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的老年人市场，但是要真正打开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大门，他们还需要跨过文化、管理、商业模式等重重障碍。 原文： China's elderly offer opening for West's healthcare companies 作者：Benjamin A Shobert 发表：2011年9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王伟”翻译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图片来源：网络搜索】 为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提供服务很久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前景的市场机遇之一。十多年来，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市场，视之为该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上周西雅图的卡斯可德 (Cascade) 医疗保健（公司）宣布将在上海开办一家全新的养老服务中心，这是北美养老服务行业（在中国）的第一笔重大投资，但预期这只是此类投资的第一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最近的讲话说，”五年之内将我们必须增加三百四十万张床位。”而这还只是人口老龄化巨浪的前锋――到 2050 年这股巨浪将使得中国人口中的一半以上是超过 65岁的老年人。对这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商业机遇，也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尽管外资投入这一市场可能会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需求，伴随着西方养老服务企业在中国的扩张，首先获益的将是高档端市场。北京越迅速地鼓励外资进入这一市场板块，经验证商业模式就能越快地呈现出来，中档市场的解决方案也会随之浮现。 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西方行业，投资有成也有败，它们都进一步验证了一个简单的教训：你必须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把你的产品本地化。尽管从在老年人护理这方面，西方企业带入中国养老服务市场的是最佳行业实践，在针对中国市场调整商业模式方面他们还需要寻求帮助。 根据这种情况，一些西方养老服务业者以跟中方合资的方式探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2011 年 4 月美国 CRSA 与广东邦家退休社区服务公司之间的合资协议。 约瑟夫・克里斯丁（Joseph Christian）是一位中国养老服务市场领军专家、香港 DLA Piper 公司的房地产律师，他认为，合资让美国养老服务业者有些进退两难，”他们会有顾虑，如果他们冒险与一家中国公司合资，一旦这家中国公司从他们这里学到了这一行的诀窍，他们就会被赶回美国了。” 然而，由于美国的业者并不十分清楚让他们的模式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而中国的业者也不十分清楚世界一流养老服务机构该是什么样子，在市场探索的初级阶段采用合资方式还是合情合理的。 如克里斯丁所见，”私营的、逐利的老年房产业在中国还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形式，我认为在中国的投资人和开发商之间对怎样进入这一市场还有相当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中国业者还是西方的先行者，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能浮出水面。 因此，根据克里斯丁的经验，”几年以来，中国的保险公司和开发商都在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寻求帮助，最好是来自美国，因为那里这个行业比较成熟、规模大，能够帮他们了解这一复杂的行业。” 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除了通常的”如何”、”是否”有道理等问题之外，美国的养老服务业者要成功建立养老服务的商业模式还要面对一个关键问题――有人甚至称此为”阿喀琉斯之踵”――把送老人进养老院变成一种可敬、可取之举，而不是逃避尽孝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更多被人认为是可敬的、甚至是地位的象征，它才能更多地被中国人家庭所接受。 在中国，儿女对父母尽孝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几千年来，儒家的孝道要求中国人在老一辈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必须让他们在自己家中颐养天年。克里斯多夫・法莱士（ Christopher Vallace）是香港 M3 资本的一位合伙人，他深入地评论了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的潜在机遇。 对他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这个模式里首要的风险就是老人和他们成年的儿女们的反应怎么看待。”但是，他又很快指出，”其他的文化也遭遇过同样的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传统也都有所改变。” 法莱士的观点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服务业者要提供很高质量、一流的体验，让做决定的人真正感受到尊敬和荣耀。困难的是让当事人父母能够有机会在相关社区里显得很有面子。”他接着重申，”一个产品形象和感觉要对，这非常重要。” 虽然文化方面的挑战可能困难重重，开创一个商业模式让海外投资人获得他们乐意接受的回报很可能是另一个主要难关。突出的问题一直有两个方面：怎么应对一线城市高昂的房地产价格，怎么能让中国人掏钱买服务。 法莱士的看法是，”这是中国一个增长的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考虑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因为投资人要面对一些内在的挑战，其一，地产价格高企，其二，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有必要加以诱导，来应对这些独特的困难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除了投资人对房地产价格的担心，这些新进养老服务业者不仅需要说服中国消费者为购买房地产掏钱，还要让他们为后续所需的服务支付费用。 虽然初期那些成本可以打入购买房产的费用，但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护理的成本肯定会增加，必须通过二次收费来解决。中国文化不喜欢为服务花钱的名声在外，因此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些抢先的西方业者很可能还要面对另外一项挑战，如果应对得当，那也可能变成对他们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机遇：那就是中国监控、管理养老服务业者的法规体系。目前这方面的法规还不多，由民政部掌管。 根据克里斯丁的观点，”民政部的法规范围很笼统，而且经常是由地方来实施，所以，举例来说，你在无锡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与你在成都得到的不同。” 据克里斯丁的观察，西方业者的机遇在于，”缺乏法规能给早到者一招先手，如果他们运作得当，与政府紧密合作，他们实际上可以帮助制定这些法规。”虽然早期进入中国的一些西方企业可能对中国新生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法规仅仅在口头上敷衍了事，聪明的西方业者会把这看作一个机会，帮助引导法规的制定，以使得向规模更大的中档市场的扩张能采用更接近西方的模式。 西方企业以前也曾一窥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但没有成功。最知名的个例就是假日退休社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不过在设施落成后不久即宣告退出。 克里斯丁相信，大体上说，早期入场者的失败多数是因为时机不对。据他所见，”……早期入场者之所以失败，是他们没有很好地估计这个市场能够接受什么，他们当初试探这个市场的时候，它也许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产品。” 法莱士也有同感，尽管还有着显著的困难和风险，一些特定西方业者认真考量中国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把人口分析、文化、相对富裕程度和现有产品等各种因素都纳入考虑的范畴，结果还是很难对中国市场的潜力弃之不顾。” 他继续介绍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对我们来说是经济发展、人口老化、和财富区域性集中几个因素的综合，吸引了我们去评估怎么能够借助我们已有的高龄人口地产的经验，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一起，在这个市场中创造价值。” 分析师、投资人和业内人士一致同意以下两点：人口统计数据代表了颇有吸引力的商机，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富裕程度使得高档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合适抢攻的滩头阵地。但是中国是否时机成熟，问题的答案最终可能并不在这两点之间。正如业内专家所述，文化方面的挑战依然是西方业者能否在中国成功的关键问题。 Benjamin A Shobert 在 Teleos Inc ( www.teleos-inc.com ) 任常务主管。Teleos 是一家顾问公司，专注帮助亚洲企业将创新技术引入北美市场。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只有逃离中国这个庞大而无形的监狱，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中国——对老百 ​​ 姓一触即发的怨恨漠不关心的中国。 原文 : Walking out of China 作者： 廖亦武 发表： 2011 年 9 月 1 4 日 翻译：南山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长期以来一直是渴望到国外开始新生活的中国人的出境点。在那里，人们可以经陆上穿过原始森林潜离中国，也可以走水路，沿澜沧江一路顺流而下，直到它变成了湄公河，绵延流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因此，每当我踏足云南，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红土地，就会变得不安分起来。我的想象力也会四处驰骋。毕竟，自从我写了一首诗谴责中国政府在 1989 年对抗议学生的残酷镇压、并因此被囚禁四年后，我已经有 16 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 我真的很动心。有没有护照或签证并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口袋里的现金数量。你扔掉手机，切断与外界的通讯，潜入一个村庄。在那里你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愿意帮你的农民或走私犯。谈妥价格之后，你就会被带上一条秘密小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中国。 直到今年年初，我一直在抵制着逃离的冲动。相反，我选择留在中国，继续记录着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然而，民主抗议活动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互联网上也开始出现呼吁在中国举行同类街头抗议的帖子。在二、三月份里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在几十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旅游热点都有和平集会。政府惊慌失措，在全国各地一致严厉镇压。士兵们换上便衣，持枪在街道上巡逻，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与此同时，任何提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甚至只是茉莉花三个字）的言论，都会在短信和搜索引擎中被过滤掉。警方围捕人权律师、作家和艺术家。民主活动家刘贤斌曾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了 9 年监狱，现在又被判了 10 年徒刑。艺术家艾未未在 4 月里彻底失踪，并且在 6 月中旬被放出来之后，一直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生活。   我是一个老派的作者，很少上网浏览。阿拉伯之春与我擦肩而过。但是，即使没有参与其中，我仍然逃不过警察的骚扰。当公安人员了解到我的书将在德国、台湾和美国出版后，他们便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并登门造访。 今年三月，负责监视我日常活动的警察在我的公寓外常驻下来。”在西方出书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他们告诉我。”狱中回忆录玷污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声誉，《上帝是红色的》歪曲了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地下教会。”他们说，如果我拒绝取消与西方出版商的合同，我将面临法律后果。 后来我收到萨尔曼•拉什迪寄来的邀请信，请我参加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世界之声节。我马上联系了地方当局，申请离开中国，并预订了机票。不过，在我预定出发的前一天，一名警官叫我去”喝茶”，并通知我，我的申请遭到拒绝。那位警官告诉我说，如果我坚持要去机场，他们就会让我像艾未未一样失踪。 对于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渴望见证中国的作家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的好朋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为他的著作和政治活动支付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想走他的道路。我不想回到监狱。我也不愿意被监狱高墙外的人当作”自由的象征”。 只有逃离中国这个庞大而无形的监狱，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中国——对老百 ​​ 姓一触即发的怨恨漠不关心的中国。 我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计划。我没有按惯例请求警方的批准，而是收拾到箱子里一些衣服、一只箫、一个转经钵和我珍爱的两本书籍——《史记》和《易经》。然后趁警方不注意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前往云南。虽然当地很热，但我仍然感觉就像冬天里的老鼠，静静躺着以节省能量。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道上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在附近打听，最后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揣着有德国、美国和越南有效签证的护照，我开始了行动。与我在西方的朋友（他协助我制定了这次计划）做简短的联系之后，我关闭了手机。几天后，我来到一个边陲小镇。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在水流湍急的河道对面就是越南。当地帮助我的人说，可以花钱雇人偷偷渡我到对面，但我谢绝了。我有一份合法的护照。我决定通过桥上的边境检查站过去。 在逃离之前，帮助我的人把我安置在边境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阵雨时断时续，我也在半梦半醒之间。然而敲门声惊醒了我，我紧张地打开门，却看到一个妓女站在雨中发抖，她想要进来避避雨。虽然心有同情，我当时的情形实在是爱莫能助。 7 月 2 日上午 10 时，我走了 100 码，来到边检站。我心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奇迹出现了。边防人员检查了我的护照，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我一刻不停地前往河内，并登上了飞往波兰的飞机，然后又转飞德国。当我在 7 月 6 日上午走出柏林泰格尔机场时，我的德国编辑彼得·史莱姆正等在外面接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大叫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德国。机场外空气清新，我感到了自由。 安置好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人和女友，他们已被当局盘问过了。我逃离中国的消息传得很快。一个画家朋友告诉我说，他去见了仍被严密监视着的艾未未。当我的朋友提到我神秘地出现在德国之后，老艾的眼睛都瞪大了。他难以置信地喊着，”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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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世界视力受损的青少年中，中国青少年占了一半。但是中国 2/3 近视的孩子不配眼镜   原文 : Many Chinese kids with bad vision won't buy glasses 作者： Kerry Grens 发表： 2011 年 9 月 15 日 本文由 “ 译者 ” 志愿者 “ 鱼悟天 ” 翻译   据报道，在中国学校里开展的一个旨在让更多有视力问题的中国青少年购买眼镜的项目失败了。研究人员认为，在这个拥有 “ 世界上将近半数的视力障碍儿童 ” 的国家里，这一结果对于致力改善视力健康状况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倒退。 来自中山大学并参与了这项研究的康南（ Nathan Congdon ）博士 说： “ 这很令人难过，我们之所以在学校里开展这个眼镜项目，本来是因为孩子们都在那里，可以使之变得简单并十分有效。 ” 他在给路透社健康专栏的一封 Email 中这样写道： “ 在这个以学校为中心的项目并没能有效地使家长受到影响。 ” 在中国，三分之二的近视儿童没有矫正他们的视力。康南和他的同事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这种状况与花费没有很大关系，更多是因为所谓佩戴眼镜会降低视力的错误观念，或者是因为购买眼镜的不方便 ,( 参见路透社健康报道 2010 ， 07.16) 为了使更多近视儿童能佩戴眼镜，这个团队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检查了视力问题。 在 3200 个被建议佩戴眼镜的青少年中，一半人被安排观摩了解释近视现象的卡通电影，听取了揭露“佩戴眼镜有害”言论的讲座，并参加了眼镜如何帮助他们看清楚东西的训练。另一半作为对照，则什么都没有做。 研究者希望这个活动能增加购买并佩戴眼镜的学生的数目，但该组仅有 417 人买了眼镜，与之相比的是在对照组中有 537 人购买了眼镜。 有超过 1100 个已经佩戴了眼镜、但需要更新眼镜的学生并没有这样去做，主要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目前的眼镜已经足矣。同样的，大部分拒绝购买第一副眼镜的孩子们则声称没有配镜必要。 该配眼镜但未佩戴的学生，最严重的情况会导致弱视，或者是 “ 懒眼 ” ，即一只眼睛达不到良好视力。此外，小孩可能会在学校中因看不清楚而学习成绩受影响。 康南说他认为这活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只关注了学生，而不是他们的父母。   “ 如果我可以再做一次，我会在学校召开视力较差的学生的家长会（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来），同时电话跟进那些没有来的人，让他们给孩子进行视力检查。 ” 康南说。 康南说，西方国家里那些没能充分获得健康保障的孩子们也会受到视力问题的困扰。   “ 不管原因如何， 视力不好的孩子们都会被剥夺在学校中和生活中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对此置之不理。 ” 他说。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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