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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波士顿先驱报》 达赖喇嘛否定中国在选择其转世中的角色

核心提示:达赖喇嘛星期五说,他往生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法决定谁将接替他成为新的藏传佛教领袖,并称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干预只会“自取其辱”。 原文: Dalai Lama says China has no role in picking heir 译文:达赖喇嘛否定中国在选择其转世中的角色 时间:2011.7.2 星期五 作者:美联社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周五,达赖喇嘛在北印度山城达兰萨拉其住所, 接受美联社的采访。】 印度达兰萨拉 —— 达赖喇嘛星期五说,他往生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法决定谁将接替他成为新的藏传佛教领袖,并称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干预只会“自取其辱”。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下星期年届76岁,并已开始为其往生准备预防措施,以防止中国统治者利用这一西藏运动领导层真空的机会。 四个世纪以来,达赖喇嘛的先世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国王。今年五月,达赖喇嘛放弃其政治领袖的角色,支持民选的流亡政府总理。 他曾表示,下任达赖喇嘛 —— 这位宗教领袖的第15世转世 —— 将会在流亡社区中出生;他甚至提出过在活着时亲自挑选自己的接班人的想法。 北京一直希望,西藏民族运动将随着达赖喇嘛的逝世烟消云散;他们回应,坚持达赖喇嘛将在中国控制的西藏转世,并指责达赖喇嘛违反宗教传统。 “有一点我想说清楚,就我自己的转世而言,最后的权威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当然更不是中国共产党,”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美联社。 达赖喇嘛说,“这是宗教事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轮回,所以无法决定这一宗教信仰事务。 “他们连轮回也要控制,真是无耻之尤,”他说, “他们为了政治权力已经发疯了。” 中国宣称西藏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虽然许多藏人说,大部分时间西藏实质上是独立的。 1950年,共产党军队进入喜马拉雅地区;九年后的1959年,达赖喇嘛在一次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中逃亡。 曾有人建议,现在达赖喇嘛已经政治退休,他可能愿意与中国讨论返回西藏的问题,而不用讨论有关西藏自治和中国处理西藏的其他条件。上周五,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达赖喇嘛说,“不,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我个人重返西藏的问题。” 他说,他关注六百万藏人和西藏文化的基本权利。 “只要中国政府勇于面对现实,那么我愿意去帮助他们,促进真正的和解,”他说。 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与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举行了九次会谈,没取得什么进展。 北京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如果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达赖喇嘛多次否认他意图寻求西藏独立。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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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 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 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 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 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共产党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中国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译者注:指刘晓波的《零八宪章》】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 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党中央”。而针对另一个专栏,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维吾尔族在新疆的骚乱事件。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 他 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艾未未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 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在他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 ​​ 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这是被国保接触或提审的委婉说法。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共产党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 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韩寒并未撰写此文。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 案 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 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使当局得到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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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赫芬顿邮报》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核心提示: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 阿耶提和西方人权活动家托尔・哈尔福森(Thor Halvorssen)在会上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原文: 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 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kK5nbk_fI 【乔治・阿耶提在2011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谈如何打到独裁者】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 乔治・阿耶提来自加纳, 他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非洲基金会的主席。他的新书《 打倒独裁者》将会在11月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他的推号:@ayittey。 托尔・ 哈尔福森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的会长和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创 始人和总裁。他的推号:@ThorHalvorssen, 和脸书号:thorhalvorssen。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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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路透社 非暴力抗议和“政治柔术”

核心提示:埃及的抗议者受到了美国学者基恩・夏普的影响。其要点包括:非暴力抗议是一种”政治柔术”;不要开始一场你无法收场的斗争。 原文: INTERVIEW-Non-violent protest and “political jujitsu” 作者:雨果・迪克逊 发表:2011年6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埃及的和平革命》的一部分。全文PDF版本在这里: http://link.reuters.com/jud98r 伦敦,4月13日(路透社)―― 美国学者基恩・夏普关于如何使用非暴力手段推翻独裁的著作,经常被认为对领导推翻胡思尼・穆巴拉克运动的埃及活动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年83岁的夏普从未同起义成功背后的那些人见过面,也没有对他们发表过讲话。但是他对发生在埃及和其它中东地区的事件有非常强烈的看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运动的准备和纪律的重要性的强调。我与位于波士顿的夏普进行了一小时电话访谈,他说,埃及的抗议者们进行了充分准备,而利比亚的抗议者们则没有。夏普在波士顿管理着一家非营利组织:爱因斯坦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旨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推动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和使用。 纪律意味着即使在面对残暴和挑衅的时候也要保持非暴力的形式。”有时候,人们使用非暴力的手段,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个方法,”夏普说。他写了许多关于非暴力斗争史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圣雄甘地的。”他们觉得,如果自己克制使用暴力,他们的对手也会这么做。” 但事实恰恰相反,夏普说。一个政权越专制,它诉诸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部分原因是暴力存在于专制的基因里;但是也因为政权故意用暴力来挑起事端,它知道这样的情况会巩固自己的力量基础。 另 一方面,如果抗议者能够维持运动的非暴力和纪律,政权的残暴将会伤害它自己。夏普把这个称作”政治柔术”。大屠杀会让独裁政权失去所有人的支持,除了那些政权最死硬的拥护者。士兵和警察会发现,自己很难对和平示威的人群进行扫杀。当军队说它不会对解放广场的人群开枪的时候,埃及的革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夏普说,在那些看似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政治柔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二战时挪威,当维德控 吉斯林的傀儡政权把那些拒绝教授宣扬纳粹理论的教师送进集中营的时候,更多的抗议爆发了。最终,教师们获得了释放。 在非暴力斗争中,最严重的错误是运动自身选择诉诸暴力。这事关效果,无关道德。他说,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05年反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起义。当数百人在前往冬宫的和平游行的路上遭到杀害和杀伤的时候,士兵们再也没有杀戮的愿望,军队也处在哗变的边缘。夏普说,但是此时布尔什维克们选择了暴力,于是警察和士兵 们紧密地团结了在一起,罗曼诺夫王朝也因此又延续了12年。 夏普认为利比亚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利比亚革命早期,一些卡扎菲的军队,尤其是驻扎在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军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他说,卡扎菲对军队的依靠被削弱,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一些士兵把他们的枪口掉转方向后,一切就不那么美妙了。这让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团结起来。理想情况下,那些心怀不满的士兵应坐在军营里继续放弃武力。 但是如果利比亚的抗议者不诉诸武力,难道他们就不会遭到屠杀?这样的情况在也门发生了,3月18日,52名反政府抗议者在也门首都被便衣狙击手射杀;也发在叙利亚发生了,3月23日,在南部城镇德拉,至少37名示威者被杀害。 夏普的答案是”也许会遭到屠杀”。但是他认为,跟暴力斗争一样,非暴力斗争中也会出现伤亡;而无论在哪种斗争中当出现伤亡,也必须维持住纪律。想开展一场成功的非暴力斗争,参与者需要克服恐惧。 但是,如果你没有受过埃及革命者那样的训练,因此也无法在面对猛烈攻击的时候维持住纪律,这种情况会产生什么后果?夏普说,如果你不能深刻了解一场斗争,那么你也不要发起这场斗争。开始,你最好通过小规模的行动来积累经验,培养纪律(就像在埃及发生的那样),然后才去试着推翻整个政权。 这就是说,夏普也认识到,当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动荡之中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抗议者们却无所作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困难的局面。他说,有时候,即使没有纪律和训练,一场运动也可能可以获得成功,他指出了1944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进行的非暴力起义。但是这种做法的风险很大。 夏普也说,抗议者们不要试图依赖外部干涉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走捷径,这一点极其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有它自己采取行动的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胜利是在场的人们赢得的,这对未来极端重要。他们会珍惜自己的胜利。”如果你依靠别人带给你自由,那么你并没有克服恐惧。在面对下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你会更加脆弱。夏普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埃及的革命者身上――他会很高兴和这些人会面。 (编辑:西蒙・罗宾森,莎拉・莱德维特)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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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理性杂志》 教人民认识权力

核心提示:吉恩・夏普谈非暴力冲突,中东抗议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思考政治 原文: Teaching People Power 作者:Jesse Walker 发表:2011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每日野兽》网站把吉恩・夏普称作”推翻埃及的83岁老头”。《纽约时报》则说,”对世界上的专制者们来说,他的思想是致命的。”上个月,他在从《科学美国 人》到BBC等各种场合受到褒奖。这样的关注对这对他来说前所未见。他的作品一直在我们政治辩论的边缘传播,虽有一些影响,但从未引起过讨论。谈到突如其 来的媒体关注,夏普说,”这真是太棒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当 然,推翻穆巴拉克的不是夏普,而是埃及人民。夏普所做的,是写了一些书。而埃及,还有其它国家(从塞尔维亚到缅甸,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伊朗)的活动人士认 为,这些书对他们的革命很有帮助。早些年,那些寻找战略,战术技术的反叛者们会向切・格瓦拉或者武元甲寻求建议。如今,他们更愿意阅读夏普的作品。切和夏 普之间的不同点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应该是这个:在切试图教授起义者武装斗争技巧的地方,夏普却使用甘地式的,有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73 年出版的夏普的三卷本巨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厚达800多页,所以我不会试图用寥寥几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里有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一是 他小心梳理历史记录中的民众反抗的实际事例。他在书中不只是重新列举,而且进行了有用的归类,从”粗鲁的手势”和”反对派或支持者信件”,到罢工,兵变和 平行草根政府的建立。第二是他的政治权力理论。这套理论旨在解释,在一个国家拥有的武装远胜过公民武装的世界里,他的战术如何奏效。通过几个来源――甘 地,阿伦特和无政府主义者――夏普得出这样的观点:政府依赖公众的合作。他探寻这种现实的后果,研究那些可以增强或者削弱忠诚和顺从习惯的办法。 第三是强调战略有效性远重于道德诉求的风格。对很多人来说, 非暴力 这个词意味着新时代书店的某个书架。但是夏普的书是为那些想结束压迫的独裁统治的现实主义者们,而不是未来的圣人们写的。 夏普住在波士顿,狭小的 爱因斯坦研究所 是他的研究基地。本周三,当去年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革命战火在中东和非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对他作了一番访谈。 理性杂志: 突尼斯发生的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先例? 吉恩・夏普: 杰 米拉・拉奇布(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执行董事)一直在做突尼斯事件演变情况的研究。突尼斯的例子非常特别。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落后的地区。 整个事件开始的规模极小――一位受到当地官员严重错误对待的小贩――但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我没听说过其它以同样方式开始的例子。 理性杂志: 在突尼斯之后,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埃及,并说同样的事情不会在那里发生。当埃及的抗议开始的时候,你是持何种程度的乐观或悲观的? 夏普: 哦,我 希望 他们能把事情干好。但是我没有预计到会发生什么。但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埃及的表现很了不起。 第一,他们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他们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人,一位又一位记者说,他们再也不害怕了。而这对独裁政权十分危险。独裁者们总想植入恐惧,以获得强迫的服从,顺从和合作。当人们丢掉自己的恐惧,不再担忧,独裁者就再也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了。 第二,他们维持了非暴力的纪律。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甚至在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斗争中,当出现可能会发展成暴力的紧张局面时,我听到他们一直在说,”和平,和平!”那么多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这样,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暴力是一种工具,而独裁者拥有的比你的多得多。他们装备好这种工具来诉诸暴力,扑灭暴乱和各种类型的反抗。但是它们却没有控制非暴力运动的装备。而这正是你可以取胜的地方。 理性杂志: 对过渡的,或者说是据说是过渡的军政府,你是否乐观?你觉得它更有可能转移到自治,还是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独裁? 夏普: 对埃及的局势,我了解不多,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注意到,埃及人自己对这一点十分小心。在米洛舍维奇垮台后,塞尔维亚人举起了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你也得这么做。 在过渡期间,确实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很有可能能发生军事政变,埃及过去就发生过不少这样的烂事。也有可能是外面的组织,就像在1917年,推翻俄罗斯旧帝国体系的非暴力斗争结束后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研究所出过一本叫 《反政变》 的手册,详细列举了在过渡期间,那些事你可以做,那些事则一定不能做。 理性杂志: 在巴林,你不断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很难想象那里的军队也会叛变。因为他们是从其它国家来的,不像埃及军队是征召入伍,与社区关系紧密。但是现在,尽管如此,他们的确是和抗议者在一个阵营。 夏普: 在 大多数情况下,你没办法让军队拒绝开枪。你只能指望警察和军队服从命令,而你自己则相应地开展自己的斗争。比如,在大多数大众罢工中――不只是1926年 的英国罢工――你只能指望军队服从命令,而抗议者则要处理好当军队执行命令――包括开枪杀人的命令――之后的实际后果。 理性杂志: 对抗卡扎菲这种残暴的独裁者,有没有什么成功的非暴力起义例子? 夏普: 有,1979年的伊朗革命就是。当时,伊朗国王的镇压非常残酷,但是人们却很好地维持了非暴力秩序,他们甚至把鲜花放到了士兵步枪的枪口上,削弱士兵的可靠程度。 理性杂志: 在利比亚,听说好像抗议者这边有相当多的暴力行为。 夏普: 我还没见到过其它和利比亚很相像的例子。利比亚有非常多来自外国的雇佣军。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同情心;他们同情的是他们的雇主。对一些抗议者来说,这种情况让他们有极大的冲动去改变立场,使用暴力。我知道这已经在利比亚发生了。 对抵抗运动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它也许不会让运动立即失败,但是它绝对非常的不好。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会派自己的特工混进运动里,进行暴力活动。 理性杂志:对要求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这件事,你怎么看? 夏普: 设立禁飞区是一个独特的做法,因为地面上没有直接干涉。但是我通常会建议美国政府跟这些事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场他国人的斗争。美国的援助――所谓的援助――也许会间接地帮助当局。”外国人想替我们做主!”这会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理性杂志: 军事干涉臭名远扬,因此一些人可能对此比较谨慎,建议仅仅冻结银行账户,只干涉到这种程度。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或者军事干涉也会给这种说法增加证据,”我们正在受到外国人的攻击!” 夏普: 我认为那不一样的。它完全行得通。也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影响。大多数人,甚至是站在政权一边的人都没有大额的银行账户,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那些上层的人会担心这个问题,而这也许会让个人更加不愿意接受政权的控制。 理性杂志: 关于非暴力斗争和新媒体――比如互联网和短信息――之间的关系,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夏普: 它们都是通信工具。它们不能决定你要说的话的内容。你打算说什么,需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技术。一些人没有搞明白这一点。 理性杂志: 你是否觉得,通过在线互动的网络联系的组织,可以让组织抵抗活动更加有效吗? 夏普: 不一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或做什么。 理性杂志: 破坏(sabotage)到底是一种非暴力战术,暴力战术,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战术,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于受到你的作品影响的人之间的辩论题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把破坏从你的非暴力行为列表中删除了。 夏普: 的确是这样。尽管这个词语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人定义,但事实上大家谈的并不总是同一个东西。 理性杂志: 我注意到 ,对匿名行动也有类 似的争论,通常都是关于黑客行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普: 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不能作出评价。 理性杂志: 一些在威斯康星州抗议的政府雇员,把他们的运动跟埃及的起义相比。在传统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一些茶党成员也声称他们继承了埃及起义的衣钵。在这两个案例中,你有没有看到很明显相似的地方? 夏普: 如果对抗双方像威斯康星的例子一样,都使用非暴力的手段的话,那就很好玩了。即使那些人是为了一些你讨厌的要求而聚集在那里,他们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总比使用暴力手段好些。这是一种进步。 不过我得去多了解一点在威斯康星的斗争。我现在对它只了解一点皮毛。 理性杂志: 关于《非暴力行动政治学》,有一件事让我很震惊,那便是你寻找战术的方式。你从各种参与行动的人那里学习他们的战术。不仅从民权运动中选择案例,也从种族隔离主义者那里选择案例。过去几十年里,还有没有其它对抗双方都使用非暴力战术的例子? 夏普: 不一定是从最近几十年里的,但确实还有其它的一些例子。比如在印度,游行的示威者遇到了警察,抗议者在路上坐下来,结果警察也坐了下来。 在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例子中,银行收回了给那些参与了民权运动的人的贷款。这就是进步。比如,它远离了私刑杀人或其它的严重暴力行为。长期来看,这并不让人满意,但是你得学着如何能让一件事符合正义,而不受你自己的观点左右。你还得学习如何更加有技巧地进行斗争。 理性杂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非暴力行为政治学》的写作的? 夏普: 远在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之前就开始了。 《非暴力行为的政治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卷 是权力分析。这些研究是62-64年在牛津完成的,但是我收集甘地的权力理论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当时也从德国的古斯塔夫・蓝道尔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寻找观点,但只是非常笼统。他们都写道,政府要依靠人民的合作和服从。 《政治学》的 第二卷 列举了198种非暴力行为。当我在挪威制写出我的第一份清单的时候,好像只有18种。这些年过去了,清单中的行为已经增加到了198种。我敢肯定,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定还使用过另外198种非暴力行为。 第三卷 是关于非暴力行为动力学,约有350多页。这一卷源于我在挪威的一份7页的演讲稿。 理性杂志: 你什么时候在挪威? 夏普: 从约1955年到1965年,我在挪威和英格兰生活了10年。 理性杂志: 你怎么到那里去的? 夏普: 我先是在和平战主义者办的周报《和平新闻》工作。后来,我受邀前往挪威, 第一次是短期停留,接着又回到挪威做更多的研究。我当时在奥斯陆大学,后来又去了社会研究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权力并不了解。为了学习权力理论,我很幸运地回到了牛津大学,我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博士工作。 我在那里逐渐地成长,进步。我并没有找到一位重要领袖或者思想家,认为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我总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形成自己的观点,发现新的认识和信息源。通过这个办法,我发现并研究我需要注意的问题。 理性杂志: 很多人习惯于把甘地看作一个有感召 力的精神领袖。而你却 把他当做一个顽强的政治策略家来进行分析。在你开始关于他的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也使用了这个办法?还是一直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 夏普: 还有其它的人。印度人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了一本关于甘地的好书,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的 《没有暴力的战争》 描述了甘地的不屈不挠,但是对甘地的研究有限。还有一位名叫Bart de Ligt的荷兰人,他是一位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的研究 《征服暴力》 着眼于历史案例。比如,他列举了一个萨摩亚岛反抗新西兰统治的例子,他还列举了一个高丽人反抗日本人占领的例子。 但不是所有的 例子都这么精彩。高 丽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们只是使用象征主义,而没有使用这些权力应用。但是是的,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东西。 理性杂志: 你有没有使用你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 夏普: 我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只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进行的一次午餐静坐,我的不合作主义是对拒绝服兵役。但是这对消灭战争系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我只感觉,我是在那里维持自己的人格。我站出来,超越自我。 理性杂志: 一些人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一种把事情实际做成的手段,你对他们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当初,在你做《和平新闻》的编辑的时候,你有没觉得,你在朝着你的政治目标进步,还是只是感觉你是在撞墙? 夏普: 你是说,一堵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墙? 理性杂志: 是的。 夏普: 我 并不责备那些信奉非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他们能做得做好的。还有一些人一直在见证,抗议,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想知道怎么样做才 最有效率。但是他们总不能理解要超越这一层次的重要性。不只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丑恶,而要知道如何改变世界。那些采取非暴力为生活方式的人经常会引用甘地 的话。甘地也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在甘地的晚 年,他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行动。 在 信仰层面上,他把婆罗门的不害(ahimsa)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和宗教准则。但是他也在政治层面上和国大党的人合作。而那些人根本不赞同,也不会赞同 他的观点。他们在一起进行战略规划,发动将英帝国赶出印度的有效斗争。他不认为他在两个层面上实践自己的信仰是一种妥协。这个事实极其重要。 理性杂志: 跟你年轻的时候相比,你是否感觉现在世界上的非暴力斗争多于过去的?而且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也多些?或者只是现在的斗争更容易被关注到? 夏普: 现 在更多些。看看曾经被纳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用很少很少的伤亡就脱离了苏联。再看看1989年的那些国家。东德的移民 和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对《华沙协议》入侵的反抗,它抵挡了苏联8个月――比他们使用军队可以抵挡的时间还长得多。再看看现在所有这些在穆斯林 和阿拉伯世界的运动。 确实,我们并不总会知道过去发生过的的事。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反抗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但是我们都没有记住。历史的故事经常都很难了解得到。过去还没有过这样的大量研究。或许有,但是却没有出版。对这一现象的忽视程度让人震惊。 理性杂志: 当你看到一场起义,你希望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更好的社会,那么这个更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夏普: 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终极结果去解决所有的大 问题。进步日积月累而来的,有时候会突然迸发,有时候 也会出现灾难,六四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我不会使用任何标准的政治观点,哲学或者程式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我的 《社会力量和政治自由》 的第一章标题是”重新思考政治”。我认为,旧的政治分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自由派――已经不全面了。 理性杂志: 在依靠非暴力,去中心化行为的战略,同相对而言非暴力、去中心化的政治体系的兴趣之间,你是否认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或者他们只是不同的种类,即使它们在维恩图里有重复,那也只是一种巧合? 夏普: 可惜,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特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关联的问题。也许有些人会把它当作一个研究课题。那将会很重要。非暴力战略和去中心化的小政府的兼容性很好。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这样。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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