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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我没有背叛国家

赖昌星前传 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 (应采访对象要求,“赖文建”系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4956/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赖昌星:我没有背叛国家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5/20, 16:05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赖昌星新闻回顾 赖昌星,英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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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韩国民主进化史

一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武王伐商,纣王的兄弟箕子流亡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朝鲜”,并在后来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这是韩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起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韩国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汉,其部将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灭“卫满朝鲜”,设立“汉四郡”。汉帝国崩溃,华夏浩劫,中原涂炭,流民四处逃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韩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从人种学来说,韩国人几乎是中华人的一个分支。与统治中国长达数个世纪的蒙古鞑靼和女真鞑靼相比,韩国(朝鲜)与中国具有更加相似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当近代中国在野蛮民族暴力凌辱与奴役下已经日渐消磨时,人们从韩国身上却常常可以找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旧日中国。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这对“端午”起源地的中国而言,是颇为讽刺的。如果说中国文化诞生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的话,那么韩国几乎保留了最多的汉文化,典型如“汉城”。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说,作为韩国国旗的太极图案完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典型。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在这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金氏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先后统治朝鲜半岛。明朝初叶,高丽将军李成桂发动兵变,废黜高丽国王,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向明朝称臣,定都汉城(今首尔)。有明一代,朝鲜与中国关系密切,在“壬辰战争”中,中国助朝鲜抗击日本;在辽东战争中,朝鲜助中国抗击女真。1636年,朝鲜被女真征服,早中国8年。虽然朝鲜沦为女真清朝的藩属,但并没有剃发易服,依然保留了明朝的礼仪和服饰,甚至连崇祯年号也一直沿用了几百年。   在壬辰战争300年之后,甲午战争终于圆了丰臣秀吉之梦,中国被赶出了“大韩帝国”。虽然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但并不能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日本帝国的朝鲜总督府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朝鲜复国者在中国成立了临时政府,跟随中国政府一起逃到重庆。珍珠港之后,美国拯救了亚洲,日本人离开了中国和朝鲜。1945年8月15日,被日本统治了35年的朝鲜半岛获得解放。   在一个书记官的建议下,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为界,两国军队分别进驻朝鲜半岛。1947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朝鲜重建方案:在联合国的监管下,朝鲜半岛举行大选,以此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但该决议遭到朝鲜北方军事控制者的拒绝。最终大选在南部进行,从制宪会议到宪法通过,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正式成立,李承晚被选为第一任总统。1948年9月9日,北方也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联合国195号决议只承认大韩民国为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南北分裂状态。   1950年6月25日,北朝悍然发兵攻入南韩,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一致通过,以世界的名义反击侵略者。朝鲜人民军不仅被赶回三八线以北,甚至最后被压制到鸭绿江一带,苟延残喘。令世界错愕的是,被联合国拒之门外的北京政府突然出兵,向联合国军发起袭击。这场既不正义也不光彩的战争最终持续了整整3年,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在导致大量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死亡之后,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朝鲜还是朝鲜,韩国还是韩国。   二   从政治发展历程来说,现代韩国一直是民主与独裁统治的反复交替。第一共和国处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之下,直至1960年统治崩溃,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建立,却在不久后被军队推翻。之后从第三到第五共和国,韩国都处于军政府的威权统治之下。1987年之后,第六共和国才开始逐渐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作为朝鲜李朝统治者的后代,李承晚精通汉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与很多开国者一样,李承晚为反日复国苦心孤诣,奋斗一生,甚至落下终身残疾,等他入主青瓦台时已经年近古稀。但李承晚不是华盛顿,他有太强的权力嗜好,先后多次强行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并规定总统任期不受限制,使他可以第三次竞选总统。李承晚当政期间,完全实行独裁统治,他以间谍罪处死了反对党党魁,修改国家安全法,加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镇压。1960年4月19日,汉城学生示威者不顾政府戒严令举行大规模游行,史称“四月革命”。面对民众抗议,李承晚悍然派遣军队开枪屠杀示威者,导致30人死亡,100人受伤。这一血腥暴行导致李承晚于4月26日不得不黯然下台。在国内外一片唾骂声中,李承晚流亡美国夏威夷,90岁时死于该岛。   四月革命后,韩国暂时实现了自由民主和开放。以张勉为首的民主党政府通过了特别法令,调查李承晚期间贪腐涉案的多达40000名嫌疑人,有2200名政府职员和4000名警员被整肃。对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打击很快引发了权力集团的反抗。   一年之后,朴正熙以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对韩国实行军事独裁,解散议会,军人集团替代了平民官员掌权。一年后,朴正熙按照承诺将权力还给民主的平民政府。“还政于民”重新建立总统制的全民公投于1962年12月举行。1963年朴正熙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从1963年12月起,朴正熙连任5届总统,把持韩国政权达16年之久。他在很多统治手段上比起李承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维持独裁权力,残酷无情地镇压在野党和工人、学生运动。但民主的历史大势难以阻挡。1971年11月6日,深陷权力春药不能自拔的朴正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一年后实施戒严,解散国会,中止宪法,并通过了“维新宪法”。这一宪法不仅使朴正熙对国会有足够的控制权,并规定总统终身制。   朴正熙虽然在政治上倒行逆施,但经济上采取依赖外资、外援、外债,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出口产品的方针,同时发起“新村运动”,使韩国经济全面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因而跻身“亚洲四小龙”。在朴正熙统治的18年内,韩国国民收入总值增加了4倍,商品出口增加了50倍。但韩国人并没有因这个“经济奇迹”而允许朴正熙在政治上开历史倒车。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一个政治家来说,经济永远不能完全替代政治,就如同富有并不代表幸福,更不代表文明。尽管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但政治的民主和现代化严重滞后。独裁与专制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势集团肆无忌惮、草菅人命、贪污受贿,其政治之黑暗令世界为之侧目。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1974年,朴正熙在汉城国家剧场突遭枪击。朴虽幸免,但夫人当场毙命。1979年10月,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不久,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夺取了总统宝座,他继续效仿朴正熙的作法,一方面实行经济促进政策,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行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在此期间,伴随着世界民主浪潮,韩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愈演愈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示威、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其中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最为典型,数千人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或被捕。   三   大独裁者朴正熙死后,韩国一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但全斗焕成为又一个朴正熙。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民主的学生示威席卷全国。全斗焕政府发布戒严令,禁止集会游行。民众示威浪潮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更加扩大。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校园,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还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为了保证戒严效果,由荷枪实弹军队和飞机组成戒严军包围封锁了光州市。17日,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向学生开枪,打死学生数人。被激怒的学生和市民高喊着“到道厅去”,聚集于全罗南道道厅前广场。人们不顾军人的枪击,到5月20日晚,已经有20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   军队完全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联系,于21日凌晨,突然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54人当场死亡。但鲜血并没有使光州人畏惧和退缩,多达30万的光州民众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的锦南街、忠壮路都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马上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   市民彻底愤怒了,他们面对的并不是军队,而是一群屠夫,并不是韩国军队,而是一群叛国者。市民自发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开始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组成市民军,与戒严武装展开了街垒战。市民军的反抗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与此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市民收拾对策委员会,与政府当局展开人道与政治谈判。在这些公民自治的组织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为了自己的后代拥有不受奴役和恐惧的权利。在组织救援、发动募捐、提供后勤保障活动中,每个市民都热心参与其中,为抗争人士提供食物及日常补给。不仅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甚至连娼妓都主动为伤者献血。为了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市民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5月23、24、25日连续三个晚上,数万市民在道厅广场召开“守护民主市民大会”,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颇为讽刺的是,向来以支持民主自由自居的美国不仅没有支持韩国的民主运动。27日,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不能坐视南韩的无秩序和混乱”声明,正式容许全斗焕军政府军事镇压抗争者。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进入城市。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韩国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名重伤,730名轻伤。但民间认为实际死伤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可能达到数千人。光州518事件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韩国。但全斗焕的暴行并未吓倒韩国民众。仅6月半个月的时间里,韩国各地就爆发游行示威2145次,参加者达800多万人,不仅有在野党成员、工人、学生,也有宗教界人士,这就是“六月抗争”。西方媒体因此断言“南朝鲜是一座正在冒烟的火山”。   “518”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摄于政治高压,韩国新闻媒体集体沉默。在不得不提到这个事件时,只轻描淡写说是“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518”在光州乃至整个韩国国民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光州事件是一个韩国民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光州“518”运动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今天的光州城有许多地方以“518”命名:如“518”民主广场(就是全罗南道道厅门前的广场)、“518”纪念公园等。”518“公墓是1997年落成的,那时才得以将分葬在几处的烈士遗体归葬一处。每年的“518”这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位于墓地中央的是“518”民众抗争追思塔。下面数百座坟墓的碑文上写着死难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公墓内还有一座“遗影奉安所”,供着“518”事件中死难者的遗像灵位。更使人震撼的是公墓内还有一个资料馆,周而复始不停地播放着“518真相”的录像片,长达一个多小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那段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历史。   四   在镇压了光州起义后,全斗焕进一步“净化社会”,用军事管制的“三清教育队”对4万多人进行“训化教育”,致使许多人死亡或变成终生残废。数以千计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遭到逮捕,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量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因政治原因被开除。8月27日,全斗焕利用刺刀威逼一个由5000人组成的所谓“御选团”,使自己如愿以偿登上了总统宝座。   全斗焕上台后,鸡犬升天,其亲属卖官鬻爵大发横财,一时之间打造了一个韩国最大的贪污贿赂集团。全斗焕的近亲和远亲在其执政期间,通过强买强卖,贪污索贿,敲诈勒索,盗卖国有资产,积累黑金难以数计;事后调查,裙带利益集团中贪赃枉法者达450人之多。   全斗焕并没有使韩国民众屈服,他的倒行逆施只能引来越来越多韩国人的反对。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全斗焕已经无法再求助于军队,曾经杀人如麻的军队已经无法下手,用血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时代底线。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韩国军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彻底走向终结。   卢泰愚出任总统后,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均有进步。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政治上,他打破了传统禁区,解除了各种有碍民主的禁令,公民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卢泰愚最重要的举措是退出民自党,并成立管理选举的中立内阁,这使民自党自动失去过去的执政地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金泳三因此得以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平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卢泰愚和全斗焕一起被送上了被世人称为“世纪审判”的被告席。经过近一年的立案调查,汉城高等法院分别对全斗焕和卢泰愚以内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和17年有期徒刑。在1997年12月,两人被金泳三赦免出狱。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部韩国史就是一部丑陋的宫廷史。没有一个宫廷斗争者获胜的强人可以落得善终,更不用说那些落败者。或者身败名裂,或者杀身之祸,没有规则的政治游戏不仅卑鄙肮脏,而且危险恐怖,国家与民众沦为一群玩命赌徒的筹码与玩具,根本不存在历史责任与政治道德。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流亡夏威夷,客死他乡;第二任总统尹潽善经历了3次牢狱之灾,下台后一直被秘密监视;第三任总统朴正熙被杀害;第四任总统崔圭夏被强制拘留。相比之下,第五任总统全斗焕和第六任总统卢泰愚的下场要好得多。   时间生成历史,对历史来说,时间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伟人”都是历史的被告,任何权力与阴谋最终都逃不过时间的审判,这种审判构成真正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已经确立了一个清晰的文明底线,因此才有一场具有严肃历史理性的政治审判。这场代表清算与和解的历史审判证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彻底告别了宫廷阴谋与暴力暗杀,告别了腐化垄断与黑幕政治,迎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人权时代。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常常想当然的认为,只要经济获得发展,国家富裕了,政治民主和现代化就会自然到来。现代韩国的坎坷历史证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既得利益者永远不会良心发现,一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和一个国家现代化最终还是要民众自己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拯救,就是自我拯救,从来没有被拯救。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天助自助者。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想搭“烈士”的便车,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将来,它只配拥有生不如死苟活如猪的现在。   回首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韩国现代史,不能不令人扼腕击节。早在李承晚时代,韩国民众就已经开始自发展开大规模的公开政治运动,反对暴力专制与争取民主自由。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送走一个独裁者,又迎来另一个独裁者,反抗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低潮期,也有高潮期,但却从未屈服和平息。整个全斗焕时代,韩国民众在反抗强权中完成了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自我构建过程,这是韩国最终走出传统宫廷历史的最重要一步。信仰的力量与坚强的意志使韩国民众最终驯服了暴力和权力,鲜血从此不再随意抛洒。石头挡不住风的去向,自由者的意志折弯了专制者的刺刀,大韩民国完成了这一不可完成的历史奇迹。作为同样一个民族,对比饥寒交迫的乞丐之国北朝鲜,人们更有理由赞叹韩国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现代化的决心和毅力。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只有民主精神才可以战胜专制之剑。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精神。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要被精神击败的,就如同人性必然战胜兽性。   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原韩国外长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   五   从足球、音乐、服装到电影,韩国在文化上的发达与强盛足以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妒忌。无论“恐韩”还是“哈韩”,这种文化强盛的根基其实还是在于政治的文明。电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韩国电影的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进程使韩国民众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对于自由和人权的渴求,推翻专制独裁统治,解放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这一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当年的牺牲换来如今的光荣与梦想: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电影繁荣和足球强盛只是韩国步入现代文明正常轨道的结果而已。   32年前的光州事件是韩国实现民主华丽转身的导火索,24年前的奥运会使民主在韩国落地开花,韩国成为民主的韩国。韩国从富强迈向文明。   电影作为主流文艺作品,精神内核的健康与健全不可或缺,这是中国官方监制体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国电影在推翻电影审查制后,佳品不断,其中书写光州事件这一英雄壮举的电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华丽的假期》、《古老的庭院》和《那年夏天》,都值得一看。在这些电影中,韩国青年之单纯勇敢刚烈足以令任何宫廷阴谋术都显得猥琐肮脏,他们大义凛然地走上街头,指斥屠杀国民的军人为叛国,即使迎着独裁政府的枪弹倒下,也不接受“暴徒”的诬蔑……   虽然现代韩国多有传统宫廷政变的重演,但对宫廷阴谋的厌恶和羞耻感却与日俱增,特别是民间政治意识的觉醒,已经公民社会的形成,使传统宫廷阴谋成为极其不道德和不正义的勾当。或者说,民间社会重建了现代韩国的政治主流道德,这无疑是颠覆性的洗礼。究其根源,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桎梏的韩国政治之所以能摆脱宫廷阴谋的堕落轨道,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其影响巨大。在祈福自保的佛教道教没落的同时,基督教以其平等的观念,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基督教的核心是良心的自由,自由首先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和灵性上的。这种意志的自由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提供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源动力,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就已经完全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教从此获得迅猛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10余万人。战后,韩国迎来了基督教的黄金时期,到韩国实现民主化转型的1980年代,天主教徒已经增加到110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更加庞大,达到900万人,占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从宗教文化上来说,韩国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韩国基督徒常常以“第二个以色列”自诩。韩国教会在整个“518”运动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是5月18日这一天,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教会医院还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当然,更不可忽视教会本身所具有的自治色彩与民主文化。   哈维尔曾经说,良心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这一点来说,韩国民主史其实就是寻找良心的历史,最终良心战胜了暴力和阴谋,这不仅是政治的胜利,也是信仰的胜利。当下中国沉疴遍地,究其最终根源,恰恰就是良心的丧失。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无论政治还是信仰,都无可挽回地滑向灾难的深渊。这无疑是令很多人感到绝望的。   中国人都知道韩国富裕发达,但对韩国的现代历史,一般中国人不甚了解。蒙古与女真文化有太多蒙昧野蛮成色,最典型就是缺乏羞耻感与罪恶感,贪婪而迷信暴力。与遭受蒙古文化和女真文化长期侵染的中国相比,同是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更像古典中国,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羞耻感,因而也更为纯粹。选择回避还是选择面对,这才是可以鉴别真正的勇敢。从朝鲜战争到光州事件,不少历史都使中国官方感到无法坦然面对。书写朝鲜战争的《太极旗飘扬》就是如此。   韩国发生民主运动的“光州事件”时,中国正处于毛留下的一穷二白中。韩国军队在屠杀自己的公民时,中国的军队正在打越战。韩国奥运会为韩国送来了民主的圣火,中国的民主才开始走上街头。不久,“光州事件”也在中国发生,规模更大,结局也更悲惨……韩国奥运会20年后,奥运会在一片天灾人祸中来到中国。来源于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奥林匹克是一场政治洗礼,从而改变了韩国,但“奥运”在中国只是一场奢靡炫富的节日焰火表演,连运动会都算不上,狂欢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荒草萋萋的鸟笼……回首往事,“光州事件”永远是一个结,韩国解开了,中国依然无法解开。   参考文献   《韩国文化史》杨昭全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韩国史》(1945—2000)曹中屏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青瓦台的悲剧:韩国历任总统的暗淡结局》马广志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读书》杂志2000年第10期,作者:万昌华)   《光州事件》(《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7期,作者:詹小洪)   维基百科 相关日志 2012/05/03 — 欧元的终结者:民主 2012/04/03 — 缅甸事变:昂山素季宣布获得选举大胜 2012/04/01 — 编程随想:看看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货色——兼谈”议会道路的改良”行不通 2012/03/06 — 滴滴涕:忽然间看淡TG的前途——由秦晓之事说起 2012/03/03 — 杨恒均:从香港曾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正在开的两会 2012/03/03 — 港灿们开始怀念董建华了 2012/02/24 — 图解政治:中国的左派VS右派 2012/02/15 — 韩寒: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2012/01/06 — 柞里子:2011的美国:选举篇 2011/12/26 —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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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百姓是愚民?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以下是這次對談的下半部分。 蘆笛:咱們都是受過工農兵教育出來的,咱們都吃大苦、耐大勞,揮汗如雨,我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覺得老百姓非常愚昧,中國老百姓尤其如此,非常容易衝動走極端。西方老百姓也是愚昧的,他們的社會先進,不在於老百姓,而在於精英階層是聰明的,咱們與他們的區別只在於精英階層,所以你不要指望老百姓能理解你;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如果沒有老百姓的合作,強行動用國家權力,必然要失敗,而民主法治的運行,不是靠國家權力威懾就能解決的。 同樣都是法治國家,也有區別。到英國地鐵裡,只聽見人的腳步聲,聽不見人講話;要過街,不會有人闖紅燈。到意大利,地鐵站熱鬧得跟市集一樣,過街得冒生命危險,一點規矩都不講,這就體現了國民素質和文化傳統的區別。德國原來法治就很嚴格,所以訓政後公民就都守規矩。法治國家的運行,很大程度上得靠老百姓自律。現在的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自律的概念,一下子搞起民主來,再也沒有誰用暴力管他了,肯定天下大亂。 所以也不可能像王軍濤講的,黑人自發進行民權運動、和平抗爭(註:詳見《新史記》第4期《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一文)。那是在美國,不是在中國。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決定性的戰場在國會,黑人解放是靠白人打白人完成的。約翰遜總統的民權法案能通過,靠的也是白人參議員自由左派,當然黑人就沒有再鬧的理由了。所以,解決問題的還是精英階層,老百姓頂多跑跑龍套,呼應一下。 要是明天中國發生民主革命,別指望老百姓會明白毛澤東的危害,會知道你的好意。他們享受過毛時代經濟上的“平等”,以為那就是公平,不知道不准你發財才是最大的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公,他們更不知道西方民主是什麼意思。毛時代所造出的國民心態,就是“我窮沒關係,但你絕不能比我富”。 胡平:你說的是一段時間的心態,“文革”之後的老百姓不是這樣想。 蘆笛:這是硬幣翻過來,一回事。 胡平:不,當初改革之所以能發動,能改得起來,恰恰就在於大家都體認到毛的那一套,特別是文革那一套是錯誤的。今天中國流行的很多觀念和毛時代整個相反。例如富人炫耀自己的財富,因為那被認為是成功的標誌,如果是毛時代,他就不會炫耀。性關係也是,毛時代是何等的禁慾主義,現在中國性關係性觀念之混亂之開放,超過任何國家。 所以正因為有個毛時代,造成那麼大的反彈,才使得同樣的情況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今天中國的毛病恰恰都是相反的。當然,專制會留下很多壞的遺產,專制不是民主的預科班。我們確實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蘆笛:對,這也是我的困惑。 胡平:所以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對事的具體看法可能都一樣,都對中國現狀極其不滿,對整個中國老百姓素質評價不高,也知道素質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這麼做的結果。這麼做下去只會越來越壞,如果來了革命,老百姓素質這麼低,肯定也會有很多問題,但持續下去只會更糟糕,所以還不如早點來革命。 你說的另一個問題我也考慮過,如果要清算人家,要他還錢,當官的更不願意,所以我很晚才提這個意見,因為我發現,他們自己明白得很,這就是為什麼幾百萬的官兒這麼團結、這麼殘酷無情地壓制。現在當官的都是我們的同學,原來沒多壞,現在這麼壞,因為他們太自覺,所以如果我們假裝沒這回事也行不通,因為他們做賊心虛比你還明白,你說不計較,他也不會信。 蘆笛:這點我同意。 胡平:所以我能體會劉曉波為什麼說他沒有敵人,他站在第一線,想非暴力抗爭,希望早日結束暴政,但力量又有限,要對方讓步,就必須在給壓力的同時也給對方一個體面的出路,如果說:你是我的敵人,我和你們你死我活,那怎麼成?當你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時,你需要做出承諾:如果你放下武器,我不會把武器接過來打你。如果你說:你今天不拿槍打我,等我贏的時候我來打你;那當然不行。 我們可以找一個卸包袱的辦法,如果明天民主了,假設明年1月1號大選,在此之前把不法之財交出來,就既往不究,不再法律追究,給你個台階下,他們也知道交出不義之財是應該的,而且交出之後還是能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水平。 蘆笛:靠這個就能勝過毛左的政黨了? 胡平:當然無法擔保,民主就意味著不確定,就像搞比賽你無法確定誰總能當冠軍。且不說我們反對派現在沒有很大的規模,其代表性有限,到開放民主時也無法肯定會贏得多少選票。假設反對派跟執政黨施加壓力,要求開放民主,並承諾既往不究,最後執政黨也開放民主了,如果第二天冒出一個復仇黨,要求清算,而他們贏得了更多的選票,那麼你原來的承諾也就不起作用了。 蘆笛:我完全同意。 胡平: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和平轉型民主,就是積累的仇恨不多,有人組織復仇黨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力,溫和派有更大的代表性,妥協比較容易。但如果目前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和緩的轉型就越加困難。 所以第一,我們沒法擔保民主開放後,毛左一定不會佔上風,第二,民主的、理性的聲音肯定與時間成反比。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候,理性的聲音比較有影響力,比如八九民運,不管我們怎麼評價方勵之,他總還是個知識分子,那時候他被大家崇拜,崇拜他總比崇拜別人好,就像現在如果劉曉波在國內真有很大的號召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到底是理性的,但很可能理性的聲音在中國會越來越微弱,另一種聲音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很擔憂,20年前還沒這樣的擔憂。八九民運時,共產黨說學生搞動亂,但大家,包括很多官員都不以為然。因為在當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甚至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的好感,對最反感的李鵬,頂多也就是要他下台,沒說要法辦,但現在一定比以前激烈,因為隨著時間推移,仇恨加深了,就是布羅茨基(註:Joseph Brodsky,20世紀俄國流亡詩人)的那句話:時間使邪惡增值。 所以我擔心中國情況會更壞,早點結束,固然有風險,但不確定性小一點。 胡平認為,八九民運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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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警卫郑州街头赠红书 称遭少数人冷嘲热讽

毛泽东生前警卫郑州街头赠红书 称遭少数人冷嘲热讽 毛泽东生前警卫郑州街头赠红书 称遭少数人冷嘲热讽   李丙需的签名赠书台吸引众多行人围观 门杰丹 摄 李丙需(左一)双手将书法作品和书籍递给市政工人陈小军(右一) 门杰丹 摄 中新网郑州5月19日电(记者门杰丹)5月19日,身着军装、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毛泽东主席生前警卫——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红书,忆述主席生前生活工作中的感人事,宣讲爱国主义。 赠书台设在花园路农业路交叉口西南角人行道旁,一桌一凳,本不显眼,但身着军装佩戴勋章、精神矍铄的老人,和桌子上“毛主席卫士李丙需签名售字赠书”的牌子,让这方寸之地散发吸引力,不少行人驻足观看,有的拿到赠书后还要求合影留念。 “我本身喜欢看书,这类书能给我一些工作、生活的动力。”24岁刚到郑州打工的刘恒说,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希望这些精神食粮能激励自己努力奋斗。 “我很崇拜毛主席,想通过他生前警卫的讲述,进一步了解伟人事迹。”46岁市政工人陈小军专注地翻看着红书,头也不肯多抬。 市民易先念称,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了解历史,学习传统,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好思想。 见到市民踊跃翻阅书籍、了解历史,李丙需老人非常激动,他告诉记者,自己1955年生于河南汝州,1973年进入中央警卫局工作,曾担任毛泽东主席警卫3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老人家穿的衣裳补丁摞补丁,其中,一件衣服67个补丁,还有一件衣服59个补丁,他老人家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并且,他老人家争分夺秒学习、工作的精神,也让我印象深刻。当年,主席经常熬夜学习、批阅文件,我在哨位上常常见到他住室的灯光彻夜不灭。尤其是,他老人家在病重和病危的时候,还不停地工作、学习,比如说输液昏迷过去了,醒来的时候,让医务人员手托着书本和文件,他坚持批阅、学习。直到生命终结,他才停下来,这些事让我永生难忘。” 李丙需说,给毛主席当警卫虽然只有短短3年,但他从中受到的教育和启发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他都捐款捐物。他甚至还生吃俭用,常年义务办展览,用图片实物等他千方百计搜集到的珍贵历史资料,再现红军长征、八路军抗战情景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印证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等。 2000年,他开始出书,用50万字记录那段珍贵的革命岁月,并到十几个省市签名赠红书,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赠书,李丙需还用一台便携式DVD播放革命题材宣传片,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让老同志回顾历史,让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过去悲难的历史,不要忘记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要忘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打下的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它,努力工作,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丙需说,自己在街上签名赠书,大部分市民表示理解支持,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作秀,甚至冷嘲热讽,除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还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他爽朗地说:“做这项工作,我心里有一种激情,有一股精神,就是毛主席那些精神在激励着我,我要这样坚持下去,走完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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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孩子,请你一定要懂政治

  在我的记忆中蒋经国先生过逝的时候,全国简直陷入了一种如丧考妣的感伤气氛中,当时候我就读的学校里面还设有灵堂,硬性规定每个班级都要逐一的去上香致意,说真的,我不知道那时候蒋先生的灵魂跑全国那么多个学校累不累,不过我却印象深刻的记得,那时候全班包括我都哭得稀哩哗啦。   那时候对于我的“爱国”,父亲很不以为然,后来因为父亲有机会跟在渔港工作的朋友认识,很多渔业的从事人员都会塞一些禁书给他保管,那时候的我或许因为太无聊,我就看了整本江南写的『蒋经国传』等等的一些禁书,那时候的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人,尤其曾经下令杀过人的人,根本不能称为伟人。   后来的我,看了越来越多的禁书,才发现有很多时候所谓电视与书上说的,并不代表是正确的,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姐头性格的我很愤慨,那时后我的父亲很正式的告诫我:“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给我搞政治。”   对这一句话不以为然的我,后来还真的念了政治系,还又去某些政治人物之下当助理,真正的在政治的最底层走了一遭。   在我五专的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最爱看刚刚开始风行的2X00全民开讲,那时候的我不懂他怎么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相信那些人说的话,却一点都不愿意去查证?   那个男友的父亲是一个在农业乡镇中种烟草的农民,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会觉得父母做农又没钱又低阶,所以完全不敢跟我说他父母的职业,直到我以分手做要挟,他才明说,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当农夫的父亲有什么好丢脸?而为何面子会比亲情重要?   有几次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的父母辛苦的在田里面工作,回到家还要熏烟叶,他曾经告诉我,他的父亲国小没有毕业,他的二伯却是高校肄业,三伯是国中肄业,他埋怨着他的阿嬷,害他父亲连国小都不能毕业,所以只能做低阶的工作。   我无法理解他的愤怒,因为我知道当一个母亲都可以把其中一个孩子养到高校,怎么会让一个孩子连国校都没毕业,而且,为何所有的孩子都是肆业?   于是,我想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无法忍受别人的抱怨与说法,我连考证都没考证就拿来照单全收,那是我看禁书过后,所得到的思维方式,宣传与洗脑的事情太多,我要自己找出真相。   后来跟老人家谈天后才知道,原来,男友的阿公阿嬷原本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把大儿子培养到读台大,只是当大儿子在学校跟朋友一起聊起台湾政治前途的时后,被当时的职业学生告密。   这个大儿子在国民党冲进去他宿舍抓人的时候,侥幸躲过,但是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学死亡与失踪,从此他惊吓过度而疯了。   他的疯,让他逃过死劫,然而在我们祖父母的那个年代,一个孩子培养到台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却是整个疯癫,他们家从此也被列为黑名单,财产被征收,而看着原本带给家族骄傲与希望的孩子,却是变成一见到人走进就哀嚎尖叫的样子,当母亲的人又是如何的心碎,于是她痛心的觉得,孩子读那么多的书干麻?   懂得越多,越气,也就越危险,还不如傻傻的过一辈子,于是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孩子全部都辍学,各自去学一个手艺,而最小的孩子国小都没毕业,只好务农。   前男友的父亲务农最没有钱,却也一直的将钱汇给花莲的某家疗养院请他们代为照顾他的大哥,他不怨恨影响他一家的大哥,只怪命运与当时下令的统治者,那时候的我在想,我终于知道为何父亲会警告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可以管政治,那时候的我也才知道,为何男友的父亲什么都不敢跟自己的儿子说。那是因为当父母的人,总希望孩子可以平安的活着,最低、最低的需求也不过是活着,傻傻的过一生也可以。   现在的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听到我说我以前的工作的时候,给我一个自以为自己很高尚的表情说:“我不谈政治的!”我看着对方自以为高尚的表情,心中却一阵的苦笑。   当我看了许多政府查扣的禁书之后,我知道当这个社会有禁书与禁止的言论存在时,就是当权者有许许多多的谎,不愿意让人知道,而越是如此,就越该想尽办法去找出该有的真相,而不是去莫名的崇拜某个人.支持一个连内容都不清楚的政策,或者莫名的相信某些事情。   越了解政治之后,越能去感受一件事情,那就是,政治是众人之事,不是统治别人,就是被宰治。   不懂教育政策内幕的人,会跟着别人骂教改,一改朝换代之后不但不骂,反而说有许多的特色小觉很棒,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跟着媒体跑。   不懂得政治人物如何操控人民思考.媒体如何操控别人思维的人,总是被影响着哪时候该恨一个人、一个政党,过没多久又变成要爱对方、崇拜对方,让政治人物与媒体左右自己的喜恶!   不懂政策中有关许多土地开发的运作,就莫名的让自己土地被征收了也不知道,莫名的占了别人的土地挨告了也不知道。   在我当助理的那段时间中,我处理过很多很多的选民服务,有些人懂政治利用政治与政府的运作去争取到自己很有利的位置与投资机会,赚了很多的钱,有些人却连自己基本的权利都不知道该争取,莫名的被骗了、被愚弄还帮别人举旗子助选。   以前的我常想,或许,我不需要我的孩子未来可以利政治中的运作与手法而去从中得到利益,但是她至少要懂得而不会被操弄得不明不白。   现在的我常发现,其实了解一个人的政治思维就是了解他对待事情的方式与态度,也是了解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深入问题点去看的最大方向,因为看得透,才懂得选择,而人也不过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选择来决定人生中的好坏命运。   我们是用判断政治的方法与思维,同样的来判断自己的人生选择。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当初前男友的父亲,是用怎样的心情看待着他的儿子学标准的北京腔、看轻当农夫的父母亲、带着国旗去参加纪念蒋中正的活动的心情,那是一种灭亲亡家的痛呀!却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的忍耐。   而我现在很庆幸自己不是那样盲目的人,我愿意不管多忙多累,去看清楚政策的详细内容与分析背后的原因,我愿意去分析政治中的每一个小动作来思考对方想释放的讯息,就如同由一个人的小动作,来看这个人的人品一般。   前男友很重视面子,他不敢在朋友面前接女友的电话,怕被朋友说怕老婆,他也不愿意帮女友拿包包、陪女友逛女装,因为他觉得丢脸,后来的我,在论及婚嫁前毅然决然的离开他,或许是因为我觉得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男人,不但没有自己该有的思考,也太肤浅了一点。   多年后遇到现在的老公,刚刚认识不久,他体谅我腰受伤,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拿包包,还低下来帮我绑鞋带,我拒绝的说那很丢脸,他却很明白的告诉我:“面子没有比朋友重要!”,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该珍惜。   因为我喜欢现在的我凡事要看清背后真实的态度,我也很喜欢现在的我不被操纵得到真正自由的快乐,所以我也很感谢多年来养成观察政治的习惯,让我躲过很多的灾难,也让我真正的懂得选择,懂得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自己共渡一生的人。   我常说政治选择错误的人,人生选择也该要小心,因为政治选择是考验看事情的深度与判断力,而这些看事情的方法与判断力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左右着我们的选择,我们总是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付出代价。   因此,亲爱的孩子,或许未来的你不需要当一个政治家,但是你一定要看懂真正的政治而不是被操弄,从小你就必须要好好的研究并且了解你身边的一切,包括政治与媒体宣传。   未来的你不需要当个国家决策者,不过你要懂得所有决策与政策的前因后果与内容。   未来的你不需要相信不说政治就比较清高的那一套,因为,说这句话的人不是人生被宰治,就是希望你呆呆的当个愚民,而他才可以好好的宰治你。   如果不透过政治来训练一个人的观察与判断能力,又该如何训练呢?亲爱的女儿呀!请你一定要看懂媒体的运作、政治人物放消息背后的目的;这样你才看得懂每个情人小动作后面的思维。   亲爱的女儿呀!请你一定要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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