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河蟹档案】再彻底的洗脑也敌不过毕业后的现实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郑无邪:再彻底的洗脑也敌不过毕业后的现实,主义也好梦也罢终究不过是一把烂伞。 2015年01月20日 *任志强:今晚的讨论:如果反腐是选择性的,则不但无法治本,也无法治标。 2015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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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六四情侣-于世文和陈卫的故事

(摘自采访录)天安门广场前,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他们打着横幅、挥舞着旗帜,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这张1989年学生游行的历史图片被制作成长六米高四米的挽幛,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头像分列两边,中间印了一个黑色的大大的“奠”字。挽联为“莫道昊天阙悯曾洒碧血染长虹”、“已闻惊雷含悲重沐春雨洗神州”,横批为“公祭6.4英烈,缅怀耀邦紫阳”。于世文和陈卫说,希望能用这样的行动,冲破六四的禁区,拉开中国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的序幕。黄河边公祭六四2014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三。河南省滑县,离赵紫阳故居约三公里的黄河大堤上。巨幅挽幛前,鲜花簇拥。三十多人胸配白花,对着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低头默哀。陈卫作为代表宣读《公祭词》:“今天是甲午年大年初三,是民俗上春节期间祭奠亲朋故友亡灵的日子。在这民族最感伤痛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当年参加六四的万千青年学生、天之骄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和主力,遍布于海内海外,分布在各行各业。”陈卫说,当年参加六四的学生时至今日心中都有挥之不去的六四情结和胡、赵情结,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情结。“胡耀邦、赵紫阳开创的八十年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锐意改革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切由于六四的枪声而嘎然而止。”冬日的寒风,吹得陈卫的声音有些颤抖:“六四的主题就是反腐爱国,六四死难者以生命的代价昭示了腐败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性,赤子之心,天日昭昭。为六四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耀邦、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返黄金的八十年代,超越黄金的八十年代,对于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刻不容缓。”随后,多名1989年的学生代表轮流宣读六四死难者名单。全体参与者向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献花。公祭组织者于世文说,六四和耀邦紫阳是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巨大遗产,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红利,所以我们呼吁当局,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正视而不回避六四,献出最深的关爱,释放最大的诚意,运用最多的智慧,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继承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留给我们全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于世文表示,除了向当局喊话,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打破民间对六四的禁忌,让在大陆几乎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六四话题,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媒体平台上。学潮中的爱情于世文说,六四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伤痕,这二十多年来,他可以说只是为了六四而活着。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陈卫,当年都是广州的学生领袖。于世文是河南省获嘉县人,生于1967年10月16日。1989年春天,他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学生组织“革新学会”的负责人,油印杂志《中大青年》的主编。获悉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于世文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发生学潮,马上组织学生集会、在学校里四处张贴大字报,纪念胡耀邦,并抨击官场腐败等现象。1989年春,于世文结识了中山大学年轻的经济系助教陈破空,也认识了漂亮的重庆姑娘陈卫,她是“每周民主沙龙”的主持人。这个思想沙龙,从1989年1月开办,为陈破空和陈卫所创立。二陈正活跃于中大,到处传播民主思想。陈卫是大气科学系四年级学生,比于世文大11天。不久,陈破空和陈卫召集校内二十多名不同社团的负责人开会,主持成立中山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会上,陈卫当选为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世文和另一名同学当选为副主席,陈破空出任名誉主席。中大学生自治会下设宣传部、纠察部、财务部等,准备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为主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呼唤民主。5月4日,广州市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在陈卫和于世文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上万名学生冲出校园,踏上广州的大街,一路游行到市中心广东省政府门前。陈卫登台激情演讲,于世文振臂领呼口号。“口号以打倒官倒、惩治腐败为主。也提到了要求新闻自由,针对的是官方‘4.26’社论。”于世文说,当天游行结束后,已近午夜,天上下起了小雨,广东政府安排公交车将学生送回学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陈卫和于世文等人的组织下,以中山大学为主的广州各高校学生,随着北京形势的发展,动辄有数万人或十几万人上街,游行、静坐。最大规模的有两次:5月17日的反戒严示威,和5月23日的“省港大游行”,上街的学生和市民人数都高达四十多万人。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广州学生也于5月14日在省政府正门前宣布绝食,而且一直坚持到到5月底。6月4日,北京开枪镇压,激起了广州学生更大的愤慨。数万学生将广州市主要干道海珠区堵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六月八号,传说军警要进城,学生们一哄而散。”于世文说,学生领袖们则组织“空校运动”转入“地下斗争”,主要任务就是救助北京被通缉的学生。“掩护郑旭光到珠江电影制品厂。接送西安的学生领袖徐志强,他后来出家,法号圣观法师。”于世文记得,黄雀行动大陆主要联系人罗海星曾经派人接广州的学生领袖出境,特别是陈卫,运动期间频繁出现在香港的电视镜头中,“如果不出去很可能坐牢”。但陈卫不愿意离开中国:“我当时想,坐牢就坐牢呗,那也没办法。”陈卫不出境,于世文当然也不会走。因为,在风云激荡的学潮中,他俩已经双双坠入爱河,成为生死相依的恋人。坐牢、结婚、生子1989年7月5日,南方日报、广东日报等各大媒体发布《通告》,要求陈破空、陈卫、刘俊国、李正天等四人自动到公安机关报到,说明情况。陈破空、陈卫和李正天,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本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责任感,都坦坦荡荡而老老实实地去了,只有被通报的另外一个人刘俊国逃跑了。在公安局接受讯问十几天,到7月19日,公安声称“换个地方谈”,就把陈卫关进了看守所。同日,一直遭秘密跟踪的于世文等几名学生领袖,也被拘捕,投入看守所。陈破空于8月2日遭拘捕。李正天则免于拘捕。收审,逮捕。于世文在看守所住了一年半,在该所在三楼与陈破空隔墙为邻,陈卫则被关押于二楼女牢。1990年12月30日,于世文被当局宣布“教育释放”,由四名公安押送回郑州。月底,他赶赴重庆,按照之前陈卫留的地址找到她家,得知她尚未获释。1991年2月12日,陈卫被“免于起诉”,直接遣送回重庆老家,父母告诉她“男朋友于世文”来过。当时没有电话。几经书信往来,于世文于春节后的3月再赴重庆,正式见过女方父母,然后携陈卫回河南郑州见男方父母。于世文说,两人在一起,还讨论了未来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继续革命,陈卫认为应该赚钱过小日子。”陈卫则说,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两人于当年5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访问以前的同学,“竟然都很害怕的样子。”于世文承认:“革命没有基础了。没有组织,也没有人。”两人分别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准备打工赚钱。没过几天,于世文突然跑到陈卫位于黄浦区的制衣厂:“我们结婚吧。”陈卫说:“好。”当时已经下班了,陈卫给领导写了封辞职信放桌子上。赶到广州火车站,已经没有到郑州的火车了,两人在火车站“猫”了一晚上,第二天乘车回到郑州。那是6月22日。回到郑州的于世文和陈卫,没有通知双方家长,马上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于世文记得,结婚一共花了六毛钱——去民政局的公交车费来回共计两毛,领结婚证的手续费四毛。陈卫说,领了结婚证后,看到马路对面有卖汽水的,想买瓶汽水喝,于世文舍不得花钱:“他说,马上到家了,烧开水喝。”第二年的三月㡳,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女儿出生前,于世文和朋友合伙在河南省滑县承包了一项装修工程,赚了六七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笔可观的收入,保障了他们婚后的基本生活和生子的费用。“我一直觉得冥冥之中真有天意。”于世文说,滑县是赵紫阳的老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失败的偷渡女儿刚刚出生,获悉陈破空获释出狱。于世文与陈卫急切地要奔赴广州,与陈破空劫后重逢。作为老师的陈破空因为参与发起学生运动,被当做“黑手”,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2年7月刑满出狱。当时,陈卫曾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以为能看到陈破空从那里出来,却不知道,他早已被转移到第二看守所。将女儿送到重庆姥爷姥姥身边,于世文和陈卫于1993年春节再次赶到广州,会见陈破空。劫后重逢,欣喜之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彻夜不眠讨论问题、分析形势。陈破空实话告诉他们,自己处境不佳,行走被跟踪,信件被检查,电话遭窃听,每两周就被公安传讯。他感叹说:看似走出了监狱,但并没有走出中国这个大监狱。他思索道:目前看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不大会有出路。他于是提出偷渡香港。“陈卫反对偷渡,我中立。最后还是听从陈破空的,他是老师嘛!”于世文说,陈卫之所以不愿意偷渡,除了对国外情况不了解外,还因为当时在深圳很快有了不错的工作,招聘进入奋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每人偷渡费五千元,和其他偷渡客一起坐上当地农民加装引擎的摩托艇“大飞”,三人飞驰香港。“速度太快了!总感觉警察在追,象有子弹打在船上。”到赤柱监狱的海滩,蛇头放三人上岸,载着其他偷渡客驶向别处。攀上一处岩壁,三人就落入香港警察手中。于世文后来分析,可能是蛇头使坏,故意把他们放在那里吸引警察注意,以掩护其他的偷渡客,那里面,有船老大的亲友,他们要到香港打黑工。三人表明身份: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而警察不为所动,坚持把他们押送到新屋岭拘押场所。于世文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陈卫,黄雀行动时广东排在第一位的重点人物,而且作为漂亮女生和学运领袖,几乎天天在香港电视上露面。当时宁愿坐牢也不愿出国,没想到不到四年,港英当局听到六四就想笑。”一个月后,三人被实名遣送回大陆。陈破空有广州户口,直接被遣返到广州增城收容站,并很快脱困。作为外省人的于世文和陈卫,则被关押在深圳樟木头收容遣送站。关押几天后,有一天看守叫于世文:“你出来。”到门口说:“走吧。”他正在奇怪,扭头看到陈卫在外面等着。原来,陈卫身上还藏着三百美元,和女管教混熟后,自己出钱把两人赎买了出来。陈破空还在忙着请人营救他们,才发现两人已经脱身了。他们说,幸亏出来得快,如果身份被当局识别出来,肯定要劳教。“港英当局太过分了!拒绝庇护,可以。但移交档案都是原名和公开身份?!”于世文说,从那次他明白了:海外靠不住!“彻底断绝了靠海外的力量,靠民主国家的政客来拯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者官方说的和平演变的期待。”于世文和陈卫从此决定“绝不出国”。而陈破空却在不久之后再次偷渡,他执意要从香港入境处索回自己被扣压的身份文件。他未能索回身份文件,却再次被香港警方遣返。这次,他直接落入公安手中,未经审判,即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6年11月,陈破空以合法的访问学者身份迈出国门,远走美国。炒股致富偷渡失败,陈卫回到奋高投资公司上班。随后被派驻武汉,参与收购四星级的黄鹤楼酒店,期间她购买新股幸运中签,赚了一些钱。这让于世文看到了机会。当时郑州正在发行白鸽股票,于世文四处借钱购买,至1993年底豫白鸽上市,他赚了八九万元钱。这期间,偷渡的事情被警方追查,致陈卫从奋高公司辞职。最后,于世文买了价值二三百元的礼物送给郑州警察,了结了此事。从此,于世文和陈卫在郑州以炒股为生。他们经历了1994年的熊市,赔光了赚的钱,还欠朋友十多万。他们也经历了1996年的牛市,把欠账还清,还有结余。但总体上,生活比较宽裕。1997年,河南省电力局下辖的祥和公司准备上市,电力局领导认识于世文,知道他正好懂股票,就请他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经营。祥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传统火电厂的节能改造,于世文后来升任副总经理,每月工资3000元。直到2003年,因为被发现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于世文被迫离职。该公司现在还存在,更名为诚信公司。无论是否有工作,炒股其实是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只要股市开盘,两个人就各抱一台电脑,沉浸在股票的买卖中。后来于世文开通了美股账户,每天半夜也成为他的炒股时间。于世文说,2006年至2009年的中国大牛市被他们抓住了。多年的股海沉浮,于世文夫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技巧,在连续几年的牛市中,他们频繁换手,数十万的本金迅速膨胀到千万级别。“财务自由了。”于世文开始安排以后的生活:在重庆投资了500平方米的房产,在郑州也投资了两处房产,花费约200万人民币将女儿送出国留学……剩下的钱在股市上又赔了不少,但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实质影响了。“我一直想着革命,无奈才炒股谋生。”于世文说,他22岁之后25年时间基本没离开过郑州,而目前生活的地点离他出生的地点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陈卫说,作为一个南方姑娘,本来很不适应郑州干燥的气候,没想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找到组织”正如于世文所说,埋在他心中的六四情结,随时准备着爆发。2003年,接触网络不久的于世文很快就找到了“娘家”,《民主论坛》、《议报》、《观察》、《北京之春》,这些境外媒体,成为他发表文章的平台。论中国现实、谈六四得失,于世文发表了大量关于民主理论的文章。这段时间,他每个月稿费收入能达一千美金。所以,尽管因此致使他失去了祥和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他也并不在意。直到2006年,国保拿着他发表文章的复印件正式警告他:“不许再写了。”“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四代国保,经验丰富。”于世文说,刚释放的时候,警方每个星期要找他一次,当时没有“喝茶”的概念,就是请他吃饭,摸摸他的思想动态。后来形成每个月找一次的惯例。而陈卫归户籍所在地重庆警方负责,他们每年要飞来郑州两次,调查了解陈卫的情况。经过与国保的多年博弈,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既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与警方打交道的大致规范。“他们的有些要求可以不听,有些要求可以阳奉阴违,而有时候他们是奉上级的命令,如果硬顶,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此时可以让一步。”所以,当国保要求于世文不再到海外媒体发表“反动文章”时,他妥协了。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组织”。2008年春,陈卫的前辈老乡、文化名人王康受邀到郑州举办讲座。在参加讲座的过程中,于世文和陈卫认识了郑州文化圈的很多人,如著名报人马云龙、“毛派思想家”袁庾华、同样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的刘真等。他们获悉,郑州民间文化圈组织的郑州思想沙龙,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进一步,他们与河南省的“六四分子”取得了联系。翟伟民,名列1989年二十一名通缉犯名单,之后因筹备地下组织、筹办六四事件纪念活动而被判刑和多次被拘押,后居河南省新安县;郭海峰,1989年4月22日与周勇军及张志勇在人民大会堂下跪请愿,6月4日当天因驾驶公交车企图烧天安门城楼被捕,后居河南省安阳市;1989年学生运动骨干安宁,1993年因与胡石根等人筹组“中华进步同盟”“自由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五年,后居河南省郑州市。“二十多年来,我们只是埋头炒股赚钱,没想到这么多人就在我们身边。”于世文说,这让他们的心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苟活多年为六四”生活无忧,又结识了很多新朋旧友,于世文陈卫夫妇开始重新参与和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用于世文的话就是:“钱赚得差不多了,也该重新回归六四心结了。”首先,他们参与了王康总策划的国画《浩气长流》的巡展。“浩气长流”是一幅805米的长卷,由中国大陆美术、史学两界几十位画家、学者耗时五年半完成,展现中国抗战时期史实,绘制相关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中外、朝野各界历史人物1018位,介绍说明相关文字20多万字。该画主要表现了国民党的抗日主战场,颠覆了大陆教科书“共产党抗日、国民党逃跑”的长期灌输。于世文陈卫投入三十万元,拿到了大陆的批文,使《浩气长流》于2010年7月7日得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展,之后又准备在大陆巡展。同在2010年,12月2日于世文在北京参与举办“马云龙王康125周岁生日祝寿会”,超过500名文化、思想、媒体人士到场,被称为“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私人盛会”。2011年,薄熙来“唱红打黑”正在高潮时期,思想界沉闷,于世文陈卫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中原论道”。夫妻两人全国游历,遍邀名家,最后确定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重庆学者王康、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浙江律师陈有西主讲,对中国文化与政治改革等诸多话题进行研讨。两天会期,每场听众超过500人,话题尖锐,台上台下交流热烈。于世文说,他俩所举办的活动,其实都在国保的视线内。特别是“中原论道”,阻止未果,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国保领导就坐在会场内全程监控,不时将他叫去要求降温:“这个讲的不行,那个讲的不对。”“他们就是担心我捅娄子。”于世文承认,国保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夫妻举办这些不算敏感的文化活动,其实都是在为六四正名的活动进行铺垫。“苟活这二十多年,就是为了六四!为了六四,义不容辞。”通过一场场文化活动,展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拓宽官方的容忍度,取得民间的信任,积累操作经验和人脉,于世文陈卫夫妇终于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公开的六四祭奠活动。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够躲过官方的监控成功举行,得益于前一年的失败。2013年,于世文陈卫夫妇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调研,重庆、成都、武汉、广州、北京……走访了近400人,计划在清明节举办六四公祭。官方很快察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警告和控制原定参加公祭的人员。于世文本人侥幸逃脱了控制,公祭地点和时间也一变再变,最后定在4月1日,习近平仕途起步的河北省正定县殡仪馆。即便如此,官方也在公祭即将举行的最后一刻赶到,破坏了公祭的举行。河南和河北两省警方联手,将现场参与公祭的人员全部抓走。那天,在回答警察问话时,于世文泪流满面地背诵公祭词:“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年轻,一样满怀梦想和激情;他们,曾经在我们中间学习、工作、生活,和我们一起发出过痛苦的、欢乐的、真诚的呐喊声;但是,1989年六四,疯狂的坦克、无情的子弹夺去了他们鲜活的生命!”“二十四年前,我们是那场惨剧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遇难者中,有我们的同班同学,有我们的同校师生。二十四年中,作为未亡人,我们苟且偷生,我们愧对众多的亡灵,无颜面对他们的亲人。二十四年来,我们无法公开祭奠他们,甚至无法公开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和愧疚。每到清明和他们的忌日,我们只能悄悄滴献上一炷香,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注:因两次主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自2014年5月17日遭拘捕后,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至今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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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鲍彤:纪念赵紫阳

转发此新闻: 前些天我写了几个字,表达对赵紫阳先生的思念:“遗编在心,遗爱在人。在人在心,以念以存。”“遗编”是指先生三十多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改革历程》。赵紫阳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为同一目标而做的努力,无疑是对赵紫阳的继承、合作和纪念。二十六年来,赵紫阳一直是个非被磨灭不可的名字。因此,推动中国当代历史真相在人们记忆中的发掘、保存和自由交流,都是对赵紫阳的纪念。赵紫阳以持不同于邓小平的意见而获罪。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废除以言定罪的制度,一切事情何从谈起?彻底解决人们心中存在着的这个大问题,应该是对赵紫阳的永恒的纪念。因言获罪的中国悲剧,古已有之。进入当代,层出不穷。先在党内,叫一切对“核心”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一个个成为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的牺牲品;后来扩大到党外,叫一切拒绝接受党的领导的非党员,一个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又叫人民民主专政)的牺牲品。赵紫阳不是第一个。胡耀邦也是牺牲品,其实彭德怀习仲勋早在文革前就是。不仅仅在党内,党外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同样是。更不限于上层,老百姓中的林昭,王申酉,李九莲,大家都是。事情也没有停留在以往,眼前就有被关押的于世文和高瑜和浦志强和郭玉闪这张以言获罪的名单有可能被延长下去,直到包括你我他,直到无穷大──如果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的言者有罪的专制制度永世长存的话。“不让悲剧重演”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不断有人提出的议题,但只许嘴上说说。习仲勋不停留在更不满足于说说而已。他经历而且目睹一个个同僚因触犯“核心”而获罪的过程。在担任人大常委常务副委员长期间,他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这是习仲勋独特的远见卓识。他所面对和总结的,不仅是1921年以来中共的教训,而且是1949年以来整个国家的教训,甚至是1903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成千上万人用鲜血凝成的教训。这是从普列哈诺夫直到赵紫阳所渴望解决但都无“力”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用智慧,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简易可行的,用不着伤筋动骨,不需要任何投资,而一定能够使国家臻于长治久安之境的方案: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保护不同意见法》与其说是纪念赵紫阳所必须,不如说是中国每个人安居乐业所必须。除了桀、纣、幽、厉,再除了自愿“入瓮”的周兴和来俊臣这五六个人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人居然会自愿以言获罪。习仲勋的政治智慧应该能够凝聚朝野共识。来源:RFA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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