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袁伟时：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答《阳光时务》记者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 《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 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 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 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 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堂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阳光：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四）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阳光：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阳光：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阳光：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阳光：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阳光：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瘦米网摘导读 ：以下文字为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阅读时请别纠结于台独或中华民国等问题，放下成见，各取所需。 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元旦，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和感恩的时刻。 一百年前，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几乎亡国，国父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向人民许下富强的承诺。一百年前，中国历史只有朝代的更替，人民不能当家做主。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民主的承诺。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文盲遍地。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均富与教育的承诺。这些承诺，正是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些承诺，透过世代的努力，一字一句写入我们的宪法，逐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缔造中华民国的先烈先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当年如果没有与妻诀别的林觉民，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没有热血牺牲的英勇烈士，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这一百年的足迹，不只是建国的奋斗史，也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血泪史，更是参与重建世界秩序的精彩诗篇。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民ZF北伐统一全国，开始十年建设。八年抗战，我们粉碎日本侵略的野心，废除了百年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台湾因而重回中华民国版图。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更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更协助草拟世界人权宣言，将儒家精神镕铸其中。 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 民国三十八年内战失利，大陆沦陷，ZF迁台，这是中华民国重大的挫败。但是我们没有灰心丧志，反而痛定思痛，改造重生，逐步在台湾实现中山先生的理想。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我们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 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 如今，中华民国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援外团体走遍世界；我们的科技产品营销全球；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共同经历了台湾成长转型的岁月，拥有共同的记忆与经验。我们曾为中华棒球队扬威国际，感到兴奋；我们曾因失去联合国代表权，感到愤怒；我们也曾为了在国际场合升起国旗，流下热泪。 是的，就是那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让我们团结！让我们振奋！让我们感动！当年它曾是支持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共同记忆，更是凝聚我们爱国情怀的焦点。 英九身为总统，承担继往开来的重任，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始终牢记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时讲过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所以，多少任ZF无法推动的重大改革，我们都不畏艰难，开始启动，包括行政院组织再造、县市合并升格、制定农村再生条例、推动二代健保与实施国民年金。我们也推动两岸和解，使台海从过去的冲突热点，变成今天的和平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未来的十年是国家发展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打造台湾的黄金十年，为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奠定昌盛的基础。让黄金十年成为和平的十年，建设的十年，也是幸福的十年。 英九对未来有四项期许： 一、百年树人： 教育是国力的根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为了让青少年有更合理的教育环境，英九在此宣布，台湾教育将迈入新纪元，今年开始启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分阶段逐步实施，先从高职做起，预定民国一○三年高中职学生全面免学费、大部分免试入学。同时，今年实施五岁幼儿入学免学费，未来视财政情况，逐步将学前教育免学费延伸至四岁到三岁，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学前教育不纳入学制。 我们深知，少子女化问题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力，ZF决定从婚、生、养、育等四方面着手，多管齐下，以提升生育率。 二、百年生机 本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迁，最大的机会是数字科技革命。我们已有全方位的规画，将重整国土计划与灾防体系，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贯彻节能减碳，要为后代子孙留下好山好水。台湾经济必须转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势必淘汰。绿色经济是未来的趋势，也是ZF扶植的重点，我们要让中华民国生机永续盎然。 为因应数字时代的挑战，我们将推广数字高画质电视，并全力投入宽带网络的基础建设，使网络的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让数字生活成为国民的基本权利。 三、百年公义 我们要打造一个公义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人人发展机会均等，司法公正廉明，贫富差距缩小，人权受到保障。 我们社会有丰富的爱心与巨大的关怀力量，未来ZF要结合志工，致力消除城乡落差、南北落差与数位落差。 我们也要持续推动全民司改，在公正、质量与效率三方面全力改善，以切实保障人权，赢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台湾老年人口日益增加，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我们要积极推动长照保险制度，提供充分的照顾人力与设施，以加强对长者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推广敬老爱老的文化，普及适合赡养的建筑与公共设施，让长辈们生活得健康、自在、舒服。 均富是中山先生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增进赋税公平，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强化社会福利制度，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 四、百年和平 台海和平是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过去二年多，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恢复与大陆协商。迄今完成双向直航、陆客与陆生来台观光、就学，还签订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内的十五项协议，大幅缓和台海紧张情势，为区域的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搁置争议，争取台海长期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当局应以和解消弭冲突，以合作取代对抗。现阶段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会影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炎黄子孙应该透过深度交流，增进了解，培养互信，逐步消除歧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的第二个一百年，即将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我们要发下宏愿：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创造新的艺术表现。从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世界高度肯定，形成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存在，不仅保障台澎金马的安全与尊严，同时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却带动了蓬勃又有活力的政党政治。民主是台湾的力量与骄傲，更是朝野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炎黄子孙都能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我们深信，这样的梦想并不遥远，因为这些价值在台湾都已经实现，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台湾经验应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经验告诉我们，创新与研发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最大，创新与研发愈发达的国家，国力也愈强盛。 台湾的产业发展已经逐渐从代工走向品牌与创新，每年获得专利件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青年人参加国际发明展，屡屡在好手如云的竞争中，拿下世界冠军。我们深信只要加强研发，鼓励创新，培养自制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台湾有优越的条件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世界顶级品牌的摇篮。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未来我们要以这种进取而不掠夺的精神，积极关怀全球议题，参与国际事务。 世界是我们扬帆的蓝海，全球是我们驰骋的中原。中华民国身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愿意承担责任，贡献一己力量，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我们要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历史，像是一场跨世纪的接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关切国家的前途，奉献青春与理想，投入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造，才能开创中华民国的今天。 站在建国一百年的起点，英九想起八十多年前台湾先贤蒋渭水先生讲过的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我们要相互扶持，彼此勉励，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手中，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以实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行动维护台湾尊严，以智慧打造台湾未来，让我们共同开创下一个百年盛世！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台湾 民主万岁！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纪念辛亥百年之各报社论集锦 (1) 我们怎样被洗脑？ (3) 许小年：中国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4) 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1)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毛新宇 (5)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2.0版 (2)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