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独立候选人检测中国选举法

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但中国人每五年也举行一次选举,虽然只是选基层人大代表。这类似于一种县或区级议会形式。原则上只有一党执政的共产党推出候选人来。然而,今年涌现出了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 在北京老城区狭长胡同里,很多人居住在憋屈狭窄的空间里。退休工人郑威就住在这儿的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中。然而,今天早上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已经封锁了进出通道,禁止任何人前去拜访她,其中也包括外国记者。 一群膀大腰圆身穿便服的人封锁了进出四合院的通道。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给出官方声明来。但还是有一个原因。因为郑女士是一个独立候选人。早上她本想在她家中搞一个选举聚会,但被当局阻止。一天以后她在一家茶馆里解释了为什么她想在她所居住的老城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老百姓办点实事。如果大家有困难,可以随时找到我。” 在她所居住的城区里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用燃煤来解决取暖,尽管用电取暖的改造工程早就应完成了。 “还有孩子入托的问题以及许多老年人家中无人管的问题,他们急需帮助。我想照顾这些人。我要竞选人大代表,我要为老百姓服务。” 郑威引用了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语录。精心打理的发型以及化妆使52岁的她看起来像一位商人。她属于一个正在中国发展壮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拿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去尝试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每五年举行的基层选举。目前已有20余位独立候选人宣布参加11月份北京16个区县的基层选举。民主活动人士何德普说道:“我想呢,还是一个市场需要的问题,今年站出来如此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人事先组织宣传他们。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需要。” 八十年代初中国就经历过基层人大代表直选。实际上他们很少有什么影响力,而只具象征意义。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十位支持者联署签名就可参选。然而事实上,党决定一切,很多地方的独立候选人都备受压力。郑威就是一例,就在选举聚会为官方所阻止后还被警察拘禁了好几小时。  “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我周围的人们是有压力的,大家要想投我一票,他们就得想一想,敢不敢投我一票。” 独立候选人在中国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少数派。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或许一百,或许几百。很多候选人开始借助网络,特别是类似于推特的微博,从而引起了公众更为广泛的关注。 例如杭州年轻人徐彦就定期将视频放到网上。他在网上解释了为什么要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尽管有网络审查,但人们还是可以把网络做为竞选平台。北京一家独立智库的负责人李凡说道:”在2006年的选举的时候,也有独立候选人,但是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大家也没办法知道。媒体完全不许报。但是这次人们利用上了微博和其它的社交媒体平台而将独立候选人的信息公布于众。候选人之间也可以藉沟通而相互予以支持。” 但是,官方也开始有所反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针对候选人加大打压力度。其中有些人被捕,有些丢掉了工作,有些严重受挫后放弃参选。被称为”选举运动之父”的湖北活跃人士姚立法数月来就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他于1998年第一次参选并成功选入基层人大。然而第二次政府就不许他再参选了。这次成功希望依然很渺茫。在广东已有两名独立候选人成功获选,但在首都北京看起来断无可能。 在北京的胡同里,郑威正在思考着她的下一步行动。她知道,她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觉得啊,要说竞选,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当上的。但是,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看看,老百姓的决心,老百姓不都是糊涂人。我当得上当不上不要紧。将来,只要当上的人,我就告诉他了,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么就有人来提醒你、监督你。” 郑威自认为她并不是异议人士,也没有宣传鼓动人民起来举行北非那样的革命。她仅仅是在争取她的权利-不是党员也可参政的权利。 作者:ARD 编译:杨炀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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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上海市民涉选举遭打死 家属吁交凶手数百警到场(图)

上海市嘉定区星期三晚发生涉及人大代表选举的命案。死者的姐姐星期四告诉本台,其弟弟杭红旗因拒绝选民登记,遭居委会雇佣的人员殴打致死。众人合力制服凶徒后,被数百名警察抢走。当地公安拒绝透露详情,称相关部门在处理。 中国地方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星期三引发命案。当晚,居住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靖远路650弄1号的一位居民杭红旗被人打死。 据《东方早报》星期四报道,嘉定江桥一小区发生一起打架事件,一名男子不幸身亡。12日18时26分许,警方接报称,靖远路某小区门口有人打架。一男子经120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死亡男子姓杭,42岁,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不过,死者的姐姐杭月香星期四告诉本台,弟弟因拒绝登记做选民,被人打死,公安还抢走凶手。 “当天晚上为了选举的事情把我弟弟打死了,我弟弟叫杭红旗。昨天晚上来了一帮乡下人,叫我们来选全民代表,叫我们签字。我们没有签字,他们乡下人就打人了,把我弟弟活活的打死。一共来了九个人,四个人把我弟弟打死了。我们把凶手抓到我们家里,后来来了几百个警察把凶手抢了,把我家老公也抓走了,还(抓了)我们几个居民,等于是抓去4个人。昨天晚上抓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记者从网民上传的多张相片看到,夜幕下死者家门外有多辆警车和警察,数百人在围观。星期四还在持续。 杭女士说,当天出警的是江桥派出所。 “居委会叫的人,有我们江桥派出所。(现在)门口有四百多个警察。”   本台致电江桥派出所查询。 记者:昨天有一个居民叫杭红旗的被打死的事,你们正在处理吗? 回答:你是哪里?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回答:记者?那你跟我们分局政治处宣传科联系,你去问他们好吧。   记者又致电嘉定公安分局政治处查询。 记者:在靖远路有一个居民被打死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回答: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记者:他的姐姐告诉我的。 回答:请问你哪位?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回答:首先一点,这个情况如果你有什么要了解的话,可以向我们的政治处宣传科问一下,好不好。 记者:听说现在怎么好多警察在他们家门口? 回答:这个具体情况我这边不清楚,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同志会去负责处理的。   但宣传科的电话,无人接听。   死者的嫂子告诉记者,杭红旗被打近一个小时,有许多目击证人。 回答:当地的居委会叫了九个人到我弟弟家里来叫选举,我弟弟说不选,他就通知打,往死里打,活活的打死了。 记者:打了多久? 回答:打了一个小时不到一点,拳打脚踢。 记者:谁看见打了? 回答:看见的人多了,就在门口,当天晚上6点钟。现在门口警察有四百多个人,就在我们门口,你有空你来看看,你现在来采访一下也可以。   她说,弟弟送到医院证实死亡后,家人要求领回尸体,遭公安阻挠。 “尸体拖到医院抢救去了,抢救无效。家里人要把这个人拖回来,有两百多个警察拦住我们,不给我们拉回来。我们抢不过他,没有办法。”   家属表示,他们只想讨回公道,也呼吁媒体关注。 “现在想讨个公道,评个公道。我们到现在饭什么都吃不下去。他爸爸气的昏过去,现在饭、水都喝不下去。姐夫也抓走了,抓到派出所里面关着,我们家里人去要,当天晚上一起抓去的,我们现在找他要人,他不给。”   江苏维权人士钱先生评论说:“政府黑社会化时间已经不短了。很多的法律基本上是一张废纸,选举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选举变成黑社会争夺权利的演绎舞台,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近期,中国各城市都在进行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不少独立参选人遭当局阻止宣传活动。本台前一天报道,北京独立参选人韩颖险遭两名便衣绑架,而大兴区饮马井村徐香玉则被禁止登记做选民。据报,徐香玉曾经组织村民维权,也曾投诉法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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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的愚民逻辑

   引言   我每天坐在三楼的桌前,只要一扭头,就能从窗下看到一位远房的伯父的大门,他的老伴永远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门外,而他自己就陪在旁边,一会服侍她,一会走出门外伸腰叹口气。   他老伴已经好几年不能动了,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以固定的姿态和固定的表情坐着,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她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正在等着渐渐枯萎、腐烂——但对他来说,这个腐烂的过程似乎太长了,让他难以忍受。有时候,隔着玻璃窗,也能传听到他高声的抱怨:“到底怎么了?怎么又哼起来了!”   他的父亲曾是乡下的私塾先生,在村里拥有最多的房产和土地,不过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地主,土地充公,房子被分,还多次被人吊到树上。   这位伯父是民国21年出生的(这是他的说法,因为他不记得公历),从小入私塾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还没出学堂,命运就改变了——曾经最富的人,变成了最穷的人。而且,一穷就是几十年,按照村里其它老人的评价就是“至今也没有翻身。”   他养育了九个子女,但个个都在遭受贫穷的折磨,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伺候老伴。   像他这样每天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村里到处都是。只要我一走下楼去,就能看到一张张枯萎的老脸——年轻人都进城卖苦力了,只有老弱留守在村里。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   置身于中国最贫穷的人群中,置身于被文明和科技隔绝的农村,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乡亲从来没有象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为什么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这个强大的国家奉献着自己的劳力和生命,却一直被藐视和欺骗?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么多明显的谎言能够盛行一时?甚至要盛行几十年?   如今,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中国人已经在渐渐打破新闻封锁的铁幕,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在觉悟。   在跟长辈们聊天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感叹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愚昧!   然而,愚昧的根源并没有铲除,悲剧仍在上演。   曾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愚民政策,如今依然像个老朽的机器一样在惯性运转着,谁都知道它应该被废弃,可是,谁也不肯去触碰那个停运按钮。   而当一批批黑幕被披露出来时,我们不仅听到特权阶级恼羞成怒的吼叫,也听到一些底层的民众的绝望的抗议——那些跟我们一样的受害者,他们曾经拥有世界上最纯洁的理想,拥有最强烈的自豪感,今天,希望破灭了,信仰崩溃了,而仅存的一点自尊心却促使他们选择了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堆,而不愿正视人性的丑恶。    善之土上开出恶之花   我现在要揭示的,就是那种一直把我们深埋在蒙昧的谷底的力量——中国的愚民逻辑。   所谓愚民,就是改变整个国人的思想,蒙蔽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变成庞大而拥挤的羊群中的一员,让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前面的羊屁股。而统治者则站在高处,对民众 “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孙子》)   例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现在的人,当然一看就觉得这话十分可笑,但这却曾经是全国人一起喊的口号,早上喊,晚上喊,吃饭睡觉都喊,还把它当歌来唱。   为什么当时的人就不觉得愚昧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看,最初的老百姓是相信什么的。   也就是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在没有政治因素强奸民意的前提下,处于原始状态的老百姓的内心相信的东西,这些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显然有一部分是传统的,是不变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外来的,是强行塞进他们脑中的。   我们先要找出不变的东西,然后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在不变的思想上,又如何催生出新的东西来的。   而要达到愚民目的,就要在老百姓原有的不变的传统思想上,强加一些新的愚昧的东西。   关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很多学者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据说是十分神秘,十分庞杂。它们这样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听不同的声音,一直在不停地争吵,多数学者都自豪地说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精华,但也有说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都是糟粕。   洪秀全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妖书”,不许儿子读任何古书,并企图灭绝所有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更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成是毒草,想革文化的命,其决心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大。   那么,传统思想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   我们就先看看传统思想中包含哪些成分。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大都很单纯,他们的头脑中只有一些经过千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简单的、固化的概念,这些也就是被视为传统的观念,   比如:“是好人就该拥护,是坏人就该杀。”   再如:“帮助我的就是好人,不帮我的就是坏人。”   “世上再好的人也好不过自己的亲人。”   “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做,没好处的就不做。”   “主人意味着荣耀,奴才意味着耻辱。”   “皇帝是欺压百姓的,伟人是关爱百姓的。”   “爱国就是英雄,不爱国就是汉奸。”   当然,如果我们愿意花多一些时间的话,这里可以列出更多的条目,但再怎么列,也不会像那些穷经皓首的学者们所争论的那样复杂。   显然,从这些列举的例子看,它们本身算不上什么糟粕,甚至可以说这些正是中国人善良本性的集中体现。   这些老百姓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多数是几百年前就有的,少数是辛亥革命之后才产生的,也有一些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从他们的本性中自发而来的。这些都是不需要用媒体的、政治的力量去宣传,老百姓自己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老百姓原本就相信的东西。   正因为老百姓有了这些原本相信的东西,所以就有人乘机误导他们相信另外的东西。结果,老百姓本来信的是善,却被误导而信了恶。   老百姓头脑里原本只有传统的善的观念,却被人强行在这块善土里种上了真正的毒草,开出了邪恶的花。   那么,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这一点的?这就需要用到愚民的逻辑了。    愚民的逻辑   在我们国家实施的初级教育里面,已经包含了一种最基本的逻辑方法——逻辑的三段论:   ( 1 )大前提   ( 2 )小前提   ( 3 )结论   如果你受过基础教育,无疑你就知道这些理论。   但对那些没有多数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不是就不懂得思考呢?   显然不是。   因为这并不是太高深的东西,即使没有经过理论的训练,按照他们的头脑里自生的思维模式,也是懂得并且认同这种推理方法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推理过程:   “地主欺压百姓,所以该杀”。   这是在建国前后开始的土改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思维观念,几十年来一直深入人心的,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固化思维,直到现在,也几乎没人敢提出质疑。   但我不禁住要问一下:你们究竟是怎样相信这句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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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纪要(上)

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纪要(上) 作者:资中筠等 来源:网易读书 来源日期:2011-10-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3 9:45:50 阅读量:1026次   “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年过八十的资中筠先生,常以此语自称,从早年多从事外交、学术工作,到近来著述颇丰,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以独立学人的身份,受到学界及读者的敬仰, “ 文章老更成,健笔意 纵横 ” 评价毫不为过。资中筠先生的五卷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理想国出版,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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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模式的症结

重庆模式的症结 作者:往前站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3 11:07:01 阅读量:81次   ”打黑唱红重民生”是重庆模式的标志性口号,”何罪之有”?舆论为何如此大加挞伐?   哗然的舆众分为两部分:绝大多数人从组织唱红中仅惊恐地看到了还魂的文革朝我们走来,刚刚获得的点滴自由和点滴私产受到莫大威胁,因而众口呼吁薄书记留在重庆,以免国人全部晕倒在唱红的舞台上;少部分人则看到了重庆模式蕴涵的政治意义与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方向相背驰的危局。   令人警醒的是,舆众的这两部分人对重庆模式的是非争论不休。正如凤凰台的周志兴先生国庆期间专程去雾都四天写的日记记述的,重庆模式中的重民生的部分与它的唱红部分让周先生倍感纠结,离开重庆时依然是雾气重重,未能看透”庐山真面目”。   重庆模式让人纠结的正是这层雾气。如果只是”组织唱红”就不会如此让人纠结,必定是举国反对;加上了”打黑”,就有点儿薄雾障眼了,即使有”以黑打黑”、”旷法打黑”的嫌疑,因为打黑总是”利民”的啊;再加上”重民生”,那可就让见多识广的周先生也感叹雾气重重了。现在又有重庆均分蛋糕与广东做大蛋糕孰为先之争,那就更让国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谁是谁非了!   其实,重庆模式之争集中反映了6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制度和治理方法与百年来中华民族力图现代化目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困境。1949年后实施的一切均是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名义(如同现时的均富大同口号)从上到下进行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一声令下,举国跃进,举国欢唱。那时候的黑社会已被彻底粉碎,打黑的任务已经完成,只剩下唱红重民生有待努力。记得那时候,上海有一个著名的蕃瓜弄棚户区被改造成工人新住宅区的故事,是社会主义成功救中国、共产党政府为民执政的典型事例。谁料到,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转眼间,7分人祸、3分天灾的大饥荒吞噬了几千万百姓的性命,其中必有不少衷心拥护大跃进、欢唱”东方红”的良民骨干。但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居然依然伟大,害人的却是反对伟大领袖所作所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他们赶尽杀绝,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条裤子两人轮穿、有上顿没下顿的均富大同的愿景!   然后才有了邓小平、胡耀邦的拨乱反正,走资本主义的市场之路(主流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退民进,发展民营经济(包括外向型经济),造就了今日中国之繁荣。照理,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或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即政治体制的改革,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司法独立。政府应当从万事皆管的婆婆角色转为掌管制度设计,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小政府角色,惟此才能理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实现民富国强、民智繁荣、民风上进的百年梦想,真正使中华民族成为一流民族。   可是,国人真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35年前的事情已经在记忆里淡去,只剩下”美好的回忆”,无法把”打黑唱红重民生”与1976年前的做法稍稍浮想联翩一下。难怪1840年的鸦片战争好像没有被作为国耻年年提及,像抗日影片那样日日播放,必定是它太遥远了,我们的记忆已经鞭长莫及!   重庆模式在许多方面与1949年至1978年间的治理方法有惊人的相似:   ﹣ 长官意志主导一切,目无法律法制,没有任何民主程序可言,包括大跃进式的计划和财政开支不经民主审议,任由长官指点江山   ﹣ 强制推行已经被历史抛弃的意识形态(主导者后来不得不加入一些”非红”的经典内容,但披上羊皮的终究不是羊)   ﹣ 迫使群众站线分派,顺己者昌,逆己者亡   ﹣ 侵犯个人私权,变相强制在业余时间或企业的工作时间唱规定的歌曲   这些做法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刚刚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孙中山及其先贤们建设自由、民主、均富的现代化中国的目标要求我们尊重科学(赛先生)、尊重民主(德先生)、尊重私权,核心就是要推翻任何挂名的或不挂名的皇帝,不但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均实现多元,破除任何形式的专制,反垄断。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专制、垄断都会窒息人民的创造力,阻扰中国式的乔布斯、奥巴马从贫寒子弟突颖而出,让出身决定人生前途的封建势力继续主宰中华民族的未来,孰可忍孰不可忍!   最近,面对众议,重庆居然请来自资本主义标杆国的基辛格为重庆模式鼓掌,又借邓小平之弟邓恳题字之机道出重庆模式的本质和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重庆模式的机会主义动机至此昭然若揭!如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那让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精英基辛格来打气是“啥子莫”?如说重庆模式是改革开放,那念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又是“啥子莫”?   目前我们面临的教育质量和信用危机、医疗危机、食品安全危机、整体道德危机、环境恶化危机无不指向政治制度危机,唯有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开启解决这些问题的万里长征,任何借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初步经济基础开社会治理的倒车、把目前的问题归结为民营经济造就的富人或改革开放本身,似乎我们只是分分蛋糕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由谁来分、按什么规则分、如何把制蛋糕从专制垄断下解放出来让市场把它做得更大、更好,把中国拉回到个人极权专制的过去的企图,都应遭到全民的谴责和反对。   换言之,一旦重庆模式”从重庆朝天门码头走向”全国之时,必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终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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