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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乱后，百废待举要搞经济建设、要奔工业化。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又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经验，有样学样，很顺理成章。 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该法规定，“居民证”的发放范围限于城市，最初仅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来才扩大到所有市镇，但不包括农村和农民。按此法令，苏联公民须在进入任何地区后的24小时内，到当地政府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被批准，则在3日内必须离开。这样，根本就没有居民证的广大苏联农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获得持有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从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王海光论文的注释里，看到“propiska”这个词，再根据注释的提示，到《维基百科》查了这个词条，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证”的真实含义，乃“居留许可签证”也。顺便记一笔，维基百科的很多词条都有中译，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读者留意的这一条，却是没有的。 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译。《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国时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它）既是定居许可，也是移民记录的手段”。至于具体形式，除了在地方户籍登记系统里有文档记录，它还是在个人国内通行证上加盖的一个官方签章。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个“普罗皮斯卡”究竟是个甚，还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维基百科》附有照片，顺藤摸瓜，我又从网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当于护照和签证：护照证明身份，但人们光持有护照还出不了国；要出国，还需要“签证”，即注明同意你进去、居留时间的对方国家的官方许可。“普罗皮斯卡”就是加盖在“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签证”，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动、入住、居留。不同之处，这不是为出国，而是在国内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苏联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权得到这个宝贝，乡下人没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动、入住、居留。 老天爷，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仔细读，原来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创。上文不是说了吗：“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国时代”，普罗皮斯卡就已经存在。再查，整个沙俄帝国时代，自由迁徙从来就不是农奴的权利。甚至在1861年亚历山大宣布废除了俄国农奴制之后，农民虽然得到一般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财产权利，但迁徙权还是付之阙如，因为他们并不准自由离开村社。“普罗皮斯卡”还是一以贯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国内护照，也惟有加盖了国内居留签证的，才可以合法流动。难怪我们当中学生读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十二月党人到列宁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贵族气”。没错，不够贵的进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谈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对象沙俄帝国禁止农民流动进城的制度，公然统统给恢复了？说起来，也是一连串“实际情况”使然吧。当代学者讲到这一段，总要提到1927-1928年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那不难懂，因为落后国搞社会主义，要加快国家工业化，总会面临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农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世时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要较多利用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工业。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试图压农民拿出更多的“贡赋”，以此加速苏联的重工业化。问题是，哪里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压的，加上天气因素，“粮食危机”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应是干脆全盘集体化，从限制富农转向“消灭富农”。这就迎来1929年所谓“大转变的一年”——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在“消灭富农”的纲领下组织几万干部下乡，突击组建“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约2000万户农民“加入”20万个集体农庄。土地被宣布全盘国有化，仅允许集体农庄“使用”；后来政府又部署了国有的拖拉机站，实行国家以机械化服务“交换”农庄产品的体制，并对瞒产、拒交行为实施强制打击（参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苏联模式研究组左鳳荣、姜长斌的文章）。 这样国家“拿”粮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没有。生产力——“富农”总也是农、也是生产力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的粮食产量多少年以后还达不到1914年战前沙皇时代的水准，绷得再紧，也是无米之炊。把农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事情就发生了。“情况危急”之下，限制农民流动的“普罗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数，搬出来用用对斯大林来说也无妨。 有一点，斯大林倒做得比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没有把“迁徙自由”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宪法”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翻开第十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举凡“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照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还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条款一应俱全，全部入宪。唯一不见的，就是“迁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罗皮斯卡”还在生活里管用着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写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历次苏联修宪，“迁徙自由”再没有入宪。 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据有的回忆录讲，54年宪法最早拿出来的稿本上，就没有“迁徙自由”的字样。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而近代多部宪法也有“迁徙自由”，所以建议列为公民权利。这才有了邓小平那句话（“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也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不过整体看，“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念，还是进入了中国。毕竟，54年宪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宪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宪，文革高潮中的中国当然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啦，“迁徙自由”被逐出宪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来看，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的明天”。要过多少年历史才会指出，那是老大哥带来的一个坏榜样。 相关日志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5/24 — 徐焰:“苏修逼债”真相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负筛选的人事制度 2012/05/16 —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一：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 2011/05/23 — 时代周报:拖垮了苏联的“特供” 2011/04/25 —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 2010/08/19 — 苏联“8.19”事件回眸：失民心者失天下

朝鲜幼儿园儿童获呵护 每天吃5顿饭 朝鲜幼儿园儿童获呵护 每天吃5顿饭 经过900多公里的飞行，由人民日报女记者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平壤。正值金达莱盛开的时节，整齐干净的街道两侧、绿意盎然的丘陵山冈上时时现出一丛丛绚烂绽放的粉红花束，给本报和朝鲜《劳动新闻》女记者间的交流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平壤五日，我们走厂矿、看学校、观市容……所到之处，近一二十年朝鲜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尽收眼底。而身为女性，我们对朝鲜妇女、儿童的状况更加关注，对平壤产院、万景台少年宫和苍光幼儿园的访问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平壤产院被朝鲜女性称为“产妇娘家”。换上消毒拖鞋，穿上白大褂，我们在医院外事科长的带领下走进这个令朝鲜女性感到亲切的地方。除了妇产科，这里还设有儿科、心血管科、牙科、超声波诊疗室等，并拥有心电图、透视、B超、理疗等现代化医疗设备。据介绍，每年有2万多婴儿在这里出生。为了避免新生儿受到病菌感染，产院建立之初便设立了专门的家属探视室，我们在这里通过电话和视频同一名产妇进行了在线交流，通过屏幕看望了她的宝宝。这一措施已成为产院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一大特色。 在朝鲜，多胞胎十分受重视。各地被确认为三胞胎或多胞胎的孕妇，都会被送到平壤产院，接受细致周到的服务。在育婴室里，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多胞胎婴儿安静地躺在婴儿床上，两名护士守护在床边，轻轻摇动小床，安抚着哭闹的孩子。隔壁的房间里，保温箱中的婴儿正在接受特别照顾。医院规定，每个多胞胎婴儿体重要达到4千克才能出院。 朝鲜实行免费医疗，而孕妇一旦入院，连 餐饮 也由医院免费提供，而多胞胎婴儿还会收到来自国家领导人的 礼物 ——给女孩的金戒指和给男孩的银佩刀。多胞胎的全部教育费用也由国家承担。“平壤产院已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儿童亲和医院称号，这里不仅代表了朝鲜医疗水平的提高，更体现了国家及领导人对妇女和孩子健康的关怀。”陪同的朝鲜同志自豪地说。 在园内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苍光幼儿园里，70多名专职幼师照料着800多名幼儿。园长告诉我们：“孩子的家长大多是记者、艺术家、公务人员等，他们的工作很忙，所以幼儿园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照顾。”幼儿园的大 餐厅 宽敞明净，能容纳500名孩子同时就餐。孩子们每天在这里吃5顿饭，有专业营养师负责调配营养。楼上五六百平方米的活动室里，数十名孩子正在嬉戏玩耍，荡秋千、玩滑梯、乘坐电动列车……孩子们把我们这些客人拉入游戏的行列，让我们也来分享他们的快乐。幼儿园开设了声乐、舞蹈、自然常识、领袖成长故事等课程，参观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师们的匠心。 坐落在光复大街尽头的万景台少年宫，被誉为“朝鲜少年儿童成才的摇篮”。其主楼呈半圆形，象征着孩子们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门前的主雕塑“满载幸福的彩车”则表现了朝鲜少年儿童的幸福 生活 。每周一至周五，有5000名学生来到这里，分布于文艺、体育、科技等200多个小组的活动室中，由500多名专职教师对他们进行课外教育指导。从伽耶琴、手风琴活动室到舞蹈活动室，从书法活动室到手工刺绣室，虽然走马观花，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朝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 从出生到走向社会，朝鲜儿童得到的精心呵护和良好教育令人感慨万分。陪同的朝鲜同志介绍说，朝鲜实行11年免费教育制度，工厂、农场也建有大学，还有向全体国民普及知识的人民大学习堂，这些建构保证了国民可以普遍接受教育。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将给朝鲜提供无穷的发展动力，帮助他们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实现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本文来源：人民网 ) 责任编辑：NN068

若果北京當權者及湖南邵陽市的惡棍以為，令民運鐵漢李旺陽橫死就能讓人民忘掉他，忘掉六四屠殺，那他們實在錯得厲害。因為大家清清楚楚記得李旺陽一生如何為民主、為人民努力拼搏，決不回頭。 若果殘暴的當權者及土豪惡霸以為把李旺陽的遺體盡快火化，來一次毀屍滅迹就能讓肉體及精神上消滅李旺陽，消滅他代表的那份堅持，那他們實在大錯特錯，因為有更多人認識李旺陽，有更多人知道他的勇氣與心聲，有更多人願意扛起他的遺志，為改變鐵腕政權、推動中國民主自由而奮鬥。 若果麻木不仁的當權者及他們的應聲蟲、哈巴狗以為，封鎖李旺陽案消息，禁錮李旺陽的家人，打壓內地支持徹查案件的維權人士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他們將會失望而回。因為從香港到內地再到國際社會都被北京當權者及湖南邵陽市的惡棍激怒了，都被他們的卑鄙無恥激得義憤填膺；大家強烈要求徹查事件，大家強烈要求立即釋放李旺陽的家人、朋友。 其實，除了像梁振英這些權迷心竅的人會左閃右避，十問十不答外，絕大部份人對李旺陽「被自殺」，再被毀屍滅迹的寃案感到憤慨，悲痛欲絕，難以理解。不管從甚麼角度或原因看，李旺陽先生都不過是個熱愛國家、熱愛民主自由的普通中國老百姓。為了支援八九民運，他被判坐了二十多年苦牢，還在獄中受盡折磨，成了一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牙齒盡落的傷殘老者，日常生活必須依賴家人照顧。像這樣的人對北京、湖南的當權者甚麼威脅也沒有，更不可能搞出甚麼動亂或麻煩來。誰知當權者及他們的爪牙依然不肯放過李旺陽，只為了他接受訪問時說了點心底話就怒不可遏，把李旺陽來個肉體消滅，毀屍滅迹，這樣的殘暴、無理實在令人髮指。 同樣可怕的是，寃案發生以後，北京官方、湖南當局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交代事件，沒有一個官員就各個疑點作出片言隻語的解釋，所有人都躲在暗角，只有一些不相干的人如殯儀館負責人在善後。而希望查明真相、追究責任的家人朋友則一一失去聯絡及蹤影，像人間蒸發一樣。換言之，殺害李旺陽的無恥惡徒不但沒有絲毫悔意，反而繼續磨刀霍霍，要把魔爪伸向他身邊的人，要把死亡之手伸向膽敢追查真相的人。這種肆無忌憚，視人命、公義如無物的官員與制度，怎不令人悲憤萬分呢？ 有的人說，李旺陽案是湖南地方當局的錯，跟中央政府無關，不應針對北京當權者。這樣的說法要不是無知就是在為北京當權者塗脂抹粉。事實上肆意打壓民運人士、維權人士是從中央到地方的一貫政策，任何人都不能倖免，而且手段越來越嚴厲兇殘。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莫須有」的罪名重囚十一年，妻子劉霞音信全無。艾未未、趙連海先後下獄，再被迫封嘴收聲。陳光誠在山東老家被整治折磨，要漏夜逃亡，最後被迫去國。顯而易見，在穩定壓倒一切的考量下，在維穩第一的情況下，從北京到地方都在不遺餘力的打擊、殘害、封殺有良知及敢於堅持己見的人。湖南當局向李旺陽下手，至少得到北京的縱容默許，怎能說中央政府跟寃案無關呢？ 昨天，大批市民參與遊行，不住叫喊李旺陽的名字，不住為他呼寃。我們相信，在查清寃案前，在六四平反前，市民會繼續呼喊李旺陽的名字，會繼續為他呼寃，會堅持追究責任。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