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临沂“7．20”抗争纪实与思考 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着有意识地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相对抗，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 1、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生命的光华来临沂沂南县东师古村盲人维权者——光明之子陈光诚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牵动着千万良知人士的心灵：分别长达189天的非法软禁、89天的非法拘押，无数次的绑架、恐吓、辱骂和殴打，一批批的律师、维权人士、记者、志愿者被暴力阻扰和殴打，甚至连李劲松、李苏滨律师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也被暴徒们连人带车掀翻、砸打。尤为荒唐的是，就连美国外交官员前往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家属，也险些遭到暴力殴打——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陈光诚夫妇勇敢地揭露了临沂当局非法暴力野蛮计生的丑恶真相！ 约翰福音讲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爱与公义、正直与诚信的光明之子。人如其名，虽然儿时的不幸导致了光诚双目失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内心深处光明与诚信的蓬勃生长，这生命就是光、就是爱，就是自由、就是诚信，就是公义、就是真理。陈光诚笃信：只要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一点实事，只要每个人都为整个世界发出一点光来，这个世界将充满了爱与光明、公义——我常常在思考，上帝拣选一个盲人做他的光明之子的真义，如今却藉着陈光诚的话语豁然开朗：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到，因为我们被猪油蒙了心，做了权势和私欲的黑暗奴隶。虽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盲人陈光诚一样活出生命的光华来，做这世上的光和盐，黑暗无力拒绝光照，黑暗就会被驱散，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中国古语说：知易行难，行胜于言。没有行动的言语是苍白无力的，尤其是在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先生正面临着违法施暴者以正义和法律的名义进行非法审判的时候。非暴力抗争坚持不报复地忍受痛苦和打击的力量和勇气，但当时局要求说出全部真相和相应行动时,沉默就是纵恶，坐视就是怯弱。作为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天赋人权与公民权利，不仅仅只是倚靠言语来表达和论述，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捍卫。现代印度之父圣雄甘地也清楚地表述道：“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直接的积极的行动, 非暴力就是无意义的。”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信奉非暴力主义、主张积极抗争的各地勇士们，一行近20人兵分多路，突破重重障碍和围追堵截，先后于2006年7月15日至19日，到达了临沂市沂南县城，为7月20日（原定陈光诚案开庭审判日）的中国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拉开了序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即将面临的必然是暴力、抢劫、抓捕与谎言，必然是强权侵犯人权、野蛮挑衅尊严，必然是以法律的名义强奸法律、以正义的名义强奸正义，必然是以我们的流血受难对抗强权的流氓无赖，如此而已。正如印度的“食盐进军”运动、美国的民权革新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曾经遭遇的一样。 2、“7．20四部曲”之一：抢，你们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 在原定开庭日之前，有近二十多位各界人士从北京及各地赶到沂南，准备参加庭审旁听。19日上午去沂南法院时还得到答覆：我们这地方小，不用办旁听证，你们明天直接来就可以旁听了。可是到了下午15:30，我们再拿着身份证去法院办理旁听证时，沂南法院刑事庭的王、于二审判员就告诉我们，因检察院补充侦察和证据，陈光诚案开庭审判临时延期了。由于无法联系上律师证实此一消息，大家决定明天还是照常去沂南法院交涉申请旁听。 2006年7月20日星期四，乾坤朗朗，万里无云。一大早起来，大家就分头赶赴沂南法院。早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和李海、陈青林、邓永亮四人到了法院门口，听莫之许介绍说：李劲松律师和另外一位律师进去交涉，正在落实到底开不开庭。我们十几个人，包括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李海、莫之许、陈青林、殷雨生、刘京生、马文都、姚博和邓永亮、李金平、杨宽心、赵昕、姚博等，以及从山东各地赶去的几位不知姓名的陈光诚支持者，就在门口等他们。 此时，法院大院里已经停着许多黑色轿车，门房处站着几十个法警保安；而门外左侧和四周，已经或集中或散布着六七十名便衣人员，布控严密；在法院大门的右侧人行道边上，则安安静静地坐着二、三十名陈光诚的盲人朋友，他们都是来参加陈光诚案的庭审的，许多盲人朋友如邵宝光先生一样，甚至从远达200里开外的路程赶过来，令人感佩不已。更外围处，则四处站立着两、三百个当地百姓，或近或远地旁观着，见证着即将在光天化日下疯狂发生的野蛮暴行。 在沂南法院的庄严国徽下面，我们每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及“盲人 陈光诚 自由”字样的“光诚衫”，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高智晟律师外），意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明确赋予我们的公民权利。这时，有朋友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几个身穿便衣的抢劫疑犯（其中一人中午还在沂南开发区派出所充当了讯问警官）就凑过来了，喝令“不许拍照”。我们质问他什么身份，他们回答是“当地百姓”；又问他为何不许拍照，他们回答：“这是法院门口”；再问他凭哪条法律不允许我们在法院门口拍照，他们就答不出来了，只好讪讪地暂时退去。等我和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到人行道上和盲人朋友们聊天交流时，长达一个半小时、六个回合的公开抢劫和野蛮暴力就正式开始了： 殷雨生【此处赵昕记忆有误，摄像机在我手中，但雨生立刻扑过来保护我】兄弟拿出摄像机拍一些镜头，结果这帮便衣暴徒一下子冲过三、四十人，跟殷雨生说“有没有拍到我们啊”，还没等回答，他们伸手就开始抢那摄像机，殷雨生就非常顽强地紧紧抱住，死死不放，这个借来的摄像机很贵，将近一万块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扑过去把他们拖开，因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抢劫，我们必须去保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十几个人轮班扑上去，每个人都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地，殴打摔伤。我因为右腿膝盖刚刚愈合（曾在四川被暴徒打至膑骨骨折），使不上力，几跤摔下去，感觉又像骨折了一样，几天都在痛。高智晟律师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不断地被一把一把推倒在地。他不断爬起来，不断被推倒、按翻在地，有一次几个暴徒把他推倒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他正好摔到引擎盖上，幸好那辆出租车立即刹车了，不然的话非常危险、后果难料。 由于雨生兄弟的勇敢无畏，第一回合经过大家近十分钟的激烈抗争，才由一个穿蓝色T恤的抢匪最后得手（就是仅存的照片上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暴徒），把摄像机抢走后笑着跑到马路对面，如获至宝地献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指挥者。而这时，我正被几个暴徒压在离雨生只有一米的马路中间，又好笑又好气地看着抢匪暴徒们的猖狂得意劲头。八点五十分，我们退到人行道上，几个人开始打110报警，等候“人民警察出警”，行使一个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然后，我们又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法院门口进行无声抗议，那帮家伙又冲过来，抢砸另外一个相机。他们看见我背着包，冲着我就过来了，打了我脸上几掌，把我鼻子打出血来，衣服上四处染着鲜血。他们在我身上又打了几拳，把过来保护我的李海、陈青林推开，然后开始抢我的包，把包的带子两端都抢断了，我赶快递到车里去，他们才没抢走。包里的相机在争抢过程中摔在地上摔坏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拿着石头准备砸车的那个暴徒在打我之前，还用山东话说了一句：“你怎么打人呢？！”然后才动手开打的，由此可见他们对我们的非暴力抗争了如指掌，精细到已经准备了包括录音录像在内的栽赃方案。 接下来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间歇重复着：抢邓永亮的手机，抢拍照的相机，抢李海的背包、拦截围攻我们欲意离开的汽车、抢高智晟手里的汽车钥匙。每次那帮暴徒抢匪扑过来抢东西、打人，我们就竭力保护那个兄弟和物品，他们又疯狂地把我们一次次的推倒和按翻在地，直到把那个目标物品抢走。 这时，经过一番交涉，高智晟律师和邓永亮进入法院大楼，前去和律师们见面，落实是否开庭的问题。很快，他们就一起出来了。李劲松律师告诉大家：法院已经出示了推迟开庭的书面通知，他即将返回北京。我们决定既然已经报警，那就再等20分钟。警察再不来，我们就直接到公安局报警、控告警方不作为。 围观的群众中，这时有些人凑上前来，私下里跟我们讲：“今天出来抢摄像机、厮打你们的这些人，是穿着便衣的公安干警，许多人还是刑警大队的。”莫之许一听非常高兴，禁不住脱口而出：“原来没有黑社会！” 等到九点半，我们看十数次110报警后警察仍然不作为，就决定离开法院门口的施暴现场。这时暴徒抢匪又围了过来，举着石头堵在高智晟车前不让离开，威胁说“如不交出相机休想离开”。高律师稍微开一点，这些暴徒就疯狂砸车、踹门，把坐在车里的72岁高龄的孙文广教授惊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孙文广教授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学生、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手机。秘书谎称李群正在开会，在听了孙教授很长的慷慨陈词后，称一定会转告李书记，请他亲自给孙教授回复电话。当然，衣冠禽兽李群书记的电话没有等来，孙教授等来的，却是一个声称要打断他腿的凶狠男子的恐吓电话。 当时的施暴场面非常大、非常混乱，间歇性持续达一个半小时以上。用高智晟的话来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最大的群体性暴力场面。马文都形容：这是六四以后他所经历的最大暴力镇压。我倒是觉得一个网友的形容更贴切些：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美式橄榄球赛，所不同的是，双方所抢的不是球而是摄像机、相机、背包、车钥匙，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法院门口马路上，我方十余人而对方却多达五、六十人，对方使用有限度的暴力殴打、推攘、按翻，我方却身体力行非暴力主义，只是拉开那些明火执仗的抢劫犯，自然每次都是寡不敌众了。 3、“7．20四部曲”之二：抓，你们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 九点三十五分，正当抢匪暴徒拦阻我们、在马路边上僵持不下的时候，报警后一直毫无作为的着装警察终于姗姗迟来了。而且一来，就来了七、八辆，连同各种各样没挂牌照、没有警车标志的公安、国保的车停在了马路的中间，很快就造成了交通堵塞。甚至有民用的过路车辆准备绕道行驶，也被便衣人士拦路堵住，喝令原地呆着不动。我正好听见一段有趣的对话： 民用车辆司机：“干嘛，前面堵车，我绕道走还不行吗？” 不明便衣人士：“让你别动就别动，哪来这么多废话！” 明明抢匪暴徒们就在这地方站着，还拿着石头堵在高智晟律师车前，还在继续悍然作恶行凶，还在继续推攘非暴力的志愿者们，可是警察根本不抓、不闻、不管、不问，只是在个别暴徒动作太过分了的时候，轻轻拉上一把，示意：“正在拍摄录像呢，悠着点”。我四处一看，果然看见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扛着摄像机，正在不停地变换角度进行拍摄工作。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暴徒们更是心领神会，让出了一些关键位置来配合拍摄工作。至于这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拍摄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他们就不管不闻了。 因为被抢劫了摄像机和手机的莫之许、邓永亮坚持报案，要求警察抓捕那些依然还有峙无恐地呆在现场的抢匪们，警方深感狼狈，很快地就假借带他们到派出所“做笔录”的名义把他俩哄上车，直接拉走了。我们一看他俩落单，也要求警察抓走这些依然拦着汽车的抢匪，好让我们离开去寻找同伴。但是警察依然置之不理，似乎在等待录像取证工作的完成，等待着上级命令的下达。 果然，一直耗到九点五十五分，在车牌号为：鲁Q80008、鲁Q80010、鲁Q80016、鲁Q80058、鲁Q80068等等帕萨特高级轿车上，下来了一些看似官员的人，一个个脑满肠肥、膀大腰圆。其中一个50多岁的矮胖子和一个50多岁的矮瘦子站在法院门口观察、商量了一下，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抓，这帮人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只听一声令下，从刚才开来的大小警车里立即扑出四、五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几个人对付一个，把还滞留在现场的非暴力维权人士强行押上了三辆警车。我听到身后的李海先生在愤声反抗：“别动我，我自己走！”我瞬时间明白了，他们在拷贝！他们这是图谋象对付被当局严加看管的盲人陈光诚先生一样，欲图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名义，栽赃嫁祸于志愿者啊！ “太拙劣、太没有创意了！”我正对李海说着话的时候，从车上看见一个主要抢匪突然一把从高智晟律师手中抢去汽车钥匙，还对老高说了些什么。紧接着，就把老高一个人单独押上一辆警车，连车也不让他管就开跑了。后来老高告诉我们——他这是在说：放心，一会儿我们会把车子开还给你！据老高说，这个抢匪暴徒后来真把车子开到了盘问他的派出所，只不过车子已经被仔细搜查过，车里面的钱和一些东西已经不翼而飞了。 孙文广、李海、陈青林、刘京生、殷雨生、马文都、赵昕，我们一行七个被押在一辆面包型警车上。大家在车上照样有说有笑，几个人忙着收发信息，倒是显得坐在前面的警察非常紧张不安。车刚刚开出不远，立即就停在了马路边，下去四、五个警察拦住了过往的民用车辆，在大路上就进行盘查记录。我们中有朋友猜测是在检查外国记者，有朋友跟警察开玩笑地说：“你们真辛苦，抓了我们还要顺路执行公务。”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这是在搜集证据，准备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像栽赃陷害陈光诚一样陷害我们啊！ 车到沂南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先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办公室，也不出示什么证件，就让我们在那呆着，等候上级指示。我们倒水的倒水喝，上厕所的上厕所，研读宪法的读宪法，倒是使看守我们的警察一阵忙乱。一个小时后，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七个分开，一个个单独讯问。 非常有意思的是，讯问我的两个警官：一个王德X、一个陈西X，一看都是熟人——原来19日晚上十点半就是他俩带着人到圣贤居酒店盘查我们的身份证的。我一见他们就哈哈大笑，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说：“又见面啦！”他们也是多年的老警官了，这时倒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讲了很多客气话，说了半天才讲清楚是领导要他们这么干的，我们“涉嫌扰乱交通秩序”，堵了好长的车，连带嫌疑犯到法院出席开庭的警车都进不来了，如此等等。我开门见山，质问他们为什么在我们报警四十分钟后才赶来？为什么抢匪暴徒不抓，反倒抓我们这些依法申请旁听、被抢报警的公民？至于扰乱交通，那是你们的抢匪把高智晟的车堵在马路边了，怎么不抓他们反抓我们？为什么你们的七、八辆警车停在宽敞的四车道大路上堵塞了交通，反倒责怪我们堵塞了交通？他们非常尴尬，作为人的良知、作为警察的职责，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执法犯法、栽赃陷害”，只好无力地辩解说：因为你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上衣，沂南老百姓没有见过市面，看热闹围观，结果就造成交通堵塞了。我看他们面有愧色，想起甘地的话语：“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也就不为己甚，表示大家都是中国公民，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职责，应该可以互相理解和尊重，如果上级非要“欲加之罪”，哪又“何患无辞”？!你们愿意记录就记录吧，我可以把今天的真相告诉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窜改了我的谈话，哪我可是不会签字的。果然在后来，由于我坚持不签字，他们只好把窜改我话语的地方又按我的意思修改回来了，并由我主动要求盖红手印，这才签字了事。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盖红手印盖得这么欢畅，直盖得四页纸满处都是，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真相记录。 就这样，当地公安局抢匪不抓、暴徒不抓，偏偏把受害人、报警人抓到派出所，就以栽赃陷害陈光诚这样一个被他们严加看管的盲人“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笨拙手法，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拘禁近四个小时，给我们做完笔录后，才先后于下午两点左右把我们送回圣贤居酒店，还我们以人身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警察跑到讯问我的屋内来聊天。还有一个女警察在我的建议下，跑去拿了一大口袋肉包子给我们吃，可惜我们都实在没有胃口，辜负了他们的美意。其中一个还乘着没有人的时候对我说：“也许你们的行动会促进社会进步呢，这不是哪个当官的就可以一口否定的事情。”尤可见，体制内不乏良心人士！这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北京警察、外地警察中，这从“六四”后许许多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都可以见出公道人心来。我衷心期望，在坚持真相与正义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不忘和解、宽恕待人，彻底摆脱仇恨的捆绑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因为，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也就没有明天，我们共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 4、“7．20四部曲”之三：打，你们穿着光诚衫就要打！ 下午两点半，同去的志愿者除了几个先行离开以外，被抓到派出所的十二个人终于在圣贤居酒店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聚齐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都在讲述着今天上午和中午的“非常遭遇”，都为朋友们的非暴力优越表现而感到无比自豪。简单吃点东西，临时商议取消看守所和县政府之行后，我们即刻启程，前往陈光诚所住的东师古村看望光诚太太袁伟静和孩子们，以及东师古村的其他受害村民家属。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面临的会是什么，我们清楚地知道东师古村村口暴徒们已经猖狂以待。但是我们不能不去，我们不能不去表达我们对无辜村民们的关爱与支持，我们不能不去表示我们对无耻强权和野蛮暴力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我们不能坚持正义而来，却带着遗憾和屈辱回家。 莫之许、邓永亮和我打了个出租在前面带路，高智晟律师和网友五岳散人（姚博）开着私家车在后面跟随，再后面就是长长的一大串跟踪车队了。一路上，机灵的出租司机很快就发现了形势不对，不停地问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车辆跟随。当我们耐心地告诉出租司机盲人陈光诚的光荣事迹和惨痛遭遇后，他痛心疾首，表示也听说过陈光诚的故事；当我们告诉他前面、后面跟着的十多辆车都是公安和国保的跟踪车辆时，他又惊慌失措，不停地说：“乱套了乱套了！”当我向他保证到了地方后，他可以把车停在安全地方，再由我们走路到村口去，他才暂时安定下来。苛政猛于虎，当地的老百姓是多么害怕公安呀。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我正在车上发短消息：“我们正在前往东师古村去看望陈光诚家人和孩子的路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天父所造，都有人性和良心，我们只求对光诚的亲友乡亲说一声，也对看守他的人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爱你们……”算是给朋友和暴徒们各打一个招呼。这时，很意外地，我接到了陈光诚可敬的妻子袁伟静女士打来的电话：“赵昕，你们到哪里了，我一定要抱着孩子到村口去迎接你们！”我告诉她：“我们一行十几个人正在前往东师古村的路上，很快就要到了，伟静你千万不要抱着孩子出来，怕伤着了孩子”。伟静坚持要抱着孩子出来接我们，并辩解说只有她在，暴徒们才不敢打得太狠。我当然不同意，在我再三的请求下，她依然毫无畏惧地坚持要出来迎接我们。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讲到最后，我确实是感动的泣不成声了。车后坐着的莫之许和永亮无声地递给我一些餐巾纸，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来我们才知道，伟静在和我通电话后，立即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女儿从家里奔往村口，一辆无牌黑车将她拦住，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强行把她拖上车，和小孩子一起又被抓走了。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任何证件，就把她强行带走，只是在六点半快要把她往回送的时候才对她讲，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扰乱交通秩序罪”依法传唤她，要求袁伟静签字。袁伟静说：“你们的程序违法，我绝对不签”。抓走后不到十分钟，我们十几个志愿者就到达东师古村了。很明显，当局故意把她抓走，是要使她无法见到全国各地的维权志愿者，从而无法得到任何精神和物质的人道主义帮助。 由于出租司机不熟悉东师古村，我们在开过东师古村约500米后，才发现马路南边的村口早已站满了五、六十人，而后面众多的跟踪车辆也已停了下来。我请出租司机赶快停车，下车一问，这是营后村，才知道真是到站了。跟朋友们商议后，由我和莫之许、邓永亮第一拨，殷雨生、李海、李金平第二拨，其他志愿者第三拨再上。孙文广教授由于72岁高龄了，今天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就留下来看着车辆。于是，我和莫之许、邓永亮带上要给袁伟静的圣经、捐款和物品，肩并肩地一起向东师古村方向、迎着那几十个猖狂以待的暴徒走去。走到半路，才发现殷雨生兄弟也跟来了，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几个。路上，我顺便问了问马路边微笑着看着我们的一些村民：“前面就是东师古村村口吗？”村民高兴地回答说：“是啊是啊！这些土匪等着打你们，你们怎么还要来？！”我们也高兴地回答说：“就是知道这些土匪无法无天地对付老百姓，我们即便被挨打也要来声援你们、支援农民啊！”在马路边上，在房屋背后，在树林背后，我看见了乡亲们真挚和期待的目光在炯炯闪亮。 很快地，就到达暴徒们守候着的东师古村村口了。我跨前几步，走到这伙为了蝇头小利出卖灵魂的人群面前，微笑着问他们：“请问这是东师古村吗？！我们来看望袁伟静和乡亲们，给他们带点东西来。”说着我扬了扬手里拿着的圣经和捐款。这帮暴徒突然躁动起来，纷纷喝令道：“快走快走，就是不许你们进村！”我们又据理力争，无奈是对牛弹琴，没有什么效果。这时我只好说：“大家都是人呐，能不能变通一下，干脆由你们转给陈光诚家人，我们就可以不进去了？！”可是无人敢于答应，只是一个劲催着我们“快滚”。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者越众而出，黑幽幽的脸上闪着一对凶猛动物般的招子，一边疯狂地猛推我们，一边发号施令：“把他们轰走！”于是，几十个暴徒们行动起来，开始从东师古村村口把我们往停车方向猛推。我猛然间观察到，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几十个暴徒全部都是男人，其中居然有上午在沂南法院门口抢劫施暴的许多暴徒。 暴徒们一边凶狠地推攘我们，一边连捅带打，把我们四人往停车方向驱赶了几百米，我们也不停地回身营救落单的同伴。在经过一辆从北京跟踪而来的无牌汽车时，我清楚地看见车里的国保朋友们咧着嘴大笑。我和莫之许也乐了，冲着他们猛地挥挥手，又往后指了指，请他们看看我们可爱的中国到底是何等模样。可是一过警车和百姓较多的地方就不同了，就在离我们停车处不到百米处，只听见一声狂叫：“打！砸他们车！”，暴徒们“轰”地一声，就像一群疯子一样，开始肆无忌惮地施暴起来，兵分两路对付我们四个和第二批赶来接应的李海、李金平。只见暴徒们连抓带打、又撕又扯，把志愿者身上穿着的光诚文化衫就在身上撕成碎片，邓永亮被按在地上，很多人身上被抓伤。我挂念着孙教授和汽车的安危，边往回跑边冲着后面的人喊道：“快把车开走，他们要砸车！”没有一个人动，高大律师正镇定自若地请大家在路边吃西瓜呢！这时我看见出租司机正在慌忙启动汽车，只好赶快请心脏不太舒服的孙教授上车，保护他离开百米距离，我再下车观察情况：很快地，志愿者们除了姚博太胖穿不了光诚衫外，就只有我穿着沾染鲜血的光诚衫和孙教授身上穿着的一件光诚衫了。有几个暴徒看见我们俩在观看，又疯子一样朝着我们追来，吓得出租司机一边咒骂这些强盗流氓“疯了”，一边赶紧招呼我俩上车，又带着我们前行了一、二百米。这时前面跟踪我们的一辆江苏牌照的车还想阻拦出租汽车，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追来的几个歹徒已经不追了，正在路边大喘粗气呢！ 很快撕完衣服，暴徒们开始卖力地掀抬高智晟律师的汽车，高智晟和大家一样上身光溜溜一丝不挂，冷静地和大家一起抱着手站在旁边观看。据朋友们后来描述，可能正是高智晟律师和志愿者们的冷静从容，虽然身上满是他们的爪印和瘀血，依然面带微笑和悲悯地看着这帮暴徒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作恶，才使得他们掀了半天掀不动，干脆喊“放下”了！据老高自己讲，他当时看了一会，看他们实在掀不动，干脆对暴徒们说：“你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你们的上级再掀不迟？！”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喊“放下”，这伙暴徒才放下车来，开始轰志愿者上车。刘京生描绘道：“暴徒们把邓永亮脑袋给打得在车上直恶心，我看他那样够呛。马文都腿也打伤了。我们看那伙人追过来，就迎上去想跟他们交谈，只听一个人喊‘把他们的汗衫全撕了！’，那些人伸手就拽着我们的领口，“嚓”就撕了，现场志愿者的文化衫全给撕了，我和另外几个人是被摁在地上撕的。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如果当时我们有一个人还手，当场就能把我们打死在那。整个过程警察就坐在后面闪着警灯的车上看笑话。” 是的，即使是真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无法让甘地彻底放心满意。可是就在中国临沂，我们做到了！我们曾经在“援助陈光诚志愿者致中国公民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承诺，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如果我们面对阴谋，我们将报之以真诚；如果我们面对野蛮，我们将报之以文明；如果我们面对暴力，我们将报之以彻底的悲悯。同胞们，请支持我们，请关注陈光诚，关注一个盲人维权者正在承受的苦难。”是的，我们也说到做到了！在一条短信中我写道：“昨天打，今天打，明天还打！今天打我，明天打他，后天照打你！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一个人被迫害，所以人都不安全！我们现在尊重许志永、滕彪等维权律师的意见，在营救陈光诚中，坚持地方化非政治化原则。但是一旦律师们在临沂又再次被打了，那么，我们只能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去主动受难、挨打。” 是的，2006年7月20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所有的志愿者都坚持了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始终怀着巨大的勇气和悲悯的情怀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确不是怯弱者的无力行径，她是勇敢者的最高德行，是爱与公义、勇敢与无畏、宽恕与文明的集中体现！记得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经在诺贝尔和平奖答谢辞里谈到：“以暴力对抗暴力，再没有比这更软弱愚昧的事情了！”我们自豪，因为中国终于也长出了非暴力的绿芽！ 当天被打得最严重的，上午是负责拍照并用身体死死保护摄像机的志愿者殷雨生兄弟，下午是准备进村看望陈光诚亲友和乡亲们的四川维权人士邓永亮。当然，我们不是临沂暴力计生案件中光天化日之下被无法无天的暴徒野蛮侵犯的第一批志愿者，也绝不是最后一批：据报导，陈光诚救援团成员7月20日是第六次被打。之前的五次是：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博士、李方平、李苏滨律师到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李方平、许志永被殴打；2006年6月22日，程海、孟宪明律师等3人在前往看守所探视因陈光诚事件遭到关押的其他村民，遇暴徒推攘、厮打；2006年6月23日，李劲松、李苏滨试图进村与袁伟静见面商谈取保候审事宜被殴打；6月27日，李劲松、李苏滨在进入村口时被纠缠殴打，车辆被砸、连人带车掀翻；7月10日，胡佳先生在村口看望袁伟静时被殴打。 有所不同的是，当我们这些志愿者在一个离东师古村不远的地方下车交流的时候，大家互相检视着，只见多数人光溜溜的上身上，到处是一条条爪印和瘀血，竟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伤心。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个玩笑：“噎，高律师身上满白的嘛！”大家一起看老高，只见他白生生的上半身红一块紫一块，都忍不住哈哈地乐开了！正是这种坦然而超脱的心态，使得这些非暴力的勇士们即便刚刚经历了一天的强权暴力，依然写出了《记一次快乐的旅行》、《脱光了多好》这样的精彩文章，倒是令许多朋友慕煞，大呼“下次去叫我”。 5、“7．20四部曲”之四：跟踪恐吓，以见不得光的方式！ 规定动作完成。依依惜别后，我们兵分三路，决定班师回营了。老高和莫之许他们那两路自然有跟踪车辆伺候，李海先生、孙文广教授和我一路，乘坐出租汽车去搭乘长途大巴赶赴济南，自然也少不了山东警车前呼后拥：一辆跟踪车辆挂着江苏的车牌，一辆跟踪车辆没有挂任何牌照。我们停车小解他们也停，我们畅快了他们也依然憋闷着；我们下车等候长途时，他们也下车卖桃子，我们一上长途大巴车，他们又狼狈不堪地桃子也不要了，跳上车赶紧追将上来。我不禁深深哀叹，奴役人有什么好处啊？连自己也不自由，成为奴役者的奴仆了。 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江苏牌照的跟踪车辆竟然把村民的一条可怜的看家狗给撞伤了。呜呼哀哉，同类相残！竟然又忍心置之不理，冒着村妇的恶毒咒骂继续追赶！我忍不住替那条看家狗可怜起来，想央求出租司机停车，可是那出租司机又恐惧又后怕，耽心起我们下车后，是否会遭到打击报复的事情来了。他顾虑的也有道理，本地本县人，谁不害怕这些虎狼成群的掌权者？果然，在我们下了出租车后，立即就有一个便衣跑去找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见那出租司机连连点头，似乎是答应回头到什么地方坦白交待。 就这样，这些无牌照和假牌照的跟踪车辆一直跟着长途大巴上了高速公路，出了临沂市地界，才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的眼界中。其他朋友也大抵如是，充分享受了这种见不得光的跟踪保护模式。当然，高大律师除外，他的待遇比较特殊。 可是，见不得光的岂只是跟踪盯梢！前前后后，在山东受到威胁恐吓的就有陈光诚夫妻和亲人、其他村民和家属、李劲松律师、赵昕、孙文广教授。 同案被羁押村民亲属受到压力，不敢到法庭上去旁听。因为公安局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旁听的话，只能加重他们被羁押家人的处罚。 李劲松律师于2006年6月22日在临沂依法工作时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电话，他正好录下了音，作为证据提交给了相关司法部门。 赵昕于2006年7月18日22：35：41，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短信息，来电手机号码为139－8137－8733：“你们一家人去死、、、？因为你们心不好！”非常奇怪的是，我的这个手机号码是刚刚才买几天的新号，是什么样的人物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很快查知我的新手机号呢？更加可笑的是，这个要残暴杀死别人全家的人，竟然还有脸指责“你们心不好”，似乎他倒是一个心肠柔软善良的好人！愿上帝引领、保守我们，也宽恕这个“好人”，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孙文广教授于2006年22日晚上10时半，接到一个声音凶狠的男子的恐吓电话（来电手机号131－7644－7423）： 来电：“你是孙文广吗？” 回答：“我是。” 来电：“你小心点，你这小子，再出去胡转悠，我打断你的腿!” 回答：“你是哪的？” 来电：“不管我是哪的，你再出去试试看，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恐吓电话让孙文广教授家人很害怕但没吓着他本人：“陈光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理应给他声援和支持，此次沂南行达到了让当地知道很多人在关心陈光诚的目的，也给陈光诚家人送去一些温暖，这种活动今后还应当做。” 我们非常感动，无言以对。看着孙教授得知高律师一行已经离开山东直接回京时的若有所失，看着孙教授硬是挺着疲累交加的身心为我们忙出忙进地张罗，我们只能默默地祈求上帝，祝福这位饱经风霜而依然挺拔的老人，一定能够看到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成真的那一天，我们再欢聚在一起，为前辈快快乐乐地祝寿。 在济南短暂停留了两天，拜会了一些师友同仁后，我们就分别启程从山东返京了。回到北京，也许胡佳“夫妻双双被软禁”的特殊待遇，正等待着我们呢。 6、对中国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几点思考 19、20日，当陈光诚全国救援团一行人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出现在沂南大街上时，市民有的鼓掌，有的竖起大姆指。也许，陈光诚案的最后庭审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政府与一个盲人的战争”在人们的心中胜负早有分晓。那些临沂普通的老百姓和盲人朋友就是最好的见证。 A、出发前我们就作了充分沟通和探讨，要在中国大地上身体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抗争，我们说到做到了。2006年7月20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官方和民间共同纪念的日子：这天，我们国内的民间非暴力勇士正式穿着光诚衫，举着宪法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勇敢无畏而又充满悲悯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堂堂正正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国民权史上又有了一个新的点滴积累。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不求推翻颠覆什么东西，只求脚踏实地的点滴渐进、适度改良，遵循宪政民主主义的道路，以自我的牺牲舍己、受难流血作为成本，和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一起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并最终通过真相与和解运动，达成“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有赢家没输家、共同拥有明天”的最优建设性社会进步模式。 B、许多非暴力运动的民间反对者，尤其是国外流亡的朋友草率论断道：在中国实行非暴力民权运动完全不可行。理由归纳起来很简单：说印度、美国、南非、其他国家有非暴力土壤，而中国没有这个文化土壤；说中国共产党是个没有底线的妖魔，大英帝国、美国、南非还是有文化和宗教底线的；说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新闻自由，而其他国家拥有新闻自由。如此等等，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可是，这些非暴力的反对者们就是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便是高喊“暴力革命”者，也不过是空想加寄托于政变而已。倒是香港的张三先生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口号：“没有革命哪有改良？！”恰恰相反的是，“没有改良哪有革命？！”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无一不证明着这个宇宙真理：一个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恰恰是在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中，一个大多数人思想进步过程中，一个负面成本逐渐累积的过程中，缓慢实现的。试问，没有百日维新、慈禧新政、立宪运动，哪来的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成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不是又推翻了一个大皇帝，起来了无数小皇帝吗？！没有公民社会一砖一瓦的建设性贡献，哪来的现代宪政民主大厦？！ C、非暴力反对者的上述理由其实也经不住推敲：说中国没有非暴力的土壤，难道其他实现和平转型的国家就真的全有吗？中国不也有许多“不合作”、“和为贵”的宝贵资源，加上大家共同努力引进非暴力的文化和宗教资源，我国逐渐弥补这个缺陷还是大有可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妖魔化也是一个共产党化的思维模式！共产党也是由共产党员个体组成的，也有人性与良知，也不是铁板一块，否则就很难理解共产党中出了象赵紫阳、胡耀邦、李锐、胡绩伟、顾准、林牧、鲍彤、任仲夷、高山、方觉、戴晴等等这么多共产党人反对自己的专制政党和元首，甚至成为了民间的反对派良心。妖魔化共产党、诅咒化共产党未必能造就一个新中国！民间力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共产党还有三大法宝呢：枪杆子、党组织、统一战线;我们放弃枪杆子拿来了非暴力，党组织目前时局还不成熟不宜再试，统一战线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好好运用？！此一时彼一时，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底线，倒真是一个故事！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人民在变化，统治者也在新陈代谢，总是在一代一代权威衰减，一代一代思想开放。要说杀人，当时的大英帝国杀得不多吗？南非当局杀得不多吗？翻翻历史书看看，最起码比六四惨案杀的人还多，手段还更加血腥残忍！人家能够进行非暴力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人家能够进行真相与和解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人家有新闻自由我们没有，确实不错。可是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人家还没有呢，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让全世界知道真相人家还无法想像呢!更何况，新闻自由也是早晚的事情，外国电台、外国电视的节目不是已经在全国各地的上空飘扬吗？收听敌台不是已经没有人管了吗？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人不是一天天正在增多吗？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信息柏林墙的封锁，关键在于如何清醒认识真实的今日社会，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工农兵学商干”的公民权利，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融入主流社会，扎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石！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历史地解决若干重大社会问题，如何摆脱个人兽性的奴役和仇恨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祖国真正建设性力量的一份子。 D、非暴力抗争的民间反对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无权者必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即便是执政掌权者也不得不遵循一些“法治规则”与“普世价值”，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正如赵晖先生所敏锐地指出的一样，这次临沂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没有黑社会只有国家黑社会主义，没有暴徒只有恶质化政府，没有更坏只有更脏。中肯地说，一方面中国确实在产生更多的不公平不正义，一方面随着整个世界的进步和精英的新陈代谢，必然在水涨船高地整体进步着。我去年初在北京看守所时，看到了许多八九年我在监狱时无法想像的可喜变化：打骂少了，人权多了；程序进步了，管教和气了；少年与成人分开了，朗朗读书声多了。虽然积重难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点滴进步着。此次临沂之行，许多人预计会抓捕关押，甚至劝一些志愿者离开，但是虚惊一场，没有抓捕任何人；许多人预计会大动干戈，会打残打伤维权人士，但是虽然动手了，却只限于个别暴徒的野蛮动作和抢劫、撕衣，并没有真正大打出手；许多人以为敌对双方一定横眉冷对、剑拔弩张，其实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人，大家都在乐哈哈地，互相揶揄和开玩笑！这就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专制机器仍然在凭着惯性运作着，依然在时时表现他冷酷血腥的一面，但是他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牢牢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只好或装做表面凶恶吓唬人、或低眉顺眼讨好你了！所以我们在大力揭露后极权的丑恶嘴脸时，也应该实事求是，以真实对抗假丑，以阳光对付黑暗，以宽恕对待仇恨，不要不择手段，反对魔鬼自己也变成魔鬼，重蹈了共产党的老路和人类的无数悲剧。并且，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来看，短暂的疯狂与倒退并不可怕——没有疯狂哪有灭亡，没有倒退哪有进步？！ E、非暴力抗争可细分为积极抗争和消极抗争两种：积极抗争由具有牺牲舍己精神的少数勇士去担当，中国也不乏这样舍生取义、心怀天下的德义之士；消极抗争就可由每个觉醒了的普通公民去身体力行，如穿衣、吃饭、关灯、佩戴特殊饰物、悬挂特殊装饰、某时到某地、随时讲真话、种种不合作等等，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和风险，只要宣传动员得力，也会产生巨大和长远的果效。譬如某小区在一个约定特殊时间一起关灯半小时，冲击力如何？无声的中国才是最强音。 万物互相效力，万事自有定时。只要我们都发出光，就会有光辉的明天！让我们一起来领会圣雄甘地的以下话语，并以此作为本篇结束语吧——“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机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2006年7月23日至26日于北京──原载《民主中国》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每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你会看到各色民族服饰，更早以前还能看到象征农民的白羊肚毛巾。这背后是一种奇怪的意识形态，意思是，少数民族代表少数民族，农民代表农民，工人代表工人，我们的代表有各种身份的人，因此代表性很广泛。 这种意识形态从开始就面临逻辑上的荒诞：既然只有农民身份的人才能代表农民，中国当时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如果选举权平等，那么全国人大将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代表。好像不合适，于是就有了“城市人口每10万人选一名代表农村人口每40万人选一名代表”的规定，这比美国19世纪黑人的选举权还不如，居然存在了很多年，直到2010年才改变。 申纪兰当了50多年“农民”代表，无论上面要发动文革还是改革开放，一辈子不投反对票。她真的代表农民利益吗？在收农业税的年代，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她和普通农民的利益相对立。她有能力代表农民利益吗？从她提的建议看，肯定不如陈锡文等关心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更能代表农民利益，如果让农民真的投票选举，当选的可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 德国魏玛共和国曾经尝试过“行业代表制”，形象地说就是农业人口选出农业代表，工业人口选出工业代表，可问题是，农业可以分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工业可以分为冶金和汽车制造，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可能是对立的，如果进一步细分代表名额，那么到底是按产值还是按从业人口来分配？无法操作，行业代表制由于其不科学后来不了了之。 身份代表制还不如行业代表制。按照行业代表制，农业代表是农业人员选出来的，但不一定是农民，而根据身份代表制的逻辑，只有农民身份的人才能代表农民，这根本不符合现实。所以中国人大代表根本问题不是农民代表多少的问题，而是支撑代表制度的理念错误。 代表的身份是什么？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人大代表”，申纪兰的法定职责不是为西沟村谋福利，而是为中国制定好的法律，选举好的国家领导人。所以，能否代表选民和代表原有的身份无关，规定某选区必须选举一个党员代表、妇女代表、无党派代表等，都是不具备科学性和法律依据的潜规则，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虽然法律规定要有一定妇女代表比例，但这规定本身不科学，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谁是选民的代表？很简单，不管其身份、党派、性别、职业，经过充分开放竞争，得票最多的就是他们的代表。 公民 2011.10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带来了人员流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如今数以亿计，而他们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虽然目前中央政府要求流入地学校为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但是普通高考和高校招生仍然使用户籍标准。 历年来，教育部发布的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例如 正在适用的《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 都明确要求，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 ，导致随父母迁入城市就学的学生无法在学籍所在地报名高考，剥夺了广大随迁子女和本地户籍的学生一样参加高考并获得录取的平等机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为了保护广大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我们建议国务院依据宪法第 33 条平等原则和第 46 条受教育权保障，审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对该规定进行适当修改，禁止目前和以后高考和招生政策中的户籍限制，确保随迁子女能够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至于取消户籍限制之后可能对京、沪等大城市产生的教育资源和人口压力，则有必要通过废除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等措施加以解决。 一、高考户籍限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必经道路，公民自由迁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自发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自然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现高考招生体制行依附于户籍，父母在异地工作的子女不能在居住地上学和高考，导致这些孩子或者从小在户籍所在地上学并成为“留守儿童”，或者上到初中乃至高中以后再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 第一，产生了高达数千万留守儿童。我们曾对不同行业和阶层在北京长期工作的 100 名非京籍居民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教育体制的户籍限制是造成留守儿童的最主要原因， 80% 的受调查家长因为各种教育 户籍限制而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上学，其中包括随迁子女不能正常升入高中、不能参加高考，以及由于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赞助费等问题。根据 2007 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 万。这些孩子普遍缺少正常家庭的温暖，缺少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安全保护。全国妇联 2008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 57% 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虽然一些地方政府表达对留守儿童的关怀，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打破户籍壁垒，让孩子跟随父母一起生活和上学。对于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来说，父母的关爱是任何机构或组织都替代不了的。 第二，严重影响了众多孩子的发展前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不顾户籍壁垒，千辛万苦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据 2010 年统计，仅在北京就有 40 多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然而，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回户籍所在地报考。对于很多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和教育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必然会造成诸多不适应并严重影响考试成绩。由于远离父母、教材不同甚至语言不通等一系列原因，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所在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甚至提前退学走上社会。 以朝阳区一个 1300 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 90 名学生，到了初三只剩下一个班共 40 多个学生，其中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 2009 年，这 40 名初中毕业生有 10 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 4 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 20 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则基本上无所事事。 第三，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带来心理健康问题，随迁子女中的一些孩子则因为户籍歧视被迫失学而过早走上社会，户籍歧视带来的不公平感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不满……这些因素导致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2010 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 2006 年的 12% 上升到 2009 年的 52% 。为了保证后代受到良好教育并成长为合格的公民，当今世界很多发达国家不仅保障本国公民子女的平等权利，甚至对非法移民的子女也赋予平等受教育权；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而广大农村的孩子却因为户籍而得不到平等教育，其待遇甚至不如一些国家的“非法移民”。教育歧视是最严重的户籍歧视，由此导致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尤其是移民子女在受歧视和被剥夺的环境下得不到正常教育，极易产生道德和心理问题，难以成长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隐患。 二、高考户籍限制违反宪法和《教育法》 1982 年宪法第 33 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46 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 9 条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 36 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以上条款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分户籍”，宪法和《教育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显然不限于上述列举，而必然也包括户籍平等。法律之所以禁止基于“种族”、“性别”、“财产”、“宗教信仰”等因素区别对待公民的教育机会，是因为这些因素和公民是否应该获得教育机会无关；譬如无论男女都应该获得正常的入学和升学机会，否则就构成没有理由的性别歧视。同样，户籍显然也是和个人能力和努力无关的因素，基于户籍的区别对待只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歧视。根据现有户籍政策，一个公民的户籍取决于自己所不能决定的出生地和父母户籍；如果公民仅因为户籍差异而在教育机会等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那么就构成了宪法和法律所不允许的地域歧视。 教育部的《工作规定》 第 3 条 （ 2011 年仍在适用）规定，申请报考高校的所有考生须在其户籍所在省 ( 区、市 ) 高校招生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和指定地点报名。这意味着只有北京户籍的考生才能在北京报考，一个在北京上学但没有北京户籍的高中生必须到户籍所在地报名和参加考试，而在实行高考“分省命题”之后，他在北京所使用的教材和教育模式和其户籍所在地都不一样，回原籍考试必然将面临诸多不适应并直接影响其考试成绩，从而在广大考生中间造成严重的户籍歧视。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国务院有必要依据宪法和《教育法》审查 《工作规定》的合法性。依据宪法第 41 条赋予的建议权，我们建议国务院明确废止《工作规定》第 3 条中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禁止各省市以户籍为依据决定高考报名和招生，并要求教育部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以保障广大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 三 、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条件与配套措施 有人担心，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带来大城市人口膨胀、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认为，这些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在近期，放开高考户籍限制不会给北京等大城市带来不可承受的教育资源与人口压力；从长远来看，高考户籍限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由 2002 年以后全面实行的高考“分省命题”造成的。一旦取消“分省命题”、恢复统一高考，高考户籍问题将自动消失。 1.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取消户籍限制意味着现有新移民的子女可以在京、沪等省市参加高考和录取，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些省市的考生人数和应考压力。然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并不是指一夜之间全面放开，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仍然可以对学籍所在地高考报名规定相当严格的条件，譬如考生必须在当地具备完整的高中学籍。因此，满足条件的考生数量在短期内相当有限，即便几年之后也不会对这些省市的现有高考格局产生太大冲击。以北京为例，按现有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几年之内北京考生也只是增加 40% 左右。虽然考生人数增加会加大原北京户籍考生的压力，但是对于知名学府云集、生均录取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十倍的北京来说，考生人数的有限增加并不足以改变北京考生占尽天时地利的大格局。 其次，放开居住地高考之后，一些原本留守户籍所在地的儿童将随父母到人口输入地就学，从而给常住地的教育资源会带来一定压力。但是只要合理设置参加高考的门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对人口流入地带来的教育资源压力有限，完全处于人口流入地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何况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一样向本地政府纳税，人口流入地有能力也有义务解决所有纳税人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以北京为例，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非户籍常住居民是 704.5 万人。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 2006 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确定的平均户规模和留守儿童的比例，可以推算出目前在北京工作的非户籍居民还有大约 90 万适龄儿童留守户籍所在地。如果这些孩子全部到北京来上学，那么北京市在现有 120 万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将增加 90 万。如果设定居住五年的期限条件，可以预期这 90 万中小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未来五年期间逐步来北京上学。换言之，北京市的教育资源最终可能需要增加 75% ，教育经费也相应需要增加 75% ，即平均每年增加大约 12% 。 每年增加 12% 的教育经费对于北京而言会有一定压力，但绝不是不可承受。第一，北京市教育资源目前供大于求。受人口出生率和开始普及高中教育的影响，北京市在校生数曾经在 1990 年代达到将近 200 万人 ，但是近年来连年下降。 1999-2008 年，北京小学学校数量从 2352 所减少到 1202 所，各类中学总数从 754 所减少到 674 所，小学生的学生数量从 83.7 万人减少到 66 万人，初高中生的数量从 54.7 万人减少到 54.4 万人；高考报名人数也连续 3 年下降， 2011 年已经低至 7.6 万人。换言之，即便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数量也只是恢复到略高于 1990 年代的水平（约超过 5% ）而已。 第二，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北京市的教育经费占总财政比例应该向发达国家看齐，而和发达国家相比，北京教育经费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譬如 2007 年，美国纽约市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 31% ；相比之下，北京市 2009 年的教育经费仅占财政预算的 18.6% 。如果达到纽约市的教育投入水平，北京需要增加投入约 67% ，基本上足够支付新增非户籍子女的教育经费。总之，如果北京全部接纳非京籍居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北京中小学生数量将略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教育经费在今后五年内每年需要提高 12% ，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和发达国家大致相当。 第三，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即使短期内北京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只要放开社会办学，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应很快能够弥补政府的不足。 最后，有人担忧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加剧“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对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产生压力。可以说，这种担忧是目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然而，据我们分析，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如上所述，由于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大部分将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北京将增加约 90 万人口，仅占北京现有人口的很小比例。因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在近期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是极其有限的，不会造成人口大规模膨胀的现象。事实上，“高考移民”在根本上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实行招生地域歧视的结果；即便不放开高考户籍限制，也存在通过各种渠道的大量变相“高考移民”。 2.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配套措施 从长远来看，由于京、沪等地集中了大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将吸引全国各地的“高考移民”，进而对这些省市产生教育资源和人口压力。这种担忧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应该成为维持高考户籍限制、剥夺随迁子女权利的借口。“解铃还须系铃人”，随迁子女面临的高考困境完全是 2002 年以来全面实行高考“分省命题”造成的，因而解决高考户籍限制的关键在于改革不合理的高考与招生制度。 2002 年以来，北京等省市开始全面实行高考“分省命题”制度，致使目前全国半数省市自行高考试卷命题，和实行“统一考试”的另外半数省区形成“半壁江山”的格局，并造成不同地区的课本内容乃至教育模式大相径庭。北京大学“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权项目”的研究充分表明，“分省命题”不仅没有带来“素质教育”、“地方多元化”等当初承诺的好处，反而使全国失去了衡量各地考生的统一标准，使京沪等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发达省市对外省市考生堂而皇之地实行严重的招生地域歧视，并直接导致了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如果实行全国统一考试，随迁子女的高考本来根本不是问题。事实证明，“分省命题”是教育改革倒退的典型，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废除的时候。一旦废除“分省命题”、恢复统一高考，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因此，为了保障随迁子女参加高考并获得大学录取的基本权利，必须立即废除高考户籍限制；至于放开户籍限制可能造成的高考移民等问题，则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取消限制不会在近年内对北京等省市产生严重的教育资源和人口压力。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应抓紧时间研究取消“分省命题”、恢复统一高考的方式与可行性，争取在近年内从根本上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还必须废除大学招生的地域指标体系，在原则上按统一标准平等录取不同地区的考生。具体方案已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提交给教育部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中详细论证，在此不赘述。 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改革方案 目前，《工作规定》为各地的高考户籍限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仅在北京就剥夺了几十万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并获得录取的基本权利，严重影响了这些孩子的正常教育和发展，并对这些长年为城市繁荣默默奉献的家庭造成了巨大心理焦虑和两难选择压力。解决广大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基本公正与稳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国务院采取或要求教育部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立即废止教育部《工作规定》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并要求教育部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只要考生提供在当地接受完整高中教育的学籍证明，就可以在当地报考。 第二，督促教育部尽快研究制定统一高考方案，在近年内实现全国统一高考；一旦实行统一高考，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将自动消失。 第三，要求教育部研究制定平等招生方案，促使部属高校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实行公正平等的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   建议人：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教授 朱应平：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曲相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小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忠夏：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熊伟：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主任 杨世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