿童福利体系，却以禁童乞为首务，碍难接受。” 表面上看，双方目标一致，所争不外此先彼后，但是，次序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于现有权力体制的不同认知立场。对规范的强调，，期待其“有所作为”体现了对现行权力体制相对正面的看法，对福利的关切，却表达了对现行权力体制深切的怀疑，尤其是在经历了地震灾区学校与谭作人事件、三鹿奶粉丑闻与赵连海事件之后，现行权力体制对儿童福利的漠视越来越为人所相信，反对派的声音中无疑包含了这一点。 事实还不止如此，在这一派人士的立场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更深的忧虑，“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必然包含着对所有乞讨儿童的强制收容，以及对所有携童行乞者的强制甄别，尽管指向的是特定群体，却可能为已经取消的收容遣送制度打开回归的后门。鉴于当前维稳体制的强势运行，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评论人温克坚就表达了这一忧虑：“愿景虽然一致，但是表述不同，可能导向完全相反的后果。如果以禁乞展开表述，则意味着强化政府职权，干涉公民私域，目前的权力结构下，这种努力最后必然走向目的的反面”。 就这样，争论从特定议题，转移到了如何看待当前的权力体制：信任或是怀疑现行的权力体制，是期待它“有所作为”，还是警惕它“干涉私域”？而这种立场也指向了不同的政治态度，现行体制究竟是小修小补就足敷应用，还是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近年来，几乎所有类似的争论，都隐藏着这样的线索，一方面，人们根据这样的线索而分开，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根据这样的线索而聚集，在一次一次的争论中，两个日渐清晰的阵营正在浮现，围绕“随手拍”或“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争论，不过是这一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那些被忽视的财富 兼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 萧瀚 15年前，当我为了房租和口粮拿着几年前考过的律师资格证书加入了法律服务行业时，初涉诉讼代理就接了一堆离婚官司。 那段经历提醒我，单以业务论，做不好离婚案的律师，通常不可能会是好律师；处理不好婚姻纠纷的司法，也不可能会是好司法。由于婚姻家庭关系连接着个人和社会，甚至还连接着国家，因此，它是个复杂的存在。 最高法院最新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它再次激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对这个司法解释的众论纷纭甚至声贝很高的质疑与抗议，主要集中在财产分割方面。 问题确实出在这里：财产分割——上法庭的绝大多数离婚案件，纠纷的焦点也貌似在于财产，因此，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以及评论者也都基本上在这套圈中游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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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3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15日），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8-12/100290256.html，未得财新传媒授权，请勿转载。 不愛这个世界或愛这个世界 萧瀚 1928年，当意识到海德格尔已即将离自己远去之际，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道： “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 沉浸在愛情即将逝去的忧伤之中的阿伦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与海德格尔所指明的并非同一条道路：她是尤太人，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