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重要的是出正确的问题 作者：国洪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9 8:16:46 阅读量：281次 　　概念解释： 　　“帝制中国”指的是自秦汉至清的中国。 　　“经常改朝换代”是的是二三百年换一个王朝。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段是抄方绍伟先生的，省点打字时间） 　　我在前 一篇文章 中提到：不能将中国的帝制时代与日本的封建时代做对比，因两者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具备可比性。 　　现在我来正面回答一下贺先生。贺先生问了三个问题：1、中国人是不是忠君？2、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3、为什么我们经常改朝换代？ 　　第一个问题与本文的内容关系不大，在此不讨论了。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与另外一个问题相类似：为什么东周时周王室能够维持那么久？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很多，观点各异。有从效忠角度讲的，有从诸侯互相牵制角度讲的。无论如何，周室东迁后，维持了五百余年，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秦灭亡。要知道此时已是长平之战后的六年，大局已定，诸侯合力亦不能扼秦矣。如果能够得出何以周室能够维持那么久的结论，那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的原因也大概出来了，不过目前有关东周王室为何能够维持五百年的原因尚有分歧，我看为何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的原因也可以放一放。 　　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在古典文明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能够维持上千年的帝制王朝？从东到西数一数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也没有。与我们最相似的拜占庭帝国，也是二三百年换一个王朝（这倒像是个证明帝制国家二三百年就会改朝换代的例子）。既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能够维持上千年的帝制王朝，那么要求我们的帝制王朝维持上千年，是否有些苛刻？ 　　下面到了本文的重点：正确的提问是得到正确回答的前提，而正确的提问经常比正确的回答要难得多。 　　简单的提问并不一定简单。例如牛顿问的：为什么苹果总是掉下来？ 　　看上去幼稚的提问并不一定幼稚。如奥尔特问的：为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的？ 　　假如您问：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不会？您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作为相同类型的动物，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不会？是什么相同类型的动物呢？鸭类？鸡类？可食用禽类？鸟类？还是您自定义个鸡鸭类？前提不同，决定了您提问的正确与否。 　　前面提到的贺卫方先生的提问，他问的不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也不是为什么日本的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而是作为一个相同类型的国家，为什么日本的王朝能够维持上千年而我们的不能。那么是作为什么相同类型的王朝呢？封建王朝？还是帝制王朝？都不是。他的正确的前提应该是君主制王朝。这样就容易回答多了。因为通过举例即可说明：帝制王朝没有一个能够维持上千年，而封建王朝却相对长得多（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上千年的英国王室）。至于原因为何，让理论家们去解释吧，他们的解释多种多样，我这里只是“实证”一下。

吴敬琏：我为什么喜欢读资中筠和陈乐民 ——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进入专题 ： 资中筠 陈乐民 资中筠自选集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我从个人的感受来讲一讲为什么喜欢读陈先生和资先生的文章，也可以从我一个人的感受来看资先生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意义。因为我是从自己的感受，所以不一定能够代表很多人。我跟资先生是同一代人，岁数也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过去的文化教育、家庭背景也很相似。资先生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资先生的各种言论，还有很多交谈，参加讨论会，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喜欢？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经过了曲折和劫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重归正统，所以觉得跟大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把他们作为知己。     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叫启蒙，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我是1950年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1952年入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共产党能够带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大道，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或者社会主义者，就让自己能够称得起这个称号。在195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党团都不是有专职人员的，都是由学生自己兼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全部文化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除了学文化、学专业知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文学的、音乐的、中西文化。但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人家说“你们的方向完全错了，你们歪曲了文化。”对旧的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要改造，这就开始改造了，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改造别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努力地改造，改造来改造去，否定了全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中国文化中确实也有精华，否定的基本上都是精华。继承什么了？继承了秦始皇，继承了法家，到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毁灭了。     我回想整个过程，用一个什么思想把我们改造了呢？以前不知道，用了很多词都是很冠冕堂皇的，后来看到了革命党人教义问答，哦，原来整个用这一套来改造我们的思想，这个革命教义问答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只要目标是崇高的，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给你一个口头上崇高的目标，一切人类最坏的事情都可以，突破一切道德底线，否定优秀文明，都可以做。     那么，经过这些曲折以后，有了一定的觉悟以后，实际上我们从个人来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回续写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我想，这就是陈先生讲的启蒙。所以，陈先生去世以后，我给资先生写了一个E-mail，我读陈先生的文章如沐春风，就好像回到了当年19岁、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满怀着信心，因为我们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知识，重新回到了这条路。当然，因为年纪已大，进步不可能很快，但是还是从中得到了知音之感，回到了青年时代，面向未来，怀揣信心，虽然矛盾是艰难的，未来也不是那么可观，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能够使我们沿着这个道路往前走。能走多远呢？不知道，但是希望是存在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对于年轻一代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下面一代或者两代也需要启蒙。所以，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这么好的书，鼓励我们走向现代性的中国的道路。谢谢！     杨继绳：我也写了一段话，资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我在清华大学待了七年，清华大学我很熟悉，但是我没有上清华，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我们上学不知道有这些大师，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知道了朱自清和闻一多，我们受的教育野蛮和文明，它是有文明的，但是我们“五道口工学院”出来的人野蛮多了一些。我感觉很惭愧，也感到忧虑，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孩子们的文明不要狼奶，要文明。     梁文道：我也觉得好像局势有点越来越悲观的感觉，这个悲观跟刚才各位先生提到的“启蒙”这个概念我有一点点不同的理解，我并不是说不启蒙，我们非常同意需要把启蒙当成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继续下去。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有狼奶的灌输，但是有许多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是很浅易的，是每个人看得见有问题的，是不需要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才能看得到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知道，温州动车这么做是错的，铁道部这么做是错的，艾滋村卖血是错的，这些小学、中学就可以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全国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都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总感觉我们坐了一轮轮船，看见了一座冰山，是避得开的，但是我们一直往他去。     今天无论到哪里，一骂官员，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官员和公务员的形像如此低，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想去做官员和公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一切的问题是彼此环环绑架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提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传统讲启蒙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小孩跑出来勇敢地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现实，可是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或许不一定需要太多的启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皇帝”）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过去讲启蒙是揭穿事实，现在不在于揭穿事实了，现在已经揭的够多了，他知道自己没穿，我们也知道，就是坐着一轮大船开向冰山去。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中筠 陈乐民 资中筠自选集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书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024.html    

    核心提示：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朝代循环”和“立宪失败”问题，认为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和“单一权威信仰”的主客体问题。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1，问题的由来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 　　贺先生指的是资中筠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资中筠在该文里说：“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 “颂圣文化”传统，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资中筠在会上没有回答贺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她只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2，三个连环问题 　　贺卫方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资中筠说“忠君是绝对的”时，她是从规范的角度讲的，意思是皇帝希望臣民“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贺卫方的问题却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来。他首先明确地点出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在现实里，“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贺卫方的解读非常正确，他进而提出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 　　贺卫方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资中筠提醒我们五四时代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但这个没有中断的道统“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道统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的前途表示悲观。贺卫方也许不象资中筠那样“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贺卫方在事实上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我之所以读出贺先生的三个连环问题，原因是我碰巧最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包括中国“朝代循环”的原因以及“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忠君?”的问题贺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所以关键是第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与“朝代循环”的原因有关，与“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清末民初的宪政有两部分，一是“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洪宪帝制”等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努力。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就与“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大有关系。 　　3，如何理解“中国人其实不忠君”? 　　事情是这样，说“忠君是道统”是从规范上讲的，说“不忠君是政统”则是从实证上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忠君也是政统”)。有了实际上的“不忠君的政统”，中国历史上才会有“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对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一般都只从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原因。通常都会这么说：“戊戌变法”是由于触动了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权力而失败，“预备立宪”是由于政治失控和清廷改革不彻底而失败，“洪宪帝制”则是由于袁世凯的错误和共和势力的反抗而失败。然而，这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难道只是巧合吗?它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逻辑呢? 　　关于“朝代循环的原因”及“清末民初君宪失败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合力说”之外，还有金观涛主要用于解释“朝代循环”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阙光联用于解释“君宪失败”的“君权崇拜论”。在大陆学界，当人们无法分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更大时，也往往诉诸于恩格斯后期的“历史合力说”作为一种解脱。不幸的是，“历史合力说”同一般的“综合原因分析”一样，不是取消了理论，就等于是宣告了原有理论的破产。 　　“超稳定结构论”用体制内调节(变法)和体制外调节(起义)的“两重调节机制”去解释“朝代循环”，认为“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行为”的理论。可是，“超稳定结构论”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等外在于中央政权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结果把“超稳定结构”客观化和非主体化，甚至是完全目的论化和宿命论化，仿佛所有主体的一切行动都被“超稳定结构”这头怪兽所控制。“超稳定结构”最终变成一个宏观空壳，具体的分析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对中央政权的冲击，结果等于重新落入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历史合力”迷雾。 　　我提出的“统治商数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困境。“统治商数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持续稳定的“统治能力”，用“君王权力终身制”及其“家族继承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详见“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其中，中国人的“天命观”对中国历朝“统治成本”的影响极大。 　　“天命观”解释了“中国人其实不忠君”问题，不忠君也可以是一种道统，因为，“天命观”讲的是统治的唯一性、合法性以及革命的合理性。与“君权神授”不同的是, “天命观”强调，贤君拥有天命，而暴君则丧失天命。胜者可以用获胜的事实本身来证明天命和人心的获得，成王败寇的暴力于是就获得了合法性。“天命观”与“君权神授”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强调得天命者不必有尊贵的血统，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并不妨碍获胜者编造故事，证明自己的“真龙天子”身份。“天命观”对帝王也起到了警戒和制衡作用，如果他不施行仁政德治，中国人认为上天就会以各种自然现象或灾难来预示他丧失了天命。“天命观”为暴力和捏造敞开了大门，因此，中国人根本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强权，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朝代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相关的“君宪失败”问题，阙光联提出了一个“君权崇拜论”。与“天命观”稍有不同的是，“君权崇拜论”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君权崇拜论”极有说服力，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暴力其实在英国历史上至少也起到了与“君位”的“宗教神圣性”一样重要的作用。第二，“君权崇拜论”以中国政治权力的“世俗性”去“预测”中国搞“共和立宪”的必然，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立宪”失败却“证伪”了“君权崇拜论”的这个“世俗性假说”。 　　面对这个困境，我在另一个研究里提出了一个“权威信仰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而不是“君位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元性”(而不是“权威多元性”)。 　　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顺便指出，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萧功秦和袁伟时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不从“单一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就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错误的解读。1938年，复兴社创始人康泽、刘健群就对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作出新的总结，他们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成为“三一主义”的信奉者。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典型了。 　　总之，“统治商数论”用“统治能力”、“基因悲剧”和“天命观”解释了中国的“朝代循环”，“权威信仰论”又进一步用“单一权威信仰”统一解释了清末明初“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失败(这两项研究将分别在近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此，“中国人其实不忠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4，结语：贺卫方的“天问”与“新启蒙时代” 　　如此说来，贺卫方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