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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胡慈贯:从台湾看中共的党庆与政治改革

胡慈贯:从台湾看中共的党庆与政治改革 (2011-07-08)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女神卡卡让世界看到台湾 [时事漫画] 奥巴马通过推特和民众对话 [名家专评] 薛理泰:奢谈赶超美国究有何益 [中国政情] 中共党员变成公务员,就垂垂老矣 [台海局势] 沈金浩:国民党生存发展的路径 ● 胡慈贯 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从台湾来看真是百感交集,国共斗争几十年,最后内战失利,国民政府落得个避居台湾的下场。早年的中共不只恶整国民政府,对自己人也从不手软。中共夺得政权之后仍然政治运动不断,前后走了三十年弯曲转折的道路。若说中国共产党欠人民一个道歉,其实并不为过。 1978年以后,中共走回正途。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经济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准的改善,几乎实现了几代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如果北京当局能够更进一步的由当前的和平崛起与发展走向文明崛起,靠软实力与制度赢得世人的尊重,这才更值得肯定。即使远在台湾的炎黄子孙也该为此加油喝彩,与有荣焉。  胡锦涛:“中共面临四大危险” 但是就如当年邓大人所说,打开门窗,苍蝇蚊子随之而来。几十年来,中共几乎已成国家集权资本主义,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升斗小民在教育、住房、医疗问题上哀苦无告的困境让人忧心。难怪胡锦涛总书记自己都要说,中共面临四大危险,其中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及消极腐败。不过他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说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等。仍然有点避重就轻。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6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的演讲内容,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他坦承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着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弊端的途径就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起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是他继前几次高调谈论大陆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又一次重要发言。话讲得真好! 由胡、温的讲话内容来看,大陆高层似乎已对问题有所体认,但对处理方式或有不同重点。中共建党、执政已经几十年,虽然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举世钦羡,但它在人权、在民主、在自由、在政治各方面的表现显然仍与世界所认同的标准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这也难怪连胡锦涛自己也要承认,大陆的人权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温家宝更是多次强调,中国大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举例来说,中国大陆当前在司法、政治、社会,宗教、教育、文化、经济及环境人权上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暴力刑求虽然并非中国当局政策,但并未全面禁绝,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对于上访民众、异议人士、宗教及维权人士的合法行为及抗议常有不当、过当的制止作为,而公平审判也常成为各界质疑的重点。北京当局对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及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标准过于宽松,不但迥异于国际一般做法,还让人易于产生不当打压、迫害的联想。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期望 要解决这些问题多少都与政制体制改革有关。持平而论,世界上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大陆当前的许多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着,但这并不表示北京当局就没有努力改善的必要和空间。根据台湾的经验,由军政到训政到宪政,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宪政,中国大陆或可先由党内民主、完善执政、依法行政、媒体自由、政策透明化起步,以渐进的方式,负责任的逐步往前发展。这将比启动全面性的政治改革易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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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回到胡耀邦(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有37年党龄的党员,我和其他许多真正爱党忧党的同志一样,在考虑为党做些什么。最后决定写一篇文章,谈一谈胡耀邦。于是有了本文。 这个想法的缘起,是最近读的两本书,一本是祝华新先生的《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另一本是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后产生了一个印象:胡耀邦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起码是第一位;形成一个结论:我们需要回到胡耀邦。 先谈第一点。这一点认识似乎来得突兀,但在脑海中搜索自己当年的亲历,把那记忆的碎片串连,竟与这一认识是每每印证。 如果要更慎重与严谨,就应该查阅更多的文献。我这才注意到中国竟然没有出版过《胡耀邦文集》或《选集》。有一部150多万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应当很权威,特别是它在蒐集胡耀邦相关文献时,还介绍了同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或者时代背景,因此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判定胡耀邦思想的独特之处与历史地位。可惜的是它是一本港版书,一时间难以觅到。好在网络上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很多。我在作了泛泛浏览之后,益发坚定了这个认识。 同时,从阅读中看到有不少前辈已经提出要系统地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并且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这样做了。比如何方先生说: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1]。 就此而言,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努力和丰硕成果,但我认为这本书尚未能完全、完整地概括胡耀邦的思想。我愿意就此做一个更进一步当然也是简单的论证。然后,我再谈一谈第二点认识,即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胡耀邦。 一 人们一般把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89年的十二年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一阶段又以1978年底的“两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2],划分前后两个时期,77、78两年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酝酿时期(我赞成叶选基先生的看法,这一时期不是所谓徘徊时期),后十年可以称之为继往开来、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和曲折反复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当然后期截止到1987年胡下台——胡耀邦都发挥了重要的、全局性的、甚至某个方面决定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包括: 1.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2.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3.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4.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5.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6.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7.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8.主持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新局面。 9.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多党合作、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10.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腐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做了开拓性工作。 以上10个方面,人们比较熟悉、形成共识的是第1点中的真理大讨论和第2点。本文第二部分,我将就以上十个方面做一简要叙述。不过,虽然力求简要,由于涉及大量而丰富的内容,这一部分仍然是较长的。有些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部分进入第三部分,如果要读,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一部分中的第1点、第2点、第4点和第6 点。 二 胡耀邦改革开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了简要,下面罗列和归纳的仅是十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和仍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第1点: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这一点概括的是胡耀邦当年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两个最重要的成绩。人们往往重视了后一个成绩,对于前一点还重视不够。 中共在文革后进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说法,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头两点,都与胡耀邦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回顾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不能不说虽然有了粉碎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突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沉重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障碍。不但“凡是派”(按:这里说“凡是派”只是说这些人的思想和政治特点,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帮派,更不是说他们是坏人)还坚守着强大的思想壁垒、沿袭着既定的方针政策并有着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且要求改变的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相当混乱、迷茫、僵化和胆怯的。中国能否真正踏上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首先的、关键的也是艰巨的、复杂的任务,是要在党内外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突破,“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叶选基语)。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虽然以好学著称、但并非以理论家名世的胡耀邦身上,并非偶然。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在他本人来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首先他具有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思想品格,有多年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中外文化底蕴,厚积而勃发,这一点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十分突出;其次他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信仰和政治家的非凡眼光、非凡胆魄[3]。二是,他于1977年3月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任命他担任此职的、他的老朋友华国锋,大概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冷板凳”上,会做出后来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4]。 胡耀邦一到党校,5月就提出“将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并以此为己任(这种“颠倒了的东西”,用胡耀邦的话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组织枷锁”,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以马克思“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的大无畏精神自励,主动冲进“北京政治旋涡”(胡耀邦语),组建“理论动态组”,7月创办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当个排头兵”。在五天发一篇文章的这个小小内部刊物上,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组织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在胡耀邦任职党校时期,《理论动态》一共出版了345期。它“如投枪,像匕首,短距离接触,力求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5],成为当时中国体制内思想最解放、言论最大胆、立场最坚定、是非最鲜明、联系实际最紧密、理论功力最坚实的思想阵地,从此发起了充满风险而又气势恢宏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系统战役,并成为许多高层领导的思想源头和理论界重要文章的创意源头,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共振和波澜。从北京西北角发出的声音,终于搅动并改变了全党全社会的政治局面。 对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功绩,胡耀邦自己也是欣慰的。他后来说:“我死后,要写上一句,生前办过《理论动态”[6]。 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的第一篇文章,是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刚刚出版的、系统宣传毛泽东“继续革命”极左理论的《毛选》五卷,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 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将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文章批评将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认为这是对继续革命的篡改。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7]” 在这篇文章7月15日首发后,第二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意让中办电话转告党校,他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经由这篇文章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并由1978年底的“两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抛弃。 胡耀邦后来说:1977年7月吴江文章“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8]” 真理标准大讨论情况人们都熟悉,不赘。 第2点:胡耀邦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这一点人们也熟悉,详细情况不赘。回顾它的时候,人们除了赞扬胡耀邦的道德勇气外(连邓小平也为胡耀邦的胆略惊讶),也指出由此集合了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队伍的骨干力量(缪一轮语)。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通过这种改正、平反、落实政策,表明了执政党具有勇于认错、真诚忏悔和敢于自新的能力,具有崇高的政治伦理和责任感,因此也就具有了继续执政和承担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政治资格,从而不但实现了与党内和社会的和解,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刷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除旧布新,如果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积弊予以正视甚至检讨,并且承担责任,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说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共当时的领袖,之所以不能够如实地否定历史上的错误,正是因为牵连到自己,比如反右。否定别人总是容易的,否定自己就很困难。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9]。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平反冤假错案“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10],而“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11]”换言之,只有中共高层有像胡耀邦这样的领袖,才会有真正的、以崇高的信仰为基础和指引的真正的改革,这种具有道德正义性质的改革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有,也会一开始就扭曲,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单项的、腐腿的改革,或者会在进行中变味。那种担心“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的顾虑,其实不过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维护利益、迟滞改革的一种借口。胡耀邦向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证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并使共产党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第3点: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始于1977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领导下,实行先是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后是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政策,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人对以大寨道路为特征的极左农业模式的否定。这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在当时都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也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风险,交织着党内从高层到基层的激烈的斗争。反对者不但有纪登奎、陈永贵这样的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也有诸如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以及全国大多数的省委书记和国家主管部门的领导人。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年多,最后以1982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宣告改革胜利。 当时这场斗争的形式,也是很丰富的,简单归纳,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大员如万里、赵紫阳、周惠在个别地区的实践性突破(胡耀邦后来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也在1978年支持了广东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中央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和后来调入中央的赵紫阳、万里以及杜润生对地方实践突破的肯定,并扩大到对大寨道路所代表的左倾农业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一点一点撬动坚固的传统壁垒,从小到大拓展农村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形成全国包产到户的革命。在这两个方面的敏感斗争中,1977年12月上旬出任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8年12月下旬改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80年2月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此总书记不是后来的总书记,不是中共一把手,而是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总书记是党内一把手)的胡耀邦,从开始时并不分管农业,到后来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身份不同,都起到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启动,胡耀邦不但在全党层面做了大量廓清障碍和单项突破的工作,而且直接组织制定了中央关键性文件的起草,从而发起了全面的、多方位的改革。 万里1977年开创的农村改革,在中央和全党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激烈争论。即使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不敢对此表态支持,反而是强调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措辞之严厉,让下面有意改革的同志很是为难。 万里和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万里多年后说:当时工作动辄得咎,如果没有耀邦同志(在中央)支持,那就不好办了。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除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外,还有一句:要解放,找耀邦[12]。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否定包产到户,要求已经搞了的地方要“坚决纠正”,并在头版配发吉林省纠正“错误做法”的报道。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做法予以批评,要求赶紧改正补救。并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支持。胡耀邦认为,“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13]” 此时需要一提的是华国锋。1979年3 月,在听取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虽然强调了坚持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不变,但是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没有一句批评,并说可以试验。邓小平在会上也只是含混了说了一句“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应当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和分管领导王任重虽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却表现了思想与政治的开明,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杜润生语),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会后,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虽然从两个不许增加到“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也首次提出:对于群众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1979年9月,已经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赵紫阳被授权对三中全会农业文件进行最后的修改,他和时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胡耀邦合作,在最后的文本中,将三个“不许”改为一个,即不许“分田单干”,但巧妙地接着说:“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允许例外。 这份文件,就为农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从这道门缝,某些地方领导、广大农民和当时的一些媒体如《人民日报》,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终于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杜润生后来说:胡耀邦“是个思想解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1980年4月,邓小平才正式对包产到户表态支持。但此时党内高层仍然对此存在重大分歧。在同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话,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会后,在胡耀邦、万里的主导下,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其中提出: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14]。 座谈会后,胡耀邦、万里到全国游说诸候实行农业改革。比如,湖南、河北都是在胡耀邦的督促和批评下,才开始包产到户的。 在此期间,胡耀邦也指导进行了农村改革第二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否定大寨模式的片面性。可以说,在这方面,胡耀邦发挥了更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中虽然提出两个“不许”,但是在会后,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对会议文件作最后修订时,还是尽其可能,采取了迂回进攻、釜底抽薪的做法,对实行了14年的“农业学大寨”一是不提或少提(《决定》只提了一次,并且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而会议公报一句不提),二是纠正了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了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祝华新语)。 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许多场合都“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胡耀邦,胡乱邦![15]” 1980年6月,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揭开了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并发表经过胡耀邦审阅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指导了党内和社会上对一系列农村改革和经济改革中的虽然具体但关系重大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并且有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为中国改革开道。比如,从1980年至1982年,《人民日报》多次对农民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长途贩运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结论,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在这个讨论中,胡耀邦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长途贩运,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16]” 1981年,胡乔木给广东省委写信,严厉批评广东出现的农民雇工承包集体鱼塘,并将信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同时派出调查组前往广东。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也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在两个调查组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时,胡耀邦明确支持广东省委的做法和意见,说: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后来并以中央名义认可广东的做法。 1982年初,由杜润生领导的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包产到户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第二阶段。这一年,中国各省市区,除了黑龙江外,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改革。1983年,黑龙江也易帜了。 一年后即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下达的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胡耀邦起的名字),并将其肯定为“伟大的创造”。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但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引起了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起,在胡耀邦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颁发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第4点:胡耀邦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从农村起步的改革不但导致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推展到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出席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胡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方针、目标、任务、途径。胡耀邦说: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胡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 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胡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还最早提出了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志: 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17]” 1984年,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邓小平在中央全会讨论这个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决定主要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 1986年 9月,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吴象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1980~1987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国民经济,胡耀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这是他看到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而提出的。他找过好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然后1980年初去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翻两番的目标是邓小平提出的,实际上最早是胡耀邦提出的,而且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并被收回经济工作领导权。后来在事实面前,也经过孙冶方的论证(《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是病危住在医院的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终于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到上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18]。 下面,仅简单归纳胡耀邦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的其他方面改革的思想放在后面论述。 1.胡耀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富裕。 早在1969年,罢官挨批的胡耀邦就给毛泽东上书,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他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19]。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胡耀邦在当年10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有人说,这是全面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当时它的价值没有被人们全面认识,甚至被中止了,只是在今天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胡耀邦后来在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强调“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20]”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21]”甚至胡德平认为,如果仿子贡问政,胡耀邦的“三个有利于”必不得已而“留一”,于斯三者何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耀邦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有层次的,全面说怎么说,比较说怎么说,最后说怎么说,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藏富于民、富民为先的治国理念。” 这一点甚至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个“罪状”: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22]。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与富民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他关于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他认为,人民富裕的过程,向国家缴税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使国家富强的过程。耀邦同志认为国富而民穷是可能的,民富而国富则是必然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也会干。[23]” 让人民富裕,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而“写出‘辉煌六十年’这一标语的人,他是决没有还债情结的。[24]” 2.清晰的改革任务、原则、路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 在胡耀邦眼里,改革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指导思想下,他重视工人在企业改革中的民主管理权利。 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提出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要有新思维、新方式,要突破常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他不但以此表达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而且指出了我们党为人民利益服务、富民为先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不能改变。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适当的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也不是高消费。消费需要支付能力,它的基础是人民的富裕。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也就是通过富民、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各产业行业的共同发展。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50年代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就发起过青年人服装美化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他也注重老百姓生活中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的转化。 胡耀邦1969年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就主张农民举办适合自己特点的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农村改革中又很早就主张农民以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1979年11月,他说:“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25]”在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对社队企业并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领导人的支持和农民自己的创造,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其产值居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赞叹“没有想到”。当年这些社队企业中经过改制,发展出至今许多行业的领头企业。胡耀邦也提出农村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他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26]。 胡耀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就业理念和方式。1979年后随着上千万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已经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中央安排给他一个任务: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也是胡耀邦这一时期分管的第一个经济工作。胡耀邦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多种所有制渠道就业的思想,为集体所有制、服务业恢复名誉,鼓励这些青年人自己创业。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数以百万讲的城镇青年进入服务业,不但解决了就业,而且发展了服务业。“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27]”胡德平由此认为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是城市改革的序幕和第一推动力。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注意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发挥科研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就以支持科技工作而受到批判,但他在被批判中,仍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1983年3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把强调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两个主题之一。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支持并倡导城市人民包括体制内科技人员和国企职工创办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民营企业。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重要指示中,提出北京要发展的工业中包括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书记处四项指示公布以后,风生水起,首都的科研人员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成立了国内首家民办科技机构。1983年,在这个机构遇到困难时,中央书记处分管领导方毅、胡启立表态支持这些开风气之先的科技人员,最高领导胡耀邦也批示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全面的指导和促进。中央领导的支持轰动了整个中关村,科研工作人员沸腾了,离开原体制、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市场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开创了整个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科技领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现在看,民进国退是中国改革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经验。正如胡耀邦所说:“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28]” 胡耀邦提出要扩大国内的横向经济合作。1984年初他在广东汕头指出,所谓开放,“对外不只是一个外,对外有两个,一个是外国的外,外省外区也叫外。你们要研究国内的外,与上海、镇江、苏州、无锡、汉口交流。[29]” 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在黔亲自促成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跨省区、高层次、定期进行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 胡耀邦认为发展经济要特别重视环境保护。1981年2月3日,旧历除夕,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值班,望着满天的烟火,他对身边的秘书说: 你看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北京如此,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还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繁重的大任务哩[30]。 1980年在对北京进行了数天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嘛!”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要求“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批复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建设等问题,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胡耀邦重视绿化,并把它和中国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31]。1984年,胡耀邦在视察甘肃时,指出这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当从单一重视粮食生产调整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治理山河,治穷致富”。笔者当时正在甘肃省委工作,胡耀邦的这个指示在全省所引起的震动,至今记忆犹新。 胡耀邦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是与农民个体商品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小城镇,采取集体所有制方式投资。1979年6月他有一个批语: 随着农业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32]。 1982年胡耀邦已经预计到中国将有1亿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化过程,1983年他提出一个主张: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专业户、社队企业发展到建设小城镇。同年7月14日,中央对北京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北京:“要按照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统筹安排、配套建设的原则,认真组织编制村镇建设规划,逐步建设起一批农工商结合发展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设施的农村集镇。”这个要求是有普遍意义的。1983年2月13日他在广东湛江说:“农民可以到城镇修房子,为什么不可以?一千年前景阳冈,没店怎么住啊?让手工业专业户到小城镇修房,二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茶馆什么的,便有了个落脚点。否则几十里地什么也没有,青年人没地方玩,便去赌博去了。[33]”1984年,胡耀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大措施。”指出:城市化不必在现有城市铺摊子,摊大饼,“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34]” 胡耀邦重视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1979年他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三个问题之一是住宅建设。1980年对北京发展的四项指示中也提到居住问题。此后北京的住宅建设掀起高潮。1983年中央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中,要求“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基础上,到1990年应基本解决无房户和居住严重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中央对北京市建设的两次指示,对其他城市都有指导作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会合,就把这两次指示的精神写入全会的决议之中。胡耀邦关于小城镇建设可以采取集体投入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我们的住房改革与建设,也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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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2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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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说不尽的艾未未

世界媒体看中国:说不尽的艾未未 2011年 6月 29日 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国际驰名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获得假释,在国际间得到广泛报导。自艾未未在今年4月3号被当局带走到他获释回家的这两个多月中,国际媒体多次对他的命运表示关注,同时对中国政府的强权打压提出批评。 *华盛顿邮报:中国自取其辱* 今年5月4日,在艾未未依然被中国当局关押在一个保密地点、命运未卜的时候,艾未未12生肖雕塑作品在纽约揭幕展出。华盛顿邮报记者汤姆•斯科卡在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艾未未的那些生肖雕塑的原型,来自被八国联军毁坏的圆明园。圆明园被毁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侮辱。圆明园被毁之后,有五个生肖雕塑下落不明。 “现在,这套生肖雕塑齐全地立在Plaza饭店外面。艾未未补齐了那五个缺失的生肖雕塑…。这一次唯一缺失的是雕塑艺术家其人。这是中国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侮辱。” *艾未未纽约彼此情有独钟* 世界各地媒体有关艾未未的地毯式的报导,即使仅仅是摘取一小部分介绍,也足以达到一部或半部《战争与和平》的篇幅。因此,这次的《世界媒体看中国》选择只是专注于纽约媒体的报导。 集中介绍纽约媒体的反应,是因为艾未未对纽约情有独钟,纽约也对艾未未情有独钟,因此,纽约媒体的报导或许格外有味道。 艾未未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纽约生活了十多年,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没有合法身份。他在纽约做过装修工,给人打扫过卫生,打扫过房间。纽约的宽容,纽约的自由,纽约的富有人情味的法治,纽约汇聚的领先世界的创造力让艾未未倾心不已。他表示,纽约是第一个让他见识了什么是世界主义的城市。(“New York is the first cosmopolitan city I’m familiar with.”) 5月4日,在艾未未依然被中国当局羁押期间,纽约市长布隆博格深情而骄傲地说,艾未未“认为自己既是一个世界公民,也是一个纽约人。”(“[Ai Weiwei] considers himself both a citizen of the world – and a New Yorker.”) *艾未未获释带来的悬念* 在突然传出艾未未获得假释的消息后,纽约媒体迅速作出反应。 《纽约人》杂志网站在艾未未星期三获释的当天发表驻北京记者欧逸文的快讯,题目是“艾未未、外交、自由。”欧逸文写道: “艾未未获释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可以保险地说,没有人,尤其是两个半月前签发指令逮捕他的那些领导人会预料到艾未未在一个炎热的北京夜晚返回自己的画室对一群记者疲倦地招手的场面。艾未未为自己不能多谈表示歉意。他看上去疲乏而弱小,但明显地没有受到伤害。 “假如不出现急转直下的局面,艾未未不太可能为这起案件受到进一步的羁押。但他还很难说脱离了险境。第一个问题将是他将返回一种什么生活,他是否可以自由地发言以及到国外旅行,在所谓的逃税问题上他会受到何等惩罚。 “对人权活动人士和美国国务院来说,另一个大问题将是确定外部世界在他获释的问题上到底发挥了一种什么作用。在活动人士和外交人士的圈子当中,一个最为长久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政府公开施加压力到底是对那些被捕的人有益还是有害。” *艾未未案件与无视法治* 在艾未未获释的消息传来之际,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立即发表声明,题目是“中国:艾未未的案件反映出对法治的无视;非法、无道理的羁押、重重的权利限制非常明显。”声明说: “6月22日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获释,令他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感到欣慰,但由此也凸显出跟他的被捕、被羁押和释放条件相关联的若干悬而未决、令人不安的问题。具体而言,人权观察感到关注的是他被捕的政治性、他获释的条件(警方可能从他那里逼出了‘口供’),以及他获释之后他的各种自由可能面临的种种限制。” *北京向国际压力低头* 《纽约时报》22日发表驻北京记者爱德华•黄的报导说: “经过三个月的羁押之后,中国司法当局星期三释放了异议艺术家艾未未,显然是结束了一场起诉。起诉艾未未的举措先前成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恶化的焦点。 “54岁的艾未未在中国境外广为人知,并受到爱戴。他获得释放看起来像是近年来北京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压力低头的一个罕见的例子。自今年2月有人在中国互联网上匿名呼吁民众模仿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举行大规模抗议以来,中国当局强化了对政府批评者的广泛镇压,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拘留。艾未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软禁中有没有自由说话权?* 《华尔街日报》6月23日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北京的软禁:艺术家艾未未获释,但他还能说话吗?”评论指出,中国当局对艾未未的拘留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评论对艾未未今后的自由表示了担忧: “艾未未是出名地口无遮拦,这也是导致他被失踪的原因。在全世界呼吁释放他之后,媒体将希望听到他的说法。但他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要他直言。他也可能依然受到非法的软禁。 “这种形式的羁押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对付强拆抗议人士、人权律师和其他独立思想者的最新一招。由于威胁实行监禁不足以让他们闭嘴,而监禁本身也会产生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那样的烈士,中国警方就创造出这种炼狱,把政治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遭到这种羁押的异议人士除了不能跟他人接触之外,他们及其家人还受到骚扰,被阻止外出购买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个星期,盲人法律活动家陈光诚的一封信传到了外部世界。陈光诚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和妻子在今年二月遭到地方当局的野蛮殴打。当局显然是报复早些时候陈光诚找人偷偷带出录像,揭露他和妻子遭受监禁的情况。” *艾未未•纽约•软实力* 现在外界还不清楚艾未未今后还会遭遇什么样的险境,也不清楚艾未未的获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外界的压力。但毫无疑问的是,纽约、纽约市长发出了不遗余力的呼吁,强烈中国当局释放艾未未。 纽约市长布隆博格今年5月4号在艾未未的12生肖雕塑展揭幕之际发表讲话,呼吁释放艾未未,并把艾未未和纽约以及美国的理想联系起来,从而把呼吁变成了纽约和美国软实力的展示。 他说:“(艾未未)被中国政府羁押。我们还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获得释放。这一事实令人不安。 “今天,我们跟全世界成百万的人站在一起,希望艾未未迅速获得平安释放。我们跟几十亿人站在一起,他们不能享有那种最基本的人权,也就是美国价值观当中最受重视的东西,纽约市最珍贵的财富,这就是言论自由。 “为了创作,艺术家要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有可能失败,他们有可能不被认同,他们有可能受到公众批评。但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来自不珍重、不保护言论自由的地方,这样的艺术家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他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愿意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勇气,也显示了他不可阻挠的要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愿望。 “纽约这个城市完整地体现出这种精神,并誓死捍卫所有人的自我表达的权利。我们的城市是各种声音的混杂,喧闹的、刺耳的、勾人上火的。我们思想的集市,欢迎所有人前来辩论、争论,或者表达相同的意见。四百多年来,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为此来到纽约,这些人包括艾未未。 “艾未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最受敬重、技巧最高超的艺术家之一。我们荣幸地把他的作品展示给公众。尤其恰当的是,由于他跟我们这个城市的特殊联系,纽约是他全球展出的第一站。艾未未在这里生活了10年多,曾经在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他是成百万来到我们的城市的人之一。他们都被我们的海岸发出的自由的灯火吸引。 “一个城市越是拥抱多样性,越是容忍异议,这个城市就会变得越强盛。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一样让更多的声音和观点得到更自由的表达。自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那些拥有新思想、拥有宏图大志和炽热信仰的人就是冲着这一点来到我们这里。纽约之为纽约,也是因为这一点。” 以上是纽约市长布隆博格说纽约,说艾未未。 说不尽的艾未未。 来源: http://goo.gl/oiQ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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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1 12:45:02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标签: 建党九十年 ●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瞻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9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 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志们、朋友们!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概括地说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放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9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创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顽强奋斗的所有先驱。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民警,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同志们、朋友们!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总结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必须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抓紧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 我们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年轻干部要承担起事业重任,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做到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专心做好工作、不断完善自己。广大年轻干部要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关键岗位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年轻干部能够不断涌现出来,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全党同志和全社会都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认识是清醒的。我们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反对腐败,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明显进展,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全党同志都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认真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总之,只要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面向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我们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我们建立健全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为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了广阔渠道。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党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我们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也必然会继续向前推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总之,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抓好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坚强后盾。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要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以推动国防和军队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步伐,抓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我们要一如既往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香港、澳门同内地的交流合作,团结一切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创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来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将坚持不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回顾我们党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过,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我们党的创始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参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全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寄予厚望。全国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同志们、朋友们!90年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个成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苦不聊生。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党员,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90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而自豪,但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因此而自满,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 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人民网文字直播整理)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3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在第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展望未来 共享繁荣——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的讲话 胡锦涛:中美伙伴关系的四个支柱 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胡锦涛:深化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胡锦涛: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同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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