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该书也蒙骗了江泽民。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认真阅读了该书，在考察山西时说，山西出了一本书《第三隻眼看中国》，作者是德国人，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场听了江的谈话，随即给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打电话，询问这本书。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赶紧回应：「我们正在追查这本书的出版内情。」他还以为又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坏书。没想到，胡富国说：「什么追查？这是一本好书。赶紧拿几本过来。」不久，中国大陆媒体纷纷转载或发表书评推介文章，不少学者认定，《第三只眼看中国》说出了中国内部强硬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江泽民还向中央警卫局推荐这本书，干部每人一本；中国战略管理学会、中央政策研究室举办此书研讨会；有人更传出「这本书是邓小平政治遗嘱」。 当时，亚洲周刊想联系到这位叫洛伊宁格尔的德国作者，多番从北京、上海学界和外交界，从山西的这家出版社，也从德国中国问题学界一再追寻，渐渐发现这位德国的「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似乎只是一个「影子」。令人怀疑的是，书中形容一九五七年中国发动反右运动，原本是毛泽东希望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向中共提批评，这就像旧时代的财主同意小老婆打他嘴巴，但不可以真的打以及越打越狠，但女方不懂适可而止，终于惹怒了男主人。作者说，这就是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公平地说，这一描述非常生动有趣，但完全不具备欧洲的人文情怀和思维特质。 为了解开谜团，亚洲周刊最终与在北京的王山联繫上了。他在回答中，仍说自己是译者，却拿不出德文原著；说自己也只和他通过信，却拿不出对方通信地址；承认自己透过代理人联系，却不愿透露代理人是谁。最终真相大白，《第三隻眼睛看中国》是本伪书，而「译者」就是作者。今天，这只「聪明」﹑看中国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主办：京衡律师集团 　　主持：陈有西 　　时间：2012年4月28日夜7时到11时 　　西安凯宾斯基酒店 　　演讲嘉宾：下半场： 　　童之伟、斯伟江、宋振江、朱明勇 　　陈光武、徐 建、王荣利、贺卫方 　　 陈有西： 　　我们刚才集中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和司法保护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了整个法律调控，律师在帮助民营企业的活动当中，刑事辩护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思考。现在我们开始下半场的讨论。先请童之伟教授给我们演讲。 　　 童之伟：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对重庆过去几年事态发展、尤其是打黑运动的认识的过程。其实我个人主要是做宪法基础理论和比较宪法，换一句话说主要从事宪政制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关注打黑这个课题，动力来自一个认识前提。过去说生存是第一人权，或者是首要人权，其实我很不认同这个看法。把生存当首要人权，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根本就没有生存权这个概念。所有基本权利都应该获得有效、平衡的保障，人权保障无分主次，但人权保障可以有阶段性重点，确定重点的原则应是什么最缺就强调什么。按这标准，中国公民今天要争取保障的首要人权应该是人身自由。 　　我关注今天中国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状况，不能不把注意力投放到刑事司法领域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应该有效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但实际上，由于不严格按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精神行使职权，我国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也就是公检法三方或其中的一方，尤其是公安部门，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过程中，有时其自身又成了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突出行为主体。所以，我近年来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刑事司法领域，希望消除刑事案件办理主体自身非法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问题。 　　对重庆的打黑，在起初阶段我是正面理解的，从情感方面也是支持的，后来从文强案开始，我就明显感到开始出大问题了。重庆办文强案，一开始就搞民粹化操作，显然是要利用民间仇官情绪杀大官立威。严格依法办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搞运动杀人立威实际上就是利用司法搞权术，突出地方最高当权者个人。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为了杀文强，操作手法与对待李庄案多都一样。什么鱼塘埋钱2000万！有这事吗？我敢肯定这是抹黑性宣传，现在应该查，这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搞出来的。文强强奸罪有过硬证据吗？我怀疑没有。实际上从已经透露的材料看，显然是专案组找到当事女方后，以劳教相胁迫，动员她控告的。文强有罪，但罪不至死，我当时就这么看，而重庆当权者却显然不顾一切执意要杀文强。 　　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死刑复核：用法治原则给生命留下最后希望》一文，还给三个相关最高国家机关领导人寄送了2万来字文章，请求他们监督重庆有关国家机关和官员严格依法办事。老实说，我没指望起太多的作用，但是作为宪法学者，你发现宪法法律被违反，该讲的话就得讲，说话是法律学者的职业义务，法律学者该讲的话不讲就是失职。所以，这个文章我当时都放到网上去了，标题叫做《让宪法的阳光照亮刑事法适用之路——就文强死刑复核等问题向有关最高国家机关恭陈宪法意见》。 　　从一般意义上批评唱红打黑，我也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就题目是《重庆欲消除“误解”首当反思“唱红”》，2011年5月放在网上，从网上来看这个文章反响相当热烈。差不多在那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放在网上，题目是《重庆欲消除“误解”亦须反思“黑打”》。至于我那个《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原始稿是2011年夏天在香港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当时有一个在全国人大一个委员会兼职的著名人士在场，我当时跟他讲，我们法学人分两拨，一拨是在朝的，我们这些人是在野的，在朝的法学家要利用你的职权为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在野的人没有职权，但是有权利，要用嘴和笔发声，用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这样，在朝和在野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我们国家就有希望。 　　我刚说的那个打黑研究报告，是我从香港回来要写的，我觉得法学家有义务把重庆瞎搞的情况向上边说一说。所以，去年夏天我用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写了55000字左右的研究报告。我过去多次去重庆，写这个报告的过程中我没到重庆去，但我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从重庆出来或回来的人，包括一些律师。我对重庆的研究是宪法层面的，不是研究个案，公开报道的材料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学者是有学科分工的，就像办刑事案子侦查与审判有分工一样，审判人员完全可以不去案发现场做调查。我们做宪法学研究这个职业，我们只收集公开披露的材料，分析评论已有的材料就够了，根本不用去深挖个案。有人说到风险，我知道很大风险，但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说话办事，对问题做学理的和宪法、法律的判断。如果这也有风险，我们只好冒这个风险，不可能被担扰吓得不说话。如果被我们法学家评论或批评到的人办事没有底线，突破宪法、法律瞎搞，那是他们的事。如果他们没底线，那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不了结果。我当时就是本着这样一种想法，写了那么一份报告并寄送给了上边一些担负领导责任的人。我寄给他们的东西一般他们都会看，而且一定能够收到，这点我很清楚。我评说重庆黑打事态的报告，不关我自己任何私利，我提交上去也不附任何个人要求，对这种研究报告，上边的人看几眼，何乐而不为呢。当时我也在准备发表，但一直发表不出来，有的期刊答应发表后来又反悔。去年10月22日，我把报告全文发表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给大会提交了电子版本，也有会议论文集，当时重庆来开会的会员有好几个人有这个版本，我估计重庆的信息系统当时就拿到了我的报告。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我就把这个放到网上了，社会各界和海外对它作出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最近碰到一些社科界朋友，大家似乎对这个报告有一定兴趣，我借此机会把来龙去脉向大家报告一下。 　　重庆唱红、黑打和经济方面的政绩工程，暴露出不少体制弊端，有太多教训，条件成熟是应该系统地反思。我就说这几句。 　　 陈有西： 　　对重庆这次的“打黑”行为，把具体的案例个案问题，提升到理论层次，对打黑的基础理论问题和一些数据进行系统整理，在法学界童之伟教授应该是第一人。对重庆“唱红”的思考，法律学术界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贺卫方。童教授一直进行着宪法宏观层面的研究，有系统的思考。去年北京一个非常小范围高端的座谈会，邀请他去了。中央政法委对司法改革和全国一些宪政建设问题的探讨，他也有参与，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看他的文章，特别是那份重庆打黑研究报告。下面有请斯伟江。 　　 斯伟江： 　　梳理一下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来源，我们整个来源就是苏联体制，苏联体制的来源，检察官强势制度，沙皇时代就有了，有检察官号称是沙王的眼睛，所以它的检察官改为叫国家的眼睛。这套制度，我们是完全引进过来的。 　　中国宪法是怎么制订的？中国宪法是斯大林三次要求，斯大林要挟刘少奇转达毛泽东，说你要争取工农意见，防止别人攻击你这个政府不是选出来的。因为当时政协的共同纲领，不是代表制定的。所以，毛泽东只能搞《五四宪法》。整个当初的设计，就是苏联的设计，有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包括现在你去看我们整个制度，还是苏联体。所以检察官强势。检察官不查案子时，是公安强势。这套制度的源头，就是从那里来的。 　　国民党那套东西，北洋政府的时候，提出建立司法部，到北洋的时候，孙中山自己改变的。孙中山原本是推行自由民主多党制的人，后来，他发现书生意气不顶用，所以他就变了一党制，所以国民党要入党要向孙中山宣誓，所以这种作派留下的果实，就是蒋介石，我们党跟蒋介石斗的时候是要喊自由民主，往往你跟敌人对打或者斗争的时候，你会跟敌人学习经验。 　　我们邓小平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在法国呆了4年，但是从法国到俄国的时候，列宁实行的就是新经济政策，就是我们的多种经济并存，所以小平对经济这块是放松的，所以国家才有这么多律师坐在这里，否则律师也和公务员一样，不自由。律师为什么能够有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律师财产和收入是独立的，这一点跟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源头。 　　再往下走，重庆唱红打黑，只是我们中国某个阶段极左势力的花开的两朵，还有一朵就开在政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5年的所作所为完全跟重庆是一模一样的。大调解，和谐司法，能动司法，马锡五审判方式等等。肖扬时代，提倡司法中立，职业化，副院长黄松有写文章提倡宪法司法化，要走美国的普通法模式。黄松有什么下场？无期徒刑。黄松有的下台其实是清算肖扬路线。肖扬时代2002年实行统一司考，是统一我们法律人的入门标准，是积极的事情，但是王首席上台的第一年，就推出了小思考，但是小司考是什么呢？就是送证书给已经在司法机关内部的人。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陈有西： 　　现在我们国家一些机构，是自己代表法律在违法。 　　 斯伟江： 　　到目前为止，我现在主要精力在研究国家怎么转型，拉美怎么转型，南美怎么转型，台湾的转型跟我们没法比，维权律师谁敢说一呼百应，像我们这种大国，是不可能轻易转型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我的一个采访，其实那篇文章的主题就所谓的改革的时机不到，不到危机时刻，很难凝聚改革力量。 　　今天我们谈私营企业家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的东西，说白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公权力没有限制，没有限制的问题就是公权力要钱和女人，搞女人要什么，要钱，最终都要落实到钱，钱到哪里拿，国有企业银行也是官，拿不到，所以最后就落到私营企业，老百姓那里拿，这就是根子。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马克思就是坐在图书馆里的一个愤青，幻想公有制的先进。宣传到现在，好像变成只有公有制是正当的。但是几千年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中国，私有制是天经地义，自古以来就有的。只不过这些年来我们搞大跃进，这就是拿国家社会当实验的结果。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剥削谁？美国说奥巴马就业不行就要无法连任，创造就业机会难道就是剥削？你现在找工作那么难，为什么愿意找人去剥削。可见这个理论有不当之处。 　　我们经常有人说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国家对你们那么好。这个理论不能这么讲，好像你富起来就是国家赋予你的一样。你获得的权利，自古以来就是自己的权利，天赋人权，理论上无需要感恩国家，国家要感恩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企业家的原罪基本上是制度造成，房地产领域你不去行贿你能拿到地，xx说xx不行贿，xx自己不行贿，但是跟行贿人合作搞土地，这个变相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最后私有财产保护，企业家只能支持民主法制，因为只有民主法制比健全的国家才不会搞清算。阿根廷军政府，对付异见分子，全部是飞机去飞机回，从飞机往大海里一扔，连尸骨都找不到。阿根廷民主化以后，军政府首脑就判无期徒刑。东德就追究了枪杀翻越柏林墙的两个士兵，另外几个人判了几年徒刑。但是，没有人清算企业家。所以只有民主法制这条路才能保证企业家，而如果不走民主法制，照样要搞，普京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他上任后清算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等私营企业家。 　　不到危机时刻，我们国家是很难搞政治改革的，如前所说，无法凝聚改革力量，达成党内共识，但是，大势上看，你不搞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转型好，确实需要大家集中智慧、集中勇气，要有耐心，大家共同为这个国家，贡献一些力量，谢谢。 　　 童之伟： 　　国民党跟共产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孙中山理论上还有军政、训政、宪政的发展规划，他《建国大纲》设定的最终目标是宪政。没有这样的理论，国民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共产党在理论上是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还有国家和法律，就一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理论下，所以我们党的民主化转型和改革将比国民党的民主转型困难很多倍。 　　 陈有西： 　　理论体系指导行动，现在我们实际上是理论探讨都没有做到。改革的基本设计和方向是模糊不清的。下面，有请来自河北邯郸的宋振江大律师谈谈。 　　 宋振江： 　　我来自河北邯郸，是第二届《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的承办方。上次的承办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原定是由河北省律协与民主与法制社主办，也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省律协退出，险些放弃。最后由我们浩博律师所作为承办单位。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担当，一个殊荣。所以今天能特别理解段律师，也特别感谢段律师。 　　民营经济发展与司法保护，我看到这个题目的第一反应是民营经济和律师是天然的同盟者：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我们律师是非公权力，都来自民间，都是“非公”派。可我的当事人看到这个题目却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寄希望于司法保护，更不寄希望于律师，为什么？第一，他说现在都按潜规则办事，谁按法律办事。第二，法院听谁的——听党委的。所以说我们跟上层搞好关系，按潜规则办事，交“保护费”就完了。我说这是非法的。当然现实中这非法的保护比司法保护有效。这些话发人深省，现在的民营企业一旦做大做强，必然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都要考虑，一些人寻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治上的保护，比如说有些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戴个“红帽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到这一步，还有一部分人会寻求黑社会的保护，甚至一些人自己就成了黑社会，他自己做大。如果民营企业有正当的、平等的司法保护，他就不用再进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些腐败活动，他也不需要黑社会，所以我们讨论其司法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韩寒的笑容一派孩子气，让人放下戒心。这个有明星派头的帅小伙是一名成功的赛车手，有许多女性粉丝，还有许多厂商找他做代言。他非常有钱，也显然不为名气所累。韩寒有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妻子，还有个可爱得不得了的女儿。对了，他还是畅销小说作家，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主。大家崇拜韩寒，因为他擅长用智慧和指桑骂槐的方式，与中国审查机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只有29岁就这么红，又取得了这么多成就，我想象这应该是个自信满满又难以捉摸、有些虚荣也有些自大的人。但在艺术家餐厅里坐在我对面的却是这样一个人：尽管非常自信，但声音不大，语气轻松得近乎开玩笑，表达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有一度，在形容中国教育如何扼杀孩子个性时，韩寒拿起他的筷子，垂直立在桌上，说：“教育体系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就像筷子一样，它必须得一样长才可以。” 近13年前，韩寒从位于上海郊区的松江二中退学（韩寒在与松江交界的金山区亭林镇长大），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事业。他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管福利的，父亲是个不得志的小说家，笔名就叫韩寒，在金山区党报工作。韩寒退学一定是因为厌倦了。他把本应用来念书的时间，用来书写自己对学校的怨恨和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也就是小说《三重门》(Triple Door)。韩寒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三重门》销量达到200万册，韩寒一夜成名。 尽管后来又写了一些小说（大多数是关于女孩和赛车的），韩寒的生活在2006年出现了一个转折——他开始写一些关于以下问题的博文：审查制度、征地事件、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有毒工厂和被中国经济增长甩在身后的穷人。韩寒的博客迅速成为这个网络发达的国度阅读人数最多的博客。到目前为止，韩寒博客的访问量已超过5亿，他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博主。《纽约客》(New Yorker)去年夏天的一篇特写中提到，人们对韩寒疯狂追捧，他开通个人微博(Weibo)账户后，吸引了75万名粉丝。鉴于他开通微博后只发了一个字：“喂”，能吸引这么多粉丝已经算不错了。 我们约好在上海西南郊区松江区会面。韩寒就住在那个灰蒙蒙的地区。他为没有约在上海市区内会面表示抱歉，说自己要为下周的比赛试一辆车。韩寒用卖小说赚的钱买了赛车之后，他的赛车事业开始了。（午餐后，韩寒的领航孙强开车送我去浦东机场，车速快得会令刘易斯•汉米尔顿(Lewis Hamilton)自愧不如。） 这家餐馆是新开的，装修得很精致，混合了中式和仿西式的风格。服务员领我进了一个包厢，里面有一张圆桌和几把吱呀吱呀的红椅子。坐下没几分钟，韩寒和他妻子金丽华(Lily)就到了。韩寒穿了黑色皮夹克、黑T恤、灰色修身长裤和黑皮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韩寒掏出3部手机摆在桌上，这3部手机很少有同时安静的时候。餐厅舍不得开空调，因此韩寒一直没脱皮夹克。金丽华出去点菜的时候，我请韩寒先简要描述一下今日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情况。 韩寒说：“虽然我们不拥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但是可能要比西方国家想象的稍好一些。”他的中文表达流畅而有节奏，常常为了强调而重复一些词或句子。他还说：“我们其实有自由写作跟表达的权利，但是问题就是政府有随时把它删除的权力。” 第一盘菜上来了，是一盘我认不出是什么的白色泥状物（鸡汁豆腐马兰头），还有一大扎鲜榨橙汁。菜放在转盘上，我们把转盘转了一圈，每人取了一些。韩寒又说，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前，有争议的材料根本没机会发表。“有了互联网以后你就可以发表任意的文章，”韩寒说，“只要你不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至于哪些内容会触怒审查者，这确实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如果这个负责审查的人今天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可能他们的尺度就会大一点。但是如果明天他们心情不好，或者他们失恋了，尺度就会紧一点。” 又上了一盘菜，XO酱茶树菇鱿鱼须。我问韩寒，他是不是在和审查者博弈，试探他们的尺度。韩寒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一些博弈。”他补充说，政府或读者都不是他首先考虑的因素。他说：“你不能只为读者写作。你不能为了他们的口味去写文章。”这时韩寒的一部手机响了，他边说边把手机交给了金丽华，她拿着手机去了包厢外。 许多民族主义者攻击韩寒不爱国。还有人说韩寒不够激进。2月份的时候，有人称韩寒雇用枪手写作，韩寒威胁要起诉这个人。尽管如此，韩寒应对批评和审查的方式基本是模糊处理。他说：“如果你想持续地抗争下去，一定要保存自己。”2010年，被囚禁的中国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发表了一篇博文，里面只有一对双引号，那形状就好像奥斯陆诺贝尔颁奖礼上那张空着的座椅。这篇博文点击数达到150万次。 菜开始一盘接一盘地上。有黑椒牛仔粒、葱爆虾球。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端上一盘中式切法的盐焗鸡（好像是在盘里用弯刀现杀的一样）。那道鸡非常美味。大家转动转盘夹菜时，我斗胆问了一个关于薄熙来（曾经行情看涨的政治明星，现已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因涉嫌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被拘留）的问题。薄熙来倒台，被视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一。 “对我以及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薄熙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政府的消息是不透明的，它只会给你一个新华社的通稿。”韩寒顿了顿，说，“没有人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我说，我认为薄熙来最大的过错在于他将民粹主义政策直接带向了群众——绕过了正常的党组织机构。“薄熙来会显得比较高调。”韩寒回答说，“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他跨过了党的组织机构，直接通过《人民日报》向人民来发起文化大革命。” 韩寒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喜欢薄熙来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担忧，比如说薄熙来会不会把中国带向一个言论或者社会环境更加紧张，更加倒退的一个情况。”不过，韩寒认为不应过快下结论：“有一点最关键的是，包括对于最后所宣布出来的薄熙来倒台的原因或者说他的太太怎么怎么样，这些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当中发生了什么。” 服务员端上一锅石锅海鲜豆腐。我把话题转回一些不太敏感的话题，关于韩寒早年的写作。韩寒说自己打小就喜欢写作：“老师布置一篇，有的时候我会写两篇。” 韩寒认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宣传。他说：“我们被灌输了一种仇日情绪。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是，共产党真了不起，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但长大后你会发现抗日战争是国民党打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落差。” 我问及他在去年12月在博客上发布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以问答形式写成，许多他的追随者认为这背离了以往的风格。文中韩寒过于倾向渐进式转变的立场也令一些人失望，艺术家艾未未说文中的观点太过正统。更令一些读者不安的是，这三篇文章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称赞，显然是因为这个写书的坏孩子宣扬改革，而不是革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说到这里，他用筷子夹起了一块盘中的鸡肉，“我发现很多读者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去引导一场革命。我发现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把革命想的太简单了，他们把中国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一篇文章中，他暗示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共产党未免太轻松了。毕竟，官方的数字是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其实我表达观点不是说我们不能攻击共产党，我们为什么不能攻击它？我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社会的罪恶，这个国家的罪恶，是源于体制。我只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帮凶。”他说，“如果这个体制很明显地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的话，要做的办法就是你去改变更多的人民，当人民有了更多的改变的话，那你的政党、你的体制就会有相应的改变。” 又上来了一道菜，这次是一大盘鸡肉和白菜煮成的嫩白色的浓汤。据我所知，中国人点菜可从来都不会少点。“他如果真心想要，在二十年内一定能得到。”他说，“如果在二十年内得不到就说明人民还不是太想要。” 一些读者和知识分子批评他暗示民主不适合中国人，而韩寒说：“我从来没有表达过。”他还对去年秋天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发表评论。当时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倒在地上的血泊中，18个行人都视而不见。“中国的社会冷漠是一直存在的，它冷漠自私。”他接着又解释，或许行人确实没有注意到小悦悦，而小悦悦死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韩寒说：“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解释，假设说路过的人很粗心，那的确也有可能看不到。”他想说的是，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人们会对不幸视而不见。 如果说一些事情让他绝望，那么其他事件会不会激起他的希望？我很好奇对于去年在示威抗议非法征地行为之后，组织了自己的选举的乌坎村民，韩寒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比我预料的更有力。“对于乌坎来说，我当然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未来民主的道路和光芒。”韩寒说，“我的观点是，我更希望在城市可以先有一些选举，或者在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这句话巧妙地借用了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韩寒接着说：“我不奢望全中国忽然间明天就开始普选，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一两个城市先选起来，然后让其他城市的人在那里看着。” 一些人认为韩寒在思想上不成熟，但上面的话并不像一个思想上不成熟的人能做出的思索。另一方面，韩寒也经常被人比作中国最著名的杂文家之一鲁迅(1881-1936)。“我不喜欢鲁迅的文章。”韩寒干脆地回答，口气仿佛是一个自傲的英国年轻剧作家，说自己不是很瞧得起莎士比亚。不过我追问道，与这样一个高大的人物相比较，恐怕会让人困扰。“其实我就是一个车手。”韩寒回答，脸上又闪现出那种笑意。“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力量，他们会让我身上赋予各种各样的希望，觉得我好的人会觉得我很好，觉得我差的人会觉得我很差很差，一无是处。” 承受着如此多的关注，他真的没有感到烦恼吗？他耸耸肩说道：“没有。”我问他，17个月前，他的女儿出生以来，自己有没有变得更脚踏实地。“反而现在可能要更激进一些，希望那种政治改革推动的决心会更大一些。”是不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对，我不希望她离开中国。”他一边说，一边拿起突然出现到满满当当的餐桌转盘上的一小块蜂蜜吐司。“但是我的国家又不够好，对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哪怕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也要尽量让她变得如我所愿。” 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收尾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成长在怎样的国家？在并不常见地停顿片刻后，他终于说：“就一个答案，当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做采访的时候，永远不会再问到那种关于政治、关于作家写作自由这些问题，永远没有了，我们谈论的完全就是足球、食品、命运、电影。”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译者/何黎 ………………………………………………………. 艺术家餐厅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蒲汇路188号 鸡汁豆腐马兰头 26元 XO酱茶树菇鱿鱼须 68元 石锅海鲜豆腐 42元 海鲜焗饭 38元 葱爆虾球 68元 黑椒牛仔粒 68元 盐焗鸡 48元 上汤娃娃菜 22元 蜂蜜厚多士 26元 鲜榨橙汁 x2 116元 合计（含税和服务费）560元（合56英镑）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499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453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与韩寒共进午餐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5/11, 14:09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韩寒，你到底多高？ 韩寒：太平洋的风 方教主秀下限：韩寒身高造假 韩寒：就要做个臭公知 子尤：我看韩寒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VANCL投放力度加大5倍 携韩寒诠释平民时尚 (@yixieshi) 汉堡 地铁 韩寒 (@hexieshe) 四娘对韩寒是真心的 (@fanjian) 韩剧版《城市猎人》确定,李民浩出演寒羽良 (@hexieshe) 菜谱应用评测：豆果美食、下厨房菜谱、美食杰、好豆菜谱 (@yixieshi) 无觅

竹立家：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 进入专题 ： 意识形态 结构性改革    ● 竹立家 （ 进入专栏 ）       摘要：在当代文明走向出现极大困境的情形下，在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只能是在“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公正价值、公正制度”的文明模式，这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改革 现代性思考 公正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不但超出了传统和既有历史经验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我们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边界，每个时代都有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殊而紧迫的问题。数字化、信息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全球化”，正在把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入一片未知的海域，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灯塔，我们只能在探索中奋然前行，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言而喻，对中国当代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较之于对当代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要艰难与复杂的多。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文明“解释框架”下，文明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顺序论”特征，“文明形态”按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阶段性特征”依次展现，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性”。而中国当代文明境况则呈现出明显的“叠加性”特征，农业、工业和信息文明相互交错、叠加和影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状态。对这种“紊乱”状态的分析和认识，以及把握这种状态演变的内在趋势，是解读当前中国这篇“大文章”、乃至写好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的基本前提。     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浓缩了资本主义文明300多年的发展史，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苦难和衰退之后，正在加速从文明的“边缘”向文明的“中心”突进。中国再也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看客”或“配角”，而是当代文明向未来演进的主体之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将是创新和形成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发展价值，只有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中来认识，才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反思     　　     检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现代化或现代主义”。虽然这三个词在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詹姆森就把“现代主义”与“现代化”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在我的分析框架中，基本上认为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对整体发展进程的动态分析，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某一时间“节点”的静态分析，现代主义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以来的一种文明发展态势。当然，发端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这一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欧洲开始的，随后才逐步地影响到全世界，并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选择。     什么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对其定义有多种看法。但我比较认同《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若斯的观点。他说：“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到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①     的确，欧洲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建立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海外扩张和国家建设等初期现代化进程，开启了“现代性”的先河，到18、19世纪实现了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革命，使西方成为现代化的楷模、现代性的标志，构成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叙事框架”。“西方中心主义”从此占据“文明叙事”的中心位置，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状况目前还在延续着。     因此，“现代性”从其本源上来讲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启蒙”，是一个“启蒙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人，是关于“人和人类解放”的故事。故事情节是按照“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信仰”构思的。“主体性的人”最终打败了“上帝”，“上帝死了”，而“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现代性的“纪念馆”中，摆放着各式各样“思想巨人”的“人物雕像”，虽然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各异，甚至相互对立与冲突，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科学与理性，相信真理是存在并能够被认识的，相信人的解放是可以期望的，相信有些价值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普世价值”，相信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总之，相信作为主体的、理性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然，现代性的展开是从启蒙开始的。按照康德1784年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经典说法，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无论这种权威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因此，在康德看来，启蒙精神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批判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当人类学会了“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启蒙就开始了，恢宏壮阔的现代性的历史长卷就展开了。     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这就是说，现代性既是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史，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代性还处于一个“现代化”的延续过程中，历史还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争论还在展开，生活的演变还在继续，“人的解放”仍然还是一个“故事”。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框架内，现代性理论是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的，现代性实践是通过技术化、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展现的，人的解放是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利奥塔1979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关于真理、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等等的“巨型叙事”、“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换句话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真理性知识的一种“解构”、对人的解放的一种怀疑、对科学的一种不信任。概言之，是对“现代性成果”的质疑。这就是说，“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区别。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罗蒂、詹姆森、福柯、德里达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却挑起了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深刻的哲学反思。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秉承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自由”的理念，坚持“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的自由主义教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以哈耶克“市场自发秩序”和美国政治学家诺齐克“个人权利”的思想为基准，新自由主义价值指导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用真理性的“话语”讲话，并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关于文明发展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现代性”的标杆，以至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近现代以来人类关于发展价值的意识形态争论“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文明未来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价值。但2008年以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关于文明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目的的意识形态争论远远没有“终结”，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又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现代性”又陷入新的困境。     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迅速复兴，为文明世界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现代性”选择的又一个“版本”，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的新理念。社会主义基本理念，作为一种以制度支撑的“实践形态”，经过近100年的曲折发展之后，特别是经过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曾陷入发展低潮和困境，但中国在全面检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路线，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困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进一步显现，使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了世界意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全面、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意蕴、价值内涵、实践路径、发展目标，形成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和实践框架，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现代性”发展，而且对人类文明未来的“现代性”选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现代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与全球化相关的议论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仔细梳理关于全球化的论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紧密关联。     在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论述中，全球化是指一种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相距遥远的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被联结在一起，并在全球范围被组织起来;意味着人类行为活动相互影响的增强与加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互动规模的递增与扩大。同时，在不同的观点对全球化的表述中，全球化也经常指一种过程、一种政策、一种市场战略、一种现代化走向，甚至一种文明发展困境、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实”，全球化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有可能决定着地球整体文明的命运。     虽然全球化概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使用，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界广为流行，但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起步要早得多，几乎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全球化作为一种事实、作为一种历史趋势，都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正在对社会和文明形态进行大规模重构，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陈述的那样，公元1500年左右引起欧洲扩张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全球观念，地球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世界比人们原先想象的更大。如果说在这之前文明主要是在欧亚大陆展开的，那么，美洲、澳洲的发现与欧洲向非洲内陆的扩张，则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并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现代化”革命。“地理大发现”逐步推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全球性概念，“物流”与“人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全球化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血腥追求中逐步展开。同时，随着新时代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出现，欧洲开始了漫长的“初级现代化”阶段，欧洲国家通过资源掠夺和奴隶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启蒙时代”。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狄德罗、洛克、潘恩、卢梭、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阐述了启蒙的理想与原则，欧洲进入了快速“现代化”阶段。“现代性”的理念与制度逐步成型，“自由”与“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此后的200多年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基本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成定势，西方的优越感、傲慢与偏见渗透到文明的方方面面，指导与左右着文明发展大势。     启蒙运动的最重要后果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美国独立则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对文明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导致100多年后资本主义文明中心乃至世界文明中心向北美转移，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于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形式对全球的有效统治起到决定性作用。     自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欧洲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现代化结构”。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过1880～1914年3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新旧世纪之交的欧洲在技术、工业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世界顶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欧洲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世界似乎正在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加速向全球化、现代化演进，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大殖民帝国”。     但在整个19世纪的欧洲内部，随着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壮大并取得统治权，与资产阶级一起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自由资本主义所许诺的民主原则、人民主权、个人自由等并没有实现，与之相反，由于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城市化，使无产阶级陷入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无产阶级要求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变革的斗争此起彼伏，使得欧洲整个“19世纪却是以政治镇压为特点。示威游行、暴乱、革命受到严厉镇压” 。②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本性才能充分展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也才更深刻。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反剥削、反压迫、追求社会平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它充分揭露了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不公正的前提下，所谓自由、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只有实现社会公正，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才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并成为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世界，由于机电的广泛使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人流、物流、资本流的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全球迅速扩张，使过去以资源掠夺、奴隶贸易为特征的，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大企业大公司争夺殖民地、开拓世界市场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让位于以强权与扩张为特征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的野蛮瓜分，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但20世纪的重要史实是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的战争，大大激发了弱小国家的民族意识，民族国家大批出现。更重要的是，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框架”，使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第一次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现实，从此以后，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基本选项。人类才真正开始面对产生于新石器时代、8000年前“农业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只有在“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框架内，才能有效地保障平等、自由、人民民主、社会共同体、博爱、和平等等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在一个没有实现“公正”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人类所具有的一些普遍价值只能具有理论意义，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时刻都会毁灭人类文明的现有成果，或把人类带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与公元1500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以“空间”为特点的、全球范围的物流与人流广泛流动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则具有“即时性”特点，信息流与资本流可以瞬间传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地球真正变成了个“地球村”。地球上的各个不同民族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事实上的“邻居”，我们都变成了“村民”，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批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国家边界的确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的资源、市场争夺开始寻求新的形式，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难以为继，信息技术的发展完成了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金融与货币工具成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超国界”获取利润的主要工具。     可以说，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据有的经济、政治、道德、话语优势，主要表现为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在知识经济、金融经济、纸上经济、信息经济的幌子下，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贫困、榨取普通工人的血汗，并在其国内制造新的不公正;二是以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幌子，对别国、特别是弱小国家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抬高政治道德嗓门、运用话语优势对其恶劣行径进行“道德辩护”，强调资本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并进而宣布“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似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现代化、全球化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可走，但自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终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童话”，提醒我们必须对当代世界体系、对全球化、对人类文明走向及现代化模式进行结构性地、深入地思考。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普遍的人类福利并没有随着发展而提高，几组简单的常识性数据可以解释这一结论。1950年，南北国家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10，而目前这个比例是1∶30;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大约占全球15%的人口，占有大约70%的世界财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近期发生的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占领”运动说明，“不公正”也正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从话语权来说，当代世界的“信息源”大约80%左右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基本左右了世界舆论。     自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曲折而复杂的人类历史画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先是欧洲，随后是美国基本主导了这一全球化、现代化过程，无论资本主义的理论特点、社会形态、时代特征如何变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导价值。     2008年爆发而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全面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真正遇到了麻烦，其未来出路现在很难预测。同时，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人类文明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渐突出，如何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中突出中国的现代性特点和全球化价值，为文明发展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未来选择”，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文明主体负有重大责任。     　　     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改革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一直到18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技术和发明达到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在18世纪，欧洲赶上并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推动的工业化、商业化使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向全球扩张步伐加快，主导西方文明发展的“扩张意志”和经济军事实力增强。     尽管如此，到180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到世界的1/3强，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人口也占到世界的1/3左右。但与技术含量高、工业化发展、生气勃勃、快速上升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则明显“大而不强”。因此，乾隆末年的1800年，无论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而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年，文明发展的天平开始倒向西方，中华文明开始显现出衰败的迹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③     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虽然我国GDP仍然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在世界11亿人口中占4亿，但当时仅有1000万人口、远离中国2万里的小小的英国，凭借“船坚炮利”仍然撞开了“老大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附庸、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市场，封建官僚专制与殖民剥削的双重挤压，使中国社会基本失去了制度、技术、经济、文化观念等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中国被强行“被动地”拉入资本主义设定的“现代化”体系之中，固定成资本主义体系下生产环节的一个“初级链条”，内生性的、结构性的现代性因素难以成长。     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从此失去了基于传统结构的“社会稳定性”，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动荡期。期间，从魏源、林则徐等开始，直到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卓越的“现代性”思考和艰苦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期间，可圈可点的如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区实行的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体制等，都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就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与意识形态、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性特征而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从整个中国的“大历史”来看，我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结构性改革真正步入“实践性”阶段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具有社会共同体、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等价值元素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迈入“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从此，中国走上了自觉地、自主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当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不是很平坦。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人没有开创的事业，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出现这样与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其次，对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封锁和围堵，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还是要求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实现“现代化”，差别仅是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再次，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所参照的苏联“价值与制度摹本”出现偏差，也造成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封建官僚专制文化”的传统影响。     可以说，自公元前3世纪结束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贵族专制”以来，随着中国的重新统一与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的封建意识形态固化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官僚专制”的统治，期间虽然也有一些反复，如汉代的“分封制”、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等，但都没有改变“官僚专制”的基本结构，“官本位”意识成为我们民族长期积淀的一种传统意识，“官府权力”决定“身份”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与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专制”、“出生权力”决定“身份”的封建社会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封建官僚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难，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很难实现。如果说欧洲社会在推翻了贵族统治以后，较容易重新建立社会的新的“权力结构”，而中国社会在赶跑了皇帝以后，可能的后果是：或者通过官僚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中介“孵化出大大小小的新皇帝”，形成军阀或地方割据，社会的“权力生态”甚至更为恶化，人民群众更为苦不堪言，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统治基本就是这种状态;或者“新瓶装旧酒”，在光鲜的词汇掩饰下，承袭了封建官僚制的基本特权。即 “身子”虽然进入了新社会，但“脑子”还留在旧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官僚制下所形成的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等还顽固地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左右着一些人的行为，使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举步维艰。     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既不能回到传统“儒学”寻找灵感，因为那是我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虽然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封建意识因素仍然很难消除;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对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思想反映。在当今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在“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实行改革开放，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自主地进行，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特征。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才会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次重要转折。     我们之所以坚持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公正价值、公正制度”的文明模式，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认同以“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普世性，不承认其具有“终极价值”的特性，是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公正优先于自由”。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社会民主、平等、博爱就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目前上演的以“社会公正”为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证明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终极缺陷”。     因此，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在当代文明走向出现极大困境的情形下，在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以“公正价值”为核心价值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确立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发展取向，形成“公正、民主、民生、和谐”的“新发展共识”，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和改造中国。     其次，要以“公正制度”为基本制度安排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人民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制度安排完成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落入“既得利益者”手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王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②法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     ③参考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How does Ideology Guide the Direction of Structural Reform?     ——Reflections on Social Modernity in China     Zhu Liji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emplate modernity in Chinese society when modern civilization encounters difficulties in reorien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China is at a critical time to promot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can only b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hich is guided by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ocial justice” as the core value and takes people’s democracy as a basic system to pursue. We must adhere to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justice” as the core value in carrying out “structural reform” of Chinese society, and uphold the mode of civilization that is based on “fair values and fair systems,” which represents the orien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Reform,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justice, socialist ideology          【作者简介】竹立家，哲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      进入 竹立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结构性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21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3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 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 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 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 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 在经济状况还过得去的情况下，这种党内斗争会受到高层维持总体现状的意愿约束，不至于公开爆发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权力交接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江泽民等第三代将权力平稳交给胡锦涛等第四代。一旦经济状况面临严重局面，高层就可能发生分裂，按最高领导人意志挑选的接班人未必能够平稳接班，原有的党魁也未必能够掌控局面。这种事情在苏共历史中发生过。比如赫鲁晓夫任内苏联经济逐渐恶化，苏共高层就背着他作出了撤换总书记的集体决定。中共自邓小平之后基本沿袭了苏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但又进了一步，即以年龄为理由，每五年更新一些高层成员，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一种高层权力平稳交接的办法。然而，它仍然只使用于经济状况尚可的局面。一旦经济社会局势恶化，明争暗斗就必然浮出水面。如今，中央B对中央A的指控，即为明证。但是，中央B在制度框架内的位势并未占据优势。 目前，中共以胡温为代表的党内高层，虽然拥有体制内资源，比如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等，但其弱项是吏治极其腐败、政绩乏善可陈，官民仇恨已如干柴烈火，除了一个善于软语抚慰民意的温家宝之外，几乎已经丧尽了民意。如果说江朱交班时，内里虽然已经隐伏各种矛盾（如同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但处在疽痈初发时期，表面上“艳如桃李”，但外人看不出即将溃烂。中国此刻的情况已不比第三、四代交接之时，那时朱鎔基通过抓大放小、再造国企垄断寡头，为中央财政留下了较可靠的税源，环境生态也尚未耗损殆尽。而现阶段，胡温除了留下千疮百孔的环境生态与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就只有一个权力架构与庞大的镇压机器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向胡温挑战就是基于这点：你们将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折腾成这样，我们必须救党。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红色江山开创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一政治势力除了薄熙来之外，表面上并无明显的代表人物，但在京城却无处不在，这次北京四报纸体现的就是这种势力（并不一定是媒体人的愿望，但出于掌控媒体者的愿望）。 中央A因温家宝口头宣示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因而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一些支持；而中央B则借崇毛，以及虚构出来的毛时代的平等、工农阶级当家作主人那种虚幻的领导地位争取政治合法性，在一些红二代及底层民众中获得支持。西方国家自然不喜欢薄表现的崇拜“文革”倾向，所以除了个别被收买的外国人，国外媒体对薄督少有正面评价。外国观察者没弄明白的是：不管是谁上台，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难题，更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温未必真会引导中国走上民主，薄及其同志上台也未必就能采取毛早期的闭关锁国。中央B其实并无救党良策，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一味纠缠不已。 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党内两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为权斗双方运用，谁也无法将对方置于“反党”的境地。即便此次权力斗争以中央A的暂时取胜而告一段落，党内的分裂依然照旧。今后中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一党专制，改变目前这种高层权威分散的互相掣肘局面，强化党魁位置。但即使这样，也难逃穆巴拉克与卡扎菲那样的命运；另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支撑政改的资源。 『集団指導モデルの欠陥、権威不足と内部分裂」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より20120507 http://twishort.com/afnbk Translated by @Minya_J 中共はトップ権威の分散による集団指導モデルで目下重大な危機に ②ずっと「全ての党員は△△同志を中心とする党中央の周囲にしっかりと団結し」と強調してきた中共が、今年、薄熙来打倒と陳光誠事件で世界に自己の内部の深刻な分裂を暴露した。（続） ③以下、”中央A”を人びとが中共中央を見ることのできる”公開型A”とし”中央B”を指令は発するが誰が出し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推測するしかない”密室型B”として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④中米両国は陳光誠の意向に基づいて協議同意し、Aは陳の自由と安全を保障し、臨浙（山東省）を一家で離れ国内のどこかで安全に暮らし、学者生活をおくることを保証した。 ⑤しかし中央Bは逆に家族の安全を保障しないと脅迫し、領事館から離れさせ、その考えを変えさせ、米国国務省スポークスマンに短時間だが危機的な状況に直面させた。 ⑥米中両国政府は再び陳光誠について新たな協議をし、中共Aは陳一家が米国でニューヨーク大で招待教授となることを認め、米国はそのための準備をし、陳の足の傷が癒え次第訪米することを決めた。 ⑦中共Aはその上、花を持たせた役人を派遣し陳を病院に見舞い、臨浙で陳光誠を脅した黒幕の調査を約束し、早急に陳のパスポート等の手続きを行うことを承知した。 ⑧しかし、５月４日、《北京日報》《京華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の４大北京メディアは陳光誠が米国領事館に行った事について４つの論評を発表し、声を一にして『反米・陳批判』の大合唱。 ⑨　これら４紙はすべて北京市当局の管轄下にある。だから外から見ると、北京市が中央Bの重要拠点だ、と想像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⑩他の細かいことも触れざるを得ない。陳が監視を逃れ米領事館にいった全過程で、現在のところ北京に行った後のことだけがはっきりして信用できる。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ス５月３日の記事では、陳の協力支援者と米国領事館員が陳を迎えたとき、国家安全部の車２台が尾行。 ⑪米国側は陳光誠が海軍陸戦隊宿舎に落ち着いた後に中国外務省に通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陳は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米領事館に入り、同部はそれを事前には外務省に通知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⑫これはつまり、中央Bは陳光誠が”非正常なやり方で”米国領事館に行く事件を起こす事を希望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わけで、これを利用して中共Aに面倒を与えたい、と願っ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想像できるわけだ。 ⑬北京の４新聞が一斉に批判の声をあげたのもどうやらこれに符合する動きである。興味深いのは中央Aが最近様々なルートで薄熙来夫婦が「悪辣の限りを尽くしたスゴイ悪者」のイメージを広めていたのが、陳事件以来停まったことである。 ⑭外国メディアの目は自然に陳光誠事件に引き寄せられた。この両者（薄熙来と陳光誠事件）は同時に”あちらが目立てばこちらが目立たず”的過程を経ていることはアホでもわかるが、誰がなんのためにそうしているかはそう簡単にはわからない。 ⑮中共の集団指導体制は当初、個人の独裁専制を防止するためにスターリン後のソ連をモデルにつくられた。これにより毛沢東などのああいう専制は防止できたが、トップの権威の分散化も招くことになった。 ⑯で、９回常任委員は江沢民時期の７人より２人増員した。このような勢力構造は良く言えば最高権威による独裁的統一意見を産みにくくするが、悪く言えば重大な政治問題（後継者、次期政治局員選考）で暗闘や互いの掣肘を産みやすい。 ⑰経済状況がまだなんとかなっているうちはこの種の党内闘争はとトップ層の現状維持指向のもとで、おおっぴらに互いに生死を賭けた闘争の爆発迄には至らず、江沢民−胡錦濤の３、４代権力委譲のように平穏な可能性が高い。 ⑱だが、経済状況がキビシイ局面だと、トップ層が分裂しかねず、必ずしも最高指導者の意向どおり平穏に後継者が権力継承できるたり、党の大物が局面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きれ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ない状態がうまれる。これはソ連共産党史上発生した。 ⑲フルシチョフの任期中、経済が悪化したときソ共リーダーは離反し総書記交代を集団決定した。中共は?小平の後、基本はソ連の集団指導制にそって、更に一歩すすめ年齢を理由に５年に一度、トップ層成員を入れ替えている。 ⑳これは一種のトップ層の平和的交代法を見つけたようにみえるが、しかしこの方法はやはり経済状態が良い局面で使用できるのであって、一旦経済・社会局面が悪化すると、”明闘””暗闘”がおきてくる。中央Aと中央Bの非難合戦がその証拠。 (21）だが、中央Bも制度の枠内ではまだ優勢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現在の胡温体制は、例えば党政治や軍の最高権力を握る等体制内リソースを持っている。が、弱点は官吏の腐敗がその極に達し、実績が乏しく、朝野の恨みが燃え上がっていることだ。 (2２）口のうまさで民意をなだめるのが得意の温家宝を除いて、ほとんど民意を失っている。江沢民・朱鎔基から交代の時は、内部矛盾は既に高まっていたが（拙著；「現代化の陥穽」で指摘）、初期症状で表面上は絶好チョー、でその腐乱の兆候は外からはみえなかった。 (2３）今の中国の状況は其の頃の比ではない。朱?基は重要国有企業を選別し、改革を進める一方で、それ以外の国有企業の統合再編などは市場競争に任せ、寡占化で中央財政に財源を確保でき、環境問題もさほど深刻でなかった。 (2４）しかし今や、胡温は穴だらけの環境生態と赤字の中央財政、借金漬けの地方財政、そして唯一の権力構造と膨大な鎮圧暴力装置を残したのだ。 (2５）薄熙来を代表とする政治勢力はまさにこの点で胡温に挑戦したのである。即ち「お前等、先輩が命がけで血を流して築いた国家をこんなテイタラクにしやがって、我らは党を救わなければ」と。 (2６）薄熙来達の思想的武器は即ち共産党国家を築いた毛沢東とその思想だった。この政治勢力は薄熙来以外、表面上では目立った人物はいないが、しかし北京には至る所に居るのだ。 (2７）今回の北京の４メディアが体現したのはまさにこの勢力であった。（メディア人が希望したのではなく、メディアを規制している勢力の願望である）。 (2８）中央Aは温家宝の口頭宣言どおり人類共同の価値観や民主、人権などの尊重をうたい、一定程度のインテリ層の支持もある。中共Bは毛沢東崇拝に名を借りた毛時代の労働者・農民が国家の主人で有るといった虚構の平等で政治的なセイギを主張。 (2９）これは一部の革命二代目世代と底辺民衆の中に支持を得ていた。西側は当然、薄熙来の文革を讃える傾向をキライ、一部の買収された外人を除けば国外メディアから正面切って評価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３０）外国メディアがわかってないのは、「誰が舞台に上がったとしても、中国の社会経済社会生態環境面の難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現在の利益配分構造を変える事は更に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３１）温家宝が中国を民主国家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と同様、薄熙来とその仲間も権力をとったとしても毛沢東時代の鎖国政策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中共Bはその実、党を救う良策など無く、ただイデオロギーにしがみつくだけなのだ。 (３２）共産党の歴史上、初めて党内の両方のイデオロギーが権力闘争をして、どちらも相手に「反党分子」のレッテルを貼れなかった。たとえ今回の闘争で中央Aが一時的に勝利を得て一段落したとしても、党内の分裂は依然としてある。 (３３）今後の共産党の選択は２種類だ。ひとつは一党専政を堅持して、目下のトップレベルの権威が分散して相互に牽制し合う局面を打開し、党首の地位を強化する。しかし、こうしてもムバラクやカダフィの運命は免れまい。 (３４）もうひとつの道は政治改革だが、問題は中国にすでに政治改革をサポートできるリソースがいくばくも残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終） （原文はこちら→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china-politic-flights/）拙訳御免。誤字あるかも。 10:12 AM May 8th via w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