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王立军因为率领了重庆的打黑行动而出名，但是这位警察局长在上周被调动了工作，让外界颇感意外。重庆新闻办周三在其微博帐户中发布消息称，副市长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这令该官员试图叛逃的谣言加速传播 原文： China's anti-gang police chief placed on 'stress leave' | The Guardian 发表：2012年2月8日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警察。警察局长王立军率领了重庆的”打黑”行动。图片来源：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在警察包围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几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宣布，一位引人注目的官员由于工作压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这令该官员试图叛逃的谣言加速传播。        王立军从公共生活中突然消失，相关的谣言对于他的庇护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发展很不利。薄熙来雄心勃勃，广泛认为他寻求在今年秋天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中寻求晋升。 　　薄熙来任命王立军在这个西南城市领导了一场打黑行动，这一举措为这两人赢得了赞扬。52岁的警察局长在5月份被任命为副市长，官员们夸赞他的勇气和创新思路。                但上周王立军突然被调职，不再负责警察事务，关于两人之间分裂的谣言开始出现。《南华早报》引用未知的消息来源说，中纪委的一个小组刚刚被派到这个城市。        年初，据传重庆的官员们委托制作了一部四卷本的”反黑”历史，还有一部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       王的生涯似乎就是为电影量身定做的：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他身上有20多处刀伤和枪伤，由于长期与黑帮分子斗争，有一次他昏迷了10天之久。       重庆新闻办周三在其微博帐户中发布消息称：” 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声明极为引人注目，这条微博被转发了数万次，几个知名人士调侃说他们也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向记者们提到了重庆的声明。被问及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量警卫时，他说不掌握此事的信息。       目击者称，周二晚上大批警察包围了重庆附近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封锁了领事馆附近的道路。中国的微博用户们开始四处传播现场照片，谣言说王立军与薄熙来发生冲突后试图叛逃。       目前现场警察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据信仍然比正常情况要多一些。成都的警方和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不知道此事。       北京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Richard Buangan说美方并没有要求增派警力，他对路透社说不会对有关避难申请的报道发表评论。       国家主席的继承人习近平将在下周访问美国，令这一事件更为敏感。         尽管事件的细节仍不清楚，但分析人士认为此事对薄熙来无疑会造成损害。       反对有组织犯罪的运动，以及一系列的”红色文化”运动，被广泛解读为薄熙来试图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在年底的新一代领导人接掌权力时成为政治局常委。       诺丁汉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的教授Steve Tsang说：”这对薄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知道，王是薄熙来选中带到重庆的，长期以来他被视为薄的左右手……我们也知道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野心的人，现在对于他的野心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       他说，尽管薄熙来的个人魅力对于部分人有吸引力，但党内其他人担心在一个趋向于集体领导的体系中，他会是一个潜在的强人。       一名重庆的前官员告诉路透社：”王一直是薄熙来的紧密追随者，在贯彻薄的意志上非常重要。”他补充说：”很难明白所有这一切后面到底怎么了。但这对薄熙来将是一个严重问题。最起码，看上去糟透了。”       另一人说他不能对避难申请的报道发表评论，但又说：”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现在我没有相关的信息。”    　王立军上周被调动工作促使人们广泛猜测他已经失宠并靠边站。不过一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他的新岗位很可能为了丰富他的经历，以便为他担任更高的政治职务作准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机构的一名员工说，想在美国产子的孕妇人数一直在增加——”几乎是去年前几个月的人数的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在香港产子的费用上升和政府限制在港产子的外地人数量造成的。 原文： Mainland mums look West after Hong Kong backlash 发表：2012年2月7日 作者：Sally Wang  （ sally.wang@scmp.com ）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安排孕妇赴海外产子的内地机构预测，随着香港在公众的抵制活动后收紧政策，前往北美产子的孕妇人数将激增。 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机构的一名员工说，想在美国产子的孕妇人数一直在增加——”几乎是去年前几个月的人数的两倍”。 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在香港产子的费用上升和政府限制在港产子的外地人数量造成的。他还称，取得赴美签证变容易了。 在过去一年中，外地孕妇在香港产子的费用急剧上升。深圳的一些机构如今要价20万元人民币为准妈妈做准备，包括帮助她们通关，安排她们留在香港接受照料，以及获得相应的出生文件。这已超出了许多机构开出的赴美产子报价。 在这20万元中，10万用于在有限的医院床位中占据一张，9万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剩下的1万是给安排产子的机构的。该机构的另一名员工说，赴港产子的价格月月都有波动。相比之下，赴美产子的价格较为稳定，在15万到20万之间。 加拿大是另一个选项，该机构一般为安排赴加拿大产子收费30万元以上，因为”加拿大公民享受的福利最好”。但他还说，由于拒签率很高，他所在的机构已暂停了这项业务。 一家专门帮助内地人到美国塞班岛产子的机构仅收费7万元，其中包括往返机票、医疗服务和两个月的食宿。从2009年起，中国游客可免签前往塞班岛，而该机构声称，在该岛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该机构的员工说，自2009年以来，每年有数百名内地孕妇飞赴塞班岛产子。 一名最近从华盛顿回国的上海准爸爸说，他不考虑让妻子在香港产子，他的妻子目前正在华盛顿待产。这位准爸爸说，香港的歧视现象很严重，而且香港离上海也不是那么近，算不上方便。而且，他拥有美国工作签证而他的妻子有探亲签证。他们在华盛顿还有亲戚。 这位准爸爸说，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在美国出生，他的花费将高达30万元人民币；这样，他长大后会有更多选择。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原文： China: One fire may be out, but tensions over rural land rights are still smoldering 发表：2012年2月6日 作者：Yu Gao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1日，在中国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选举工作人员在一所学校计算一个投票站的选票，计票前，他们焚毁了未用选票。这个动荡的华南村庄周三进行了一次选举，标志着在暴力对抗当局侵占土地之后，草根权力的逐渐恢复。摄影：路透社/Bobby Yip】 中国一个名叫乌坎的小村庄在经历数月抗议与骚乱之后，正在回归正常的生活。随着路障被移走，日常生活重现骚乱前的节奏，我们便很容易觉得一场危机已经被避免了。 然而，失而复得的平静不应掩盖这样的事实：导致乌坎事件爆发的火药桶（征用农民土地但不给予合理补偿）同样存在于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使中国农村土地保有权问题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国家稳定的影响，成为牵扯到国内外利益的重大问题。 虽然乌坎事件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但是其背后的问题则是普遍的：去年年底，村民和当地政府闹僵了。村民们抗议地方官员征用农田，转手卖给开发商，月没有给村民足够补偿。随着抗议和大规模民权运动，更高层政府介入，承诺调查该土地征用事件，并允许自由和公平的村级选举。 想想看，全国各地每年大约有400万户农村家庭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人脉畅通的开发商夺走——而且常常不进行补偿，不征求意见，就像乌坎一样。 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已经导致中国七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困苦，每天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 这些希望破灭、一贫如洗的农民在中国各地成为强大的不稳定力量。据中国研究人员统计，仅在2010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示威或骚乱）——其中65%的事件与土地纠纷有关。 而且，从一份针对17个省1791位农民的新调查来看，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土地被侵占的速度正在稳步加快。几乎半数受访村庄表示经历过土地被占事件。在超过五分之一的占用事件中，农民尚未拿到任何补偿。而且即使农民拿到了用以弥补土地损失的补偿款，补偿金额通常也只是土地真实价值的一个零头。 就连中国许多地方的新”城市化方案”也未能奏效。城市化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引导农民进城、推平其农村住宅、把宅基地重新投入农业生产等方式来增加耕地面积。面对中国炙手可热的土地市场，这些方案于是变成了开放商的工具和良机。事实上，在超过半数此类案例中，有农民表示他们在搬迁过程中其实同时丧失了土地和住宅。 不仅如此，在这些”被城市化”的农民之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他们既没有得到城市地位，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福利，虽然这些福利是他们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易时原本希望能够得到的。 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认识到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性——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到长期稳定、农村发展与粮食安全。他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次讲话是笔者记忆中政府高官就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一事发表过的措辞最为强硬的讲话之一。 温家宝说，虽然中国各地的土地从技术上讲归村里集体所有，但农民对于其耕作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权利。温家宝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如果想要在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显然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国家发展战略，转变城乡发展思维，转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转变土地立法及政策。这种转变在未来一年变得尤为棘手，因为中国将会过渡到新的领导集体。 但这件事很重要。 土地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支撑点。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其国内的稳定状况同样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正如温家宝近期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实施的方案之一是开展土地登记试点计划，保证每位农民的土地保有权都登记在案。这一试点计划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并加快实施。如果能在实施中保证公平性与参与性，这项试点就有助于推动农村的发展与稳定。 还可以采取其他更多措施，包括：改革有关占用土地的法律，完善补偿制度与合法程序，要求地方官员至少向农民提供规定标准的补偿款，并在拆迁之前出示法院的指令。必须坚决、有效地落实改革措施，任何新方案都应当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且，所有这些方案和制度都必须适合在地方上实行。 虽然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便更有希望重塑和谐，创造出具有广泛性与可持续性的繁荣局面——这才是实现真正大跃进的诀窍。这会使中国受益，也同样会令全世界受益。 作者Yu Gao是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机构，致力于与政府合作，保护穷人的土地权利。Twitter账户@Landesa_Global。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出版了一本书，潜在的主题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使中国经济恢复平衡方面裹足不前。换言之，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中国在改革方面即将形成一个失去的十年。 原文： World watches as China economic leaders take stage 发表：2012年2月7日 作者：Alan Wheatley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场新的猜谜游戏即将开始：中国即将出现的新一代领导人会比现任领导人更有勇气解决可能会导致增长骤停的经济严重失衡问题吗？ 　　这个问题对于世界经济至关重要。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有大约四分之一得益于中国，而早在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宣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找到解决办法的迫切性引起重视，原因有三个。 　　首先，对楼市暴跌的担忧挥之不去。批评者称，中国史无前例高达49%的GDP投资率制造了华而不实的累赘，积累了大量坏帐。 　　其次，中国国内关于”特权阶层”——彼此息息相关的政治家、官僚和国有企业——阻挠经济走上更稳定道路和疏远老百姓的说法愈传愈盛。 　　再次，决定着中国今后十年走向的人逐渐登上世界舞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下周二将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他肯定将在第四季度从胡锦涛手中接过中共的大权并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温家宝将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替。 　　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新领导人会希望校正经济失衡状况，但在巩固其政治基础之前不会尝试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例如，预计高级银行家们会强烈抵制任何促进竞争的努力，因为那会损害他们所享有的国家法定存贷款利差的巨大利润。 　　”现行体制非常适合那些掌权者，”普拉萨德说。他与人合写了一份小册子介绍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角色。 　　但他表示：”一旦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旦外部环境改善，我估计新领导班子就会加大力度推进使经济恢复平衡所必需的国内改革，包括金融业改革。” 　　 失去的十年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出版了一本书，潜在的主题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使中国经济恢复平衡方面裹足不前。 　　拉迪说，自2004年以来，改革”软弱无力”，”或谨小慎微，或根本没有”。 　　换言之，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中国在改革方面即将形成一个失去的十年。 　　如果说失衡局面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在过去五年里变得更糟了，因为北京未能克服各项主要改革的阻力，这些改革包括放开汇率、解除对利率的控制、限制能源补贴和要求国有企业向中央预算缴纳红利。 　　结果是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而利润所占比重较高。 　　反过来，家庭可支配收入不高抑制了消费，而人为压低利率迫使家庭把更多的现金存起来或投资于房产以便实现其储蓄目标。 　　偏低的汇率使太多的中国廉价资本进入制造业，导致对外盈余居高不下。 　　拉迪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维系中国经济增长》一书写道：”人民币汇率偏低的时间越长，投资分配处于扭曲状态的时间就会越长，使经济恢复平衡所需付出的最终代价就会越大。”       既得利益集团 　　拉迪认为，即使新领导人比前任更乐于改革，他们也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确立其权威地位。 　　”因此危险在于中国会继续沿着缓慢经济改革的道路再走两三年，这种缓慢的改革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平衡，”他说。 　　北京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认为，两三年内，决策者将不得不积极考虑私有化，藉此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使其从国有部门向家庭流动。 　　他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评论人士认为国家制度的僵化死板是未来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障碍。 　　”他们主要关心的似乎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施加的制约，曾经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受惠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致使中国越来越难以调整，”佩蒂斯说。 　　习近平和李克强会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较量还是会被他们俘虏？ 　　”突破这片泥沼绝非易事，但李克强领导的2013～2023年政府的成败取决于此，”渣打银行首席中国事务经济师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 　　在讳莫如深的中国政界，想要弄清谁在倡导或反对这样那样的改革是徒劳的，即使对王志浩这样一个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的观察人士来说也不例外。 　　在一份对拉迪的书进行评论的报告中，他赞成中央政府对改革的缺失负有责任的说法，但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人民和相关机制的细节。 　　他说：”或许有朝一日在打开国务院的档案时，我们会对决策过程从大力改革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改革力度微弱的二十一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更多了解。是由于害怕，由于金钱，由于官僚内讧，还是仅仅由于领导班子忙于救火？”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原文： Why Beijing Votes With Moscow 发表：2012年2月7日 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网络时事漫画家”蟹农场”的漫画 伏尔加的屠夫 商业转载请点 这里 联络作者】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决定与俄罗斯一起，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都有悖常情。这两国的否决票不仅破坏了向阿萨德政权施压结束其血腥镇压活动的努力，而且还损害了中国与西方和阿拉伯联盟的关系，这项决议是由阿盟提出的。 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和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自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中国在安理会中一直不太喜欢行使否决权。在自己不支持的问题上，中国通常会选择投弃权票。当中国确实使用否决权的时候——中国只投过八次否决票——这些问题通常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很重要。 例如1972年8月，中国支持巴基斯坦阻止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当时孟加拉刚刚从巴基斯坦获得独立，而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盟友。2007年1月，中国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对缅甸实施制裁的一项措施，当时缅甸是中国的附庸国。2008年7月，中国又与俄罗斯一起扼杀了一项惩罚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的决议。津巴布韦也是北京的一个盟友。 然而，中国在叙利亚身上行使其宝贵的否决权似乎很奇怪。中国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或者经济利益。然而，在中国在安理会投出的8次否决票中，有两次都与现在的叙利亚有关。第一次是在2011年10月，当时中国与俄罗斯一起阻止了欧洲支持的一项制裁决议。 在务实的中国人眼中，不值得为阿萨德政权投一张否决票。但是在叙利亚有着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决议，所以中国明显觉得，最好不要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当北京未来需要俄罗斯的支持时，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其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这一障碍轴心现在在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了关键变量。两国似乎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共识——他们将在对抗西方的过程协同作战，这样谁看上去也不孤立。中国在对莫斯科更关键的问题上（例如叙利亚问题）尊重俄罗斯的意见，而俄罗斯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上（例如津巴布韦和缅甸）支持中国。 因此为了让决议通过，西方通常要说服这两国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俄罗斯）放弃反对立场，通常的做法是放松拟议中的制裁。俄罗斯一般比中国更加不合作，中国则更愿意让俄罗斯去承担得罪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与伊朗相关的问题上，西方一直把重点放在赢得俄罗斯的支持上。 让北京的天平朝着使用否决权的方向倾斜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变革的厌恶。 自从阿拉伯之春让中东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一直不遗余力地从负面角度报道中东的事件。由于担心在中国出现类似的动荡，共产党加紧了审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如果推翻阿萨德政权，特别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的话，会鼓励北京和莫斯科亲民主的反对派。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否决票会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即使投弃权票或者赞同票，也不会有太多好处。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因为人权问题，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即使中国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也不会赢得任何好感，也不会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 这可能说得对。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投否决票的代价也不是零。他们花大力气在西方粉饰自己形象的种种做法，包括进行公关活动，建立英文新闻网，也注定会因此损害。 假若”俄罗斯之春”在某一天成功地让普京下台的话，北京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安理会中仅剩的唯一一个独裁大国。 裴敏欣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方面的一位教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