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易中天 | 插曲不是主旋律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 年 1 月 25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日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 2003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年 11 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 ── 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 ── 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 ── 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会感人。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                                                                                                                             2010 年 12 月 2 日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易中天文集》共 16 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2011 年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7 月 27 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tvq.html ) – 插曲不是主旋律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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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运动

六十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运动 作者:康纳里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9-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5 8:16:18 阅读量:2次   克里斯托弗·康纳里(ChristopherConnery)教授长着一头很酷的白发,很像某个摇滚歌手,又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任何人见他第一眼,都会觉得,为了革命而努力不息的左翼斗士,就该是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革命风暴那一抹红,在他身上永远定格下来,不曾因为岁月的淘洗而黯淡、褪色。这从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为了表示尊敬,我叫他“康老师”,他对此并不满意,说“叫我Chris就好”,接着又补充一句,“你们有你们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他的中文是极好的。在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的节骨眼儿上,身处老康复旦那间堆满左翼文献的办公室,听这位UCLA的著名教授谈革命、谈六十年代,不同的时空仿佛叠加在了一起,这感觉真是奇妙。   谈谈您对“六十年代”的理解吧,我们知道您当年也曾是“积极分子”。   康纳里:我把“六十年代”作为“长期的六十年代”来看,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1976年左右结束,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的转变时期。总的来说它有两个背景:一方面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抵抗美国主流民族歧视;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支持第三世界解放。美国的国力在那期间高速增长,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经济崛起后对“中国站起来”的认同相反,我们当时觉得美国越强大,其种种行为就危害越大,认为美国当时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百分之百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探索一些新的路线、新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六十年代的种种解放性行为。   我属于“六十年代”这代人中的后一代。1968年,我十五岁,当时也参与了一些游行示威,还有嬉皮士做的一些事情。1970年,我一边读高中,一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课。尼克松在1970年宣布入侵柬埔寨,所以这年春天学生运动达到鼎盛,之后又因为美军杀了运动的学生,导致运动更甚。记得这年5月中旬,几千学生聚集在洛杉矶大学的广场,面对六七百个手持警棍的警察。后来事态升级,学生和警察开始互殴,我也被一个警察拿着棍子追。我爸爸当时在洛杉矶大学教书,当我逃到我爸爸办公室的那幢楼时,本可以去那里躲着,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最后由于我对学校的地形很熟悉,没让警察追上。那天我走到一幢主要是黑人学生和拉美学生上课的楼。警察一直对“有色”学生最暴力。走进门后,我鞋底黏黏的,因为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红色。这简直不可想象,我走出来之后人完全呆住了。之后,我来到被四五千个学生占领的学生活动中心,这个占领大概持续了两天,因为事先没有详细计划,也就没有带食物,我那天就和一小队人偷偷到外面去找食物。我们来到一个超市,表明身份,对方就免费提供了很多食物。   如果你问我这些示威占领有什么具体效果,我说不上来。校方没有丝毫让步,没有任何许诺。可是每个亲身参与过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可以和原来的组织、生活完全不同的方式。像我从超市背了十二个很重的西瓜带回去,可是我心里感觉很好。因为这让我感觉,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你不用买东西,你做好事,人家就把东西给你了。到学期末年轻人纷纷开始“上路”了,搭便车,和其他年轻人一起生活。那个夏天,我走西岸,到加拿大,到东岸,一路上遇见了很多人,一起讲故事一起讲理想。   “六十年代”是如何戛然而止的?   康纳里:“六十年代”的结束,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越战结束了。越战结束后,作为整个全盘批判的关注点失去了,运动自然就逐渐平息了。此外,六十年代很多人过着主流社会之外的试验性的生活,老实说这些极端的生活试验还是很累人的,比如有人在森林住了六个月后就住不下去了。对于“六十年代”而言,你不能说没有维持多久,就表示它失败了。历史的每一刻都有很多不同的未来,我们活在的当下并不是“六十年代”唯一必然的未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六十年代”不一定结束了,过几年可能还有运动,那次说不定会成功。说不定百年后写美国社会革命史,人们会说那个革命是自1950年代开始的,期间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就像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的间隔期一样。所以“六十年代”意识也是一种时间感的意识,是对当下、对未来的重视。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就像一个吸血鬼,历来需要依靠吸收在它之外的力量来生存。“六十年代”精神被资本主义吸纳,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妥协。资本主义吸纳了那些力量后能够更长地活下去,但它有改变,而这些改变对美国社会影响深刻。比如妇女和同性恋者明显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比如相较于六十年代前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大增。当然“六十年代”不可能完全被收编,1976年后的“后六十年代”时期,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这些保守派都是全面否定“六十年代”的。   前一段时间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力,这让您想起了“六十年代”么?   康纳里:从2008年起,欧美相继爆发了经济危机。而“六十年代”结束的另一因素就是在1974年爆发的一场经济危机。有的学者认为,1974年经济危机所蕴含的一些基本矛盾长期存在,根本没有解决,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一点在西方很明显,尤其是美国,就是1974年的危机之后,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大的改善。二战刚结束的几年,白人社会中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是非常大的,可是到1974年后就几乎逐渐停滞了。简单概括来说,从1970年代中期起,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集中在金融等行业,也就是说发展的是社会上层的富人。中下层则被金融资本所控制,大量借贷,可基本上工人阶层的地位没有多少变化。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观点觉得这代表了那种比较纯粹的市场价值的资本主义的挫败,也意识到这是因为社会的内在矛盾没有解决,要克服这种危机,就要重新思考一种经济社会制度。   2008年的时候,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反思还是认为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就是搞绿色经济,发展信息产业,促进社会福利,强化民主政策。当时,很多人对奥巴马解决经济问题抱有很大希望,但两次经济刺激计划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好的,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限制,其政策还是倾向于金融业这样的上层阶级,一般人受益很少。这点在2008年之后的欧洲更为显著,英国卡梅伦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减少对下层的福利教育开支,金融高层并不受影响。伦敦那些地方的暴动,也是因为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了。   对这个事件,左翼有几种看法。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幽灵再度现身。因为不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运动频发,英国类似的运动是非常少见的。有人说伦敦的事件就是英国反抗力量兴起的开端。当然也有人说,伦敦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仅仅是一些攻击社会的行为,并不会引起大部分群众的认同,反而恰恰会给统治者以口实,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   伦敦事件以及之前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网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惜六十年代还没有网络。   康纳里:关于网络与社交媒体,我自己是不太用那个东西,我对它的作用是有怀疑的。毫无疑问,网络自然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和平台,可那是一个真的共同体吗?我很怀疑。首先,它很容易被利用、被操控。其次,它让你想象你在做事情,其实你什么都没做。要是有十万人在一个广场游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力量,有一百万人在网上讲讲话,那没多大所谓吧。我还是觉得,关键不在网络,而是在人。我觉得眼下的埃及还是能让我们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埃及人出来示威游行过,占领过那个广场,他们就有了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验。我还听说,有一批参加过运动的人,要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不要组党,而是做一个党外的批判者,来监督权力。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很积极的一件事。当然现在埃及的一些保守派、军队、伊斯兰兄弟会试图恢复原来体制的权力,并且他们可能会成功。可是民间所经历的事情是忘不了的,而且一些民间组织可能会越来越强,到下一次就有成功的可能性了。虽然还不能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与我们希望的社会之间找到一个路线图,可是我还是觉得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六十年代”运动所抵抗的权力制度虽还没有被打败,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个制度是维持不下去的,它越来越无法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六十年代”的关键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有可能”。只要我们能保留这信仰,人类还能呈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您认为伦敦事件算是一场“革命”么?   康纳里:我个人对这一事件和“六十年代”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我觉得对其不应妄下结论。不同于“六十年代”,伦敦事件的参与者大都并没有表示要改造这个社会,而仅仅是恨这个社会。那些在伦敦焚车烧店的破坏行为并没有跑到富人区,我觉得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极度愤怒,还没有变成一个革命活动。所以,我同意伦敦事件当下是看不到什么“好的后果”,它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个“不会有好的后果”却是在另一种意味上而言的。我大体上同意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这篇文章的观点,即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全世界范围都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期,欧美民主社会主义的成果不能维持下去。由于去政治化的关系,导致我们没有一种具体的位置来为我们的立场辩护,所以我还是在找一个再政治化的机会。当然去政治化的时代也会有一些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历史影响力的,我觉得这很难说,说什么都言之过早。就像伦敦事件,虽然它体现了社会矛盾的积聚,但目前它还没有达到“再政治化”的高度,因为社会矛盾之深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生革命,可是反之,当年谁也没有预测到“六十年代”的种种会这么快就发生。我觉得这就是“六十年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并不知道何时何地为什么会发生真正的革命。   您觉得当下欧美的社会运动和“六十年代”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从全球范围看当下更多秉持一种虚无主义,而没有崇高的理想?   康纳里:当下和“六十年代”的区别是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必须承认“六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代末兴起了朋克音乐,朋克运动也是一种反抗的力量,他们反主流文化,但是同时他们反嬉皮士、反“六十年代”,他们觉得整个社会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逃逸,自己去过集体性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欧美有理想的人现在不一定比六十年代少,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期望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更多应该算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批判的对象和六十年代差不多,也是这个资本主义体制,但是他们不想要改造社会,不要建构什么东西,他们就拒绝一切体制,就要逃,要自己生活,一群人组织互帮互助的合作体,其他都无所谓了。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一向就对无政府主义有看法,像列宁就说无政府主义是幼稚病。可是最近六七年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对无政府主义应该包容一些吧。显然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有什么建构性的作为,他们不可能面对当下世界各种复杂的大问题。我也依然相信,这个世界要有什么切实的改善,必须有全面的替代性方案,虽然当下的这种想象依然十分困难。于是我想,他们可能就是当下的历史阶段所需要的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嗯,对的,我的日子可以有另外一种过法。   您之前提到“六十年代”年轻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百分之百都是错的,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一样,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之后,很多大学生都去白宫狂欢。   康纳里:本·拉登被杀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庆祝,但是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这有什么惋惜的。当然我还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也希望美军尽快退出阿富汗。可是我觉得本·拉登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坏人。这就让我想到“六十年代”和现在的另一个不同。“六十年代”有越战,我们不但是反对美国政府,而且我们更认同越南人、越共的军队,我们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但对像本·拉登这样的人,在欧美也没有多少人会认同的,我也觉得他没什么好被认同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六十年代”事情比较清楚。现在,我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我的朋友。   您觉得当下应该怎么看“革命”,对于左翼而言这是一个大时代么?   康纳里:这个问题很复杂。回到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来说,五月风暴要攻击的一个对象是法国的共产党。1968年前法国共产党是很有力量的,他们要维持自己在工会里的影响,要组织全盘性的罢工,而反对那种在组织外的自发罢工。所以作为一种组织机构,法国共产党在当时也被视作运动的对象。在1968年之后,法国共产党就再没什么力量了。从今天来看,这是好事吗?不完全是。法国共产党也是五月风暴的受害者,而这对后来左翼的发展并非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因为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规模巨大,如生态破坏、社会不平等、“贫民窟星球”等,社会转变还是需要一种机制、一种表达形式。但这要从哪里来?具体是什么?这很难说,我相信迟早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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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

2011年09月25日 11:13:48    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傅国涌答上海《文学报》         【许多朋友问起《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现在卓越已经上架,可以买到了。】          1、  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  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  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  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上一篇: 杨子烈在张国焘离开延安之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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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告别辛亥革命”及其方法论问题

  核心提示:从“告别革命”到“告别辛亥革命”,李泽厚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也是我们要“告别李泽厚”的原因。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关。但在“告别革命”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曾于1995年发表了《告别革命》一书的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告别辛亥革命”。《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辛亥革命”则是马国川先生对李泽厚先生的采访录(见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9-22)。   李先生采访中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   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段“言必称李泽厚”的时期,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李先生的言论看,特别是从“告别辛亥革命”采访录的观点看,“告别李泽厚”的时刻已经到来;更准确地说,“告别李泽厚思想”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告别辛亥革命”里,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和政治分析的方法论,二是对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本文认为,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是一种“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的错误。   1,“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与“政治偶然论”   李先生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我这里要质疑的,不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经济发展必然论”和“历史偶然论”,到底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一种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愿望。李先生所说的“要告别辛亥革命”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看到了他主观愿望里对应的理想发展图景,然后从这个主观愿景出发,倒推出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   李先生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李先生显然是针对“右的革命观”提出这个批评的,但人们从这个批评里,却读出了另外一种“对现实的情绪”,那就是李先生身上存在的,被马国川先生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出来的“保守和守旧”的情绪。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一般想象的哪种情绪更对更好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学术研究中“从情绪出发”的普遍问题,是李先生所说的那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李先生自己不幸未能避免的“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的问题。我从李先生的情绪和观点里看到的,恰恰就是李先生自己在批评别人时提出的警告:“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   具体的观点涉及下面将讨论的“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这里要先指出的是方法论问题。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通通都是愿望。我这里所说的“愿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个含义,我要说的是: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论”和“经济发展必然论”,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基准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规范”,不是一种以“解释世界”为基准的“历史哲学”和“实证分析”。“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是一种善良的设想,这个“现代化命题”早就被“经济发展不必然导致民主化”的事实所否定(见“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一文)。“经济发展必然论”更是被“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事实所证伪。   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偷偷地转化为一种貌似“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他就不再是在“客观或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他就是在规范地和主观愿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李先生当然可以设想这样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对现实的愿望;在历史的层面,他就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让历史按照他的主观愿景推进。如此,李先生就不得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反历史的假说”,他就不得不以“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来分析已经发生的事实。   下面我们会马上看到,李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的分析评论”中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来历史面目是不是被掩盖了?当一个学者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当历史事实没有“价值规范”就不存在时,历史还是本来的那个历史吗?   2,“告别当代革命”还是“告别辛亥革命”?   李先生说:“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但是他要发出的信息却给人以倒过来的印象,那就是:当代中国应该告别革命,所以我们也要告别辛亥革命。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先生是“从告别当代革命推导到告别辛亥革命”的。当然,李先生的真正想法也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告别任何革命”。但李先生的“价值规范”不是我的关注点,我关注的是他这种情绪对历史分析的影响。   不难想象,李先生会说:“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他接着说的却是他的“政治哲学”转换为“历史哲学”后更成问题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   “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在李先生的这些“反历史假说”、“历史偶然论”和“个人作用论”背后,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辛亥革命史的论说,而是更一般的历史观点,包括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原因,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政治革命的原因等等。   如果我们要分析具体一场政治革命的原因,我们应该象李先生在批评别人时说的那样,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但是,李先生自己分析革命原因的角度,却不幸就是“告别革命”的角度。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那么多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问题来了。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特征,才导致了“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还是象李先生说的反过来呢?我对李先生的最大质疑就是这一点:李先生用“政治哲学”替换“历史哲学”,从价值愿望的角度观察历史和现实,把主观愿景附着到历史事实上,结果出现了“以结果为原因”的“颠倒因果”错误,即把具体历史文化主体的特征,说成了“告别革命”的结果,而事实却是:英国人之所以“没有大革命、发展更平稳”,完全离不开英国人“等级观念很强”等方面的政治文化特征。   “保守的民族性”与“保守的革命”也许确实是互为因果的,但这个结论是从“告别革命”的愿望、还是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得到的,含义却大不一样。“告别革命”的愿望会高估“历史偶然性”,这时,“历史偶然性”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偶然性”,它不再需要具体的文化特征为依托。而如果从“冷酷实证”的观察出发,“历史偶然性”就只是加达默尔式“解释学”含义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历史偶然性”。   正是因为夸大了“历史偶然性”,李先生可以断言:“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然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在夸大“历史偶然性”本身。历史已经那么发展过来了,现在站出来说“不一定必然那样”,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关键是为什么“不一定必然那样”?而这就要涉及到“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了。   3,“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吗?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李先生在一个简短的访谈里涉及这些问题,但不管李先生的所有著述包含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有理由从李先生当下的言论中,探测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当下理解。明确地说,在我看来,“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是错误的观点;“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也是错误的观点。   问题出在李先生的“个人作用论”上。政治家在历史关节点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1943)一书中把“事变创造型人物”从“事变型人物”中区别开来那样。然而,李先生在强调慈禧的作用时,片面地突出了慈禧在导致“辛亥革命不成功,戊戌变法不失败”上的作用。   关于慈禧可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强调慈禧太后不会搞“皇室内阁”,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李先生这里假定的是慈禧的“统治能力连续性”,我对王朝政治中的这个假定表示高度怀疑。我自己曾经用“基因悲剧”的概念,来描述王朝统治者在“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中,出现的政治遗产学意义上的“统治能力”不确定性。我们也许能断言慈禧太后在清醒时不会搞“皇室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但我们至少无法确定她在老迈昏庸时也不会这么搞,毕竟中国历史上老迈昏庸的皇帝干出的蠢事太多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李先生居然把“废科举”此等“斩断皇权制度基础”之举,当成了慈禧太后政治魄力的表现,并赞叹她“真是向世界看齐啊”。实际上,在促使大清灭亡的原因中,“废科举”至少与搞“皇室内阁”及“铁路国有化”同等重要。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是朝廷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利益机制和忠诚机制。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一旦缺位,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新生知识分子便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也加剧了与朝廷的对立。后科举时代的无格可依,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所以,“废科举”是推动“保路运动”中士绅阶层与朝廷决裂的起点,而士绅阶层的转向,则是之前其他暴动失败和“武昌起义”成功的一个关键。   片面强调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李先生的逻辑就陷入了上述困境。可更加重要的,是李先生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终身专权”所导演的“独断继承”。   按照“基因悲剧论”的观点,“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导致的“统治能力”的断裂,是王朝制度走向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4年间(1644-1911),王朝的继承制度,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的“贵族公推制”,演变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先皇遗诏制”(包含“秘密立储制);而从同治、光绪到宣统,先制变成了以“垂帘听政”为目的的“太后定位制”。我们不能说“先皇遗诏制”没有问题,但“太后定位制”的“儿皇帝”结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太后清醒时可能不明显,可一但太后归西而去,朝廷“震慑能力”的弱化或崩溃就无可挽回。   结论是清楚的,李先生所忽视的“慈禧能使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恰恰要比“慈禧能使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因素更加重要。而由此反映的,也恰恰是李先生在中国王朝制度兴衰原因上的模糊。   正是出于这种模糊,李先生断言“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中国的“君主立宪”有可能成功。“基因悲剧论”的观点正好相反,“基因悲剧”和决定统治能力的“家族继承终身制”解释了王朝的崩溃,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却还另有信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天命观”就是相信王朝的“气数”,相信“皇帝轮流当”,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这又与中国人讲究纯血统、传男不传女,讲究贤德、绩效、强权等等息息相关,完全不同于日本和英国的君主崇拜。   “天命观”也是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英国与日本也不能避免“基因悲剧”,但在英国与日本的君主能力弱的时候,“君主崇拜”能与宗教和贵族制衡一道起作用,最终以君主妥协告终。而中国的“天命观”则使无能的统治以“皇帝轮流当”或混战告终。君主立宪本身就在削弱皇权,所以,在中国搞君主立宪,要么是假立宪,要么是真灭亡,满清的异族统治更强化了取代而不是妥协的逻辑。世袭虚君要能保证政局稳定、不发生“皇帝轮流当”的王位之争,其前提条件就是君主享有来自某种宗教信仰般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崇拜的偏偏是世俗的“皇权”而非神圣的“皇位”。   “权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决定了中国君主立宪的虚假和破产,这对李先生的“经济前提论”也是一种有力的否定。另外,李先生抱怨“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从上述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原因”和“清廷君主立宪成功的可能性”的分析看,实际上人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4,结语:告别“告别革命”及其“逆向自然主义谬误”   本文所说的“告别李泽厚”,是在“告别李泽厚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讲的。在更加本质的含义上,我所要告别的,其实是李先生前后几代学者身上的“规范冲动”。我不是要否定学者身上应有的“价值理念”,本文感兴趣的也不是各种“价值理念”好坏,我反对的是学者们把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恰当地添加到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李先生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这或许与他积极入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有关,但“逆向自然主义谬误”扰乱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认识,这是人们应该“告别李泽厚”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中国也许早就已经进入了“言不称李泽厚”的时代,而这也可能与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关。但在“告别革命”的背后,包含的是“告别李泽厚”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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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六        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列强不亲近基督教(至少是“类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反而亲近非基督教的满清?        “西化”与“现代化”说法的 由来        现在我们这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其实如今“国际学术前沿”流行的是反抗“现代性”,所以更时髦的、追随“国际前沿”的“新左”朋友连“现代”也不大讲了。不过就我们的主流而言,追求“现代化”、同时抵制“西化”,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当然这是现在,晚清还没有“现代化”和“西化”这两个词汇,那时说“变法”,说“新政”,说的都是学习西方。但是“中西”就是过去的“华夷”,清末国势如此,“以华化夷”的老话没法讲了,但反过来讲“以西化中”,那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们和日本不同,日本古代学中国,后来改学西洋,反正都是学别人,“脱亚入欧”的心理障碍不很大。而我们过去一向被别人学,现在倒过来学别人,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怪难受的。        好在不久严复译出了《天演论》,进化论一时大行其道,尤其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人类进化又有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普遍规律”。这“进化”就要比“西化”好听多了。“进化”有了“普遍规律”,人人都免不了,也就没了高下之分,更没有谁把谁“化”了的问题,不过就是在“进化”中的某一段路上你跑在了我前面而已。承认这一点,对我而言尽管也有点尴尬,但过去你或许落后于我,未来我也有可能赶上乃至超过你,这就比“西化”容易接受得多了。进化如果被认为是有确定程序的,比如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那人们就直接对准一个具体环节,比如说那变革如果朝向“资本主义”,就叫“民主革命”;朝向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就叫“无产阶级革命”;那也就不用另外起名。我们在改革前就是如此,那时我们都直接说是奔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怎么说奔向“现代化”。但是如果发现那程序靠不住了,比较含混的“现代化”一词就派上了用场。        而“西化”这个说法的流行,一般出现在三种场合:其一是制度变革后一时不见效,或者出现反复与阵痛,一些性急的“激进者”就会“恨铁不成钢”地埋怨国人,认为光变革了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变革“文化”,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典型的例子就是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后国运仍然不振,于是出现了提倡“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其二则相反,由于搞不来“辛亥”,只好玩“文化批判”;惹不起“秦王”,只好搞“荆轲刺孔子”。这样的“西化”论其实并非真正的“激进反传统”,只是对于现实制度变革难产的一种无奈。其三则是其二的“镜像”:守旧势力为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革(就像前述的刘锡鸿为维护“财富归诸一人”而控告郭嵩焘为“汉奸”),却借守护“文化”为名寻找一个“西化”的箭靶,而“荆轲刺孔子”现象恰恰提供了这种箭靶。朝这箭靶射击,其实也不是为了尊孔,只是“荆轲颂秦王”而已。于是“荆轲刺孔子”式的“西化”与“荆轲颂秦王”式的“反西化”轮番上演,前者既非真“激进”,后者更谈不上“文化保守主义”,而真要“刺秦王”与“颂孔子”的人反倒难找了。        显然,在以上三种场合,“西化”与“反西化”其实都不是真问题。        “文化”的“西化”与“制度”的现代化        但这并不是说晚清以来就没有过“西化”这种事。我曾经指出:“西化”是就“文化”改变而言,而“现代化”是就制度变革而言。一般来说,作为一种民族认同资源的“文化”——不是“初中文化”、“高中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也不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一系列的特殊价值偏好。横向比较,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或大部分成员有这些偏好,而其他民族的人没有;纵向比较,某一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有类似偏好,而别一民族都有另一类偏好,那就可以说这些偏好属于该民族的“文化”了。比如,多数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讲汉语、过春节,而多数英国人喜欢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多数中国人据说长期以来都信儒家,而多数英国人信基督新教;还有人说,中国人特别崇尚道德,拥戴圣贤,而“西方人”崇尚功利,拥戴能人,假如真的如此,那也可以说是“文化”之别。        但假如同样喜欢吃西餐的人中,有人并不在乎别人吃中餐,有人却实行饮食管制,强迫别人也吃西餐。这样两种人能不能说是“文化”之别呢?显然不能,因为是否对他人的饮食权利进行剥夺与你自己的饮食偏好并无逻辑联系。偏好吃西餐的人中有这两种人,偏好吃中餐的人中同样可能有这两种人。说喜欢吃中餐的人必然倾向于饮食专制,而喜欢吃西餐的人才可能实行饮食自由,我想我们都会认为是对我们这些中餐喜好者或者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诽谤!        同样的道理,信基督教的人中有人搞神权专制,异端审判,强迫别人也必须跟着信;有人却尊重信仰自由,主张政教分离,允许别人信别的。这两种人当然也不是“文化”之别。同样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文化”,中世纪流行神权专制、异端审判,而今天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已是西方社会的共识。这是“西方文化”的灭亡吗?当然不是,通常人们都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进步。        换言之,信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信儒家是“文化”之别,但神权专制-异端审判还是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就不是“文化”之别,就像吃中餐还是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与饮食专制不是文化之别一样。        所谓中国人崇道德、拥圣贤,“西方人”崇功利、拥能人也是如此。假如真有这种不同偏好,那当然也是“文化”之别。但这种区别真的存在吗?我曾说过:如果A、B两个民族在同样的民主规则下进行选举,结果A族的多数票选出来个道德无瑕哪怕不太能干的圣贤,而B族则选出来个精明强干哪怕德行有瑕疵的能人,那的确证明了这方面的“文化差异”。但是假如A民族是民主竞选,而B民族是专制君主统治,哪怕该君主的确是圣贤,也无法证明该民族有圣贤偏好,反之该君主即便再昏暴,也不能证明该民族没有圣贤偏好——因为他既非该民族民众所选择,他是否圣贤当然与民众的偏好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上述两个民族的区别并不是选择(偏好)什么之别,而是能否选择之别。至于这两个民族真正的偏好区别何在,在他们的成员有权选择之前,人们实际上无从得知。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有人反对说:制度也是文化,名曰“制度文化”。我说很多名词可以“自定义”。你要把文化与制度混同定义也可以,但这样一来文化与“民族性”就决不能混同。事实上改革以前我们就经常讲“制度文化”,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但那时我们是不大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这不仅因为事实上一种制度可以见于不同民族,一个民族也经历过几种制度,更因为在逻辑上把“选择什么”与“能否选择”混为一谈将导致严重的语义混乱,使讨论没法进行。比方说你主张“文化多元”,通常人们都理解为吃中餐与吃西餐、信基督与信孔子应该并存,这样你就只能支持饮食自由与信仰自由,倘若你又把“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当作两种“文化”来主张“多元”,并以此为神权专制的存在辩护,那在神权专制下信基督与信孔子还能并存吗?不能并存又怎么“多元”呢?        太平天国:中国的“西化而非现代化”大潮        在近代中国,既有中西文化交流,又有新陈制度代谢,文化变迁与制度兴革的关系就很有趣了。制度上的现代化与文化上的“西化”当时往往混在一起,而且后者有时还被看成是最为深刻的变化。过去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是近代中西交往是个“三阶段”的过程:洋务运动时代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前面已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        在过去的近代史中,太平天国通常被当作传统的“农民起义”看待,但毛泽东也曾把洪秀全与康有为、孙中山并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作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曾被宣传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先声,有人甚至杜撰了所谓“太平天国民谣”:“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而《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一度红得发紫。        但如今,不仅那种“民谣”已经被还原为小说家言,《天朝田亩制度》也还原了真相:它不仅内容与“打土豪分田地”无关,而且当时就流传极少,可以说只是一份天朝“内部文件”。当时清朝情报部门根据天朝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进行搜集,结果其他书都不难找,就是不见这本今人捧为天朝头号“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情报官报告说:“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捆束,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伪书”)其实此书倒是“梓行”了,但数量少到几乎无人得见,自然也谈不上影响。人们早就公认《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但就算未能实行的理想也应该有宣传号召作用嘛,太平天国为何要对这一“理想”秘而不宣呢?其实读了就会明白:这个“制度”对天朝官员争取立功获得高官厚禄也许有激励作用,但普通百姓读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秦晖:《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看历史》杂志 2011年8月号,88-94页)        实际上,太平天国与传统中国历次王朝末期的大规模民变一样,本就是“秦制”下周期性危机中专制朝廷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所谓“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多少关系,更与“土地改革”无关。要说它在这类民变中有什么特点,第一是以“奉天讨胡”诛“满妖”为言的汉族反满情绪,第二,就是毛泽东说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了。        说到“向西方寻找真理”,人们首先提到的通常是太平天国另一个所谓的“纲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此书的确是一篇受西方影响、站在时代前列的文献,其资本主义色彩至少比同时期的许多洋务派还明显。但洪仁玕本人的实际作为却远不如洋务派。而这本书的影响甚至还不如《天朝田亩制度》,后者好歹还是“旨准颁行诏书”之一,不管多么“内部”总还属于正式文件。而《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个人署名,没有“旨准颁行诏书”名义,其流传比《天朝田亩制度》更稀。        太平天国所找到的“西方真理”,其实主要还是基督教。        按照前面的定义,信基督还是信孔子,是“文化”之别,而信仰自由还是神权专制,则是“制度”之别,因此说太平天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有何意义,固然很成问题,但说它是一场“西化运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各种制度上除了一些乖戾的做法,说实话没什么有价值的引进与创新,但她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空范围如此广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当然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有很大区别,所以有人说它是“邪教”。但如果仅从教义上来看,基督教的许多异端与其主流(新教、正教、天主教)的差异,并不比拜上帝教小。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读物,都是低层次的通俗读本,其中译本的翻译很差甚至难以卒读,他也不可能有多高的神学素养,但他毕竟是跟美国新教基要派牧师罗孝全在教堂里学过三个多月的,与捡到一本书就闭门造车者不同。史料表明,他曾多次在对基督教增加了解后,就尽量修正原有教义(如天朝的葬仪原来基本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来就改得更为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国最出格(按正统基督教观点看)的宗教行为,大概就是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立言”了。但洪秀全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这一套的,天京内讧后也就把这一套废除了。        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对非基督教文献如儒家四书五经的反感,却远远超过杨秀清等人,他“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要完全禁绝,而杨秀清却认为“四书十三经……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因而要求保留(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83页)。换言之,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偏执专信要远远超过杨秀清,而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相比最“邪”的部分却出于杨,而非出于洪。所以,与其说洪秀全对基督教有“邪教”倾向,不如说他有原教旨主义倾向。当然,这并不是对“邪教”或者“原教旨”做褒贬。其实洪秀全的文化专制远甚于杨秀清。但这与是否“邪教”应该没什么关系。        应该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相当认真。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北上长江流域,而是背靠香港、澳门在两广立国,依靠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因大头子(洪秀全)、二头子(冯云山)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广)东省做东京,此处(指广西)为西京。……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李进富口述》,转引自姜涛、卞修跃:《近代中国的开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262页) 只是因军事形势不便而未能实现。这与所谓太平天国“反帝”“爱国主义”的说法反差极大。当然,也很难因此反过来给太平天国扣一顶卖国、叛国的大帽子,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结果。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与基督教西方的关系就很微妙。过去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与清王朝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而太平军进行了“爱国、反封建”的抗争。其实理论上讲,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内战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为个人去当雇佣军(褒义的说法是志愿军)则两边都有,清朝这边有华尔、戈登等,太平天国这边有“洋兄弟”呤唎,还有先后受雇于两边的白齐文等。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论是西方各国国内、在华侨民、教士、外交官、军人还是租界舆论,都存在着亲清朝还是亲天朝两种意见的争论。但总的来讲是亲清朝的倾向日益占优势。清朝一方的洋人雇佣军远比太平天国一方的多,作用也大。列强官方的态度虽然几经摇摆,后来(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其在华利益获得清朝首肯,而太平军又兵临上海时)也是明显偏向清朝的。        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列强不亲近基督教(至少是“类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反而亲近非基督教的满清?有人认为这就证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而是“邪教”,所以得不到西人的同情。这当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正统基督教的歧异,的确受到一些洋教士的非议,尤其是一些法国天主教士在得知洪秀全的宗教知识来自美国新教牧师罗孝全后,这种非议还带有一种嫉妒新教的心理。但无论如何,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差别不会比清朝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差别更大,这是基本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最同情太平军的西方人基本上也是一些传教士,乃至虽非教士但也怀有强烈宗教热情的人(如呤唎)。        不过,教义(也可以说是“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最远者的关系好处,历来就是不确定的。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尔派与圣杯派、圣公会与再浸礼派、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等)之间,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产生“正统”之争,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上,源出近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同出闪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处很多,可是历史上这三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远远超过它们和佛教、儒教等绝不相类者的冲突。这道理也是一样的。        太平天国一方面对基督教有强烈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十分贫乏,甚至不知道世界基督教存在着哪些派别,一听到对方也崇拜上帝、耶稣,就很亲热,觉得是“洋兄弟”,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天下基督徒是一家人。而且在他们的概念中,“天父、天兄、天王”都是一元化的,既然大家都信天父上帝、拜天兄耶稣,那就应当拥戴天王洪秀全。于是这种概念中的天王,成了类似罗马教皇那样的世界教徒领袖,而且在既不懂教派多元、又实行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比罗马教皇还要了得:他应该既是超教派的宗主,也是教俗两界共同的领袖。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虚骄也掺和进来,所谓“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本来,清廷在鸦片战争时就是这样看待“夷务”的。可是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清廷在大吃苦头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规则。而太平天国仍然不明白,于是在对外交往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悖谬:一方面天朝当局听说来了“洋兄弟”就很高兴,以为是一家人,与作为敌人的清朝“满妖”相反。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家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人家行跪拜等为臣之礼,乃至做出一些自以为亲昵、对方却觉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员曾向英使询问:听说“圣母玛利亚有一美丽的妹妹”,你们能否使她嫁给天王?(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7年版,中册775页)洋人对此自然大为反感,觉得反不如清朝“明事理”了。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国内都已政教分离,国际关系上更是利益优先。现在讲中西交往和冲突,好像不讲到“文化”就不够“深刻”,但实际上,国际矛盾首先是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制度的扞格,而“文化”的对立往往是被夸大的。对于列强来华谋取种种利益,清朝已经反应迟钝,而天朝的反应比清朝还要迟钝得多。一方面,天朝并无主权观念,甚至不知道外国兵舰在自己的江河上行驶是要征得自己批准的;另一方面,天朝又不能像《北京条约》后的清朝那样,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不少列强宁可与清朝打交道。这与太平天国是否“爱国”其实没多大关系,而天朝的“西化”,对此也毫无帮助。而就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虽是基督徒,但资本主义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热的天朝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这未必如清帝国虽非资本主义、但却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们的需要——说穿了就是做买卖的需要。        因此无论就利益而言还是就制度而言,西方列强最后都宁愿选择与清朝合作,就不奇怪了。        (本篇较长,拟分两次刊出)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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