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资中筠：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148a630100dogv.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中国精英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有感于华尔街运动给欧美带来的反思与机遇，反观国内状况，资中筠流露出无奈。“总的说起来是悲观的，但悲观也不是绝望。”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原文点击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