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Daniel Haskett 中美政治日程遵循着不同的运转周期，不过，每隔20年，中国的领导层换届就会和美国的总统大选同时进行。所以，随着奥巴马总统再度当选，以及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两国现在拥有一个充分衡量双边关系的机会。 两位领导人可能不愿高声明言这一点，但他们私下里会承认，中美关系现在已陷入困境。虽然新闻报道的头条都被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争端问题占据，但使两国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更为深刻，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过去两年里，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已经升级，正在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很快结束这种状态，将会导致激烈的对抗，对两国都造成伤害。 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对方使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奥巴马政府认为，需要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对领土争端和军队现代化展现的主动性。而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敌视美国在越南、菲律宾以及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给这几国提供的外交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国厌恶美国采取的所谓转向亚洲战略，即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军部署的计划。 所以，两国领导人最应优先考虑的头等外交大事就是重新设定中美关系的基调。当然，鉴于中日关系几乎崩溃，习近平必须下大力气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不过，他必须意识到两个相互勾连的事实：就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言，中美关系要远远重要得多，修复和日本的关系只是朝这一方向迈进的第一步，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了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内在重要性；过去30年里，这种意识避免了危机彻底地破坏两国关系。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也极有可能继续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力图避免和美国进行对抗。 然而，保持脆弱的现状正在变得愈加困难。有几个趋势加剧了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其中包括：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对军事层面的过度关注、可能将美国拉进来的的日益激烈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习近平和他的同僚需要重新调整相关政策，来向第二届奥巴马政府表明，中国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牢固的双边关系。 作为重新调整的开端，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解决与邻国，特别与是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一旦习近平就任中国领导人，他将会表现出中国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将遵循国际法规。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竞赛中的最危险的潜在动因就会被移除。 另外，作为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中国还需要改善恶化的中美安全关系。两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战略不信任将会使这一点很难实现。但是，中国还是能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逆转那些负面因素。一方面，可以让中美军事交流变得更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双方可以制定规则来避免在海上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为了避免潜在的灾难性事故，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双边对话也绝对至关重要。 当然，中国仍将遭到美国的怀疑。但是假如习近平能够采取主动并拿出具体方案，他就会发现，奥巴马政府将乐于接受他的好意。 为了改变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习近平的重新调整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进行内部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保守性倒退是引起中美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习近平可以从一些更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开始，来对这种情况做出改变，例如释放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允许他保外就医。 诚然，政策的调整不会让中美关系的本质快速发生改变，但是它将在塑造习近平果敢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形象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让人们看到他打算与美国建立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

北京  上周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人称“十八大”。我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从不觉得共产党代表大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我住在北京。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汉族中国人。我的妻子唯色(Woeser)也是作家，是个藏族人。我家的另一个家庭成员是我妈妈，她今年90岁。 几周之前，中国的警察要求我妻子离开北京，理由是十年一度新一代党领导人换届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共产党把中国西部的西藏人和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视为祸患，长期以来不是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也是找麻烦的乱民。碰巧我妻子是一个小女人，纯洁无邪，像玻璃一样透明，怎么看都不像恐怖分子。 但她却写了一些为她藏族同胞命运抗争的文章。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党把她列入了黑名单，不允许她发表文章，剥夺了她的工作，并拒绝给她办护照。这次，她按照要求返回西藏老家，一路上几乎在每个换乘点都被拦住搜查。成千上万中国人乘飞机、火车、大巴和骑摩托车穿梭进出于西藏，而藏族人自己却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来者，无往而不遇到拦阻。 我妻子最后终于回到了西藏的首府拉萨，但这也只是因为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下令西藏警方，由于“十八大”的缘故，允许她回去。毕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的首要大事。 接着，10月24日，国安又来到我家。这一次是要求我离开北京。他们没有告诉我共产党视我为威胁的原因。我是个写小说的，也写过两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目的是希望能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难道是这些书惹怒了共产党？我想应该是吧。一名在北京教书的维族教授曾邀我去他家，和他的几个维族朋友一起过古尔邦节——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节日。但国安却不让我去。而且，为了确保我不会去，还在我家门外面全天24小时派人把守。 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问那些警卫，谁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站在我家门口，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上面。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上面的人，党。”同时，那个维族教授也被迫取消了这次聚会。原因呢？“十八大。”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大会，让我的妻子离开了我，还要让我离开我年迈、需要人照顾的老母亲。无独有偶，她正是在194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前，当时加入共产党还十分危险）加入的共产党，为的就是反抗当时执政的、在她看来是“没有人性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我想问她，“你看今天共产党的人性怎么样？”但却不忍心因为这样的追问让她再受痛苦。 我对国家安全局的回复说，一个党的会议不应该成为拆散一个家庭的原因。但他们反而威胁说，如果我拒绝离开，事情会变得让我更加“不好受”。他们没有说会怎么做。我决定待在家里。我倒要看看，一个在全世界面前信誓旦旦说要实行法治的党，会怎样让我不舒服。

北京 我已做了14年律师，深感以法律手段实现社会正义在中国并不容易，执法武断甚至故意枉法使得这条道路无比艰难。宋泽一案，即为令人愤怒的事例。 我初见宋泽是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我参与了一个帮助上访者的活动。上访者指的是一些来北京向中央政府申雪冤屈的可怜人，这些人往往因为家乡官员的不当行为而深受其苦。宋泽的工作纯粹是人道主义的，却具有风险，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个险我们不得不冒。 去年11月，我担心这些上访者如何能熬过北京又一个寒冬。然后发现公盟（前身为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当时正在开展一个给访民提供冬衣的行动。公盟2003年由一群律师和学者组成，旨在倡导法治。于是我联系了负责这次援助行动的人——宋泽，一位来自湖北的26岁的小伙子。还没见到他之前，仅从几次通话中，我就能感受到他对这个工作无比热情。 我们的号召收到了强烈的反响。当我们收集了一车的衣服，就和宋泽讨论，怎么能又快又省地把这些东西送到访民手里。12月1号，宋泽来取衣服，把它们送到北京南站分发。 一边装车，我们一边聊着，却没时间详谈。我们的见面不过20分钟，但宋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我们把衣服送给访民的第二天，北京气温骤降，大雪纷飞。我深感庆幸，我们及时送出了那些冬衣。 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或者通过电话保持联系，我得知他开设了几个QQ聊天群来讨论如何帮助访民。QQ是和Skype类似的软件。因为当局会不断关闭这类讨论群，因此必须得多开几个以防万一。 12月底，那一天正好是腊八，按照中国传统，家里通常会吃粥。宋泽想给访民送些粥。我跟他说，如果他晚上送，我可以跟他一起去。但是他说，北方的规矩是应该中午吃粥。所以宋泽就自己去送了。据说，警察拦住他，没收了粥。然后，元宵节那一天，他又被抓了，因为他给访民们送元宵。按照习俗，元宵节是中国传统春节的最后一天。 冬天最冷的几个月过去后，我联系上宋泽，并了解到，他已将工作重心转至解救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这些人被关在臭名昭著的黑监狱，即宾馆旅社或其他任意设置的临时拘留场所。这里关押着外地来京的“扰事者”，直至他们被押送回家乡。 毋庸置疑，宋泽将会成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眼中钉。这一行为使他直入险途，风险远超之前做的任何事情。他明白这一点，但仍然乐观。 当被非法软禁数年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从其山东农院出逃后，宋泽做了一件更为冒险的事。他开车到陈光诚的老家东师古村，帮助陈光诚的侄媳妇逃到北京，让她躲起来以防遭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当时，陈光诚的侄子已被捕。 宋泽伸张正义的行为被安上了“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北京市公安局5月5日逮捕了他。一个月后，一名律师探视了他。之后不久，宋泽被监视居住。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一直遭到法律专家和人权组织广泛诟病的刑诉法“73条”赋予了执法部门宽泛的监视权和拘留权，按照这个无耻的法条，当局可对涉嫌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执行最长达六个月之久的“监视居住”。正是该法条，让宋泽与世隔绝，让我们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宋泽现在的境遇如何，他是否受到了虐待，又能否经得住折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知道，他们要打压的，是公盟，是访民，是守望相助、爱人如己的美德——而宋泽，就是此种美德的代言人。 和千千万万的义人一样，除了道义，除了梦想，宋泽手无寸铁身无长物。他以一己之躯，来面对公权力实施的不法。而现在，他正为此付出代价。黑暗总是仇视光明，丑陋总是憎恨美丽。在一个不公正的国度里，一个理想主义者，注定要饱受现实的摧残。下周，中国即将迎来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指望新一代领导人会改变对那些访民的态度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这些人所做的只不过是对不公遭遇表达不满。

上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为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的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降了半旗。对于此类国家外交仪式，中国民众历来少有置喙。不过，这次降半旗，似乎引起了民间的诸多争议。自然，中国官方对于如此行动，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就像国家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柬埔寨人民杰出的领袖”。 诚然，在过去近50年中，西哈努克几乎可以被认为忠实于中国并始终不渝的惟一外国首脑，他在中国避难，接受中国领袖的指令与压力与红色高棉合作，并且在中国对抗越南时坚持与中国相同的立场。在他回到国内重掌政权之后，依然深情地怀念在中国的隐居岁月。 再无一个外国领袖能够对中国具有如此情真意切的深情厚意了。可是，这足以令我们以国家的名义来哀悼他吗？在网络上，该不该为西哈努克降半旗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说，中国鲜有为本国重大灾难或事故中的死难者降半旗，为何却对一个“没对中国做多大贡献的外国人降半旗？” 从个人功过来看，西哈努克有着充满争议的、如同陀螺一般变幻立场的政治生涯：他与臭名昭著、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的曾多次合作；该国政体从君主到共和制度中的一系列频繁更迭中他的影响甚大。从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而言，他是否超过了2011年去世的朝鲜领袖金正日？又是否超过了2004年去世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 且不论西哈努克本人是否值得中国政府如此高调地为其致哀，也且不论中国政府此举是否符合西哈努克本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给西哈努克的半旗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和当下中国外交政策在准则与价值观上的混乱与陈旧。 在传统社会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无非是两种关系：敌对或朝贡。对于朝贡国家，一方面富有供养的责任，因为多数情况下，朝贡所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馈赠的价值；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通过控制来实现安全。 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越南、柬埔寨、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一种近乎盟友的关系，其目的无非与朝贡国家的目的相类似：通过对各种战争与建设的援助与支持，达到边境乃至区域安全的目标，同时形成共同力量对抗潜在或想象的国家敌人，比如美国和苏联。然而，对于越南和朝鲜，这种政策先后都归于失败。惟有柬埔寨至少在名义上维持着与中国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 如果在冷战时期这种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关系尚有其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收买式的外交早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恰恰因为今天世界上主流的外交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才使全球化成为可能；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所吸引的大量来自与自己社会制度不相同的国家的资本，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似乎中国在斥责其它国家意识形态歧视的同时，自己却在行使一种杂乱无章、无迹可循的意识形态外交。在近些年的一些外交行动中，中国往往选择的是支持与赞助非主流价值观或者边缘国家。比如，在利比亚的决议案中，中国投了弃权票；在联合国谴责叙利亚的决议案中，中国与少数国家一同投了反对票；与备受争议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保持了亲和的关系等等。 一方面，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保持着任何一个其它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商品、技术、人才的交换，但是却往往在外交行动上反对或杯葛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中国在利益上关涉未必甚深的国家，中国却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不惜与强国对抗。这难道不是违反外交常识的行为吗？ 给西哈努克降下的半旗，恰恰是这种短视的、意识形态化的、违反外交常识的做法。中国为一个无论在政治行为、人道伦理、国家责任上有着严重缺陷的外国政客背书，牺牲了自我的世界外交形象。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开始放下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伦理时，如果中国还一直紧绷着这样的一根弦，那么在如此的外交指引下，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认知中都免不了动辄得咎。惟有融入世界共享的一些外交伦理之中，比如人道、平等、民主、开放、环保等等观念之中，才是一种符合常识的外交准则与价值观。

钱钢先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连载了他的《 10个关键词语里的十八大 》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用“词频检索”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迅速抓住“十八大”报告核心思路的手段，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确实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自从1949年解放以来，大陆政坛一直给人的感觉是风云诡谲，云遮雾罩，数次社会动荡都与政治斗争的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也不例外。各种版本的流言不停在网上网下传播，有的故事听起来简直就是民间传奇。 但我的感觉是，普通老百姓对政治话题的关注大多是故事性，而不是政策性的。简单来说，老百姓只是对宫廷斗争感兴趣：谁背后打了谁的小报告，谁又在茶里下了毒，谁设了鸿门宴，谁又和谁结成联盟来反对谁……这实际上跟追看《甄嬛传》实在没什么区别。而对于那些反而会涉及实实在在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的国家政策和事物，老百姓反而缺乏足够的兴趣。 当然，那些洋洋洒洒的文件报告总是让人看了第一页就想打瞌睡，流水账的数据的真实性也受到怀疑，当选个人大代表更是比登天还难。十八大？还不是《新闻联播》里的老一套，我一个小老百姓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区别？我既不能举手赞成也不能举手反对，大会照样开，日子照样过，你说我为什么要关注它？ 所以说到底，老百姓不是不想关注政治政策，而是无力关注。很多普通人一方面虽然承受着国家具体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甚至满怀愤怒和不满，但另一方面同样这些人心里也存在着深切的政治虚无感。不论这种虚无感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最终的效果是让人们远离议会厅，走进小茶馆。 但我想说的是，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如果没有镜子，只靠自己用手摸，那他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有多丑，又丑在何处。对于国家政治来说，人民的意见就是这面镜子。如果每一个普通公民不起来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出无数只投赞成票的“中国脊梁”，那么那些引起人民不满的政策就不会有得到改善的一天。 当然，还有一些人不是不关注政治，只是关注政治的“门槛”对他们来说还有些高，就像很多政府报告，里面充斥着大量罗兰·巴特称之为“砖块”的套话，怎么来理解这些“砖块”呢？更别提一些涉及具体专业领域的文件，那里面的专业术语能把老百姓给绕进去还得让老百姓替政府数钱。 对于“十八大”来讲，这篇肯定会上万字的报告，很多普通百姓不可能有耐性读完，即使读完了也很难对报告内容形成有逻辑有条理的判断。而钱钢先生一系列文章最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此！它降低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普通人关注政治的“门槛”。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马上将要公布的“十八大”，它更是一种方法论，允许我们自己动手“解剖”其他现有或者将来政府发布的政策和文件。 一种解读政治方法就像一把阅读中国未来的钥匙。我想，手中握着“钥匙”的人一定也会有兴趣进行实践：有马鞍的人，就会想着找出一匹马。而这，正是重燃我们普通公民政治热情的第一步。改变，从关注开始。 我想这也是钱钢先生撰写系列文章的很重要的目的，做一个唤起广大公民政治热情的燃灯者。毕竟这些电视里播放报纸上印刷的宏观大论，这些“砖块”，不仅仅是文字虚拟世界的游戏，更是构建我们真实生活的材料。政治不应该是令人犯困的文件，不应该是令人感到遥不可及的高层设想。 至少现在，我们得以走进这报告文件的迷雾当中，可以更进一步地观察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和她未来可能的去向。 因此我想对每一个普通的公民朋友们说：欢迎围观“十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