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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改革系列谈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攻坚期” 　　――访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 　　本报记者 聂北茵 　　本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这个词贯穿始终，据有心人统计，一共出现过70次。人们还注意到，5年来，“政府改革”这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在任期最后一次的中外记者会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更直言：“目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 　　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如何力争有所新突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日前带着读者的这些疑问，《思想者》专程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合理选择 　　《思想者》：您认为，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步入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时，如何能有新突破？ 　　吴忠民：我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已经来临，这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结束吗？您如何评价“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阶段？ 　　吴忠民：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其中的一种。 　　我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 　　第一，改革初期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 　　第二，改革初期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可以在诸多的领域、诸多事情不同的方面进行相对主动的选择。 　　第三，改革初期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因而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于是，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体量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所以中国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应运而生 　　《思想者》：既然“摸着石头过河”安全稳妥，为什么您又认为，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吴忠民：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做法的话，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 　　《思想者》：具体而言呢？ 　　吴忠民：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因而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已有的社会矛盾问题，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现在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客观上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空前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有共同的感受。 　　《思想者》：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影响到整个全局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吴忠民：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在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 　　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上已经来临。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过渡性 　　《思想者》：您说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是指近年来，许多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吗？ 　　吴忠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比如，劳资矛盾的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使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等等。比如，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矿难事件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的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等等。 　　《思想者》：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与“摸着石头过河” 型改革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征？ 　　吴忠民：第一，改革共识形成的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以往的那种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或者是占据了明显优势社会经济位置，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虽然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但同时还有一些人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性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的来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获得了暴利。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小。在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尤其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在缩小。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 　　整体化推动型改革呼之欲出 　　《思想者》：能不能这样说，正是因为在社会矛盾倒逼情形下的改革步履维艰，所以从中央高层到专家学者都在强调中国改革步入了攻坚克难的时期？那么，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怎样才能力争有新突破？ 　　吴忠民：简而言之，那就是：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要变被动为主动。即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是对哪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所以，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一个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计需要落实而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 　　第二，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个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如此，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扩大改革成果，取得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思想者》：您认为，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忠民：我认为，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攻坚克难期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使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的阻力。因为在中国，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思想者》：谢谢。

薄熙来被“双停”后，“运动式”表忠有席卷中国之势，而上海、广东“一把手”俞正声和汪洋却略显低调。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被视为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的他们因深谙中央不折腾执政理念，以本职工作为重，未跟风高调表态，因而更体现做好自身工作，保持稳定。 辟方新华社4月10日夜间发布中纪委对涉嫌严重违纪并卷入命案的薄熙来立案调查的消息。此后，在中央官媒带领下，地方各级党报纷纷在头版刊发当地干部群众开展学习中央精神并表态的活动，一场自上而下的、类似文革的“坚决拥护”表态风潮席卷中国：四川、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党委均透过地方“喉舌”强调，“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 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刘淇4月11日甚至亲自主持召开常委会高调表态。 不过，值得注意到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上海和广东这两个中国重要省(市)的“一把手”俞正声和汪洋以及当地“喉舌”相比之下却略显低调。薄被宣布“双停”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仅4月12日报道了俞正声11日下午会见了出席上海市民政会议的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代表，其所发表的言论也无关中央对薄的处理。 而4月11日至1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领广东党政高层往武汉、河南考察谈经济合作，在《南方日报》的报道中，汪洋所谈亦未涉薄事件。 俞、汪在这次全国“运动式”表态中的低调引起外界关注。有熟悉中国政情的观察人士分析指出，这次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并非是要杀一儆百；虽然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机制是薄斑位下马的部分原因需要反思，但其所涉命案及涉嫌严重违纪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其个人问题。因此，该观察人士指出，地方官员适当“表忠”是必须，但一旦形成“运动”，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有悖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执政理念的基调。 懊观察人士续称，积极贯彻两会精神、不受干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现阶段中央对地方大员的期盼；上海和广东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区域，俞、汪作为中共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以其政治智慧，此时肯定是对中央的“不折腾”思路了然于胸，故而在这次表态风潮中显得低调。由此观之，应该早就知悉中央如何处理薄熙来的汪洋，4月11日率团前往武汉、河南谈经济项目合作似能给外界其以本职工作为重、更能体现“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印象。

中国互联网审查机构昨日疲于奔命，网民们纷纷就大家脑海中的一个话题发表评论：被清除出党内高层圈子的薄熙来以及他的妻子的命运。 在官方媒体宣布薄熙来被停止党内职务、他的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一天后，类似Twitter的微博网站屏蔽了对中国这对最著名夫妇的搜索。但中国5亿多网民利用图片、暗语以及有关权力和腐败的晦涩评论，对这一戏剧性政治事件展开辩论。 孙向波在附有一张薄熙来照片的评论中跟帖说：“悲哀啊，这么大的领导出这样的事真的很无知。”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女儿、知名出版人和博客作者洪晃写道：“这国家男人干坏事全是女人的错”。 匿名的微博作者“毁人不倦2008”补充称：“唱红，红到发紫，紫到发黑。”他这里指的是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发起的“唱红打黑”运动。 在其标志性且受到民意支持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中，薄熙来被指责滥用司法体制，毁灭政敌和民营企业家。中国东南部城市海宁司法局局长金中一在微博中写道：“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是至高无上的，势必占山为王。如再上挂上级领衔，将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他是中国人气最高的微博作者之一，粉丝达73万。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利用官方报纸和电视，努力传达薄熙来将被“依法”处理、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信息，但网友们贴出了作于200年前的中国传统名著《红楼梦》中的部分章节。数千人评论说，书中描写的一位权倾天下且人脉深广的官员被抄家的故事读上去好像写的就是薄熙来。 英国《金融时报》赵添琦补充报道 译者/梁艳裳

约瑟夫·奈：网络战争与和平 （2012-04-13）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薄一扁 ／ 7加4等于14？ 名家专评 薛理泰：为何朝鲜坚持要发射卫星？ 中美关系 希拉莉：美国无意同中国冲突 朝鲜问题 指朝火箭燃料剧毒 日生化部队应对 ● 约瑟夫·奈 　　两年前，一条有缺陷的电脑代码感染了伊朗核计划，并摧毁了许多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一些观察家称这种明显的蓄意破坏预示着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警告，美国人可能会受到“网络珍珠港”袭击。但我们对网络冲突究竟有多少认识？ 　　电脑及相关电子活动的网络领域是个人造的复杂环境，里面的人类对手有高智能且有针对性。山脉和海洋很难移动，但网络空间却可以借助开关关上和打开。电子的全球移动远比大型船舰的远距离移动更为廉价和快速。 　　多功能航母特遣部队和潜艇舰队的研发成本是许多国家无法承担的，也因此确保了美国的海上优势。但进入网络领域的壁垒很低，即使是非国家参与者和小国也能以低廉的成本发挥重大的作用。 网络空间是不安全的主要来源 　　在我的著作《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中，我提出政府权力的分散是本世纪一个最重大的政治转折。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大国较之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对海洋、天空或太空有更大的控制能力，但要说在网络空间占据霸权地位却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大国依赖复杂网络系统支持军事和经济活动，因此出现了可以被非国家参与者利用的全新弱点。 　　四十年前，美国国防部创造了互联网。今天，按照多数人的看法，美国仍然在网络的军事和社会用途上居领先地位。但对联网电脑和通讯的更大依赖，让美国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容易受到攻击，且网络空间已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因为在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攻击显然比防守更容易。 　　“网络攻击”（cyber attack）一词涵盖多种行为，包括简单的刺探、修改网站主页、让网络无法提供正常服务、谍报活动及破坏行动。同样的，“网络战争”（cyber war）一词被宽松地用来形容许多行为，反映了从武装冲突到敌对较量等各式各样的战争的字典涵义（如“两性战争”或“禁毒战争”）。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对网络战争有狭义定义：即国与国之间的“不流血战争”，局限在网络空间的电子冲突。但这忽视了网络空间实质和虚拟层面间重要的相互联系。正如感染伊朗核计划的Stuxnet病毒所显示，软件攻击可以造成非常真实的后果。 　　网络战争更为有用的定义，是网络空间中发生的敌对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增强或等同于严重身体暴力。在真实世界里，政府近乎垄断了大规模武力的使用，防守上更是熟悉地形，攻击行动可能因为消耗或疲劳而结束。资源和流动性都非常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