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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1-9-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 2:22:27 阅读量：10次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探寻奋斗的足迹就会发现，一百年来，在这个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是百年历史最为激昂的雄浑乐章。 　　（全文）当阳光越过东方的地平线，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十二个国庆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理由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都满怀期待瞻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突破5000亿公斤……在共和国62华诞到来之际，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幅斑斓多彩的现代化图景展现在神州大地。中国发展的态势、复兴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201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坐标的交汇，历史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更能把握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更能明辨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能看清迈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探寻奋斗的足迹就会发现，一百年来，在这个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是百年历史最为激昂的雄浑乐章。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更把自身锻造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13亿人口大国开创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超过了4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教育、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这些历史性巨变，源于建党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十分罕见。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百年奋斗走过西方现代化几百年历程，此时此刻，我们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越来越近，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和巨大挑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面向未来，激荡百年的现代化理想仍在路上，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要坚定改革创新的信心勇气，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部铺陈百年、至今仍在书写的壮丽史诗，是一部激荡世纪、至今依然萦绕在所有中华儿女心头的复兴交响曲。让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2009年国庆社论：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2010年国庆社论： 书写伟大祖国的光荣 2011年国庆社论： 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第一个10年：“人民”和“国家”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在第二版，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篇开山之作的第一段话是：“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社论中，“民主”是使用频率仅次于“人民”的实词。社论说，新中国实行的民主“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最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 　　1950年和1951年 　　1950年和1951年人民日报没有国庆社论，版面上倒是有一些政要和知名人士写的赞颂新中国的文章。比如，宋庆龄的《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1951年）等。 　　1952年 　　1952年，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的社论中，形容词较多。比如，敌人“胆战心惊”，朋友“兴高采烈”等。 　　在这篇社论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多。1949年只在“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出现，但1952年出现了7次。 　　1953年 　　1953年，《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社论中，首次出现了“毛主席”。社论在列举了基层普选、与苏联结盟和抗美援朝等成绩后说，“（此时）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充满着对于旧时代的痛恨，对于新时代的感激和热爱啊！” 　　1954年 　　1954年的社论《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颂扬过去5年的成绩，二是强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 　　这篇社论强调，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但是帝国主义世界里的各国统治阶级却为着自己的私利，在各国人民中间设置各种障碍，制造各种不和。这些障碍和不和的种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是不再存在了”。 　　社论中，“帝国主义”迅速升为高频词汇，从上一年的两次增加到13次。 　　1955年 　　1955年，《第六届国庆节和我们的任务》除颂扬所取得的成绩外，还首次提出“必须继续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是“思想教育”第一次出现在国庆社论中。 　　1956年 　　1956年的社论《努力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主要是论述国际局势，因此，“世界和平”与“战争”等成为高频词汇。社论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正陷于混乱的境地”。 　　1957年 　　1957年，《欢呼国庆八周年》的社论在为取得的经济成绩欢呼后强调，“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却还需要进行严重的努力”。社论中首次出现了“右派”，与此同时，“群众”、“斗争”、“革命”等成为高频词汇。 　　1958年 　　1958年的社论中出现了很多以“大”开头的新词汇：“大跃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也是新词汇。 　　题为《全民的节日，全民的胜利！》的社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大跃进。”这一年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的”。 　　事实上，有些词汇只出现在这10年中，而在此后的50年再未提及，包括：不可侵犯、不可限量、主人翁、保卫和平、台湾海峡、忍无可忍等。 　　此外，还有一些词汇在后面的5个10年中均出现过，而惟独没有出现在这第一个10年中，包括：勤俭建国、各级党委、实事求是、欣欣向荣等。 　　第二个10年：“革命”和“斗争” 　　1959年 　　1959年，《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的国庆社论中，“毛泽东”被称为“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舵手”。 　　社论说，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已经被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代替了。”与此同时，“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高潮方兴未艾。”社论强调，“国内外形势对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非常有利的……东风正在进一步压倒西风。” 　　1960年 　　1960年《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的社论说，今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但与此同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生命力，已经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社论有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论述国际形势和两大阵营的斗争。“在过去一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和更加强大了。”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正在继续恶化。”总之，“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 　　1961年 　　1961年，《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的社论说，十二年来，特别是过去的三年中，“我国人民意气风发，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在经济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 　　社论强调，“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 　　1962年 　　1962年，《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的社论中，“困难”一词出现的次数又有了增加；而“斗争”一词则比“困难”更多，但“斗争”的主要是“国内外的敌人”。 　　社论强调，“国内的残余的反动势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1963年 　　1963年，题为《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社论说，“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妄想把中国孤立起来，把我们压垮。但是，伟大的、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在反华大合唱的乌烟瘴气里，巍然屹立。我们河里的鱼照样游，我们山上的草照样长，我们林园中的鸟儿照样歌唱。” 　　1964年 　　1964年，国庆社论的标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不仅标题是历年最长的，同时全文也是60年中最长的，超过7300字。 　　社论说，“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首次出现在国庆社论中。社论还强调“必须坚持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老根，防止修正主义的侵蚀。” 　　社论中，“革命”出现了近百次，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并且遥遥领先。“社会主义”一词也达到了68次。 　　1965年 　　1965年，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社论强调，“科学技术部门，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原子弹两次爆炸成功就是重要的标志。” 　　社论同时说“我们遇到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困难”，但这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行为”不无关系。 　　“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无数事例表明，目前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1966年 　　1966年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第一句话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多是：“今天，我国人民怀着无比欢欣的心情”等。但1966年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七周年了。” 　　头版也发生重大变化。此前连续7年，在人民日报国庆节头版一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的标准像并排；但1966年国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只剩毛泽东像和一条标语（见下图）。人民日报的刊头则被置于毛泽东像之下，而类似的国庆头版持续了4年。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文化革命的大风暴，正在席卷全国，震动着整个世界。” 　　1967年 　　1967年，社论的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从这一年起，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长达十余年。 　　社论说，“在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中，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论中，“无产阶级”和“革命”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实词。 　　1968年 　　1968年，“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我们能够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社论写道：“让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们，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唯独出现于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有：不可思议、不可想像、举世无双、仇视、兴风作浪、分清敌我、势不两立、卑鄙、客观规律、崇高理想、政治斗争、汹涌澎湃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唯独没有出现在这10年中的词汇有：决心、拥护、真理、责任等。 　　第三个10年：“毛主席”和“革命” 　　1969年 　　1969年，“两报一刊”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强调，“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国外的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但“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 　　社论中，“无产阶级”仍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而“专政”上升成为第二多的实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由1968年仅出现1次迅速增加到13次。 　　1970年 　　1970年，“两报一刊”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强调，“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把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社论中，“革命”又重新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实词，“专政”则大幅下跌。 　　这一天，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1971年 　　1971年，没有国庆社论。 　　1972年 　　1972年，周恩来要求《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重点讲国际形势和斗争任务。社论起草后的9月23日，周恩来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最后报毛泽东审阅通过。 　　这篇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首先谈到国际形势，接着论述中国外交，包括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社论说，“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 　　社论中，“苏修”成为新的高频词汇，超过“帝国主义”。 　　1973年 　　1973年，题目是《认真学习继续前进》，其内容主要与中共十大有关。“我们要学习十大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特点是天下大乱。” 　　社论中，“路线”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 　　1974年 　　1974年的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社论说，“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社论提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并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社论说，“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1975年 　　1975年没有国庆社论。 　　1976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一年国庆社论的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主席遗志》。 　　社论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战胜了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1977年 　　1977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社论说，“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紧接着又提出和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社论首次承认，“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社论仍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大好。苏美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社论中，“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等词汇出现的次数迅速增多。 　　1978年 　　1978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社论说，“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百孔千疮的严重局面已有根本改变。” 　　社论要求，“坚决落实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经济政策、按劳分配政策在内的党的各项政策。要尽快地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 　　唯独出现在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有：保卫祖国、又红又专、提高觉悟、改造社会、武装斗争、谴责、谬论、错误思想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唯独这10年没有提及的词汇有：半殖民地、幸福、爱国主义、理想等。 　　第四个10年“建设”和“改革” 　　1979年和1980年 　　1979年和1980年，人民日报无国庆社论。 　　1981年 　　1981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是《迈着更稳健更强劲的步伐前进》。社论说，“现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已经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32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总结，长时间束缚着我们的左倾错误已经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摆脱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逐步确立了。” 　　社论中，“祖国统一”取代了以前几十年的“解放台湾”。 　　1982年 　　1982年，题为《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的社论说，“放眼中华大地，今天的祖国，一派生机，同十年内乱时期大不相同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一阶段也大不相同了。” 　　社论称中国进入了“中兴时期”。 　　社论要求，“在大力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在这篇1400余字、1949年以来30多年间篇幅最短的社论中，“建设”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成为仅次于“社会主义”的实词。 　　1983年 　　1983年，《扎扎实实 奋发向前》的国庆社论中，出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表述。 　　社论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文选》出版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次新的学习理论的热潮。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文选’，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实现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自觉，更加增强了信心。” 　　1984年 　　1984年，题为《大鼓劲 大团结 大繁荣》的社论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当时的中国，同时借龚自珍的诗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称赞过去35年的成就。 　　社论强调，“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社论说：“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展望2000年，我们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社论中，“历史”、“现代化”成为高频词汇，“中国特色”也开始出现。 　　1985年 　　1985年，题为《中国的优势》的社论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先辈们为了振兴中华，上下求索，可是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中国有那么多优势，却没有一种优势能够救中国……直到有了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才一改旧观。”共产党“是中国的真正优势”。 　　与此同时，社论引述邓小平的话说，“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在这篇约2500字的社论中，“中国”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紧随其后的是“我们”、“建设”和“马克思主义”；而“优势”一词出现了15次。 　　社论中，“物质文明”出现3次，但“精神文明”却高达11次，而“理想”一词也多次出现。 　　1986年 　　1986年没有国庆社论。 　　1987年 　　1987年，题为《让伟大祖国更加生气勃勃》的社论说，“中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社论强调，“建国以来我们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左’是主要危险，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特别注意防‘左’、反‘左’。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能再搞。”同时，“越是改革，越要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篇不足1500字的社论中，“改革”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共出现18次，此外，社论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1988年 　　1988年，题为《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社论说，“赋予共和国以无穷生机和活力的改革事业，给我们带来了十年的大发展、大前进。”但“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难免要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所要解决但一时还难以根本解决的。” 　　社论强调，“要如实地、生动地、恰如其分地向群众讲够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而且要使人民群众“树立对改革的信心”。 　　社论警告说，“发生在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勒索、倒买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现象，深为群众所痛恨。如不及时解决，势必成为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重大破坏因素。” 　　在这篇2000余字的社论中，“改革”一词不仅稳居实词榜首，而且次数增加到29次（“深化改革”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群众”一词则出现了20次（“人民群众”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 　　唯独在这10年出现过的词汇有：取信于民、唯物主义、喜气洋洋、客观条件、形势教育、新旧体制、水深火热、深入实际、通货膨胀、端正党风、刑事犯罪、经济效益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过，唯独没有出现在这10年的词汇有：旗帜、和平共处、繁荣昌盛、辉煌、高举等。 　　第五个10年“发展”和“开放” 　　1989年 　　1989年，《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的社论频繁提及40年的成就，并以“扬眉吐气”等形容。 　　社论说，40年巨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论一再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并且号召要弘扬以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社论同时说“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来谈爱国主义，就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在这篇近3000字的社论中，“社会主义”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并且遥遥领先。 　　1990年 　　从1990年起，连续9年，国庆社论的篇幅均在2000字以内，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字数最少的时期。 　　1990年题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社论强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社论要求，“继续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鼓舞、团结、激励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而“稳定”则成为高频词汇。 　　1991年 　　1991年，在《实干兴邦》的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是“社会主义”。 　　当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199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当年《看神州大地充满生机》的国庆社论中，“开放”和“改革”迅速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实词。 　　社论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蔚成风气。” 　　社论强调，“我们要牢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3年 　　1993年，《走向更光辉的未来》的社论中，“市场经济”成为热门词汇，并且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要把市场经济的枝芽嫁接到社会主义的砧木上，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大树，结出更丰硕更甜美的经济之果、社会之果。” 　　与此同时，社论还强调“创业精神”。 　　1994年 　　1994年，“建设”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明显增加。 　　社论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这篇《为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奋斗》社论的最后一段提到“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多年以来时任总书记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社论结尾部分。 　　1995年 　　1995年，“建设”出现的次数约为“社会主义”的一半。 　　题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的社论谈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同时也提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社论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伟大旗帜。” 　　1996年 　　1996年，“建设”又一次高居实词榜首。 　　与此同时，社论也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题为《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社论中，“精神”一词成为排名第三的实词；与此同时，还多次出现了“国魂”；社论说，一个国家有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有了国魂。 　　1997年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 　　这一年题为《满怀信心开拓前进》的社论说，“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伟大祖国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论中有关“十五大”的内容占较大篇幅。也因此，“党”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 　　1998年 　　1998年，题为《发扬抗洪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社论中，“抗洪精神”成为仅次于“我们”的实词，紧随其后的是“要”、“伟大”和“发展”等。 　　唯独出现在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包括：腐败、多党制、动荡、制裁、风风雨雨、自信心、乡镇企业、企业改革、创业、国泰民安、妇女等。 　　在其余5个时期都出现，而唯独在这10年的社论中没有提及的词汇则是：官僚主义、财富、错误等。 　　第六个10年：“以人为本”和“和谐” 　　1999年 　　1999年，题为《祖国万岁》的社论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信心。” 　　社论说，“人民群众从国家巨变和亲身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党。” 　　社论的结尾在时隔近30年后，又出现了“万岁”，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2000年 　　2000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社论强调，“实践证明，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我们就能驾驭现代化建设复杂局面，推进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社论中，“我们”、“发展”、“建设”、“改革”和“现代化”是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实词。 　　2000年2月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也成为这一年国庆社论的新词汇。 　　2001年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社论说，“中国在变化在进步，综合国力在增强，国际地位在提高，这是每个人都感受到的现实。” 　　与此同时，社论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以及“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 　　社论中，“发展”、“建设”和“经济”成为高频词汇。 　　2002年 　　2002年，“建设”成为出现最高的实词，“伟大”、“党”和“社会主义”等紧随其后。题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社论说，“伟大祖国取得的辉煌业绩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恢宏壮丽、前程远大的事业。” 　　社论中也出现了“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等词汇。 　　2003年 　　2003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非典疫情，胡锦涛在4月中旬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的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一词的首次出现。 　　于是，在当年题为《满怀信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庆社论中出现了以下内容：“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论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非典疫情、旱涝灾害等，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社论强调，“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社论中，“全面”和“建设”并列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发展”和“小康社会”等紧随其后。 　　2004年 　　2004年，题为《祝福你，伟大的祖国》的社论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社论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好关系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社论指出，“要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中。 　　与此同时，“发展”则成为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事实上，“科学发展观”一词也自此成为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必用词汇。 　　社论还强调，“55年的辉煌业绩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好，改革开放政策好。” 　　2005年 　　2005年，“发展”不仅继续名列实词榜首，而且出现的次数又有了明显增加。社论中出现了“政治建设”。 　　题为《光辉的事业崇高的事业》的社论强调，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活力，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国家振兴之路、民族强盛之路。”与此同时，“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繁重，前进路上的考验很多。” 　　社论中，“经济”一词出现的次数大幅增加。 　　2006年 　　2006年，“建设”追上了“发展”，两词并列第一。题为《书写伟大祖国更加壮丽的篇章》的社论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社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社论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社论说，“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同时要“努力化解不和谐因素，创造全社会更加和谐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良好气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成为社论强调的内容。 　　2007年 　　2007年，在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社论中，“社会主义”一词在时隔十几年后，重新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在1300余字的社论中，“社会主义”出现了18次；紧随其后的是“建设”和“发展”；位居第四的是“中国特色”，共出现10次，排序和出现次数均为历史最高；“党”则出现8次，位居第五。 　　2008年 　　2008年，题为《祖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论说，2008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社论提到了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等。 　　社论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社论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在这篇历史上篇幅最短，仅1200余字的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3个实词为“中国人民”、“伟大”、“中国”。 　　唯独出现在这10年社论中的词汇主要有：发达国家、台独、国际化、大变革、弄虚作假、生态环境、艰苦创业、走向世界、顺应潮流等。 　　而过去5个时期均提及，最近10年却再未出现的词汇有：专政、企图、生气勃勃、繁荣、资产阶级等。 2009年国庆社论：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2010年国庆社论： 书写伟大祖国的光荣 2011年国庆社论： 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宁肇刚)

　　作者按语：本文是一项中国专题研究的第三稿，第一稿曾于2010年3月30日发表在“选举网”，第二稿发表在2011年8月第41期的《领导者》。第二稿的修改比较大，现在的第三稿则进一步按照“冷酷实证”原则进行“客观中立化”处理，力求“既不亲华、亦不反华”。列宁说：“谁不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中立的人最危险”。我深信列宁时代早就过去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且是一个远没有被解开的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谜，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是一个谜。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太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谜。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叫“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文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总之，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与“被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再过十多年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２%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涉及规模，也不涉及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几乎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文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抛开中国现存问题的好坏不说，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文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又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几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令人产生了“2012世界末日”的联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需要，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发泄-排泄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现代政治学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文章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还进一步挑明了话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 　　5，“崩溃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孙立平从一般的“社会动荡”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溃败”分析，确实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解读中国社会的较高水平。“社会溃败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二是“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代，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当然，也有人主张用“官僚队伍的扩大和农田触目惊心的集中”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枪杆子”来解释政权的“刚性稳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问题最有名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用“分利同盟”来解释国家衰落的理论。但是，“分利同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朝代持续那么长，有的却那么短。所以，我倾向于用上层制度而不是社会中下层的“分利同盟”去解释，上层的“基因悲剧”是社会中层的“分利同盟”和社会底层的“破坏能量”失控的关键。 　　枪杆子很重要，但说服力还是差一些，因为如果是上层的统治无能，有枪杆子也镇不住，而且枪杆子可能反倒成了内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将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还是统治者上层的“德能”以及相关的制度最关键。２０１１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中东革命”也证明了，不是枪杆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枪杆子更重要。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基因悲剧”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孙立平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问，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一般认为，中国虽然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领导制”。但这种“制度主义”还是存在“逻辑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一党领导制”或“一人领导制”向“一党限任制”的过渡。这个“一党限任制”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权”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质变，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２０１２年的“胡习交接”则会是这一新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已经从“家天下”经由“旧党国体制”变成了现在的“新党国体制”。 　　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开创性的“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等制度变革。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就是“新党国体制”的开始，其中的“限任化”包含了明确的年龄、任期、年限等方面的制度化内容，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法治化性质。 　　当然，这种制度化还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民主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而是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我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我关心的不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好不好，我关心的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发生了没有，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权力继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同“军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得到了加强。 　　然而，“新党国体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这确实是错误判断。更明确地说，孙立平的“权力失控”判断，其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 　　我们知道，“上层权力”的制度化和巩固，也体现在中共的纪检和司法还在不断地强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机处理和事后补救也非常快速。这意味着，整个政治体系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的迅捷，弥补了与社会监督相关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不足。因此，中国政治的“事后纠错机制”不仅存在，而且运行得力；尽管社会有怨气，但整体的内部约束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也表现在对群体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事后处置。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纠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也靠“强人政治”，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反腐打黑就颇为有效。 　　与官权的事后约束相比，对民权的约束却具有明显的事前特征。中国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其实正好反映了“中下层权力”根本没有失控。2011年的“中东动荡”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面的控制。 　　“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无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我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关键之处是理解中共高层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 　　孙立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双重误读”呢？我的判断是：因为他对“权力失控和腐败”非常不满。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更倾向于表达不满，还是应该更倾向于冷静分析呢？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像他那样身在中国，我很可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设身处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类似的“规范冲动”。但是，“规范冲动”的确会导致“选择性失明”，导致夸大一部分事实而忽视另一部分事实，而如果忽视的事实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实就会接近于完全错误。 　　6，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溃败论”在“内部约束失效”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中考察。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于1997年提出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约翰斯顿在2004年的《腐败症候群》一书和2009年的“民主能抑制腐败吗？—对中国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与孙燕合著），运用并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分析。约翰斯顿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由于选民和市场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也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市场型寻租”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型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型寻租”的倾向。 　　当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型寻租”。这种类型的制度逻辑就是“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辛子陵就认为，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１９８０年代利用“双轨制”的漏洞的官倒时期，二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揽大型工程时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国企改制时期，四是官场商业化的买官卖官时期。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非预算项目、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也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此外，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办法。都说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确实经常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的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因为 “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可能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市场型寻租”、印度的“分权型寻租”，还是缅甸的“独裁型寻租”、中国的“集权型寻租”，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高招”；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可能使用的办法，变通和创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绩效合法性）并没有因社会抗争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社会不满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和“行政吸纳”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断缓和社会矛盾。 　　当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从制度本身获得一定利益时，制度就会取得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在重大的变革到来之时，人们考虑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感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和“内部化”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会危机到来之时，政府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因为公众面临着协调集体行动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组织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统一行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结社”（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统一行动的难点。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中国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 　　7，结语：“新党国体制”可持续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你只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一样。同样一个中国，崩溃与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径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两者不可能都对，只是一个比另一个会错得更多些。 　　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你也可以说是“枪杆子”、“加强控制”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新党国体制”的初步形成，是本文讨论的“执政党四化发展”，即“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等等。 　　总之，“溃败论”忽视了中共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误读了“中央制度权威”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权力失控”是“中下层权力”而不是“上层权力”的失控，“中下层权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现在的问题是：“新党国体制”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杭州王成律师接受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李思华先生选举打假的委托，代理其向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举报渝水区2011年区人大代表选举通洲办选区存在的违法情况，来到新余市问询独立参选人递交违法选举举报信的回复函进展时，李思华被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拖走失踪。而王成律师与独立参选人魏忠平入住新余金鼎宾馆后，魏忠平被多名单位及陌生人强行拖出送回家。9月30日凌晨，独立候选人刘萍与王成律师失去联系，王律师手机被关机。 9月29日，王成律师来到新余，原计划跟李思华一起去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了解举报调查情况进展。但被有关方面干扰而未果。 9月29日当晚，王成律师住进新余金鼎宾馆409室。晚上十时许，有人在拼命敲王律师房间门，说是找人，问找谁却含含糊糊不说，又开始拼命敲门。王律师打电话给前台后又没动静了，前台说是保安上来看看，又没有看到人。30日清晨，刘萍得知王成律师已经被警方带走。 据金鼎商务宾馆楼层服务员胡晓蓉（音）回忆说，一名吴姓警官将手机号留给她，说看见王成律师进入宾馆就电话通知他。她照做了。电话通知吴警官半小时后，看见他带着四五身穿警察制服和身着防爆警察制服、头戴钢盔的众多人员上电梯来到王成入住的409室。而门外停着多辆警车，警察围堵住宾馆所有出口。当时王律师大呼救命，有多名顾客看到王律师被带走过程。胡晓蓉非常恐惧害怕，想拨打110，但一看见新余市天工派出所吴警官在这里，而就是报警也是他们接警，因此放弃了。对吴警官她印象深刻，其经常出入该宾馆。吴警官再三关照她们不许乱说话。 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称看到，王成律师被裸露上身、神智不清，双胳膊被警察架着、双脚被警察抬出宾馆电梯。而金鼎商务宾馆409室的窗户玻璃被整面砸烂，两条座椅凳面被砸掉，电水壶、拖鞋、遥控器、被子均被损毁，烟灰缸、托盘等都扔在客房外面。可想而知当时被暴力殴打的惨烈场景。 30日凌晨，独立参选人刘萍知道消息后责成宾馆报警。早晨11点多钟，江西省新余市天工派出所三名民警出警，两名警员明确说，王成律师是他们派出所带走的。宾馆监控摄像已经被警方销毁。 王律师 联系电话:13616501896   刘萍 联系电话:13879013098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的变乱、时代的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这位清朝前国史馆总纂，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1912年2月12日午后，北京城里，退职官员恽毓鼎匆匆奔走，刚和德国朋友柯理尔讨论完时局，他又要去民政部长赵秉钧那里打探朝政动态。 　　恽毓鼎原本是国史馆总纂，一个闲散京官，退职后更是自称宦情素淡，“与世无争，与人无竞”。但自从去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举事成功，恽毓鼎眼见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了。此后连续十数天，他在日记中密集记录时局动态，焦虑忧愤溢于笔墨间，到10月20日，更是见人就痛骂政府腐败无能，近乎发狂。 　　10月30日，清廷终于下诏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还规定皇室亲贵不得任内阁大臣。恽毓鼎顿觉南北和议可成、大清存续有望，于是罕见地心情大好，这天还特意在日记中提到“西园海棠花开六七朵，鲜艳可爱”。 　　到底是晚了。之后清政府困顿依旧，显贵们束手无策，只好下诏召开国会以征求意见。又过了十天，满清众亲贵开始竞相提取现银，存入外国银行。 　　此时，恽毓鼎却在为挽救大清四处奔走呼告、出谋划策。 　　12月28日，恽毓鼎又和同乡冯国璋等三十余人聚会商议，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动用武力平乱，同时必须解散“专以鼓噪惑乱为事”的咨议局、查封各报馆以安定人心。但在当天日记中，恽毓鼎写道“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 　　终于，2月12日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里，将加盖了御玺的《退位诏书》，交予了赵秉钧和陆军大臣王士珍等人。尔后，赵秉钧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转身退出养心殿：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赵秉钧将“懿旨已宣布辞位”的消息，告知了来访的恽毓鼎。 　 　贪腐亡国? 　　尽管早有预感，但在得知确凿消息的那一刻，恽毓鼎还是“悲愤交并”，痛哭“国竟亡矣”。 　　当天深夜，他在日记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灭亡。 　　反思从隆裕太后召见赵秉钧时的哭诉开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隆裕更愤怒指责亲贵称“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 　　隆裕太后说的是事实。当时，年纪最长的头号辅政大臣庆亲王奕劻就以贪腐、卖官鬻爵闻名于世，他被后人称为“晚清首富”，仅在汇丰银行就有二百多万两白银存款，连《纽约时报》等著名外媒，也报道说奕劻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门房都设“收费站”，被国人称之为“老庆记公司”。 　　恽毓鼎本人对满清中枢腐败也多有指责。190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 辞官前夕，他又愤怒指斥当时官场“非攀裙带则无以任官”“京官无不嗜财”等陋习种种。 　　类似的忧虑，在恽毓鼎辞官赋闲之后、直到大清灭亡前夜仍时有流露：“无一事非因贿赂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赂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 　　其实，对于腐败催生晚清革命，梁启超说得更直白：清政府数以万计大小官僚“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但这些只是晚清宣统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中，都表现出了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政治远见，因此在宣统政改中仍被国人寄予厚望。可是，这样一位皇族核心，却在宣统政改中毫不掩饰地高调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却“圣眷不衰”，自己得了“铁帽子”之外，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后世有史家认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无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场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目的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巨贪;而巨贪本人只是以自污求自保，这种背后的体制性荒谬，正是宣统政改与生俱来、难以自清的胎毒。 　　祸根早埋 　　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诉，史官出身的恽毓鼎显然要看得深些：“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祸根，是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举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后的懈怠。由于职业原因，恽毓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慈禧、光绪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觉得，慈禧太后是鉴于义和团之乱祸起宫闱，此后便“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再也没有长远的战略构想。 　　至于光绪帝继承人，恽毓鼎认为，慈禧一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变、戊戌政变两事不成为自己被人攻击清算的口实，这才指定了三岁的溥仪，以便继续把持权柄。 　　溥仪祖父老醇亲王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当年在协助慈禧清除肃顺一党立下大功，后又协助慈禧成功罢黜恭亲王奕，是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仪祖母叶赫那拉氏，则是慈禧太后之妹;溥仪母亲瓜尔佳氏，又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女儿，也是慈禧养女。 　　也就是说，溥仪是慈禧心腹的外孙、养女的儿子。而同时被封为摄政王的溥仪之父载沣，则是一个柔弱怯懦之人，连胞弟载涛都觉得这个兄长“只可做个升平王爵”。 　　慈禧关注的是个人权力，载沣则是庸才，以至于清政府“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苏全有《论清末清军的国家失控》)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两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仪“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的，商议立储时，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绪帝去世。当晚，载沣及诸军机大臣奉召入宫，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仪继承皇位。同时还宣布“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长大了再亲政，这与当年慈禧在光绪继位时的口吻如出一辙。 　　最初载沣接到立溥仪为储、而自己封摄政王的懿旨时，曾极力推托，“叩辞至再”。这并非虚言，载沣一家有真实的恐惧：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后的命运，就在眼前。 　　确定后仅仅一天，慈禧在午饭后忽然长时间昏迷，醒来后自知不起，这才宣布“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 　　作为传统史官，恽毓鼎觉得，没有比“父监子国，君为虚位”更违背纲常名分的体制了。载沣的政治才干也的确有限，一上台就罢免了汉人实力派袁世凯，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军权，导致满清皇族与汉臣、与地方督抚矛盾激化。 　　1909年，张之洞提醒载沣“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却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两人不欢而散。张之洞一回头咳了口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个月后张之洞去世，临终前长叹“国运尽矣”。(《张文襄公年谱》，胡钧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载沣之外，恽毓鼎又历数主政诸满清贵戚的不堪，奕劻老迈贪婪，载泽愚昧刚愎，载洵载涛幼稚好惹是非……而这些人都“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恽毓鼎最后总结称，清朝“其绝必有处”，并且，即便没有革命党，也会有其他人来为大清掘墓。 　 　亡国三妖 　　中枢之外，恽毓鼎还认为东洋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咨议局是“亡国三妖”，而东洋留学生渗透新军操控咨议局鼓吹共和、革命，被他称之为“诸魔之母”。 　　连同与派遣留学生有密切关联的“废科举”在内，这些被后人颇多肯定的“晚清新政”主要举措，在他看来“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祖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才导致整个国家大乱，“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 　　事实是，清政府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 同时却在最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犹犹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无论是言必称民主、革命的东洋留学生，还是一反绿营之糜烂、具备相当战斗力的新军，都充满了近代化的崭新气息，显然都与颟顸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枢，亦无力驾驭这些完全不在数千年帝制中国思维方式之内的新事物。 　　如派遣东洋留学生，最初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首倡，既有自强维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至于新军，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惨败后，不惜一切代价打造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本意在抵御外侮。但它同样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颟顸急躁 　　在整体革新推进缓慢的同时，清政府又有急躁冒进的一面。这在恽毓鼎强烈指责的新军建设、教育改革两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清政府对于新军建设的危险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裁汰旧军迅速而坚决;另一方面，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普设新式学堂，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以填补传统教育的空白。 　　“终止科举制度的行为，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恽毓鼎的反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成功地领导改革的政府，不仅能够创制政策，由国家来采取行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力量。 　　但对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思想、新价值观，在进入新军后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恽毓鼎还预判了新军失控倒戈的更深远后果：“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叛变，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王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正是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革命党人的核心武力。 　　然后，由于军队职能转向对内，在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会。 　　更可怕的是，军阀割据混战造成农民普遍赤贫，这又制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没有再次革命，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以单纯武力作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归统一，最终仍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立宪变味 　　被恽毓鼎与留学生、新军并举的资政院咨议局，最初则是宣称为“预备立宪”而设，因涉及国体根本的变革，曾被许多士绅、尤其是立宪派寄予厚望。 　　恽毓鼎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侈谈维新必然亡国。 　　宣统朝完全变味、导致政治混乱的预备立宪，以及议员群体本身的良莠不齐、成了恽毓鼎指责立宪亡国的最强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却有资政院议员提案要求改用阳历，恽毓鼎在日记中指其为“惑民观听，是无故而搅混水。” 　　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议中，资政院力主停战，恽毓鼎认为这除了造成内部争论不休、拖政府后腿之外，对南方革命党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于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的清末立宪，一度曾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基本政治愿景。到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结束，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俄国的体制优胜，于是认为“惟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然而，慈禧的“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使得预备立宪几成画饼，一些激进人士，由此对清廷彻底失望后，便转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载沣重申预备立宪，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各省则成立咨议局，还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满人中皇族又占5人，这完全就是“皇族内阁”。 　　公愤之下，各省咨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而原本指望从新政中分享权力的立宪派，也就此彻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织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会中温和、理性宪政主义精神逐渐流逝。整个社会，包括本来最稳健的立宪派迅速地激进化。而激进化的立宪诉求，又促使掌权者以及像恽毓鼎这样的保守派在社会控制方面转向激进化。此时，日渐失去理性、情绪激烈的社会所关注的，就不再是宪政转型，而是政权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不出五十年 　　恽毓鼎的反思便止于“亡国三妖”，然而清末种种荒谬纷乱，终究仍只是一出时代变更大戏的前台闹剧。其背后当有更幽深的历史因果规律。 　　从现存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预见清朝灭亡、并窥见大势由来及进程脉络的，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赵烈文。 　　曾国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兴”，一片欢呼盛赞中，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龙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国藩却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的无尽危机。只是，彼时曾国藩仍然认为，通过一些努力能挽危厦于将倾。 　　然而赵烈文不这么看。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与曾国藩的一次重要谈话：1867年7月21日，他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当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与赵烈文谈到，京城街头乞丐成群，而且不时有明火执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势严重恶化，然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已久，必定会再次分裂。无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权，且高层也还没有“抽心一烂”，所以暂时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但他话锋一转：“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尔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也就是说，今后必定出现朝廷先垮台，然后地方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还进一步判断，国家到形成这种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很诧异，又问，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南迁、分治局面? 　　赵烈文则明确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了，恐将彻底灭亡。 　　此后，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亲见预言成真。而晚清遗老恽毓鼎，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变乱、时代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 　　反思大清覆亡之后，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还声称从此再不讨论时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其思想却日趋开明，民初梁启超重登政治舞台后，恽毓鼎与梁启超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启超，继而在行动上接近梁启超，在历史转型时刻，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晚清遗老终究一脚跨进了新时代。 本文相关推荐我和大清有个约会结局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图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 大清妖妃 大清最后一个皇帝 大清铜币一分宣统…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 大清摄政王 世纪大讲堂 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