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民

政见特约作者 任其然1975 年 6 月 25 日，在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要求下，印度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宣布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Emergency）。印度共和国翻开了它 “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的 21 个月，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黑洞。它饱含了深不见底的恐怖，让人不忍直视、不愿提起、不想再现。在这 21 个月里，中央政府扩展控制，警察权力膨胀，新闻自由遭到打压，反对党领袖被逮捕入狱，大城市的贫民窟遭到强力清除，上百万男人被送入生育控制营——实施输精管切除绝育术。对这样一段历史，印度人显然铭记于心。每到紧急状态的周年纪念之时，总会有新书出版，讲述那段历史，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而新的社会运动遇到政府反击时，也总有人出来提醒：紧急状态会随时卷土重来——今年二月的尼赫鲁大学事件中，人们就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紧急状态：印度共和国的历史伤疤为何要施行紧急状态，历史学者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基本史实是：1970 年到 1975 年间，印度的经济状况、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在古吉拉特（Gujarat）和比哈尔 （Bihar）邦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学生、中产、中上层农民都卷入到了抗议中。与此同时，总理英迪拉•甘地挟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胜利后民望高企之势，尝试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路线大加推广：银行国有化、控制资本和外汇、提高国有企业比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迪拉甚至不惜将建国以来一直执政的国大党分裂成左右两派，把对手（辛迪加派、右派）从党内驱逐出去。1974 年，社会活动家斋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简称JP）在比哈尔升级社运，矛头直指英迪拉政府。借助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给出的英迪拉选举违规判决，反对力量希望一举夺权。而英迪拉没有坐以待毙，随即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驱散运动、巩固权力、修改法律，以避免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以高度集权为依托的社会改造（“二十点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妇女平权， 生育控制等等），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直到 1977 年 3 月，甘地夫人举行大选，本以为胜券在握，但却以失利告终。政府更迭，紧急状态宣告结束，英迪拉也随之下狱。紧急状态的一页，就此在印度历史上翻过。人类学家如何书写苦难历史的结束，也是历史书写的开始。有关紧急状态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井喷而出，至今不绝。然而，这 21 个月的很多历史档案，都早早被英迪拉销毁，历史学家们对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始作俑者的真实动机为何、又孰是孰非，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宏大的历史场景自然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有些距离我们不远的历史，当其事实纠缠不清纵结横绕时，人类学家也许能在反思中助上一臂之力。诚然，人类学面对这类主题，难免因为其相对微观的视角而陷入 “低空飞掠” 的尴尬。然而，记录苦难，记录人们如何讲述、记忆和遗忘苦难，却算得上是民族志研究的特长。民族志可以深入其他研究所不能触及的领域，在人和人的互动经验中，揭示出国家机器的微观肌理。按照印度裔人类学家薇娜•达斯（Veena Das）的说法，传统人类学受到社会学理论 （恐怕是涂尔干一脉）的浸染，过于关注静态的社会结构，而较少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event）。但是在有些事件中，社会肌理的各个部分，各种组织、结构、行动者，都集中地展现出来，并且在特定的环境中，呈现为出人意料的结果。达斯把这类事件称为 “临界事件”（critical event）。进而她认为，研究国家（state）的人类学家， 应该关注这些事件，从其中的微观互动，得到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人类学家 Emma Tarlo 正是带着这样的视角，研究紧急状态的历史与当代印度人对紧急状态的记忆。她在 2003 年出版民族志《搅动记忆：德里紧急状态的叙事》 （Unsettling Memorie: Narratives of the Emergency in Delhi），解读德里徙置居民区的诞生和其中居民的历史回忆。Tarlo 告诉读者：紧急状态正是这样一个 “临界事件”，它展现出、也在结束之后持续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在 “记忆” 中不断 “遗忘”正如福柯曾经以战争比喻指出的那样，历史书写和叙述总是选择和丢弃的过程，这意味着，无论事实是否那么准确真实，总有一部分事实被讲述，另一部分事实则被镇压。而在讲述他们当代历史的苦难，讲述紧急状态的故事时，印度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根据 Tarlo 的总结，围绕着紧急状态，有两种前后相对的叙事。第一种是推行紧急状态的英•甘地政府的叙事——极力抬高紧急状态，称之为 “为了印度的未来”。这一叙述中，紧急状态带来良好治安，官僚效率提高，城市美化，人又得到控制，社会经济情况好转。另一种叙事则将紧急状态描述为历史污点，黑暗的地狱。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甘地夫人的政敌。1977 年 3 月后，他们将这 21 个月视为走向独裁和奴役之路，并且把紧急状态的最终结束，看作他们自己不懈斗争的胜利，看作印度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结局。无独有偶，不少知识分子也加入这一叙事。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在《午夜之子》里控诉英迪拉的印度裔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Tarlo 敏锐地看到，无论是政府在紧急状态中的语言，还是之后 “战胜” 政府的反紧急状态叙述，其实都是精英阶层的构建，或者说，都是官方叙事。而在这种叙述—反叙述的拉锯中，紧急状态的历史本身，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 “无声” 的领域——它缺少自己的语言，缺少细节，缺少真实感，更缺少非政治领袖的、看起来 “盲目” 无比的 “人民” 的言说。于是，对紧急状态的 “记忆”，实质上成为了两种叙述的来回拉锯，而这一来的结果，是人们对历史本身，以 “记忆” 的方式实现了遗忘。和失忆同时存在的，是记忆本身的不靠谱。在对德里居民的访谈中，Tarlo 屡次发现，人们把经历的许多历史时刻混在了一起：当问到紧急状态前后的故事时，有人把印巴战争中实行的紧急安置，和紧急状态中城市美化工程的棚屋拆除计划混为一谈；有人把 92 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族群骚乱当成紧急状态施行镇压的原因（前后差了快 20 年）；还有人把紧急状态理解为了单纯的绝育计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把政府的叙述或反叙事当作历史真理的，更是大有人在。记忆能告诉我们多少历史真实？在口述史流行的今天，与其追问过去，也许不如追问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构建起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一张输精管结扎证明书换一块土地独立后的印度不仅承袭了英印政府的文官体制，还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展了官僚和公共服务系统。在紧急状态前，官僚系统的腐败、低效率和无所作为常常被人诟病。英迪拉•甘地极权的原因之一，就是想用铁腕对付腐败和臃肿的官僚机器。英迪拉试图通过扩展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官僚机器效率。这又分为两套做法：一是在行政内，撤换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地方首长，实行直接管制；二是在行政外，由自己的儿子桑杰耶•甘地（Sanjay Gandhi）组织青年团体，在政府之外倒逼官僚体系行动。紧急状态中进行的社会工程，在内外压力下，成为了一场锦标赛：政府官员在内讨好英迪拉•甘地的中央政府，努力完成下达到各邦的指标——男人结扎、贫民窟拆除；在外，他们讨好桑杰耶，与桑杰耶组织的社会力量合作动员，扩大生育控制与城市更新的战果。国家的力量体现在声势浩大的社会工程中。在德里，德里发展局（DDA）和贫民窟与棚屋管理部（Slum and J-J Departmeny）联手合作，拆除了老德里大量的贫民棚屋区，把居民赶到城市外围的空间，在那里给他们重新分配土地盖房。另一边，生育控制计划依赖政府和公营部门内部分配的指标，由上到下，一层一层将结扎指标传达下去。各部门之间又实现竞争，竞相提高名额，以晋升或失业为威胁，让育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公营部门职员、政府公务员，乃至政府聘请的普通工人不得不接受绝育。似乎官僚自己，也成为了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但是相比更底层人所面临的连环陷阱，这根本不算什么。Tarlo 通过研究档案和收集口述经历发现，在德里，绝育和拆迁这两项紧急状态的核心工程连接在了一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这意味着更多人受苦。然而痛苦的倍增，却未必直接来源于国家机器的强力。Tarlo 在研究中偶然发现了发展局和棚屋管理部的旧档案，详细记录了区内的大部分土地分配记录。在土地分配中，政府要求人们提供绝育证明，或动员他人绝育的证明，人们按着固定的格式填写申请人、绝育人、介绍人……而拿着这些证明，他们可以获得土地。于是，通过一纸文件，在身体、金钱、政府和土地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默契的循环。在徙置居民区中，动员他人绝育的证书成为了被流通的商品。掮客贩子从区外找到游民、苦力、贱民，给他们一些钱，送他们去政府的绝育营接受手术，得到一张证明。中介商把这些证明卖给区内的居民，居民们便可以免于自己结扎而获得土地。政府官员则从中达到了更高的绝育指标。对住宅的渴望，对金钱的向往，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业绩的需要，都成为了这个邪恶链条上环环相扣的部分。Tarlo 发现的这一切令人惊讶：很多人都以为，绝育计划只不过是政府利用紧急状态下的极权强行推动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这里面的运作的，根本就是一整个买卖输精管结扎权和地产的活跃市场。从这些文件，和与之相关的口述资料中，我们能够在微观层面审视国家机器的运作。而我们也看到，官员的权力之大和权力之局限，往往出乎意料。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 Tarlo 看来，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机器并不一贯、也并不单纯是一种压迫力量，而紧急状态之中的人民，也不像是诸多后紧急状态的叙事所描述的那样令人同情。这些叙事往往把受害人和被害人对立起来，呈现出道德上的平民与政府的对立二分。然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在徙置居民区的访谈中，Tarlo 发现，居民们的受害/加害身份非常模糊。他们被驱逐出城市中心，无奈放弃家园，当然是紧急状态的受害者。但反过来，他们仍然有财力，从更贫穷、更无依无靠的人群那里廉价购买绝育证明——借用他人的身体，为自己增添地产，修建房屋。印度教徒会刁难穆斯林，而穆斯林则会刁难自己社区里更穷的人……紧急状态似乎促成了一条罪恶的循环，每一个受害者，也都可能同时成为他人的加害者。与此同时，国家与群众，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叙事，在居民区内的个人身上，以更为奇怪的修辞展现出来。Tarlo 访谈了大量居民，她本以为，这些深受紧急状态之苦，被拆屋、被绝育的居民，会对英迪拉•甘地咬牙切齿。然而她得到的答案却往往是：要是英迪拉是现在的领袖就好了。在居民们看来，紧急状态的政治悲剧，不是英迪拉的错，而是英迪拉的良好意图遇到了下属官吏的违背——甘地夫人被背叛了，被利用，下级官员骗了她。另一些人则觉得，紧急状态是一件好事，至少城市得到了清洁，社会看起来进步了。不少人回忆说，桑杰耶•甘地的城市更新运动是勇敢而果断的改变——贫民窟被拆除，露出了公共建筑——荒地得到了绿化。然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旧家园消失在桑杰耶的推土机下之后，才搬迁到现有居民区的，他们明明是桑杰耶都市拆迁的受害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桑杰耶视为果断有力的强人，指望他能够用铁腕把印度带入现代化。印度学者一直询问：“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让迁徙至居民区的居民回忆历史时，Tarlo 遇到的问题是，谁是底层？底层在说什么？居民区的人自然是德里下层，他们本身住在贫民窟棚屋里；然而相比他们购买绝育证明的对象，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底层。他们在紧急状态中把自己的苦难转化为了机遇，获得了土地和房产。而他们言说的历史，又一面和国家叙事不同，一面和国家叙述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他们回忆起政治人物的时候。在历史事件的回忆中，国家和群众，常常分离开来。而在德里的例子里，群众和国家，受害者与加害者，合法和非法，其实都变得相当迷糊。历史悲剧之悲，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惨痛，也包括了事件本身的复杂。人类学家也许会欣喜于这种复杂，然而我们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必须进行的简单化概括：群众必须呼之欲出，历史的正义必须被当下不断审判，但历史本身，也因此必然面目模糊。女人、历史与政治Tarlo 并非没有注意到紧急状态的叙事中充满了性别关系。比如在居民区里，穆斯林妇女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拆迁时的绝望：她们来不及穿上罩袍，男人们来不及保护她们。Tarlo 也看到档案中人们用性关系作为武器勾心斗角：在一起土地纠纷中，女事主强行把一处土地的已婚所有者登记为了自己丈夫，相当于抢夺了地权。然而，性别问题仍然是 Tarlo 在关注紧急状态的政治叙事时，所没能处理到的地方。英迪拉•甘地是个女人——她是印度首任总理的女儿，是桑杰耶•甘地的母亲。她拥有女人的身份，也拥有“铁娘子”的人格魅力和不同于 “一般女性” 的男子气概。这里面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想象，国家（印度母亲）和一整个家族政治的同时呈现，对历史记忆有什么影响？Tarlo 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反而是小说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在英迪拉•甘地的性别上下足了功夫。“寡妇”，萨尔曼•鲁西迪在《午夜之子》中这样称呼甘地夫人，毫不在乎政治正确。性别问题更关键的一点是，它不仅仅是一套生理上的区别，不仅仅是男女平权的问题，更是一整套权力关系。它是想象的序列，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体与客体。这里还有欲望——被压制的欲望，为国献身的欲望（呈现在几年之后，英迪拉死于卫兵的枪击），对欲望的道德约束（寡妇不再出嫁，“嫁给国家”），对权力的欲望解释。在解释政治悲剧时，我们总能找到某种模仿性别的语言。Tarlo 没有突出这一点（事实上她也弱化了政治理论，使得这本谈论政治悲剧记忆的民族志，和讨论印度政治与历史的研究之间缺少了一些对话），然而这些记忆就不存在吗？既然挖掘历史记忆本身就像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从遗忘中打捞记忆，那又何必把深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性别结构排除在外呢？回忆印度历史中的这起政治悲剧，学者与知识仍在和失忆进行痛苦的斗争。Tarlo 找到了历史在今天存活的痕迹——紧急状态的档案和当事人，并把它们发掘出来，呈现在历史愈发模糊的今天。但仅仅这样也许仍然还不够，如果紧急状态的历史仅限于被印度人缅怀，仅限于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那将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它的世界史意义，它的反思价值，它所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的一切，就将继续在记忆中被遗忘，在遗忘中变成无足轻重的呢喃，变成无家可归的幽灵。我们不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千万不要忘记” 之类的话吗？参考文献Tarlo,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