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为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的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降了半旗。对于此类国家外交仪式，中国民众历来少有置喙。不过，这次降半旗，似乎引起了民间的诸多争议。自然，中国官方对于如此行动，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就像国家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柬埔寨人民杰出的领袖”。
诚然，在过去近50年中，西哈努克几乎可以被认为忠实于中国并始终不渝的惟一外国首脑，他在中国避难，接受中国领袖的指令与压力与红色高棉合作，并且在中国对抗越南时坚持与中国相同的立场。在他回到国内重掌政权之后，依然深情地怀念在中国的隐居岁月。
再无一个外国领袖能够对中国具有如此情真意切的深情厚意了。可是，这足以令我们以国家的名义来哀悼他吗？在网络上，该不该为西哈努克降半旗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说，中国鲜有为本国重大灾难或事故中的死难者降半旗，为何却对一个“没对中国做多大贡献的外国人降半旗？”
从个人功过来看，西哈努克有着充满争议的、如同陀螺一般变幻立场的政治生涯：他与臭名昭著、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的曾多次合作；该国政体从君主到共和制度中的一系列频繁更迭中他的影响甚大。从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而言，他是否超过了2011年去世的朝鲜领袖金正日？又是否超过了2004年去世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
且不论西哈努克本人是否值得中国政府如此高调地为其致哀，也且不论中国政府此举是否符合西哈努克本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给西哈努克的半旗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和当下中国外交政策在准则与价值观上的混乱与陈旧。
在传统社会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无非是两种关系：敌对或朝贡。对于朝贡国家，一方面富有供养的责任，因为多数情况下，朝贡所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馈赠的价值；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通过控制来实现安全。
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越南、柬埔寨、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一种近乎盟友的关系，其目的无非与朝贡国家的目的相类似：通过对各种战争与建设的援助与支持，达到边境乃至区域安全的目标，同时形成共同力量对抗潜在或想象的国家敌人，比如美国和苏联。然而，对于越南和朝鲜，这种政策先后都归于失败。惟有柬埔寨至少在名义上维持着与中国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
如果在冷战时期这种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关系尚有其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收买式的外交早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恰恰因为今天世界上主流的外交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才使全球化成为可能；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所吸引的大量来自与自己社会制度不相同的国家的资本，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似乎中国在斥责其它国家意识形态歧视的同时，自己却在行使一种杂乱无章、无迹可循的意识形态外交。在近些年的一些外交行动中，中国往往选择的是支持与赞助非主流价值观或者边缘国家。比如，在利比亚的决议案中，中国投了弃权票；在联合国谴责叙利亚的决议案中，中国与少数国家一同投了反对票；与备受争议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保持了亲和的关系等等。
一方面，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保持着任何一个其它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商品、技术、人才的交换，但是却往往在外交行动上反对或杯葛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中国在利益上关涉未必甚深的国家，中国却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不惜与强国对抗。这难道不是违反外交常识的行为吗？
给西哈努克降下的半旗，恰恰是这种短视的、意识形态化的、违反外交常识的做法。中国为一个无论在政治行为、人道伦理、国家责任上有着严重缺陷的外国政客背书，牺牲了自我的世界外交形象。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开始放下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外交伦理时，如果中国还一直紧绷着这样的一根弦，那么在如此的外交指引下，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认知中都免不了动辄得咎。惟有融入世界共享的一些外交伦理之中，比如人道、平等、民主、开放、环保等等观念之中，才是一种符合常识的外交准则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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