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走向经济长城，即其他国家所知的”中等收入陷阱”。30年以来有效的经济模型已经达到保质期。北京必须进行会损害既得利益的彻底经济改革，否则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原文： China in need of new Deng | The Japan Times 发表：2012年3月13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为《日本时报》特别供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香港】  就在中国努力成为经济强国之际，新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新时代描绘前景的那个人－－在哪里？ 当我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看见身着灰色制服的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机械地鼓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与中国大肆吹嘘的30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但它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中国的增长率将变得更慢、更低－－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它可能降至3％的爬行速度－－除非、直到北京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肯定会与大增长造就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并将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披露的468页的重磅报告详细阐明了改革的信息，他强调了更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承诺。 我将把它称之为”世行报告”，但佐利克费了很大劲强调该报告是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中心由常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克强领导。 佐利克称赞了李克强作出的”坚定承诺”，援引世行中国项目组负责人维克拉姆·尼赫鲁的话说：”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和世行团队真正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深厚友谊的联合团队。”世行行长还召唤了他称之为”中国现代发展之父邓小平”的灵魂以”实事求是”。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谁在给谁提供保护。正如《经济学人》残酷指出的，”就世行而言，中国仍然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世行算不了什么。世行的贷款余额（价值206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0.6％。”中国的改革家一定是希望世行的名称将给改革诉求带来重大的催化作用。 该报告还裹了一层糖衣，对中国自邓小平开放国门以来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大加赞扬，这表明所建议的改革仍将面临尖刻而强大的抵制。甚至连报告的名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都充斥着感觉良好的术语，掩饰了给改革设置陷阱的严峻政治问题。 正如佐利克和这篇报告所描述的，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正走向经济”长城”，即在其他国家已闻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30年来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统制模式已经到了清货之时。该报告给出了6个战略支柱： ★重新定义国有和私营行业的作用，以使中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促进创新，采用与全球研究和发展网络相联系的开放社会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 ★确保所有中国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 ★加强财政制度、增强金融稳定。 ★确保中国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继续与全球市场实现一体化。 报告对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作出了响应，但五年计划有所保留，谈到调整和改善收入差距、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时用词更为温和，好像现有的增长势头能引领中国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需要的远不只是敷衍了事，它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政府应转变角色，实行法治，在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力量的同时，增加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将创新、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政府。 就拿第一个观点来看，这需要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以让工人更自由地流动，加大对农民的农耕地的保护力度，扩大土地登记和出租权利的范围，这一切都将削减共产党官员和老板的权力。 此外，政府必须不再干涉市场，同时限制国有企业。 博主”中国旁观者”称这篇报告为”以经济蓝图为幌子的政治宣言”，并指出它对中国改革者给予了深具影响的支持去继续推进重振经济的改革，改革”现在已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坚硬的岩石，速度慢得犹如冰河时代”。 改革对共产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实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同时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中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报告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将损害共产党的控制权，控制权被共产党视为对这个庞大而复杂国家的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一幅罗伯特·佐利克的漫画，他对一位身着毛式制服、抱着一个也穿毛式制服的超重孩子（其标签为”国有企业”）的家长祈求道：”把他的奶瓶拿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的评论积极乐观。他说，中国做好了加快改革的准备。他以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的重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有能力采取强硬行动。 这是错误的敷衍了事派。中国以出口和大规模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压制了消费（现在仅占35%），已不再适用。 这一次，政府必须将其自身和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削减下来。引用报告里的话就是，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制度、规则和法律”，与此同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领域的垄断，使所有权多样化，降低进入私营企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报告并不建议将国企私营化，或许认为这会激怒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将陷入其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情矛盾中：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增长将放缓；污染将吞噬特权阶级的收益。在中国变得富裕之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有老龄化的风险，因为5年后，从劳动力中退休的人要比加入劳动力的人更多。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初，北京政局发生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尚未有新的邓小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出现的迹象，一个可以领导仍是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阳光灿烂的高地的人。 但邓小平本人也是有争议的人物：正是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怦然关闭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理想之门。 KEVIN RAFFERTY为PlainWords Media主编。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 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和 G+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关于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 《纽约时报》： 在香港选举之后，紧张关系仍存 3月25日的选举中，梁振英获得了1200票中的689票，但是香港爆发的抗议是在数年内积攒起来的。香港人不满普选从2007年被推到2012年，现在又被推到2017年。“可能他们想一直这么拖下去。”同时，香港正面临着亚洲最严重的贫富不均和房价高涨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网民密切关注香港选举  尽管有一些中国网民祝贺梁振英的当选，但不少人表现出冷嘲热讽。“祝贺梁振英当选中共驻港总书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人看到了励志故事，“没有显赫家族背景的梁振英能当选说明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人则对比了港台的“双英选举”，认为“香港的民主已经落后于台湾数十年。” 《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简要介绍了一下《 谁是梁振英 》，已有译文。 路透社： 在紧张的选举后，忠于北京的梁振英将领导香港至2017年  抗议者们在高喊：“我们要求立刻普选。”唐英年做得够糟糕，能够让本来已经确定的一场选举都翻盘。2012年的香港选举充满了丑闻。民建联的候选人何俊仁说中央的干预非常明显，已经危害了一国两制。 中国数字时代： 香港 特首 选举 会 分不出 胜负 吗 ？ ——文章对最近的三篇外媒关于香港特首选举的新闻做了摘要，华尔街日报认为北京已经表明对梁振英的偏爱，但同时也警告这种不被香港市民满意的非直选的方式可能使得周日的选举陷入僵局。 其他时事： 纽约时报： 在 中国 收紧 对 西 藏 的 管制 后 ， 藏人 自杀 开始 增多 —— 对西藏地区的镇压加剧了藏人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已有 29 名藏 人自焚以示抗议。其中一名只是个中学生， 因为反对学校教学用普通话取代了藏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美联社也以“ 恐怖 的 反华 抗议 逐 渐 成为 西藏 的 主流 ”为题， 对近来的藏人自杀事件进行了报道。 华尔街日报： 中国 停止 采 集 囚犯 器官 ——中国官方宣布在未来 5 年内逐步停止采集死刑犯人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同时逐步建立国家器官捐赠系统。文章提供了关于采集囚犯器官这一问题的相关数据，为弥补国内对人体器官需求与供给间的巨大缺口，约 65% 的器官捐赠来自于囚犯。也可以看中国数字时代就这一问题所作的 新闻 综述 文章 。 卡内基基金会： 核安全合作  3月26日即将在首尔举行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中日韩在这次会议上应当切实合作，打击和防止东北亚的地区的核恐怖活动。作者为卡内基研究员李斌，原发于China Daily 【外交政策】 中国数字时代： 为什 么 在 南中国 海 问题上 ， 中 国 这次 表现 得 克制 ——文章综述了近期南中国海问题所引发的中美政府之间的论争，以及一些相关评论。中国官媒反驳了美方就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权利一事所进行的批评，认为美方所谓自由航行权这只是其建立军事同盟的借口。随后经济学人评论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被中国邻国所欢迎的，中国只能责怪自己。外交事务杂志对为何这次中方表现克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相关链接可在原文中提取） 《经济学人》： 东南亚的军事支出：购物狂欢 。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现在是全球第五大武器进口国，紧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韩国之后。总体上，东南亚国家的国防支出都在增加，2011年增加13.5%，达到245亿美元。而整个亚洲的防务支出即将在二战后首度超过欧洲。防务支出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东南亚各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其武器装备实施现代化，其二是国内政治的考量，其三是战略上的关注。 《外交事务》： 南中国海风平浪静  从去年6月以来，各种迹象表明中国调整了其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采取更为温和、合作的政策取代前几年的强硬，以恢复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温和形象，减少东盟国家靠近美国的欲望。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经发挥作用。 卫报： 中国外交政策正在追 赶 其新的国际地位 —— 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其外交政策的改变是否应提上日程也成为了学界和政界的讨论焦点。北大国关院院长王缉思表示，既要对外不示强权，又要对内不显懦弱，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值得思考 纽约时报： 浅析罗姆尼的中 美 贸易观对大选影响 ——2012 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誓将针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经济计划引起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担忧。在与中国的对抗上，他表现出了比奥巴马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更为强硬的态度。但这样的观点是否能为罗姆尼赢得大选还有待分析。 【经济金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其财务整合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日渐重要。在目前国际市场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选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需审慎考虑。该如何调整资本控制可参考欧元区市场。 布鲁金斯： 为什么金融改革对中国增长至关重要 ？龙洲资讯公司葛艺豪的长文，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人口结构、出口放缓和政府信贷债务等挑战。要从三个方面改革金融体系：首先是融资渠道的分散和扩展，逐步承认并将“影子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其次是提高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直至将其废除，鼓励银行为高风险借款人合理定价；第三是采取措施发展二级交易和二级债券市场，通过这些市场发挥金融风险定价的基础作用。 彭博社经济周刊： 因 中国经 济 收紧 ， 各项 指标 可能 下降 ——文章分析，各种刚刚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走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不被看好，中国政府可能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文章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势必需要更深刻的经济改革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其中对存款利率改革尤为重要，低利率是对消费的压制，中国应逐步放开对利率的严格管控。 McDermott Will & Emery:  中国发改委将针对 银 行异常收费情况启动全国性大型调查 —— 中国银行业长久以来一直被指责收取异常高额费用。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将发动 10000 名调查员对逾 3000 种金融收费进行调查，违规银行将面临高额罚款。更多信息请看 先是电信，现在是银行，发改委很忙。 中国经济观察： 人民币国际化 带 来的挑战 ——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其财务整合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日渐重要。在目前国际市场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选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需审慎考虑。该如何调整资本控制可参考欧元区市场。 华尔街日报： 中国房地产 开 发商 ， 于绝望中的自助团体 ——2012 中国房地产投资世界峰会聚集了大大小小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纷纷抱怨随着中央政府的房地产价格下调计划开始见效，市场越来越不景气。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就呈下跌状态。目前的市场情况对于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不甚乐观。关于更多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可见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拉迪表示：不要低估房地产崩盘的危险 【观点评论】 外交关系学会 对裴敏欣的访谈 ，涉及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下一届的领导人还不能确定治理方向，而薄熙来事件是严重的高层意见分裂的表现。他担忧中美之间可能出现对抗。 茶叶之国博客：中国会不会爆发内战，中国是会崩溃还是会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在@福布斯中文网 发出的微博问题的回复中， 中国人还是能比较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本文摘录了一些他们的回复，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 茶叶之国博客：很少有调查可以反映中国对民主和改革的态度。但是这儿有一个。保守的《环球网舆情调查中心》在3月所做的调查中，有64%的人不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改革，有30.3%的人认为最需要扩大的是政治改革。考虑到这是“环球网”的调查，结果可谓令人吃惊。 中文版 。 图说重点调查结论 观点： 中国 是否 会 为 冲突 频 发 地 区 带来 稳定 ？ ——随着西方影响逐渐减弱，中国在世界一些战乱频发地区中所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也有人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环境记录是否会在其促进外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带来负面作用。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 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 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