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入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奇怪的村子 这些在城市制造的垃圾堆里谋生的人们，很少进入城市里光鲜的那一面。他们工作在垃圾堆，也住在垃圾堆，而垃圾堆往往都远离城区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老冯眼里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来到这里，偶尔来一两个，故事就像《桃花源记》反过来讲一样。 在堆成一道巨墙的垃圾山下面100多米处，就是工人们的住处。两行简易的砖房，外面还用铁皮搭出一个个小间，就是他们的厨房，一户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说一户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都是夫妻搭档，一同在垃圾场工作，只有开推土机的小陈是单身。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村民”来自五湖四海，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然而大家都自顾自地操着乡音交流，基本不说普通话，各种乡音一句来一句往，居然毫无障碍。有一些夫妻，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的学龄前儿童，在这里玩耍，从破屋子玩到垃圾堆，喧闹嬉笑伴着鸡犬之声。 村子里养着鸡鸭，白天自己出去，到垃圾场里找东西吃，晚上各自归巢，回到主人家。卖了废品拿了钱，或者过个什么节日，大家就会把鸡鸭杀来吃。 对于鸡鸭都是吃垃圾长大这一事实，“村民”们一点也不介意，他们说，归根到底自己也是靠垃圾活着，除了不直接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其它都是捡来的，考虑到食物也是捡垃圾换的钱买的，也可以算是来自垃圾堆。据说不但他们自己吃垃圾鸡、垃圾鸭，外面的不少居民，也会不时到“村子”里来购买，说是这些自由自在生活的走地鸡鸭，比养禽场里出来的味道好很多。 像鸡鸭一样自由自在的是人。“村民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而不去工厂上班，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自由。想干活就干活，想休息就休息，在破屋里睡一天，也没人找麻烦。水电都不要钱，老板全包，偶尔还送来几箱啤酒以示犒劳。大伙儿或坐或站一起喝啤酒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就像在老家一样。 垃圾堆里也有梦 第一天见到小王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铁皮房门口剥着铜线。 小屋里放着一张简单的床，床对面有个大肚子的小电视，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光的节能灯泡，灯亮着，屋内依然幽暗。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台CD机，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一只大老鼠从墙角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小王看了一眼，继续剥他的电线。“有老鼠太正常了，晚上下床，一伸脚就能踩到一只。” 妻子和他一起，住在这个人与老鼠共同的家。2001年，15岁的小王来到东莞打工，在桥头镇一家工厂里，一个月领400多元工资。一桥之隔的惠州博罗一间工厂里，流水线上坐着他未来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结为夫妻，结婚那一年，小王18岁，所以年仅27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原本父母也在东莞打工，2007年孩子上学，他们就回云南文山带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条件不允许。上幼儿园，一年下来一个孩子就得1万多块钱，根本吃不消。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在家都是免费。 小王在老家修了一幢两层小楼，花掉了他和妻子打工10年的全部积蓄。楼修起来了，但没人住，一直空着。用这么多钱盖个没用的房子，为何不干脆用来投资做生意？小王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没那个命。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盖，没什么道理。 小王夫妻俩在这场子里干活，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刨去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都能存下来。去年，他在东莞考了驾照，小本本一直放着。如果出去当个司机，收入也能比现在高，而且相对体面，但小王说，自己开车还是个“菜鸟”，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人会请这么没经验的司机，从对别人负责的角度看，也不要去祸害人。 他收着小本本，存着钱，就是想将来自己买辆车。“商务型的小面包，空间够大，舒适度也不错，还能拉货，价钱也不贵。”说起车来，小王眼里放光，性能、外观和乘坐感受都说得头头是道，忽然又眼神一暗说，那只是梦想，说多了不好意思呢。 真有钱买车，他也要回老家文山去买。他已经打定主意，再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家里修公路，能找到活干，有钱就承包一段，挣得多点，没钱就当工人，一天也能拿100多元，比在垃圾堆里混要强。 小王身边，丢着一张捡来的影碟，《大侦探福尔摩斯》。封面上印着小罗伯特·唐尼的脸，他以为是钢铁侠。“钢铁侠，那家伙有钱啊，做人做得潇洒！” 被害怕的未来 小王还可以回家，但他的许多同行，则似乎走不了这样的回头路。 随着垃圾填埋场日渐没落，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深深的隐忧。按照东莞的计划，去年就应该对垃圾实现80%的无害化处理率，主要方式是生物发电，所以这几年在媒体上，传统的垃圾简易填埋场，都被称为“城市的毒瘤”。 老板黄先生是广东茂名人，去年包下了旧飞鹅这个场子，投入百余万，但第一年就亏了本。黄先生说，垃圾里有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废品的价钱又越来越低，很难赚钱，也看不到起色。这种业务状况，暗示着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命运。 虎门镇远丰村的垃圾场，比旧飞鹅垃圾场要有名得多，因为垃圾山下的远丰村，成了“癌症村”，5年前被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现在远丰垃圾场的作业已经规范得多，先要铺上防渗膜，然后一层垃圾一层土地压实，最后还要种上树。垃圾场下面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和生物发电厂，远丰村已经闻不到臭味，搬走的村民也陆续回迁。工人们在垃圾场，已经逐渐不准捡废品，专心作标准化处理。 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工人，都换过几个场子，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变得“不景气”。未来几年，这些填埋场都会被逐步关闭。那些在垃圾场干了许多年的工人，感觉对前途有点害怕。 远丰村填埋场，四川达州人老陈已经50岁，在多个垃圾场干了一共10几年，除了垃圾场，不知该往何处安顿。 垃圾场就是他的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跟他一起住在垃圾山旁，天天与恶臭为伴。老母亲身形佝偻，头发斑白，仍然闲不住，在垃圾场里养了一大群鹅，养得肥大，站起来有自己半身高，还养着一群黑山羊，天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这里，俨然已经成了老人的牧场。 老陈的谈话中，处处表现出对垃圾场的感情，不说它一句坏话。 和老陈处境相似的，还有同为达州人的36岁的妇女蒋家成，她在东莞的垃圾场已经干了14年，也就是说，除了垃圾场的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做过，也不会做。 她从不嫌脏，也不嫌臭，甚至不在乎对身体的危害。她和丈夫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很少时间呆在一起，她也不介意。一出来工作就进了垃圾场，一干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业，她说这就是缘分，也是命。然而现在渐渐变成了“宿命”，她不知道还能在熟悉的垃圾场里干几年。 天气很热，记者请工人们每人喝了一瓶啤酒，他们就都爽快地答应来张合影，爬上废品堆成的高墙，挤出一点笑容。看着照片里每个人脏兮兮的模样，小陈竟然还说了一句颇具深意的话：我们是很脏，但城市因此很干净。 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474490102enbq.html?tj=1

中国有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示，北京和上海不能开放户口，否则将带来更大的问题。有评论者认为，户籍改革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中国昆明4月21号举行“城镇化：机遇与风险”研讨会，多位商界人士、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云南网报道说，大部分与会人士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应以人为本，并且让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减少政府干预，多建和百姓有关的民生、医疗、教育设施。而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最热门的话题。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应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期，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区别。 不过，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不能开放，否则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社部的一位官员何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在中国，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改革却存在很大争议。 “户籍必须改革已经是共识，但怎么改革争议很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已经到了极限。” 在研讨会上，侯云春还表，社会保障等前提性的问题不解决，轻易开放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只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北京首创集团的刘小光也认为，中小城市可以开放户口，但大城市不能，否则北京、上海要爆炸了。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认为，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而在中国则是权力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他批评说，中国目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才是户籍改革困难的关键。 “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一切社会资源都向权力集中，表现起来就是向大城市集中。中国干部平均级别越高的城市，房价就越高。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刘先生表示，许多其他国家在发展时，都经历过都市化的过程，大都市由于工作机会更多，容易聚集大量人口，并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应该是对此进行调节，使社会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倾斜。 “应该是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给中小城市更大发展空间，但它涉及到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户籍改革通盘考虑起来也很复杂。”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12年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了50%，是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38%，即有13%的中国人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总数接近两亿。 刘先生介绍说，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投资在大城市，政府消费也主要在大城市中进行，使得社会资源大大向大城市倾斜。因此如果大城市户口开放，确实可能给大城市造成极大压力。不过他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以宪法为依据。 “最重要的是不能违宪。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人人平等，所以无论怎么改，都应该围绕这个原则。你可以有过渡期，但不能把公民分为三五九等。”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实行严厉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的户口附加教育、医疗、就业、退休等利益附加值，使中国人对大城市户口趋之若鹜。不过这种制度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就学、买房等方面受到诸多歧视。过去几年来，有关户籍改革的呼声不断，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