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

作者：朱新梅 　　 　　　　蒋经国最终坐上台湾总统的宝座，固然与他的父亲蒋介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实在也配做台湾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蒋经国没有把“江山”丢掉，反而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向现代民主制度的华丽转身，不仅给台湾带来了长久的稳定与和平，自由与发展，而且以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协条发展向大陆全面展示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确保两岸之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还与大陆展开了长期的制度竞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为大陆实行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样板。 　　 　　　　蒋经国之所以能在其有生之年开创台湾的民主，是其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总体把握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虽然也是长期一党专政，但是在建设现代宪政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战争年代，仍有限度地保障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法治国家等现代制度。虽然总体来说，这些民主自由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民主、法治、自由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国民党并没有抛弃这一核心价值信念。 　　 　　　　蒋经国与国民党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在台湾实行一党专政，也有一千一万个理由把统治权传承给自己的家族，比如维护台湾的安全与稳定(因为与大陆的对抗，比如特殊的国情等)，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选择开放党禁报禁，选择言论自由教育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使人民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自主成长，而不是强要代替人民选择，替人民当家做主。蒋经国之所以主动结束了一党专政，使台湾转向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并坚信，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私利，任何现代政府的公共权力都应还给人民。蒋经国有这样的认识并能最终还权于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考虑到国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不久就痛失大陆执政权，更难能可贵。 　　 　　　　开放党禁后，虽然国民党曾经在政党竞选中失去了一次执政的机会，但通过公正公开公平的选举，国民党现在取得了再次执政的权力。诚然，国民党可能会再次失去执政的权力，但是台湾已经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台湾的政党正走向成熟，人民已经将政党关进了笼子，它不可以肆意打着各种为民服务的旗帜蹂躏人民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不仅能保持稳定和平，更能实现经济的腾飞、文化与科技的创新，在国际上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并为中国人赢得尊严。 　　 　　　　要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与训练、没有宗教信仰、刚刚经历过战争惨败的民众中间实现民主，并不是像喊口号那样简单的事情。蒋经国能在最后自己当政的10年内使台湾转型为民主社会，与其到台湾后一系列的改革和逐步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首先，蒋经国意识到，必须改造国民党，使其成为廉洁的政党，获取人民的支持，为此，蒋经国早在1973年就在台湾实行了财政公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其次，蒋经国逐步开放“立法院”议员席位，吸纳本土精英参与公共政治，尤其是采用竞选方式，培训台湾人民的民主素养。第三，蒋经国在内外环境下，着手建立“全民共识政府”，这意味着对公民社会的开放，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因此而培养对国家的责任感。当然，最后，蒋经国次第开放了党禁报禁，还人民以自由，并最终实现了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 　　 　　　　蒋经国站在世界历史潮头，主动拥抱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将一个传统文明带入现代文明。他不仅具有开阔的视野，伟大的胸襟，更具有超越的眼光，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使命感与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与能力。正因为如此，虽然偏安于台湾一隅，蒋经国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在与大陆和中共的长期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这就是在国际上树立台湾民主自由的形象，并凝聚了台湾人民的意志，为台湾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民意基础。在大陆人民心目中，台湾的国民党已经焕然一新，不再是蒋介石时代的贪腐无能反动政党，而是马英九一代的清廉魅力型政党。 　　 　　　　六十年来，历史的硝烟散尽，战争的风云飘逝，两岸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如今，两岸人民在文化、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往来。随着交通与媒介的高度发展，大陆人民开始了解并熟悉蒋经国。人民逐渐了解，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蒋经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将要大于孙中山的贡献，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并率先提出了三民主义，但真正让中国人民从被奴役的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获得全面的自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是蒋经国。蒋经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中国人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bs.21ccom.net/thread-4047-1-1.html

毛岸英不同于蒋经国 作者：独行者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19:34:44 阅读量：284次 　　近日我看到有乌有之乡的朋友怀恋毛岸英，认为如果毛岸英还在中国就不会有文革，毛岸英能够制衡江青，更有人反问：毛岸英至于大陆怎么就不会成为蒋经国至于台湾呢? 　　首先我想先回顾一下两人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蒋经国幼年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成长的，而毛岸英不同1930年其母杨开慧被杀后就几经漂泊，寄养在被称为“王牧师”的董健吾家中。据师哲回忆，毛岸英后来告诉他，他们经常要做家务，并常挨打，由此可见毛岸英没有受过完整的家庭教育，对于这个社会他更多的是恨。有人回忆，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召开军事会议，毛岸英常常指指点点，全然不把彭德怀等统帅放在眼里，对于毛岸英的参军彭德怀等将领一直持反对意见，他的乖张性格和蒋经国的深沉完全不同。蒋经国和毛岸英虽然都曾长期远离父母，但是和父亲的关系也不同。蒋介石对于儿子的思想教育很重视，据学者杨天石的研究，蒋介石定期给儿子写信，父子两通信不断，蒋经国的很多读物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定的。毛泽东对于毛岸英的教育，起码是阅读的资料里很少提及。当然不是说蒋介石比毛泽东更高明些，这和客观历史条件有关系，但是在孩子的培养上就其成果看，蒋介石是胜者。 　　我认为毛岸英和江青的关系上，我不认为他对江青会有牵制。江青对毛岸英视若己出，疼爱有加，让毛泽东很受感动，这也是毛泽东对江青纵容的一个原因，文革的悲剧是制度弊端的总爆发，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毛左常常提及毛岸英的政绩，就是他带康生去山西临县发动土改的经历并对于土改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改进意见，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政治才能，他没有直接参与地区的行政与建设，他的建议，我认为不是党内别人看不出来，只是经过1942年的整风之后没人敢提。相对的，早些时候，蒋经国在赣南地区政绩显赫。 　　最关键的是两者所在的体制环境不同，这是决定因素。蒋经国的威权政治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体系上，以私有制为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的壮大，对于自己的财产的保护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产生了内部对于民主化的强烈诉求，加之迁台后的国民政府属于外来政权，统治基础不牢，这种诉求就更加强烈，因此蒋经国能够说服党内大佬，开始民主化。毛岸英所在的体制则不然，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威胁，也就没有产生权力限制的经济基础了，毛岸英如果真的能父死子继，他也只能向金正日一样，依靠集权手段强化自己的权威弥补自己的威信不足，他想改革阻力都是巨大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构筑在父辈的权威之下的，中国不可避免的朝鲜化。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蒋经国与毛人凤 为了能让 蒋经国 尽快上位， 蒋介石 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 陈立夫 ，其后授意 蒋经国 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作者：陈达萌，選自：《四大特务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0年， 蒋介石 在台湾自我加冕，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人凤 也重新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他以为，虽然在南京和重庆的时候，他总要受制于人；如今到了台湾，总算应该苦尽甘来，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情报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终老了。只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就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面对一个实力超强的对手——“太子” 蒋经国 。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1950年3月， 蒋介石 任命 蒋经国 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的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蒋经国上台之后，面临的就是台湾情报系统已经存在的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它是沿袭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 毛人凤 。 蒋介石 和蒋经国都明白，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 蒋介石 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 陈立夫 ，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看到蒋经国亲自出马，彭孟缉不敢托大了。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上将、中将一抓一大把，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报系统的。现在有个更大的官压阵，他当然就要把位子让出来。所以，彭孟缉是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但是毛人凤却沉不住气了。谁愿意在春夏辛苦耕耘后，到秋天任他人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自诩也算是“功臣”了，毛人凤一反常态，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10万人的大家庭。要管理好可不容易啊！”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但是蒋经国并不急于反攻。此时他信心满满，正在编织自己的大好前程。在他看来，毛人凤再闹腾，也只是一只秋后的蚂蚱，得意不了几天。有老爸蒋介石撑腰，将来保密局总归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毛人凤对他不仅只是口头的不满，更是处心积虑地在挖陷阱，想要让他身败名裂。 毛人凤暗中收集了蒋经国的亲信毛邦初在美国受贿贪污的消息，报到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 不料蒋介石看完材料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员，为什么非要整他？” 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 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紧张。 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为了台湾的“特工王”。 毛人凤哪里是个轻易被放平的人，眼看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营造的特工系统日益消散，不禁毒气攻心患上肝癌，到医院检察已成晚期，无药可治了。老蒋念及他毕竟为他的“党国”效过力，就送他到美国治疗，无奈癌症已到晚期，不久病情恶化。1957年毛人风在台湾满怀着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之情，也怀着对自己权力丧失的遗憾，走到他罪恶一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