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

再来一次“抗美援朝”?

作者:章文 | 评论(17) | 标签:中国, 朝鲜

今天,金正日结束为期5天(5月3日—7日)的“非正式”访华。今天,韩国方面公布天安舰沉没系鱼雷袭击所致。

这两个新闻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预感到“行恶”证据确凿,将遭严惩,金正日才会临时在朝版“红楼梦”的掩护下,来京寻求中国援手。

此次事件非同寻常,甚是严重。3月26日,韩国天安舰在黄海海域爆炸沉没,46名士兵葬身海底。4月29日,韩国海军参谋总长金盛赞当天上午在平泽第二舰队司令部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首次公开表达复仇意志,“我们会彻底查出肇事的祸首,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5月2日,韩国国防部长金泰荣在韩国KBS电视台节目《日耀诊断》上誓言:“那些杀害我们士兵的人必须付出代价。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我们都会加以反击。”

5月4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就“天安”舰事件表示,国际联合调查团近期会查明事故原因,届时将向国际社会公开调查结果,并对肇事方采取明确而严厉的措施。

韩国上下认为朝鲜嫌疑最大。而从金正日紧急求援中国举动来看,基本可以坐实此嫌疑了。使用鱼雷攻击对方军舰,并导致重大伤亡,这种行为等于发动军事攻击。从目前韩方政府、军队以及民间的强烈反应来看,肇始嫌疑人朝鲜难过此关。

金正日此行偷偷摸摸,完全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他来北京用意明显,就是请求中方从中斡旋,以重返六方会谈的条件去换来韩国及美国的“谅解”,从而化解这次危机。

从金正日和胡锦涛会面后的新闻来看,中方答应了金正日的请求,接下了金正日抛来的烫手山芋,不,是烫手鱼雷!

固然中方有自己的利益算盘,已经“死去”的六方会谈生机复现,朝鲜在当众打了中国一记耳光后(朝鲜核试验)又开始毕恭毕敬听话了。

但在我看来,此次中方可斡旋的余地不大,搞不好还会将自己推倒矛盾的最前沿,得不偿失。46条生命在某些专制国家可能算不了什么,完全可为所谓的“国家利益”白白牺牲。但在民主韩国,在民意汹汹之际,在复仇情绪高涨之时,恐怕谁(包括总统李明博)也不敢拿此去做国际政治交易。

也就是说,即便朝鲜愿意重返六方会谈,韩国大概也不会就此罢手追究这笔血债的。此前,韩国和美国已相继表示重启六方会谈要在天安舰事件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说。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朝鲜愿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平息韩国民众的怒火?交出几个替罪羊、道歉以及赔偿是轻而易举的,但放过众所皆知的“罪魁祸首”,是否能得到韩国民众的谅解?

而对于斡旋者中方来说,又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韩国“以大局为重”,以及拿出什么样的好处去抚平韩国的损失和伤痛?如果在惩罚和赔偿问题上,几方达成不了一致,那么下一步的朝鲜半岛有可能再次陷入战争的边缘。

通观此次事件,和当年的朝鲜战争颇为相似:都是朝鲜方面轻率行事,挑起战端,见势不妙后拉中国进去,陷中国于不义和被动。

朝鲜战争,中国付出惨痛代价。如今又要面临类似选择,要为作恶者再做牺牲么?我以为这是极不明智的选择,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如此愚蠢。

相反,我倒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擒住”金正日,卸掉朝鲜核武装的最佳时机,中国应顺势而非逆势。

贸然进攻他国军舰,金正日被韩国、美国握住明显把柄,在国际上处于极其被动地位。如果中国选择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施加压力,迫使其卸掉核武装,将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下一步如何发展,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是选择同流合污继续为金氏王朝撑腰,还是承担大国责任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就看中国政府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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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执政”是党的最大利益

    作者:章文 | 评论(17) | 标签:客观事实, 无需否认, 执政, 永远

    此刻窗外狂风大作,室中人心也颇不平静。我刚读完《学习时报》最近刊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方工的《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05/c_1274251.htm,一篇是王长江的商榷文章《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05/c_1274028.htm

    方工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被冠以“京城第一公诉人”,王长江更非等闲之辈,是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两位党内知名人物PK,且话题“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极火爆,如同在人心中投下巨石,将会引发剧烈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

    就个人而言,我选择站在王长江一边。无它,王长江讲的是事实,是常识,是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方工固然出于一片“爱党”之心,但终究逻辑上有硬伤。

    试举方文一段,“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执政情况完全不同。在战争条件下,强调党有利益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那时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生死相搏,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相对于斗争对象而言,党确实存在争取群众,壮大组织以求生存、发展并夺取胜利的需要,强调党的利益是斗争的需要,有助于明确任务凝聚党心。而国家建设时期时移势易,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形势和承担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全社会和人民群众,过去曾经有必要的强调党的利益的客观需要已不存在。”

    方工接着说,“对党的利益问题的认识,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变化的客观现实做出观念上的调整。”他说得多么好,但他不自知的是自己却陷入了僵化的思维里。

    因为,如果说党在战争年代的“利益”是为了“打江山”,那么在建设时期党的利益则是为了“坐稳江山”“不要丢掉江山”。方工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

    “打江山”难,“守江山”一样不易。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守江山”的难题,守不守得住,能够守多久。说白了,“永久执政”就是党的最大利益。

    在民主社会里,政党通过竞选的手段上台执政,为了“永久执政”(实际上不可能),执政者使用任何“伎俩”都必须光明正大,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一旦败露,舆论会大肆批评,民众将用选票赶其下台去。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非民主社会里,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为了谋求这个最大利益,党往往会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予以捍卫。相应之下,任何影响和削弱“永久执政”的因素都必须得到控制或者被清除。

    为“永久执政”,不计成本地维护和提升执政党的光辉形象(例如近期斥巨资替某些穷国援建世博场馆),一门心思创造和积累执政党的伟大业绩(经济发展用钱往往不经人大的审批);为“永久执政”,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制媒体和民众的杂音、质疑或反对,使其顺着党规定的统一口径说。

    任何一项利益,都和投入、产出相关。如果产出大于投入,则利益为正(有益于多数民众);反之,利益为负(多数民众利益受损)。在民主社会里,当利益为正时,执政者可以保住其位子,反之则会被轰下台。而在非民主社会里,即便利益为负时,因为没有一个选举机制,执政者还是可以“赖”在位子上不走,除非是再次发生革命。

    否认党有自身利益,既不客观,也不利于党的长期发展。诚如王长江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党内腐败分子前“腐”后继,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大旗下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

    王长江进一步说:分析起来,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党的利益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党的正当利益和这些特殊利益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王长江已经触摸到了核心表层,但未再往下深挖。在我看来,如果承认党有自己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对党的利益边界进行界定,正是因为党的利益边界模糊不清,才导致种种不正当利益的出现。

    而要界定党的利益边界,首先就必须将党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下,不能使党超越于法律之上。其次,对于党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人大和媒体也要实行严格地监督(例如党费和党产问题,至今是一笔糊涂账),不能由着党的性子“胡来”。

    在民主社会,执政党推行的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需要国会批准,媒体监督更是常态。如果政策导致不好的后果,民众还可以通过选票予以惩罚。

    相比之下,中国的差距大得令人望洋兴叹。但是,能就“党是否有自身利益”进行公开讨论,已经是一大进步了。尽管王长江只是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说了一句真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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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胡德平讲故事

    作者:章文 | 评论(2) | 标签:温家宝, 胡耀邦

    下午应邀去参加胡德平同志召集的一个小型聚会,为他兼任总顾问的《民商》杂志出谋划策。去后发现除了我这个年轻人外,均是年高望重之辈。杨继绳、章立凡、徐友渔、李楯、雷颐等,还有前中宣部官员,现国务院参事,以及《民商》杂志编辑人员,近20人,济济一堂。

    难得的机会,大家自然向胡德平询问起家宝悼念耀邦一事来。胡德平呵呵一笑,倒先问起大家的看法。杨继绳首先说,个人感觉这次影响大大超过了2005年中央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雷颐接着说,他认为此文含有深意,高层之间一定通了气,否则文章发不出来。他举例说,2006年温家宝在文联第八次全代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判断文艺优劣不能靠行政命令”,送到人民日报后,人民日报又向上送审,几经周折才发出来。此次涉及到一个曾犯“错”下台的前总书记,更是敏感,人民日报哪敢说发就发?

    众人皆附议此说,认为至少胡温两人达成了共识。86年胡耀邦去贵州考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全程陪同。而温家宝此篇文章片字不提胡锦涛,如果不是达成了默契,单从为人之道来说,都交代不过去。刻意不提胡锦涛,倒正表明其中有玄机。

    轮到胡德平了。还是呵呵一笑,始终没有把底牌露出来,只是说,“温总说了可以说而别人没有说的话,政治上没有风险。”

    这时,前中宣部官员插话说,此篇文章可视为一个信号,在这之前,社科院为胡耀邦传迟迟未能出版一事咨询中央办公厅,参与审稿的某人回复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大坏境有变化了。

    随后不久,温总悼念耀邦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了。

    不过,针对这篇文章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为应付和纾缓国内民怨,有说是可能会在政改上有所动作,还有说是温总借此坦露心迹,比喻改革之难。

    接着胡德平讲到4月的新疆之行,透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4月中旬他们一行去新疆考察,受到王乐泉的招待。席间王兴致颇高,对他们讲自己会干到18大,让他们带人过来投资。随后他们又凑巧同机返京,王在飞机上还忙着批复文件,胡德平则对身边人笑着说,我可以看红楼梦,还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较好。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4月中旬,王乐泉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调离,或者说,中央在那时还举棋不定。不到10天,新疆就“换帅”了。

    先喝茶后吃饭,众人兴致颇高,从国内聊到国外,汇率、房市、转基因、重庆打黑,朝鲜核武器以及中国模式,到晚上9点方散。

    这是我第二次见胡德平,第一次是一周前去他家做访问,谈他的父亲胡耀邦。当时胡德平的一个回答令我感慨万端:我父亲也了解中国历史,也知道那些宫廷权术,但他不屑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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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文 | 评论(12) | 标签:朝鲜, 伊朗

    度假中,织条围脖,博大家一乐

    (今日新浪网首页第二条新闻)

    http://expo2010.sina.com.cn/sight/p/20100502/032679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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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不能遗弃失败者

    作者:章文 | 评论(0) | 标签:社会保障, 非政府组织

    南平血迹未干,泰兴幼童又遭杀戮。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我深刻感受到千里之外的悲痛,对行凶者的残忍表示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孩子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而无力自保的群体,因此需要父母和老师的监护。向最弱者下手,是怯懦的表现,令人不齿。这两个行凶者和当年杨佳,在民间待遇天壤之别,前者遭到一致的唾骂,后者却受到不少人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何杀戮行为都需要谴责,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杨佳杀人的逻辑是“冤有头债有主”,符合中国传统仇恨观。而最近两起杀童行为却完全背离了此传统,被伤害的孩子们和杀人者既无怨无仇,也不是导致他们生活失败的因素。

    杀人者其实是以此举来向社会表达不满,是反对整个社会。无论是郑民生,还是徐玉元,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他们可谓是生活的失败者,无业,被社会忽略或遗忘。

    记者曾去探访郑民生居住的地方,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像他一样的失意者,下岗,生活艰难,政府亦不关心,这些人生活状态就如草芥一般,自生自灭。

    徐玉元的情况尚未得到详细批露,但从仅有的资料来看,他2001年就被单位辞退,此后干过非法传销,目前是无业。基本可以判定,年近五旬、生活无着的他也是一个失败者。

    像这样的生活失败者,非但遭到政府的忽略,往往还受亲友的嫌弃,郑民生的兄嫂就责怪其“没用”。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呈现出双重贫困,可谓是一无所有,赤贫者最后铤而走险,是不值得奇怪的。历史上爆发的农民起义,不都如此么?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有这样的失败和失意者。经济发展再快再好,就业机会再多,也总有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

    对于这样的人群,政府和社会应该担负起救助的责任来,保住其为人起码的尊严,使其至少不能居无定所,朝不保夕。

    但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社保体系尚不健全,并未覆盖全民;非政府组织还很稚嫩,无法承担重任。而房价、药费和学费,却逐年攀升。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怜的中产不但未能壮大,反而呈萎缩趋势。社会结构固化,下层向中上层的通道基本被堵死。

    在繁荣盛景下,社会底层却弥漫着严重的悲观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和中国的前途丧失信心。不少“裸官”,纷纷将子女配偶先行移民到发达国家,已经做好“弃船”的准备;而无力改善自身状况的底层民众,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其中,就不乏某些极端之徒,作出反社会的举动来。

    接二连三的弑童事件,向整个社会提出了严厉的警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在校门口增派警力巡逻,此等权宜之策,是很难杜绝类似恶性事件继续发生的。显然,徐玉元并未被郑民生的“死刑”所吓倒,决意向死之人总会找到报复社会的机会。

    在我看来,根本之道有两点:其一,加快社保机制的建设,使其覆盖全民;第二,加快培育非政府组织,使其承担更大的责任。

    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政府责任,目前也被高层意识到且正在加速推进,但政府能力也有限,特别是在追求有限政府的状况下,政府不应也不可能再大包大揽一切社会事务,未来的方向应是小(有限)政府,大社会。

    非政府组织即是“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世界,非政府组织在救助弱小、抚慰心灵、倡导和谐等方面,成绩显著,有目共睹。

    而在一党执政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作祟,由于其他国家“颜色革命”的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某些人“敌视”。

    可以这样说,没有政府的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无可收拾,而没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将严重不健康,病症丛生。

    两会上,温家宝称“要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五一前,胡锦涛说“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体面”和“尊严”,表述不一,实质相同,都指向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幸福。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发展背离了这一根本目标,走到了歪路上:资本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而劳动者却遭到盘剥,收获的是残羹冷炙。

    我每每打车,看到司机的倦容,总是为他们鸣不平。一年365天,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竟然不给司机一天的休息日,无论是生病还是家里出事,每天的份钱一分不能少!出租车公司老板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却坐收暴利,日进斗金!这是怎样的不公平!

    此等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遍布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劳动者的低工资相对资本投资方获得的巨额利润,真是天壤之别。

    痼疾已深。现在高层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及危险性,正着力从制度层面予以纠正。但愿力度更大点,速度更快点。只有社会公平公正,人才会健康健全,极端之徒和极端之举也会随之减少,社会因此才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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