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既要谈问题，也要谈立场 ——与贺卫方先生商榷 柳一凡 2011年07月02日 00:15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本报于5月30日刊登了对学者贺卫方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访谈《以直抱怨，而非以怨抱怨》，内容涉及维持正义是否一定要犯罪分子付出生命的代价，长期以来朴素的“杀人偿命”的正义观是否还适用于 现代 社会等问题。文章发表之后，引发读者积极反馈，在此选登读者柳一凡来信，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前段时间，贺卫方先生接受了经济观察报(5月30日，531期)“废除死刑”问题的采访。这是贺老师长期坚持的观点，自有理由。但在该篇访谈中，我发觉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主要是：1.选择性表态问题；2.证明方法问题；3.死刑废除问题本身；4.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以及更为广义的，当今社会知识分子，或曰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们谈的是具体问题，但或许可以发现里面也涉及到立场。   关于选择性问题   任何一种观点和理论，都有表达的权利。但是，所有的立论，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要求，比如前后一致自圆其说、立场中立等等，但是贺卫方先生在访谈中有些说法略显费解。   文章开始谈到最高法院放宽死刑这件事。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非常敏感地发生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时期。此时高调宣布放宽死刑，有舆论认为这是对药的法外容情，对此网络舆论大体倾向于“即使宽大也不该此时”，不应放过罪大恶极毫无悔改之心的药家鑫。而法律界也多有声音质疑此时放宽的动机。贺老师谈及此事时的观点是：“我曾经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尤其是法律界的人士，不要去发倾向性强烈的观点。但是有不少人质疑说，现在权力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干预，那你学术界怎能不发出声音？这当然是个有道理的说法，关键是要慢慢追求、培育……社会舆论，逐渐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得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这里，贺老师的立场是鲜明的，就是当司法系统有被权力干预的明显迹象、司法公正明显受到社会质疑、需要社会发出呼声时，不应发过于强烈的观点，要慢慢等。   如果说，这是纯粹做学问的立场，我们不好过于苛责，毕竟，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是斗士。研究学问，不问窗外事依然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态度，尽管，研究法律的学问却罔顾法律的现实是不够严肃的，但总体我们可以装作看不到这个致命的缺憾。   但是同一个访谈，后面，在记者问道废除死刑是否过于理想主义的时候，贺先生却说，“老话说，‘取法其上仅得乎中’，我觉得学者，尤其是法学方面的学者，应当在这个社会演变过程中提出一些较高的目标。如果说是学者……仍然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废除死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目标。学者必须要高调一些，要去把更纯粹的东西清晰地表达出来”。   这里，对学者的态度、社会责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不仅认为要表达，而且认为要“高调”地表达，“清晰地表达”。完全没有之前的“慢慢等，慢慢追求”的意思了。   我认为，在同一个问题上，即法律学者如何对待社会责任表态的问题上，贺先生前后的说法不仅是不一致的，而且是具有明显选择性的。尽管我异常尊重贺先生，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的前后表述上，他未能自圆其说。不知我的归纳是否符合贺先生的原意——司法机关有明显不公的嫌疑时，我们不可贸然表态，要“慢慢”追求。但事关自己的理念推行，则不妨“高调”表态。具体说，在药家鑫问题上，药家鑫家庭有操弄司法的迹象时，不应该明确表态(客观上的放纵)；但废除死刑，有可能使药家鑫成功漏网逍遥法外时，我们就应该高调赞成，大力推进——这对于被害者，不仅不宽容，而且很残忍。如果说，这是对恶行和恶人的刻意偏袒，显然不符合 大众 包括我自己对贺先生的景仰之心，但这个说法在客观上较难否定。   简言之，这个具体问题的立场有些不够中立。在论证方法上有些不够稳妥。   证明手法问题   与选择性表态问题同样可以商榷的还有证明的方法。   当然，这是访谈，不是写文章，所以不需要天衣无缝，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颇多值得推敲之处。   比如，在开始说到废除死刑时，贺先生举了几个例子，或者说，讲了几个故事：希特勒见到犹太人嫖宿雅利安妇女从而后来屠杀犹太人；墨索里尼整治黑手党，以扫黄名义实施政治运动最后导致自由被清理掉等等。这些事，可能都存在过，但是，这几个小故事不能证明死刑就是“严刑峻法”，更不能说“保留死刑”就是“纳粹的想法”。   首先，实施严刑峻法的，不都是纳粹，暴秦和前苏联也是；其次，纳粹的精神特征也不能归结为严刑峻法；第三，有死刑存在的法律系统，绝不等于“严刑峻法”，严否峻否，不看有没有，而看如何适用，这应该没有疑问吧？这是一系列的偷换概念。所有的故事与论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连旁证都算不上。但显然，经过这一系列故事的铺垫，读者被成功地心理暗示了——赞成保留死刑的，就是纳粹，就是希特勒，就是墨索里尼，就是邪恶的代表。我得说，这个证明方法不够严谨，甚至不够正规。作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教授，我们肯定不可以怀疑贺先生的逻辑水准，那么，这里如何解释这个逻辑漏洞呢？我不敢想。   上述的表达，似乎是这个模式——预先把对方的观点钉在耻辱柱上，然后对耻辱柱加以批判，这样的方法肯定是成功的，但显然不是个好的论证方法。前文述及，我们可以理解，在口头访谈的时候，随想随说，或许难免不周之处，但如果将这样的极端的例子随手拈来，随意地应用在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对方身上，这是否说明贺先生在学术之争时不够淡定，带有过多的选择性？   关于废除死刑本身   其实废除死刑的问题在此根本无法解决，因为它现在仅仅是一个观点，而任何观点都有权利存在。   但是，我也要在这里“高调”地说明保留死刑的观点。   贺先生说，“死刑太残酷，太残忍”，这个观点显然与现实不吻合。   不是所有的死刑都残酷。现在的注射死刑，甚至过去的电椅，都已经很文明了，不仅无血而且无痛，绝对保持了被执行人的尊严。完全不能还说是残忍和残酷。最重要的是，选择参照什么做为系？再用回药家鑫的例子，那个被他撞倒在地的无辜农妇，皮开肉绽，筋骨断裂，但不仅没有得到他的救助，反而被连接扎了七刀，撞伤之外再添几个透明窟窿，浑身鲜血淋漓，在地上声声哀告，拼命躲避，但凶手毫不手软，手起刀落，绝不留情，眼睁睁地看着她绝望的眼神慢慢黯淡，满身血污的身躯渐渐停止抽搐，执意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幼儿的母亲活活杀死，这是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再看，药家鑫，如果他被执行死刑，也是衣着讲究，进入整洁的房间，周围一圈轻声低语的白大褂，用麻醉药让这个邪恶的灵魂安静而毫无痛苦地升空，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就不懂了，究竟是哪个场景才是残酷呢？为什么只看到第二个场景的残酷呢？有人觉得让药家鑫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安静地消失是残忍；但，让他活下来，对张妙，那个浑身窟窿，上有老母下有幼儿的年轻母亲，对我们，是不是一种最大的残忍呢？   看来，根本的问题，并非残酷与否的问题，而是关注点在于谁的问题。如果只看到了杀人犯的可怜，那你就会觉得死刑的残酷；但如果你愿意看到一点点他们的邪恶，那么结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简单说地，立场不同导致观点不同。看来这里没有一个超越二者的上帝。   这个问题原没那么复杂。简单地说，法律并不排斥报复，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公正本身。法治不过是替国民代行报复和惩罚的手段。国家的存在，无论是契约还是暴力，但一旦形成，一旦收税，就有替国民主持公道的基本义务，实施法治，惩罚犯罪，就是基本的责任。还债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报复。我们别把“报复”这个词贬义化。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可以免除债务，免债既有可能使欠债者幡然悔悟，回报社会；但也完全有可能纵容他变本加厉，恶意拖欠更多的债。没有统计学依据说明从宽免债一定有正面的回馈。 最根本上说，免债与否，是债务人的事，其他人根本无权表态。而现在的废除死刑观点就是，“曾有人放弃债务，于是，所有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免除债务”。生命，是一种最大的债务，只有债权人有权利决定是否免除。用其他人的宽容，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不公平的放纵，这不是慈悲，恰恰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废除死刑论者只看到死囚生命的宝贵，却故意不看被害者生命的宝贵，看不到那些生命同样也无法继续，这个选择性，是它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地方。   人性复杂，没有证据说明随着文明的进化，所有个体就都能变得高尚。总体进化，但不能得出所有个体都必然进化。死刑适用范围和适用过程的精准把握自然可以消除所有对它的“残忍”的指责。司法产生冤案，那是审判过程的问题，存疑的时候不能执行，这是司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理由因此推导出干脆废除死刑。   就社会现实来看，相当长一个阶段内司法都无法真正独立，外界对司法的影响会一直存在，使得法律的宽容很可能只会体现在权贵身上。如果放宽了死刑，受益者也更多可能是利益阶层，也是个必然的现实。众所周知，即使没有死刑，弱者还会面临诸如“俯卧撑”、“喝凉水”、“躲猫猫”等一千种其他的奇怪死法，而强者唯一可能被惩处的道路又被堵塞，则若何？所有的宽大，只会被特定的人群享受——势必加大本来已经巨大的司法不公。 这里进一步牵涉到一个更加原则性的问题，即司法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法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价值体现，在价值观的意义上，它是特定历史阶段该社会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文明。第二，最重要的是其工具属性，它不是为了仁慈，不是装点社会和谐的流苏，它赤裸裸地就是为了社会公正而实施的包括报复在内的惩罚，而绝不是贺先生所说的教育。教育，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最多，是衍生功能。   放任单极干涉司法的做法，是谈不上公正的，贺先生在此的观点，好像也有选择性，似乎也有立场的影子。   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   贺先生强调，“网络语言中抨击性的话，骂人的话会更多一些，理性论证少一些”，“这会弱化一个人对于文字的责任感，让许多暴力化的语言充斥在网络之间。你如果把它等同于民意的准确体现确实很危险”。 上述对网络民意的认定，我也不敢苟同。   网络民意肯定有不够成熟或理性的地方，既然是“民”意，则斑驳嘈杂，缺乏理性，是自然现象。但不应因此忽略它的终极价值。整个国家、社会，如果不建立在这种看似缺乏理性的民意基础之上，又将以什么为准绳？为了一种“绝对理念”吗？还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先知”？   专家未必具有更多的理性，我们回过头来翻看1950年以后1978年以前的最主流报刊，看看最主流的社会精英的文章，我不认为专家会比群氓有更多的理性。社会悲剧更多恰恰是专家所为。导致3000万人饿死悲剧发生的“亩产十万斤”谎言，就是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的“理性”独创！没有什么比专家的话更危险了！就实际死亡人数来看，专家“理性”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   看来理性与否不在话是否糙，不在于表达者的身份，而在于道理本身。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今中国，除了网络之外，还有更真实的民意反馈渠道吗？当所有人民早已“被代表”时，哪里去找“理性”的民意？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现实：网络民意，是我们的混乱的、非学术的、非理性的，但却是唯一残存的民意表达。弥足珍贵。   社会精英的职责，不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理性”去贬低和对抗民意，而是辅导、提炼、代表真的民意。可以超越但不可抵触。毕竟这个社会，不都是属于领袖的和精英的，也有属于我们这帮嘈杂肮脏的“黔首”，我们这些“讨厌的老百姓”的一份。民主的本质，起码有一部分，就是让大家接受“可能错误，但却共同认可”的理念吧。   而且，精英们的意见，并不具有比民众意见更大的权重，如果有一个投票的场所，每个人都应该是一票。苏格拉底和我，都只有一票的表达权。精英意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一句顶好多句”上，而是，在自由表达的场所，由于我们都是人，都有基本的是非和理性，则自然他们的思想会站在更高的位置，教育我们，引导我们，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非理性”的我们在精英们的带领下走向理性之路。   当今的社会精英，不应该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对“非理性”的民意怀有蔑视和敌视。   但同时，社会精英们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以更高的热情和关注度，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并非做反对派，而是从善意的出发点，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发出理性的声音，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法律系统有缺陷，法律现实有遗憾的时候，不是选择性地退让，而是积极发出声音，帮助执政者规范行为，减少不公，也带领大众，引导网络民意，培养网络理性，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法律的本质目的。这是社会精英的应有的职责和担当。   凡有得罪贺先生之处，敬请批判指正，虚心接受。   (文章发表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