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作者：谢泳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9 23:13:33 阅读量：9次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现在已越来越明显，而且摆脱这种困境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他们智慧、思想和勇气的贫乏，更在于一种现代特殊极权制度可以根本无视中国文化中的“清流”传统。 中国传统“士子”的来源，一般说来是依靠科举，而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一个文官的选拔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管理者，所以这个制度核心内容中包含了整个国家的基本价值系统，比如“仁义礼智信”一类基本的道德哲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这些依赖稳定知识体系传播的价值系统，相对完好地承担了塑造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职能，虽然儒家文化注重对现世世界稳定秩序的管制，但其文化核心价值却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追求，比如“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唯能”的判断，就是对某种精神追求的自信，这个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帝制时代，多数情况下，对皇权的软性制约，是由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维护者“清流”来承担的，具体完成这个责任的就是传统的“士子“。传统”士子“身上体现出的“舍生取义”传统，在相当的意义上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1911年民国建立以后，在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教育制度下培养起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里多数能够有相对稳定价值系统的原因，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平衡，在1919年的“五四”时代，曾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它的基本价值系统并没有被打垮，在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传统价值系统和现代精神追求，总是平衡的时候多，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传统中负面价值的批评，对整个文化传统他们始终没有丧失信心。 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彻底崩溃，应当说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2年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系统就崩溃了，它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价值的被否定，二是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独立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发生了价值错乱。因为极权体制完全由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精神，到了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发生作用，除了个别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价值追求，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保持自己价值系统的条件，只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了，这个时间大约有三十多年，基本是一个完整的代际转换时期。 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但事后评价，承担这个时代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长期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缺陷和内心恐惧，使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启蒙被1989年事件打断后，启蒙时代收获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经不起物质和简单功利的诱惑，八十年代启蒙的遗产，只残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心中，对整个社会来说，启蒙时代的精神和追求，早已为社会淡忘了。面对如此的结局，我们不仅要问，启蒙的历史何以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先来反思八十年代中国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 承担时代变革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终的精神指向和价值追求，受制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系统的养成。从年龄结构判断，八十年代承担启蒙责任的主要中国知识分子，基本是1930年后出生的，这个年龄的限制决定了他们的基本价值系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形成的，而一般的知识训练也有明显的缺陷，这个时代中国的基本教育制度以苏联为模样。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普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真正在知识上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文化加苏联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影响由知识生产而内化为信仰，最后形成了基本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知识群体中，能够彻底自觉意识知识缺陷，主动反思并清理个人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相当罕见。 时代变革中，年龄的限制是一个刚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才华和思想常常不能超越年龄的限制，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长期论资排辈习惯下，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中承担历史责任的资格，基本是按年资发生的，当这个群体到达可以控制部分社会资源的时候，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价值开始发生作用，我们观察发现，中国社会进步中，凡能控制社会资源者，他们以往倾向于进步的价值追求基本就停止了，僵化成为一般的精神状态，对这个知识群体，我个人的评价是因知识缺陷而导致普遍的价值追求缺乏一致性，与晚清和“五四”知识群体比较起来，这个知识群体在价值的稳定性方面表现为失意时急进，而得意时僵硬，在他们身上最终发生作用的还是原来知识体系下形成的基本价值系统。 1977年秋天，中国恢复高考，教育制度逐渐常态化，恰逢改革开放和启蒙时代到来，这个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的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已到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按照一般教育决定个人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的判断，当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后，社会应该按照他们早年在启蒙时代形成的基本价值方向上前行，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对这个判断作了否定的回答，那么我们必须思考“1977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我们要从1989年事件的后果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任何政治或社会运动的后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在客观上都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参预这些活动的主要成员，在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会成为时代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预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预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30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 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1927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1930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预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 1989年事件是上世纪八十年思想启蒙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主要参预者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当代变革中，1989年事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最终以流亡和监狱为结果;二是启蒙运动的结晶成为社会的边缘性成果，体现为一种抽象认同而具体否定的现实;三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出局后造成了客观上的空缺，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启蒙运动中的次生力量很快上升为社会的中坚，在一定的周期后成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力量。 1989年事件虽然是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否定的社会运动，但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采取了与对待以往政治运动参预者不同的判断态度，这个选择导致了社会精英一定程度的稳定，主流意识形态除了对当时介入较深者排斥外，对一般参预运动的成员，在政治上并没有彻底设防，部分有此经历的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还是上升到了主流阶层，但问题也恰好发生在这里，当启蒙运动的部分精英成为社会主力的时候，社会进步的方向却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改革，启蒙的后果如果在这个层面上还不发生作用，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八十年代启蒙的意义,如果启蒙运动的结果是以产生多数机会主义者为最后指归，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基本价值体系的社会文化制度。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在文化和价值系统的稳定方面还是出了相当大的问题。目前的中国，表面上，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但这个价值系统并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内心认同的价值标准，因为表面价值与社会现实反差太大，可以判断为这个价值体系基本是依靠利益在起作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凡失败的政治人物，基本不认同这个价值体系，而帝制时代的政治失败者并不怀疑它的基本文化价值系统。凡稳定价值系统的形成，一定与社会现实大体平衡才可以显示其吸引力和优势，即真正按这套价值标准行事者得利，而中国现实恰好相反。就如陈寅恪所说：“综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如果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一般来说将处于社会边缘，很难对当代社会发生作用，由于现实利益的巨大力量，保持内心稳定价值的最好选择是脱离固有的体制约束，但这在事实上又极难做到，因为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为了生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内心保存了基本价值追求的那些人)，一般也只能选择敢怒不敢言的生存状态，当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可能让国家机器便于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时候，那些自觉选择批判立场和保持内心价值稳定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越来越感觉痛苦和孤立无援，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作用已非常有限，当国家力量根本不把“清流”和舆论作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无法解脱。 2011年2月5日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本文刊于今年四月号香港《明报月刊》

刘学伟：泰国的新党争已经开始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9 17:45:18 阅读量：28次 泰国的选举顺利落幕，好像没有听见什么贿选之类的指责。大家都给予了良好的祝愿。我的最悲观的预计，也估计了总能有个把月的蜜月期吧。总得给英禄一些时间看她有没有办法凝聚共识，达成和解吧。 选举3号举行，今天才8号，时间过去不过5天。看来双方已经拉开了战幕，调门都不低。一边直接提起诉讼，希望故伎重演，用仍由他们掌控的司法系统直接把新当选的执政党给废掉。一边则得势不饶人，要清算去年镇压活动中的军方责任。 唉，我两年前讨论泰国政局时就用过一个充满悲情的题目，叫做，《 泰国的乱子与发展中国家的艰难民主之路 》 2009年4月12日。看来这乱子很快就会再度发生，而这条艰难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之路，还得艰难地走下去呀。 有人已经开始道德谴责，说是五毛党唯恐天下不乱，好像泰国如果乱起来，那些预估泰国前景不妙的人罪责难逃。似乎把耳朵堵上，那铃铛的真的就不会响了。我只能用更文明的语言回敬说：善良的愿望，代替不了不那么美好的现实。看看英禄和阿披实双方在恶性竞争中被迫开出的那一长串竞选支票，就知道这个事难以善了。 可惜我的呼吁他们也听不见。不知道还有没有妥协的余地。如果红衫军、黄衫军再轮番上街，那泰国到哪一天才能到达我计算的，民主政治可能稳定的人均10000美金，城市化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历史阶段呀?请大家记住，2010年，中国和泰国的人均都在4000美金上下。(2006年，泰国的人均还比中国多50%。)我们再一起看，谁先跑到，人均10000美金，谁先建立起稳定的宪政制度。 以下支票目录引自庄礼伟先生的《他信经济学》一文。 “信他妹”的前提仍是“信他信”。英拉的选战政纲沿袭了哥哥的亲民风格和福利买票策略。她和为泰党提出的民生福利承诺包括：将每日最低工资由现阶段5美元至7美元提升为10美元;全面提高公务员和职员收入;免除工作头5年的个人所得税;向农民提供补贴化肥等农资产品;降低曼谷10条轨道交通票价;降低企业税;首套房和首辆车免购置税;60岁以上老人随年龄增长增加津贴;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保障;为贫困地区小学生每年提供80万台笔记本电脑;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继续推行他信首倡的“30铢医疗政策”等等，从而试图在广大底层民众中建立起英拉和为泰党的“恩主”、“救主”形象。 而阿披实领导的民主党的选战政纲，同样模仿着“他信政治经济学”的买票逻辑和底层路线。福利承诺包括：将现行最低日工资两年内提高25%;划拨部分国有土地，分发给25万贫困农民并给予地契;以化肥补贴等方式提高农民收入25%;继续减轻小额贷款受益人的负担;由政府提供担保，使更多贫困群体成员可绕过金融系统信用机制获得贷款;扩大社保范围;全民免费医疗;实现18岁前完全免费教育，向23万大学生提供教育贷款;增加60岁以上人群的养老金;向首套房购买者提供两年零利率抵押贷款;增加政府对柴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补贴;向低收入家庭免费供电等。 附录一： 泰国民主党要求解散大选获胜的为泰党 信源：世界日报|编辑：2011-07-08 在大选失败后，泰国将要下台的执政党民主党8日试图采取法律行动，让前总理他信的同盟者、刚刚获得大选胜利的为泰党被挡在政治大门之外。 泰国民主党要求选举委员会以被禁用的政治家参与大选为由解散为泰党。 他信之前成立的两个政党被下令解散，包括他信在内的政党高级管理人员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 该举动定将激怒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去年，“红衫军”在曼谷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抗议活动长达两个月。阿披实政府最后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造成91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 但等待法律程序结束预计将至少数月之后，而且这似乎也不会阻止他信最小的妹妹英禄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 泰国选举委员会5日公布的国会下议院正式计票结果显示，为泰党赢得了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265席。 泰为泰党、发展党、春府力量党等5个政党宣布，他们将组成以英禄为总理的泰国新一届联合政府。 附录二： 泰国红衫军领袖要求调查镇压红衫军事件 信源：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2011-07-08 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女主席提达警告，如果泰国新政府没有针对去年政府军镇压红衫军示威事件展开调查和为死者讨回公道，红衫军对新政府的支持可能减弱。 反政府的“红衫军”去年在曼谷繁华桥和拉差巴颂路口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抗议活动长达两个月。阿披实政府最后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造成91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反独裁民主联盟要新政府彻底调查此事。 针对英禄提出的为全民和解而大赦所有有关各方的计划，红衫军不表支持，担心这将让下令镇压红衫示威者的军方领袖能够逃过制裁。红衫军也担心，大赦各方的计划是新政府同军方要员达成的交换计划，目的是让英禄的哥哥、前总理他信得以回返泰国。 反独裁民主联盟女主席提达(Thida Thaworseth)7日在访谈中说：“我们不能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前，就采取特赦政策和提出特赦法。” 英禄主张采取大赦计划，以使全国和解。英禄之前说，真相与全国和解理事会将会继续调查曼谷暴乱平民遇害的事件。反独裁民主联盟一直认为那是军方所为。 阿披实领导的看守政府指责红衫民众当时纵火焚烧建筑物，后者则指责军人放火，再把责任推给示威民众。 尽管英禄领导的六党联盟控制着国会六成的席位，但她得避免得罪军方高层和亲皇室组织，她的哥哥他信2006年正是被这些力量拉下台的。反独裁民主联盟在选举后再施压力，使英禄陷入两难之境地。 提达说，反独裁民主联盟对新政府的支持可能日渐减弱，这意味着，经历了六年政治动乱的泰国日后还会有更多暴力事件发生。 提达说：“红衫军7月17日将在隆比尼公园举行选举胜利庆祝会，表明他们要继续争取国家推行民主改革。” 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者皮赤认为，红衫军与为泰党不会闹分裂。他说：“我认为，红衫军并非要求全面的报复;若他们把两三个要员关进监牢，我想，红衫军就会开心了。”他说，红衫军并不想搞垮军队。 以黄衫为标志的人民民主联盟也向英禄发出了挑战，该组织成员图尔(Tul Sitthisomwong)说，他将采取法律行动，把英禄拉下来。图尔指责英禄在他信的贪污案中作伪证，要法庭在她就职前治她的罪。 目前尚不清楚检察署是否会处理图尔的申请。但若英禄当不成首相，其支持者必会闹事。 图尔否认自己有政治意图，他说，自己并非受泰国的精英分子摆布，也并非为在选举中失利的民主党效命。

政府形象，真实比完美更重要 作者：廖保平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来源日期：2011-7-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9 9:06:11 阅读量：14次 最近，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由于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一则新闻中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县领导“悬浮”在一条公路上“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遭到舆论“围攻”。此后，山西寿阳县和沁源县政府官方网站，也被曝刊登经过PS的领导视察图片。 一般而言，对于公众揭政府的短，曝官员的丑，政府、官员会本能地护短遮丑，用“封、捂、堵、压、瞒”五字诀，将政府管理过程不合法、不公正、不道德的事情“掩埋无迹”。但诸多事实证明，欲盖弥彰，维而不稳，压而逾弹，个别公职人员见了棺材才落泪，赔了夫人又折兵。更严重后果是，造成民众对政府形象十分负面的评价——政府太想维护完美形象，不惜弄虚作假，知法违法，反而丧失公信力，丧失民心。 会理县政府对“悬浮照”事件，一反传统做法，不回避，不捂盖子，当地政府和当事人员及时公开道歉，不仅将PS的原图和过程公之于众，还就媒体曝光的有关问题进行自我调侃，利用这次事件做起旅游宣传，非但没有让当地政府形象受损，还让民众感觉政府开明大度，此次事件也被称为“近年来最为成功的政府危机公关案例”。 这正印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事物就是这么辩证转圜。政府形象在坏事之中可能赢得加分，也可能在所谓的好事之中被民众减分，关键看政府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如果政府能像会理县政府那样，对坏事能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坦诚地公之于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能化危为机，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相反，政府表面上做好事，比如全国很多城市标榜要建成国际性大都市，这本是给政府形象加分的好事，但是，这些所谓的国际性大都市无一不“逢雨必涝”，城市规划不到位，市政建设不给力，排水系统不管用，全城市民来买单，外表光鲜的高楼大厦仍然遮不住落后的里子。这就是因为官员不能真实地面对城市的发展水平，不能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市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上，尽搞“面子工程”，市民非但不好叫，还要骂娘，政府形象自然黯然失色。 尽管塑造完美形象是每个政府梦寐以求的，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政府应该保有不懈追求良好形象的动力，但不奢求完美。更何况，政府事务千头万绪，面对的诉求千差万别，尤其是在一个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价值多元、利益分殊的时代，政府要想所作所为滴水不漏，样样正确，人人夸赞，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事。 承认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就不要把政府视为“全能冠军”，什么事情都能摆平，权力的自负往往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又往往导致民怨纷起，损伤政府形象。无论是突发事件，还是日常管理，政府最聪明的做法是约束自己的权力冲动，开诚布公，依靠群众，这不仅可以消解民众的疑虑，还能让公众自觉站在政府一边共同去面对担当。共同面对担当的过程，实际上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消除了民众的积怨，满足了民众的诉求，政府与公众在互动中加深理解，政府的形象自然能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此，政府应该宁要真实的缺憾，也不要虚假的完美，真实才是政府赢得民心的法宝。

高人：浅谈“解释中国” 作者：高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9 17:39:06 阅读量：3次 先开个玩笑——咋整的，《 解释中国 》由受访者署名，使得访谈也像一篇“鸟儿问答”了，并且充满了溢美之词? 一 “南风窗”引述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的话说：“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表示“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云云，忧国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类似的话，许多学者都说过，怨妇般地怨天尤人并自怨自艾——或许是出于自己言之谆谆，无奈听者寥寥乃至反对者众的原因吧，便既懊恼国民缺乏对“自身的知识体系”认同，又恨屋及乌怨恨起把他们给“西化”了的“西方话语霸权”来。 此话似是而非，不可不察。 二 尽管“自身的知识体系”具体指向语焉不详，但即便是“望文生义”，“没有”之说也不能成立。 论“宏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有爱国主义教育，不是一直以文化灿烂万世一系一脉相传从无断裂而自诩和傲世的么?这便是中国的国家“自身的知识体系”。 从“中观”层面——言者所说“在国外最生气的是，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分析：自开天辟地迄于清末，囿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以及天朝上国唯我独尊大一统的理念，鲜与外人互相往来，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自生自长自成体系——上古以来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玄学，先秦的诸子百家，西汉的尊儒，东汉的经学及其谶纬、符命、图谶，宋明的理学，清代的考证，把中国“知识”得昏聩自大，竟然以为天圆地方，赤县神州位居天下之中，不知有七大洲，无论四大洋。 待到1840年英夷坚船的一声炮响，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给中国送来了屈辱和捎带着的西方文明，才知道了天下之大，自己原来是“百事不如人”。此后的170年，甘拜洋人为师，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拿来各种自然和社会的学说，并且知道了知识的分门别类，做学问的思维，逻辑，推理，假设，求证等方法，尽管受“中体西用”思维所限，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还是得以有所改造和改进，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红朝建政后，尤其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宣传，以及意识形态的把握。60年来，投入之巨，机构之多，队伍之众，堪称世界之最，先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对所涉及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等相关问题，早已形成一整套“非西方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理论”，怎能说“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 至于“微观”，研究中国问题，同“红学”之有“考据派”和“索引派”一样，中外学界以不同的学理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西方或“非西方的理论”，乃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现象——如同过去便有胡适与李大钊的“主义与问题”之争，如今，言者自己，不是也只做“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的“知识分子”，而与“热衷于改造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割席了么? 人各有志，无可厚非。 总之，说中国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违背事实，“有没有”早就不是问题，“好不好”“对不对”才是关键。 三 再来说说“非西方的理论”的是与非。 这一定是相对于“西方的理论”而言了，如此以地域划分、或是以意识形态区别理论，都不是学术态度和方法。 我们对言必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便是最好的现身说法——只认定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至今还被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从不以“西方”或是“非西方”论之。 还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东瀛的企业管理科学，都被引进中国——只要“三个有利于”，也不管是东是西和姓社姓资了。 但何以在某些问题上，诸如民主，便纠缠起东西、好坏之别，坐而论道地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