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不管这其中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反正这一事件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多年不见的政治风暴。而且也揭开了2012年中国政治过渡的涡旋。中国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选运动”。在不同集团、不同的阵线之间，人们已经开始拔刀相向了。 原文： Grandes manœuvres au cœur du pouvoir chinois 发表：2012年3月15日 作者：Arnaud de La Grang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译者招募法文校对 一切始于一个寒冷的冬夜，气氛有点像冷战时代。情节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但演员们却是真实的：他们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领导人们。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前往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要求避难。重庆这座3000万人口的城市距成都大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作为”打黑”英雄的王立军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臂膀。而薄熙来是中国的政治明星，很有希望成为下一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然而，他的前进步伐却在周四（15日）停止了。 那天晚上，成都发生的事情很不妙。据中国的网民们在微博上说，当天有数十辆武警的车包围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王立军在里面呆了大约24小时。这期间他都说了些什么？又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想申请政治避难。美国方面则表示，王立军的确到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在事后”自愿”离开了。 可以想像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为此展开了多少忙碌的行动。据香港媒体报道，王立军手里掌握着不少对薄熙来不利的证据。而且就在他出走美国领事馆之前，他还亲自写信到中纪委，揭露了薄熙来的一些不法行为。不管这其中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反正这一事件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多年不见的政治风暴。而且也揭开了2012年中国政治过渡的涡旋。中国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选运动”。在不同集团、不同的阵线之间，人们已经开始拔刀相向了。 在这场暗中较量中，人们只能偶然能见到某些刀光剑影。不透明仍是其中的规则。就像在前苏联时代一样，人们只能靠猜测来作出判断。仔细观看官方公布的照片，从中发现谁不见了，谁还在，并且按照排位的座次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在此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薄熙来缺席了一次政治局委员们都要出席的全会。第二天，他在重庆代表团举行的记者会上用”感冒”来解释自己的缺席。不过，他在此次记者会上承认自己用人失察。 薄熙来事件可以用多种角度来解读。一位外交官认为，”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有人说这是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斗。也有人说是象征保守的”重庆模式”与代表改革的”乌坎模式”之间的争斗。如果是第一种争斗，那么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是第二种争斗，那么这将是中国未来两种模式之间的争斗。 对中国问题很有研究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林和立认为，在政治局9名常委的分配问题上，中国此前已经达成了”三三制的原则”：即3名常委来自团派、3名常委来自太子党（其中包括薄熙来），另个3名常委则来自其他阵营。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林和立认为重庆的这一”意外事件”是由高层人为制造的，目的是让薄熙来下台。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找到一位能够接替他的人。 从根本上说，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个模式之争的问题。薄熙来希望”重庆模式”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这是一种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与经济在国家控制下开放的结合体。另外一种则是人称的”乌坎模式”：这里刚刚举行了村民的自由选举。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也是有望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他主张实行更多的自由，减少党的作用，而是要让公民社会更多地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认为，薄熙来的解职预示着”‘重庆模式’的破灭，中国将向更加现代的开放之路迈进”。 另外一些人则注意到：在这一爆炸性事件发生的同时，官方媒体上比平时出现了更多强调”改革”——包括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人们纷纷指责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在阻挠改革。由此能够推断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吗？用中国的尺子来衡量的话，这其中还有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和谐声音的压制并没有放松。林和立认为，”在政治权谋中，中国一向有把激进的改革者和自由派作为棋子的传统，一旦夺权的斗争结束后，这些人又会被抛在一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 译者：林骧华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l906-1975）於1949年写成，於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阿伦特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称。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inJerusalem）、《论革命》（OnRevolution）与《人间条件》（TheHumanCondition），这本著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阿伦特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          依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於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样崭新的政权，阿伦特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於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於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阿伦特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於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於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阿伦特特别关注：基於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於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像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阿伦特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阿伦特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於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於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19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          阿伦特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阿伦特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於这样的解释立场，阿伦特也把史达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於它奠基於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阿伦特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省与批判。          关於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於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阿伦特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20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阿伦特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阿伦特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19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後，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          犹太人的命运随著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於读者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後，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阿伦特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阿伦特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平等的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後，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们想像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只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与理解的。

中共最具政治雄心的高官之一、此前角逐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一事件是中国2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局。 薄熙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党”（曾经的革命英雄的后代）。自上月初以来，他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起因是他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投美国，并声称薄熙来试图杀害自己。 薄熙来遭免职一事在中国各地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担心中国政坛派系分化日益严重，分歧加深，甚至会上升成一场波及更广的政治危机。 “薄熙来绝对是继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来被罢黜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影响而言，二者不相上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 1989年时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拒绝派军队驱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以学生为首的庞大示威人群而遭免职。随后赵紫阳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薄熙来的个人魅力让他受到国外商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喜爱。因其重视改善民生，薄熙来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是薄熙来遭到很多学者和党内高层官员，尤其是倡导实施政治改革的人士的攻击。他们称他为贪图权力、无情的“野心家”和“鼓惑者”。 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曾在朝鲜学习经济学。 据接近中国高层的人士透露，周三晚，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闭幕，中央就向党内高级官员宣布了免去薄熙来职务的决定。 除了免职，中国政府并未透露任何其他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信息。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薄熙来几乎肯定处于某种软禁之中，以免他逃往国外。 目前还不知道薄熙来是否会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机构。 直到上个月，薄熙来还是今年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今年2月初，薄熙来属下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他在24个多小时以后离开美国领馆，随即被羁押起来接受调查。 薄熙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一位保守的铁腕人物。他的免职，被视为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更倡导自由的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薄熙来的批评者指责他在重庆推行的“文革式”政策——包括“唱红”以及对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商界人士的打击——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