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北斗 | <摇光>从政治控的悲剧说开去

或许一个平凡的女人就能拯救一个无可救药的男政治控,让他的世界豁然开朗,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美。当一个人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愿意为她改变很多,在义无反顾地去拯救天下苍生之前,你或许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然后她与你组建家庭,为你生儿育女,你有了牵挂,你不再那么无所畏惧,这个时候,你或许会说,此身许君,再难许国。   从政治控的悲剧说开去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刚刚在校内上看到赵觉成那篇“到哪里寻找属于一个政治控的幸福”,让我有点内心难平。不得不说,很多话戳到了我的痛处,同时也为有这么一个人能跟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感到欣喜。 有人给此文下了总结,说中心思想是在内心深沉呼唤:“政治控妹子,你在哪里?”(王倩茹) 嗯,这个总结有点解构,但我个人却表示中枪了。 政治控的男生(其实女生也是)有些自命清高,发誓要找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找不到甚至有一种此生不娶的架势。   我想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政治控,就在于他们想让他们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政治理想、社会关怀联系起来,包括自己的爱情和女人。当然,这里政治控的政治指的不是权力欲作怪的从政理想,而毋宁是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 有人提醒说,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是的,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政治却像小王子星球上的猴面包树一样,一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全部生活空间给挤占了,像迅速传染的病菌,像疯狂繁殖的水葫芦。 从此,生活沦陷了。 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NBA,那个时候为艾弗森疯狂,大学的时候也在为姚木桩的表现或欣喜或扼腕,现在彻底不看NBA了,那天打开电脑偶然看到了总决赛最后一场,当看到诺天王捧起总决赛的冠军杯,我才想起这个人转眼间就陪我走过了十年,恍如隔世;还有初中的时候每天必看的娱乐新闻、香港九十年代的商业电影、大学的时候燕姿的每一首歌曲、买到电脑后每天一部的经典电影,统统都变得淡漠。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唤起我们生活的激情,除了政治关怀。 生活开始让我感到意兴阑珊。这是成长,我对自己说。只是关注对象的转移罢了,转移到一切与中国的问题有关的阅读和思考上去了。 我感到了自己的急剧苍老,时不我待,因此越来越追求一种急功近利的阅读,只阅读那些能最有效地帮助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切书籍。 有朋友提醒我说,不首先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如何去安顿别人。(索晶) 我猛然警醒,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怎么沦陷得这么泥沙俱下? 脑子里面装满了我在思考的各种问题,而我的阅读总是追随着我满脑子的问题,阅读中国近代史是为了清算TG的斑斑劣迹,阅读世界史是为了把握世界文明的总体脉络和发展进程,阅读社会学是为了思考当前中国社会频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政治学则是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科视角。倒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读过一部小说、看过一部艺术电影。不是说学术生涯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阅读的过程么? 以前我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一个政治控,甚至第一次听到“政治控”这个名词还是在前段时间加了大量圈内好友之后。现实生活中是在大四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可以跟我聊这些问题的人,毕业了他就走了。除此之外,我就是沉寂在一个人的阅读与思考中,偶尔会去听几场激情四溢的讲座。那个时候也上网,但在网上没有找到一个政治控好友。我从来不主动跟身边的人谈论这些问题,只是以平和爽朗的微笑示人,跟朋友打球、喝酒、玩牌,该怎么玩还怎么玩。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平和安详,虽然在心底里我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控。 后来在校内上发现了一圈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我为他们的气质所怂恿,我的被憋在内心的理想和见解被他们所印证和表达,我从此便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有了政治控的自我认同啊。 但其实我在这个圈子里一点都不活跃,也基本上不上北斗的网站,大概是觉得自己来得有点晚了,跟不上这群年轻人眼花缭乱的想法。一想到这个圈子被越来越多的90后所充斥,我就越来越感到这群小屁孩向我这个怪蜀黍投来的异样目光。我是真的老了,不应该再死皮赖脸地掺和年轻人的事情。我怎么还能跟一群本已闲得蛋疼的本科生一起扯淡呢?   但由于初来乍到,我还是被这个圈子里的奇人奇事激动得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大言不惭的青春。已经是老大不小了,该沉下心来专注地做一点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有关的事情。 何况我已经有我的职业了,他们说读博是一个一个月拿1200块钱工资的职业。你没有时间再自由散漫地想这想那,读这读那,你要安安心心地去做一件事情了,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么,你要做的不是在校内上贴一些蛋疼文、默泪文、苦逼文,而是应该好好学学什么叫学术规范,正经的在学术期刊上解决几篇资格论文。 然而我还在疯狂地下各种与自己的专业无任何关系的电子书,大有将所有与我思考的问题有关的知识都装进大脑之势。那些政治议题激起了我更强烈的求知渴望,却让我在知识的广袤海洋里茫然失措,找不着北。 不但生活没了,赖以谋生的职业也未成型。 可能是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或者说由于更清楚地看到了这条路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些踟蹰不前了。之前觉得很纯洁美好的学术研究在我的所见所闻中日益露出狰狞的面目。 在当下之中国,想要做一种独立的学术、甚至对抗现存体制的学术怎么可能呢,你首先需要写委曲求全甚至向现有体制献媚的文章才能顺利毕业,你要尽力拍我党的马屁才有可能拿到体制内的项目经费,继续发迎合体制的文章,才能评到官方职称。这样一直隐忍和韬晦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腾彪是讲师,萧瀚是副教授,范亚峰是副研究员,王怡呆在成都大学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级别。但他们都不志于做学究式的学者,至于那些处于教授级别的异议知识分子,要么是在体制尚未像现在统得这么死的80、90年代已经爬上去,像秦晖、朱学勤那一代,要么是爬上去之后才渐渐露出异议本色,像张千帆,让我党后悔不迭。 但时移世易,当下学者之成长环境更加艰难,不仅因为学术体制已经完全为官方所把控,无任何以学术为衡量取舍的自治空间,像腾彪、王怡这样的体制内学者本身已经不指望这条上升之路了,他们已经通过其他方式找到了话语权。但对于其它同时代学者以及更年青一代学者,除了向我党献媚似乎在体制内已别无升迁之途。在这种学术体制内,学者型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也许大家都只能像腾彪、王怡那样的才能特出者,剑走偏锋方能起到振臂一呼的效果。 或者你要么向这个体制妥协,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寻找妥协与平衡,先隐忍地爬到教授一级,等自己真正有了话语权了,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于我而言,做这样的学问无论其目的多么道德,其行为本身即是一个有损我人格的事情。而我又找不到一种能调和二者的办法。 那天晚上最后一次跟班上的同学出去喝酒,喝到兴起他们都对我“敞开了心扉”,我大概听出来的意味就是说我的理想很虚伪很装逼,说我总是向现实妥协,说我言行不一致。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最让我难受的莫过于痛数我历史上的懦弱,从考研、选导师到考博、选研究方向,整个一部成长史,在他们眼里,就是一部不断向现实妥协的懦弱史。 “等我有实力有能力,我一定要做我喜欢的事说我想说的话过我想过的生活。一定。”(王倩茹)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但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实力有能力,会不会等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了最初的梦想。 一想到这样的生活前景,就觉得前路渺茫,心灰意懒。拒绝做一个曲学阿世的学者,但在我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学者之前,我有拒绝的资本吗? 此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真的想“以学术为业”,毋宁说我想“以政治为业”,是“政治的召唤”(翻开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看到的第一句话便是:“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让我走到了这里。我唯一想做的是如何改变身边这个让我不满的世界。 有人会问,既然这么痛恨这个体制,为什么不与这个体制彻底决裂,还要依靠这个体制生活?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挑动我道德敏感神经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替换为,“你为什么要入党?”。此刻的我,便会像一个急着想证明自己没有撒谎的小孩语无伦次地辩驳。似乎从小就最害怕别人怀疑我的真诚。为了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做一点无伤大雅的不道德的事情,比如说入党?不道德就是不道德。 我想一言以蔽之地回答,我无所遁逃。它从我出身那天起就拿走了本属于我的一切东西——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和享受其它社会福利的机会、也没有沃饶广阔的田地或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矿藏,它唯一给了我一个让妈妈去深圳打工的机会,让整个家庭得以维生。而我则承蒙上天的眷顾,多读了几年书,才有可能坐在这里做公共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因为我被这个体制剥夺得一无所有,我没有能力不依靠这个体制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一员,这不对,这是对历史的背叛,是对我生活在农村里的穷乡亲们的背叛。这些人此生已是如此的艰难,你有幸走出这种艰难,不应该再有朝一日去剥夺他们的子女。他们曾经剥夺你,这样的历史仇恨应该记取。你现在依靠这个体制生活不是为了将来有权力剥夺别人,而是要为曾经的被剥夺复仇。 依靠这个体制生活我没有罪恶感,那些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我只是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要帮助更多的人——我身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向这个体制妥协,是为了让自己成长得更强大,强大到足以与这个体制叫板,强大到可以把属于我们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东西都拿回来。这是我选择将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体制内生存的理由。 不过也有很多原来是体制的反对者,在被体制收归为其中一员,并且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之后,便成了这个体制的帮凶。一个人如果谋求在体制内生存,并且总是向体制妥协,最后会不会在体制的威逼利诱下,忘记了自己出发的方向? 我现在,则是徘徊在这个路口,不知道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后结果会怎样。已经注定了无法做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犬儒,但又沉迷于做一个艹圈里纯洁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政治控。因此“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中,生活在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中,时刻忍受着反差带来的无力和现状鞭策的伤痛摧残。”(赵觉成)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像《成人之美》里的海老师,他向现实彻底妥协了,但内心也许是“到底意难平”吧。 于是,政治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找个女人都标榜要有家国情怀。生活就这样被沉重的理想给挤压得变形了。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没必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孤独,也没必要把自己的理想追求想象得那么遗世独立。 或许一个平凡的女人就能拯救一个无可救药的男政治控,让他的世界豁然开朗,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美。当一个人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愿意为她改变很多,在义无反顾地去拯救天下苍生之前,你或许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然后她与你组建家庭,为你生儿育女,你有了牵挂,你不再那么无所畏惧,这个时候,你或许会说,此身许君,再难许国。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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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暂且不说。只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日本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正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救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      我很认同梁先生的观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爱国,而是,这个国家不属于老百姓,老百姓和国家都属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私人财产,无论是国内统治者还是国外入侵者,都是被压迫的命运,老百姓能做的就是坐在一边,看谁打赢了,然后跟着谁当奴隶。        封建社会的时候,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打赢了打输了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最多换一个统治者而已。        老百姓反抗,也是因为自己的亲人被杀了,女人被强暴了,否则的话,他们不会为统治者卖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年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很少,多尔衮就是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思来中原的,却没想到,中原的老百姓压根就不怎么反抗,即使反抗的也是因为清兵烧杀掠夺,各自为战,并没有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为了国家兴亡而战,如果真为了国家而战,比满族人多出几十倍的汉族人会如此不堪一击。        姜文的《鬼子来了》表现了同样的主题,日本人占领这个村庄后,老百姓们并没想过要反抗,甚至还和日本人举行联欢活动,这时候,老百姓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只要日本人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和以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但是当日本人烧了村庄后,姜文所扮演的马大三才开始进行复仇……却没想到最后让自己人给杀了。        到了今天,中国依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概念,以前国家属于皇帝的,现在国家属于XX的,人民依然是臣民而非公民,我们也没有公民的概念,公民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可现实情况是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绝对的服从命令,毫无个人意识,我们并没有参与的国家管理的权利,仍然是被统治者。        很多人都义愤填膺的骂自己的同胞在国外丢脸,或者骂自己的同胞不爱惜公共财产,没有公共意识。这就不难理解,这个国家既然是…它所有的一切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有了荣耀也都是在带领下,出了问题,我们老百姓自己承担,他们照样花天酒地。      所谓集体财产国家财产,有东西不拿白不拿,傻啊,看到别人贪污腐败,能沾光最好,沾不上也不管,既有风险,而且也没必要,反正和我们没关系,出国丢人也不是丢我们的人,反正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谁对吧。所以久而久之,大家没有公德心是很正常的。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5/20 — 大国衰弱之路 (0) 2011/05/10 — 吴钩:晚清官场行贿为何完全公开化? (0) 2010/11/02 — 萧瀚:何为爱国者? (0) 2010/09/21 — 章文:他的国,也是你的国 (0) 2010/08/18 — 山寺仙妖:国不爱我,我何爱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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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精选2011/06/20

//@钱钢-香港大学:即使有魅力型领袖,红粹革命也不能再搞// @于建嵘 :一些地方领导人,采用运动高压方式整顿社会秩序,特别是对黑恶势力进行打击,解决一些民生问题,能获得底层民众的认同,但容易唤醒红色革命意识。而驱驾红色革命需要强大的魅力型领袖,否则因破坏法制产生的红粹主义会@于建嵘: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主要有四种应对之策:一、强化当前的维稳体制,可政治和经济成本难以承受。二、用文革运动方式统制社会,可没有毛式的权威领袖。三、用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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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者 程益中

谋事者 程益中 作者:雅阁吹笙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4 23:08:42 阅读量:45次   作为一名极少在媒体露脸的报人,程益中的成名得益于他所参与创办的三份著名的都市报:《南方体育》《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而他二十年来大起大落的职业生涯也或多或少与他当年执掌的那份《南方都市报》有关。我们现已说不清究竟是南方报系成就了他,还是他成就了它,总之最终,程益中被迫离开了它。   《新京报》成立大会上,程益中说要把它办成一份伟大的报纸[1]。那么,作为“南都和新京报之父”的他,算得上伟大么?   不算。办了两三份报而已,有啥了不起。   他只不过是个22年前参加了一场浩荡学运,且敢于在南方日报招聘新员的面试会上坦承这段经历的草根愤青;他只不过是个仅用了九年时间摸爬滚打就从名不见经传的文艺部实习生,坐上执行总编辑这把交椅也曾苟且也曾低头的勤恳职工;他只不过是个自称不是好员工,但天生是个好领导,有着尼采式超人自信的卓越的“媒介资源和整合专家”[2];他只不过是个怀抱“产品精品化”理念,专注于生产优质传媒产品的“手工艺人”;他只不过是个在许多人妄图通过歪门邪道来谋权上位的社会里一心靠谋事来谋食的劳动者。   他的新闻理念概括起来不外乎西方报业已实践了数百年的基本常识[3]:尊重新闻规律、传媒责任和受众心理,因为“最高级的东西往往是最简单的”。他看重报纸的影响力、美誉度,却不曾担心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因为他认为,只要扎实地报道好了读者可能感兴趣、欲关注、求了解的一切新闻事件,只要文图漂亮、印刷精美、版式新锐、纸质优良,只要想读者之所想,急公众之所急,坚守媒体的本分、职责,珍惜公信力,那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发行量、广告收入没有道理上不去:“只要媒体坚守公信力至上这一点,它就能获益,就不仅能赚大钱,还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4] 这个来自安徽农村,出口略带张狂的男人,在广州、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用质朴的办报哲学,硬生生地把三份都市报办得水起风生。或许,常识、常情和常理,才是点石成金的玄术。   03年SARS,面对高层禁令的压制,程益中指导手下想尽办法耍尽“花招”打擦边球报道疫情,跟高层玩起了“躲猫猫”。后来,他又拍板决定刊发《孙志刚之死》及其后续报道,这一报道对于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功不可没,自然也触怒了地方当局高层。再后来,他被构陷入狱,受非法刑拘近半年,看守所内受尽威逼利诱,却依旧顽命死磕。[5] 这,多少男人能做到?不是说长了个生殖器的雄性都能算作男人的。   现在,程益中算得上伟大了吧?   算。即使称不上伟大,至少称得上伟岸,哪怕他身材并不高大。在一个太监和伪娘横行的社会,尺寸再小的男人也算猛男。如同公盟将08年的“公民责任奖”颁给韩寒时,韩寒说:“我做的非常少,怎么就可以得这个奖呢?说明很多人做的更少。”[6]   程益中的牛逼,还表现在他在一个破冰的时代奋力地顺势而为。敏感词建政后,民国时期开启并积淀起来的,以邵飘萍、黄远生、陈独秀、史量才、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报人身体力行的,以为公众提供真实、准确、平衡、深入、客观、全面的信息以资监测社会环境,监督公共权力的优良自由主义办报传统中断了,以自上而下传播当政者最高指令、鼓动宣传、言语僵硬、虚套、千篇一律为特征的苏式党报取而代之。在承续了民国香火的台湾,雷震、殷海光办出了《自由中国》,李敖、萧孟能办出了《文星》,施明德、许信良办出了《美丽岛》,而在“东方之珠”的香港,一代武侠文学宗师金庸办出了《明报》,原上海《大公报》辗转来此也获得了喘息,然而与此同时的大陆却没有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报纸。直至改革开放,媒介管控稍许放宽,媒介尝试市场化改革,一批原党报系统内的从业者开始陆续赴美考察自由国家的办报理念,才出现了八十年代以降的传媒活跃局面。胡舒立办《财经》;韩少功等办《海南纪实》;南方报系办《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风窗》《新京报》和《云南信息报》,触角还伸至互联网以拓展全媒体业务;新浪等门户网站也竞相争逐新闻传播这块蛋糕。在这场转型的时代大潮中,中国大陆的传媒业渐朝旨在为公众挖掘、传送优质信息,监视公权运作的自由主义民国报统上来,尽管差距依然不小。程益中无疑是这一尝试的先行、苦行和力行者。   如果说这个愤青真的了不起,那么他的“愤”,不是嘴上对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的横眉冷或对指手画脚,而是他在把朴素理念落到实处这件事上,数十年如一日地执着着。在多数媒体人不敢触及传媒管控的高压线,不敢挑逗权贵们的G点时,他,一个来自陈独秀故乡的年轻人,却时不时地突破自由的天花板,探出个头来,换一口自由的空气,瞻望人类报业的趋势,再沉潜下去,埋头做他的新闻办他的报纸。“报人最大的困境不在于奴役而在于自我奴役,不在于审查而在于自我审查。报人最高的责任是把言论笼子的空间做大,最低责任是把言论空间用尽。”他说。[7]   2005年4月5日,程益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8]   注释:   [1]《程益中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我们到底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程益中,网址: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5/22070/2187213.html   [2]《程益中: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记者傅小永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3月21日   [3]《程益中:我们所做的事,是按照常识去做的》,记者翁素云,网址:http://blog.stnn.cc/ccliuwu/Efp_Bl_1000789589.aspx   [4][7]《一个报人的反思——程益中香港大学演讲》,程益中,中国改革网:http://www.chinareform.net/2011/0123/24500.html   [5]《报人程益中》,潘公凯(Pan philip),詹涓译,网址: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0630   [6]《给韩寒颁奖》,萧瀚,追远堂博客   [8] 维基百科程益中词条,网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7%9B%8A%E4%B8%AD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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