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铁流你好！在唱红打黑如火如荼的今天，你却要公诉毛泽东，你不怕遭报复吗？ 因为毛泽东他的罪恶太多，他对共产党也是一个包袱，我觉得我们能够起来公诉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解脱。和反毛派会起一个平衡作用。对中国的政局有好处，我做了这样一个判断，所以我提出来要把毛的罪恶公诸于世，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危险。而且中国今天的政局也比较进步了。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我的文章百度没有封，有好几篇在百度上都能看得见，也有不少留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说明是一个好事情。通过这一事件让更多人了解历史。   你认为会有这样的公诉吗？   没有可能，这就是一场口水战，公诉的也不会受理，起诉的也不会受理。但这个事必须要做，因为公诉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逼中央的政策全部向左转。如果我们这些受了是冤屈的人不出来表态，他们就更猖狂。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仅眼见毛泽东很多很多罪恶，而且我们本身都是受害者，都是为了说一句话，为了一篇文章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华，好多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所以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中国政治有很多好处。毛泽东做的恶事太多.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面对历史的沉思。全中国人民，只要是在五十岁以上的都知道毛泽东害死和整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最后死在开封，蓬头垢面，非常凄惨。而且奇怪的是，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她死之前还到毛泽东灵堂献花圈，说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些年一直把历史封杀。从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三十五年，一直把真实历史封杀。现在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所作的坏事。比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的母亲就是六一年活活饿死的。再看文化大革命。132个中央委员中有八十个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关进了秦城监狱。就说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就属于六十一人的叛党集团。薄一波曾被从广东抓回来，又批又斗最后关进了秦城，薄熙来的母亲被批斗后曾服毒自杀。现在薄熙来在重庆搞什么唱红打黑。还怀念毛泽东，你说奇怪不奇怪。有的人为了夺权，争取政权，要权力，要富贵，就连谁杀他的父亲都不敢认。这叫做认贼作父。所以薄熙来这个人最没有人品。他自己曾经被关了八年，被批被斗被打，他还要唱红打黑。他为了权力富贵，全部说假话。既不记父仇，也不记母恨，你说这种人还有什么品德。 由于当局封杀，毛泽东的罪恶至今没有公诸于世。我觉得中国大陆只要把两本书公布出来，一个是杨继绳写的《墓碑》。杨继绳上新华社资深记者。他花了十年时间，调查了很多省县市，最后搜集完毕写成了《墓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饿死的。他写这本书，就想把三千多被饿死的人立在墓碑上，也把毛泽东的罪恶留在墓碑上。但这本书在大陆出不来，只能在香港出。大陆只有盗版。辛子陵是改革家，也是党内的历史研究学者。他根据邓小平生前遗愿，写了《千秋功罪》和《红太阳的陨落》。大陆也出不了，也是香港出的。辛子陵这本书，可以说把毛泽东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如何发生，自然灾害如何发生。饿死的人名都有，在大陆也出不了。如果中共让这两本书在大陆发行，毛泽东的谎言不攻自破。他的头像就会从天安门撤下来，他的尸体就会从广场上请走。中共为了政权，为了权力的合法性，把这些历史统统掩盖了，这是中国的最大的悲剧。由于掩盖了历史，老百姓不知道真相，由于媒体的宣传，很多中国人还以为毛泽东是个伟人，是伟大领袖，是救星。我这次到江西庐山，很多地方还唱东方红。那些唱东方红的人，也许他们不知道历史，也许他们想升官发财，昧着良心干事。所以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拐点。批不批毛泽东，是中国能不能民主宪政的根本问题。这次毛派公诉辛子陵，公诉茅于轼，我倒很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受理。他如果受理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辩论，把一些事实摆出来。但是实际上不会受理的，所以，最后就变成一场口水仗。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明显地在走回头路，在搞复辟。像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已经唱到北京来了。但也有认为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必担心，你怎么看？   我去年到重庆，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很多网站登载了，这篇文章叫“去邓尊毛，中国将有第二次红色血腥”我列举了十点。据我得到的信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当年受到毛泽东迫害的人都觉得我说了真话。中国绝对不能尊毛去邓。中国如果尊毛去邓，前景非常危险。中国是否能够回到红色血腥，现在处在关键时刻。现在唱红打黑在北京也蔓延，前几天，我夫人从希腊回来，在首都国际机场看到全部红彤彤一片。都是毛泽东在安源，毛泽东上井冈山，尽是这些东西。现在搞不清到底是谁干的，他们到底要把中国带到何处去。而且现在毛派分子非常猖狂。他们说改革开放搞错了，他们说现在人民生活困难，物价飞涨，买房子困难，找工作困难，看病困难等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尽管邓小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但邓小平永远是个伟人，他是一个实干家。他让中国人能吃饱能穿暖，能买房能买车。毛泽东时代既吃不饱，也穿不暖，还有那么多斗争，一句话说不对就被枪毙掉。大中电器的董事长，他的母亲王佩英就是被毛泽东杀害的。张大中的父亲和母亲都曾是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六一年，所谓自然灾害，老百姓吃不饱。张大中的母亲觉得刘少奇好，就说拥护刘少奇，打倒毛泽东，结果在71年四月份被枪毙。那一天，北京市处决了42个人。王佩英排在第14个。张大中现在有几十亿资产。张大中就是在八零年他母亲被平反以后，政府给了一千块钱，就是这一千块钱抚恤金，慢慢建立起来的大中电器。这就是改革开放一个铁的事实。 中国到底能不能发生红色血腥，会不会走回头路。应该说可能性很小，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现在有人公开喊打倒邓小平，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如果长此下去，到处唱红歌，过一段就会跳忠字舞了。就会把毛主席当作神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看看这次签名，28个省市短短几个月组织了三万人。这就是中国的动乱，毛派就想搞动乱。他们就是要通过起诉辛子陵起诉茅于轼，实际上要在中国搞一个红色动乱。要强迫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不会支持他们的。但个别人会支持的。比如有人就公开喊要像北朝鲜学习，像古巴学习。这就是左的头子，他这样做是犯罪的。但他为了权力敢这样做。但是中国人都看着他呢。现在在中国谁要打到邓小平，首先打倒的是他自己。所以说中国存在红色血腥，重新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就看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占多数还是少数。如果占多数就不可能走回头路，反之就可能走回头路。因为他有社会基础。你想想，这么多人签字，还到处去演讲，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必须反击，不仅自己反击还要让全国人民都 知道中国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中国就回到过去人吃人的年代，回到集体化的年代。我们现在买的房子买的车全部化为乌有。再来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官都会被打倒，首先打倒的是他们。现在左的势力促使他们向左走，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人们没有话语权，这是非常可怕的。  

一、谎称中国共产党是 1921 年 7 月正式成立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介绍，早在 1920 年 2 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 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 1920 年 6 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1920 年 12 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交谈后，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 　　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早在 1920 年 8 月已经正式成立。 1921 年 7 月召开一大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代理书记安排的。 　　但是，《建党伟业》向观众隐瞒了这一历史。观众看这部影片，无从知道 1920 年 8 月的建党，无从知道陈独秀在一大前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也无从知道各地代表到上海开会是中国共 产党的书记、代理书记安排的。这就达到了欺骗许多观众的目的，让许多观众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 7 月才正式成立。 　　有些观众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陈独秀不去参加“建党”的一大呢。其实，可以理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大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书记的陈独秀派别人去参加会议就可以了。况且，已经有代理书记在上海主持了。 　　 192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泽东并不知情。 1920 年 11 月，按照维经斯基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在长沙找毛泽东当联络人。所以，参加一大的毛泽东，并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否定中国共产党早在 1920 年 8 月已经正式成立的历史，谎称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 7 月才正式成立，是毛泽东时代编造的抬高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主要的政治谎言。从政治宣传的功利角度看，这个政治谎言无非是要把毛泽东伪造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建党伟业》还要延续这个政治谎言，实在可耻可悲。 　 　二、照搬苏联电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谎言当作建党背景。 　　《建党伟业》照搬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谎言，使用了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及起义军进攻冬宫的镜头，以印证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背景。 　　然而，苏联解体一段时间后，所谓“十月革命”的谎言已经被揭穿。 　　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时，于 2006 年提出了为 11 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遂推荐祖波夫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这本书后来由阿斯特（ ACT ）出版社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 1894 — 2007 ）》。这本官方的《二十世纪俄国史（ 1894 — 2007 ）》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其实不是“革命”，而是德国当局资助列宁等人发动的“十月政变”。“十月政变”是对 1917 年 2 月俄国民众自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的反动。因此，“十月政变”是剥夺俄国民众民主自由的反动政变，根本不是什么“革命”。 　　 2007 年底，德国《明镜周刊》第 50 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 11 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该文通过解密的档案、瑞士银行的流水账单等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即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参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等编造的。“阿芙乐尔”号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十月政变”的前一天夜间，机械师别雷舍夫被任命为“阿芙乐尔”号政委，他在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 “的冲锋陷阵场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码后改拍而成的， 1927 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问世的爱森斯坦的着名影片《十月》尽管已经受斯大林权力的影响，还没有这样的场面。而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见金雁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载《炎黄春秋》 2008 年第 7 期）。 　　可悲的是，俄国人已经揭穿的谎言，还被《建党伟业》照搬来欺骗中国观众。 　　再说，“十月政变”虽然给中国人送来了列宁主义，却不见得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把列宁的修正主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主张超越历史阶段搞暴力社会主义，恰恰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参见辛子陵《形势和前途——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然，《建党伟业》只是故事片，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其编剧和导演自然不是上述两大历史谎言的始作俑者。但其编剧和导演对相关史实研究的进展相当无知，严重缺乏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责任心，仍是令人遗憾的。思宁希望，观看《建党伟业》的观众，能有较多人看穿该影片中这两大历史谎言，避免被欺瞒、愚弄。 作者：思 宁 2011-06-21 06:26:15 发表于：博客中国

该报（6月15日）认为，过去中国问题观察家、尤其在香港试图”搜寻党内派别的蛛丝蚂迹”，以图洞悉”严格的党纪背后的真相”。”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显得更加官僚化和可以测度，这种猜测也就愈加失去影响。可是从今年春季以来，随着众多的博客主和维权人士被逮捕，人们对可靠度的要求也就无声无息地被放到了一边，党内决策的无规律和不透明性质又凸显出来。 “即使权力最高层依然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事实上原则上的冲突迹象在增多，双方的表态都罕见地尖锐对立。背景可能是明年秋天的领导层更新换代，届时将不得不第一次在没有一个调和各种矛盾、为所有派别认可的党的教主领导下进行。……” 文章说，”最显眼、而且在西方迄今备受关注的就是关于如何对待毛的遗产的争论。” “强烈渴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推动’红色文化’的复兴”。”人们在重庆又在大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电视（没有广告但有许多党的斗争时代的说教），打红色排球，促进红色旅游，甚至要用红色教育转化监狱犯人。这只是民俗学的自我显示呢，还是与决定政治方向相关连，薄熙来有意不明说。然而有很多的派别团体，很明确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回答这个问题。” 针锋相对的观点 文章以”乌有之乡”批判茅于轼和辛子陵以及《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系列社论为例，证明党内高层存在分歧。该文强调，”这个冲突不完全按照西方的自由派和专制派的界线分野，所有参与方都从维护党的统治出发，寻求实现这个目的最好办法。尽管有此共同之处，但迄今在党的教义中长期并存的一些对立观点现在似乎暴露出来。诸多倾向似乎都以为时机已经到来，开始明确地表示、公开地澄清在同心协力的外表下掩盖的分歧。除了纯粹的政治符号之外，似乎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党如何以其唯一合法权面对不断增长的社会多元化。” 该报认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政治局，当总理温家宝去年前所未有地频繁而明确地主张民主化的必要性时（当然他没有定义具体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就划清界限，表示中国绝不按照西方模式搞多党制、分权制和私有化。 “这个冲突不一定会以一方明确获胜而告终，现在就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新的混杂交错的关系。被毛泽东抛弃的前中共党魁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最近要求防卫性地拒绝所有西方模式，同时赞同’新民主主义’的方案，并且将邓小平的’不讨论！’指令一劳永逸地画上句号。” 作者问道：”在这个背景下，官方继续对艾未未和其他被捕者沉默不语意味着什么？这个在7月1日第一次庆祝90岁生日的政党，是不大可能在可见的将来对此有一个统一答复的。”   摘译：林泉 责编：叶宣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有海外学者认为，这一联署“公诉”是场闹剧，中国大陆怀念毛泽东的活动升温与明年中共18大的人事卡位有关。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今年4月26号发表了读退伍军官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感想，题目是《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茅于轼在文章中提到，在毛泽东掌权期间，大跃进饿死3000多万人，中共建政后因政治斗争死亡达5000万人等。随后，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乌有之乡”网站指责茅于轼、辛子陵是卖国贼，攻击、诋毁中共和毛泽东，篡改、捏造和丑化中共历史，煽动社会动乱，并发起全国对两人进行“公审公诉”的签名活动。 香港《明报》星期四报道，这一“公诉”签署活动现已结束，据称全中国有29个省市的5万人签名，包括一些中共退休高官。公诉书已于6月26号寄往中国全国人大和各省市人大。“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称，“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查处，来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形象。” 在美国纽约的叶宁律师认为，“乌有之乡”网站要求中国人大“公诉公审”茅于轼、辛子陵二人，不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程序，显然是一场闹剧， “人大常委会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也不是一个行政监督机构。用公众签名的方式向人大常委会施压，要人大常委会对辛子陵和茅于轼这两位公民提出公诉，这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我们知道公诉的单位是检察机关。似乎‘乌有之乡’网站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就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或者向两位他们痛恨的学者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提出公诉请求，才算走对了衙门。所以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而完全是在抢夺中国的话语权，挑逗公众舆论的一种做法。”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争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近年来 “毛左”在中共内部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这次“乌有之乡”推动的“公诉公审”联署活动，其诉求将会不了了之， “因为事实上从毛死、‘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国从邓以后当局就已经在非毛化的路上走了很远。一方面只是处于维护他们统治的需要，依然把毛的牌位继续供奉着。但事实上当局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们心里所想的和毛已经相差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恢复文革那一套，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次他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征集了五万人的签名，可见相应这种做法的人实际上也非常少。包括一些对乌有之乡所认同的一些多少有些名气的学者几乎也都没有参加，显然他们也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一起那是很让人耻笑的。” 胡平认为，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实际上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怀有矛盾心情，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也有复杂的心情。 “其实现在的‘毛左’他们自己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而且）如果真是认真实行他们的观点的话，首先对现在的当局就应该（是）造反有理，就应该上井冈山去搞武装革命。因为现在当局在非毛化的路上已经走了这么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这么远，要是‘毛左’真是相信他们自己的主张，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还做出一副还要拥护共产党中央、维护权威的架势，而应该采取严厉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但是‘毛左’显然又不愿意这样做，而事实上‘毛左’总是跟着上面走。所以 ‘毛左’现在陷入一个极大的矛盾。” 叶宁认为，“乌有之乡”的“公诉”联署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唱红”活动，都是中共极左派为明年中共18大上，自己的代言人能够“上位”而举行的造势活动，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在为１８大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进行测风向，进行政治定位，进行舆论造势；同时通过这样的舆论造势把极左派的人物推到政治前台，这就是乌有之乡这批笔杆子们的政治图谋所在。而这确确实实是在大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和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自由人类在开玩笑。” 叶宁认为，尽管文革已经结束30多年了，但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批评、对文革的反思，仍然阻力巨大，而这是关系到中国今后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叶宁认为，从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看，掌权的共产党内左派的动作越大，就越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也就离崩溃之日越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蕭功秦指出，作為一種有效的維持現有秩序的一種制度和傳統，紅色文化可以起到維持人心的作用，但也要警惕紅色文化的兩重性。 八十年代末首次在中國提出「新權威主義」的主張，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也是中國思想界「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他受邀從上海來到香港參加由「中國力研究中心」彙聚的中國新保守主義各界學者與人士的小規模研討會。他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中表示，這次會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二十多年來，大陸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和海外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在經歷了各自自然成長階段之後，第一次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討我們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蕭功秦訪談中概括了新保守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並認為，新保守主義思潮也可稱之為「開明的保守主義」思潮，在當今中國大陸共識分裂的情況下，可能會起到重聚社會共識的積極作用。此外，他同時還指出，紅色文化成為共產黨維持秩序的槓桿，值得尊重，但需要警惕紅色文化的兩重性。 他認為，從八十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到當下的「開明保守主義」思潮之間，存在著歷史上的內在聯繫。蕭功秦把後發展國家中的具有現代化導向性的威權政治稱為「新權威主義」，它是通過一種強人的政治和組織資源來穩定社會，並且通過這種政治秩序來引導中國社會有序的變遷和轉型，在這一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公民文化的培育，將是中國未來民主政治必要條件。他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新權威主義，可以說是新保守主義的前身。」他同時還認為﹕「新保守主義實質上就是一種開明的發展型的保守主義。」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你認為現在強調新保守主義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近年來，社會大眾、知識分子與學者中，九十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逐漸形成的政治共識有了一種正在逐漸削弱的趨勢，網路上就可以看出，社會各界在思想與情緒上的對立程度似乎越來越明顯，例如，近些日子以來，網路上有一個《烏有之鄉》上新左派要「公訴茅于軾與辛子陵」，而其他許多網站上自由派則發起十分強烈的反彈，雙方劍拔弩張與情緒對立的程度，看上去似乎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強烈。中國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頻發，由於觀念與思想的不同，人們的解釋也分歧巨大，保持與重建社會共識，防止社會在思想紛爭中走向分裂，是中國社會上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多年來，不少學者在如何重建社會「共同的底線」的問題上，有過不少思考，我認為，新保守主義，或開明的保守主義，是不是可以為重建社會共識，提供某種新的思考與選擇。 新保守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更具體地說，開明的保守主義強調威權作為秩序穩定與發展槓桿的功能，強調鄧小平的執政黨的權威，在整合中國這樣一個超級發展中大國的資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強調執政黨權威，作為發展槓桿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開明的保守主義主張，中國在未來三十年這一關鍵階段，在政治秩序穩定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公民社會、培育公民文化，通過公民社會來為政府善治與公平秩序的重要保證，並以此作為漸進實現中國民主化的重要保證。 新保守主義與自由派與新左派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在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不同方向的激進主義，第一個是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它主張西方的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適應於所有社會的，只要拿來就可以用了，無須經由經濟市場化與國民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的教化中形成民主政治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西化自由派具有激進性。應該承認，八九之交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衝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與人們中的這種激進思維有關，另一個方向上的激進主義是新左派思潮。新左派的思想前身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平均主義，它是以平均主義作為第一原理，砸爛舊世界，按人類的浪漫願望，重建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新世界為思想基礎的，新左派的遺傳基因中就有強烈的「建構理性主義」的烏托邦成分。新保守主義則強調人類集體經驗的重要性，強調從歷史上承續下來的秩序，對於轉型秩序的重要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保守主義的保守，是相對於以上兩種激進主義而言的，它反對激進主義，卻包容了自由派對公民社會與民主的價值訴求，也包容了新左派的對紅色革命的歷史資源的尊重的價值訴求。 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紅色文化」？ 對於當下重慶大力宣導紅色文化，自由主義、新左派與新保守主義持有不同的態度，分析三者態度是很有意思的。激進的自由派認為，唱紅歌運動就是「極左思潮的復辟」，新左派則認為，唱紅運動，是中國從「修正主義路線」回歸「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先聲。 從開明的保守主義角度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嚴復在百年以前所提出的，「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最能代表開明的保守主義的基本理念。紅色文化、革命傳統、共產黨在革命中形成的權威，可以說是有「政治守成」的功能，中國要避免轉型中的大震盪，要保持社會秩序的秩序與政權的權威性，革命文化資源當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精神宣導作用。可以認為，重慶地區的領導者是從「鼓勁」、從維持執政黨的合法性方面來提倡紅色文化的。對於這種努力，我想可以予以同情的理解。 然而，我們必須充分警惕的是，我們要看到紅色文化與制度資源所具有的兩重性。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說的，紅色文化作為維持現有秩序的傳統的制度與文化資源，可以起到維持人心、聚合精神文化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路線與方針，在歷史上也是紅色的，它與革命傳統共用了紅色的符號，反對改革的人可以利用紅色文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其次，特別要注意，紅色文化制度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眾多概念之間，具有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內在的定向暗示性。這種「紅色文化資源」把中國一步一步引向極左思潮的復辟並不是沒有可能。 你作為開明的新保守主義者，對中國社會今後的健康發展有何建議？ 對中國執政者來說，要改變思維方式，把「一元整合」的思維變為「多元整合」的思維。除了執政黨運用行政資源來整合社會這一元之外，要認識到，發展起來的健康的公民社會，既是執政的助力，也是社會緩衝機制，它體現了政府之外的「多元社會整合」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應該做培植公民社會的「園丁」，當然，中國實現公民社會的方式不應採取美國或英國那種通過挑戰與對抗政府權威來發展公民社會的路徑，而應該仿效歐洲大陸國家與東亞各國的方式，即公民社會發展是通過由政府主導的合作主義或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模式，這種發展路徑比較適合中國國情，應該積極推薦合作主義發展公民社會的路徑。其次，應該用更廣泛的「新文明」來代表單一的「紅色文化」，作為發展中國社會上的精神文明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