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继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家族财富、《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财富之后，今天《华尔街日报》及彭博社再次披露中共高层家族权力下的敛财之路。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3月，在薄熙来被解职前几天，温家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高调对他予以批评。舆论认为，在薄熙来势力的倒台中，温家宝是主要的推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披露，温家宝儿子温云松创办的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市政府控股的国企的主要生意合作伙伴。 据报道， 2008年初，重庆市政府对一家国有大型零售企业实施了私有化交易，重组完成后，新天域及其合作伙伴取得了最多私人股份，并从中大笔获利。2009年10月，由重庆政府控股的更大型零售集团重庆百货(Chongqing Department Store Co.)通过一笔价值39.21亿元人民币的交易，让新天域旗下的投资机构获得了重庆百货17%的股份，使其成为这家大型零售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仅次于重庆政府。 权力与财富变奏曲 彭博社今天曝出更多猛料，以长篇文字及图标揭示中共建国元老的后人们，依附权力关系网络，在中国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成为资本新贵。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最高权力阶层有”八大元老”之说。这是指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政治决策中拥有实权的八大建国元老。中是一个非正式的称谓，具体成员有不同的版本。彭博社选择其中一个版本中的八个家族，对其后裔中的103人的财富情况进行了追踪调查，通过上万字的文字报道和动漫图表，揭示了他们的财富与父辈权力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八大元老是：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李先念以及杨尚昆。他们的后人通常被称为”太子党”。 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太子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控制国有企业，九十年代进入房地产、煤炭和钢铁行业，如今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纷纷进入私募基金等金融领域。彭博社追踪的这103人中，26人负责或主要参与主导国家经济的大型国企，仅仅其中3个人负责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就达1.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年度经济产出1/5。他们是：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 据报道，通过控制国有企业，太子党们都大饱私囊，纷纷创办私人企业。这103人中有43人拥有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企高管。 八大元老的孙辈及其配偶，大多享受良好的西方教育。依靠这些教育背景和家族关系，很多人进入海外私企工作。据彭博社追踪，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拥有自己的企业或称为私企高管，主要从事金融或科技产业。部分人任职于华尔街银行业，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至少有6人任职于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利用太子党的个人关系获利。 美国最有吸引力 彭博社报道，中共控制的媒体和网络，限制对这些红色贵族家族的报道，普通民众无从了解相关信息。在公开文件中，太子党们往往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这103人中，至少有18人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甚至利比里亚的辖地。 今年6月，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家族财富中，至少拥有包括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随后，彭博社的网站被中国封锁。 尽管从他们的父辈到今天的国家宣传机器都一再贬低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八大元老的后人中几乎半数在国外学习、工作或居住，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尤其是美国最具吸引力。这103人中，至少有23人在美国求学、18人在美国公司工作、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彭博社还披露，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陈云的儿子陈元还利用职务上和美国白宫的关系，秘密办理了美国签证，把儿子送到了美国一家寄宿学校。 编译：张平 责编：雨涵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原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2012年12月11日，凤凰网对话重庆政界高层人士，深度剖析重庆事件背后。这位政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过去之所以敢在重庆搞这一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同时也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他指出如果不认真进行清算和切割，老百姓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 　　 　　对话、整理：陈芳 　　 　　薄熙来敢在重庆那样搞就是把握了中国政治“左”没有风险 　　 　　重庆政界不少人，其实早就意识到，薄熙来这么搞，迟早会出事。但迫于压力，不得已。 　　 　　过去五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关键词就是滥用公权力、个人高度专权、煽动红色民粹主义，完全打破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与地方一把手不受制约有很大关系。一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私下感慨“省委书记真是权力无边”，更何况一个政治局委员到地方任一把手。对政治局委员担任地方一把手，官员内部是不同看法的。 　　 　　薄熙来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王立军那么简单，重庆官场内部私下称王立军是一个“疯子”。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王立军在老干部面前很谦恭，过年过节期间，会从东北老家带来辽参去看望老领导。 　　 　　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毛语录都是朗朗上口。他之所以敢在重庆这么搞，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左”比“右”好。薄熙来过去五年，想要把重庆打造成中共历史上的延安，那北京就成了当时的西安，他这么做，置中央于何地？ 　　 　　薄熙来利用了老百姓对不公、贪腐、两极分化的不满情绪 　　 　　为什么薄熙来的政治试验能够持续将近五年？为什么至今普通老百姓依然念及他的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薄熙来就是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这实际上是左的回潮，尽管发生过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但至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反思文革，也没有清算，左的那一套也就一直有市场。 　　 　　薄熙来知道老百姓对社会的不满，给予他们一点所谓物质上的小恩惠就很容易赢得民心。老百姓是不问天气，只管收成的。 　　 　　首先说森林重庆，重庆老百姓感到很满意，你看我们重庆现在漂亮，银杏树现在恐怕是全国最多，我们一年栽了十年的树。但他们不去想，这些树花了多少钱？花的都是谁的钱？据我了解，重庆过去几年仅种树这一笔费用，就花掉了300多个亿。试想一下，如果这笔钱用在社保、医疗、教育方面，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些东西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本身不会创造任何财务，这个钱如果交给人大，交给老百姓表决，我相信绝对不会把花钱在这种地方。 　　 　　其次西安建设，这是好事，应该予以肯定。为什么重庆能搞起来公租房建设？这是因为过去几年重庆储备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储备全国各地都在搞，但很多城市早卖完了，重庆还有地，这要赞扬黄奇帆市长，他捏得很紧，知道土地会一直升值，其他城市搞不起来，重庆还能拿出地来建。 　　 　　再比如户籍改革，强制农民转户进城，应该说是形式主义为主的一项举措，转户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作为重庆城市居民，感觉最为满意的还是所谓的平安重庆。老百姓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交巡警平台，就觉得安全了。交巡警平台，是王立军为了政绩需要，也是为了帮助薄熙来上位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能作为常态吗？能够长久吗？这些老百姓不想。老百姓不知道所谓社会平安究竟指什么？小偷小摸少了，流氓地痞少了，但他们没有想到，重庆践踏人权、罔顾法治、因言获罪案子有多少？老百姓不知道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小偷，而是来自于公权力带来的威胁。 　　 　　再比如打黑，完全是罔顾法治，刑讯逼供，而且把目标瞄准民营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也窃夺了大量资产。想想那些遭受无妄之灾和被打击的民营企业家，那些因言获罪的家属，他们能感到安全吗？在公安干警内部采取高压政策，真是人人自危，大家能有安全感吗？ 　　 　　薄熙来把重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所谓多数人，包括底层的民众；一种就是少数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一些律师等。政府要保护多数人，但也要照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薄熙来为了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这个很能迎合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态。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老百姓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根本不会想如果薄熙来如果上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盼望清官，盼望明君，却不知道任何权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新的领导去重庆后，为什么没有将薄熙来事件大范围公开？这里有一个顾虑，即使现在，重庆普通老百姓拥护薄熙来的人依然很多。官场内转变很容易，也很清楚薄的问题，过去五年重庆官场，可谓官不聊生。但其欺骗性、危害性，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来，转换也难。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刻反思，现在还只是官方系统内部讲，而定罪主要也是以腐败为主，却没有想到这确实是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认真进行清算，进行切割，极左派仍然会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他们下去真可怜。 　　 　　如果不是偶然的事件，中央要拿下薄熙来还真不容易，现在还听到一些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对薄的指控，他们觉得对薄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重庆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挂得很高，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不是GDP，不是面包，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宪政，我们有宪法无宪政。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相距千里。百年长河，宪政始终是我们不能圆的一个梦，不要偷换概念。以牺牲人权换回经济发展是要不得的。 　　 　　我们GDP总量很大，但分配极其不公平。下一步要改革分配，之前有两种争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现有规模基础上分蛋糕，就要动蛋糕的比例，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也就只能继续将蛋糕做大，比例不变，但蛋糕大了，民众能多分一些。 　　 　　重庆的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些问题如果不真正去反思，还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新一届领导人忧患意识很强。最近经济学家华生对外释放出这样一种声音，王岐山说过，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的道路不会那么顺利，这些年我们走得顺了一些，但人民的代价也没有付够，今后可能会出现大革命。 　　 　　他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法国大革命前情绪的积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一，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都去发财；二，正在加速城市化进城，农民进城，被边缘化；三，一部分精英已经感到危机，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竞相取悦民众，对现实进行批判却无力改变，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四，专制掌控放松，但很诡异，在宽松的范围反而引起了更大反弹。 　　 　　改革与革命在赛跑，但法国最终是改革没赶上革命的速度，血腥和暴力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民众对贪腐的容忍度与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现在整个社会一切趋利，公民意识缺失，道德水准下滑，这才是最危险的。 　　 　　改革是时不我待，改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哈维尔、蒋经国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主动突破；一种是压力逼迫，我非常看重网络，网络是现在推动中国舆论进程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十八大后这一个多月，让人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期待，肯定会有变。（周东旭对此文有贡献） 　　 　　 　　 　　本文来源《凤凰网》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