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邓小平 ,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 , 傅高义 , 大国崛起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梁振英当特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香港政治现象：民望不高，政绩不清楚，又被指打压人权与言论自由，让人惧怕，却又让人期待的政治强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强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么意思？除了他身后拖着长长的中共阴影（即所谓「地下党」身分）之外，应该还有什么的，是中国的薄熙来还是俄国的普京？ 梁先生应该不会喜欢薄熙来或普京，邓小平则合他心意。竞选期间，何俊仁翻出梁说过的一段话。前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评论说，获奖的该是邓小平，因为，他的经济改革，让许多中国人脱贫，他的开放政策及外交，也协助终结曾剑拔弩张的冷战关系，走向和平。 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 不同演绎，类似观点，我们在不少对邓小平的评价中看到，也属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的一部分，不单是中国人的家事，甚至获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为一例。我没有机会访问梁振英，但不妨读一下同样高度赞扬邓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这种强势意识形态。 傅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在书的前后已明言了，「还有哪位20世纪领袖比邓小平为那么多人改善生活做过更多？还有谁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带来如此深远 及伟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不单是傅高义对邓的赞誉。未读此书之前，读过不少书介及评论，以为此书必定对邓的过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论，这部900 多页的书，基本上没有遗漏多少邓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业阶段，即使是不光采的过去与污点，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整肃知识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开 枪镇压北京学生，也有提及。傅的问题主要不是隐恶扬善，而是他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是分离的，让人看起来是不大相干的。全书予人感觉是，书的开首与结尾的赞词 一早已写好，然后再堆砌出中间的几百页历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劳？），与结论连不上关系。 政治生涯曲折离奇 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基于他／她的过去，傅却一反这种常识，做到了历史记忆与评价的分离。傅是一位喜欢为亚洲政权打气的洋学者，他写过《日本第一》，写过许多为中国经济改革打气的书，还编过了一本研究韩国军事独裁者朴正熙的书，然而，他的观点与位置也与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与西方的人，抹去与审查历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说，市民对六四都「有共同经历，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经历，并不干扰当下的认知与道德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空间安放伟大领袖与大国雄心。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离奇，所下的决定以及他的命途，无论在内政或外交方面，存在众多历史争议空间，以至道德评价，可是，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义所感兴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泽东派邓小平主持「反右运动」，涉及50多万的右派，书中竟然只有寥寥数语。邓小平曾获毛泽东如此重用，是否说明邓与毛的想法相当接近？在我看来，党不能容忍党外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批评及独立声音，要扫除任何阻碍党建与领导的障碍，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党性」。 傅的历史叙事几乎没有钻进任何值得探讨的党史问题，邓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个人戏剧，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邓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归为一 章，内有30年代相当短暂的一次下台与上台，后面的每一章，却不成比例地细致，有时几年光景，却又可以分成许多章，大概是为了突出伟大领袖的起跌。而且，在叙事中涉及邓小平的性格、党内位置、政治形势等等，却在粗疏叙事中轻易带过。不妨举一个例子，大跃进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傅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大饥荒都推到毛泽东身上，成为后来1966年文革的 导火线，邓小平成为继刘之后第二号走资当权派及修正主义者被打倒。傅的说法不能说全错，却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会中，刘只是承认党有错误，却没有 推卸给毛，而且，还和应毛对彭德怀（最早批评大跃进的高层干部）的批判，诬陷他为「里通外国」。至于刘少奇与邓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后渐渐成为毛的敌 人，而邓又竟能保存性命，还有日后的重新上台机会，这说明了邓个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却不是傅的关心所在。 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 傅的历史叙述最特别的地方，是对邓的政治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没有细致分析，只笼统地纳入他对邓的赞誉之中，梁振英实在可以考虑招揽傅教授当顾问。例如， 傅虽不至于认为，让八九年的学生成功争取自由民主，会令中国大乱。但他说，我们不知道后果如何，但却知道往后的20年，中国有稳定而又高速的经济发展。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以及怎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似乎都跟邓无关，更跟傅无关。 既然梁振英认为邓对和平有功，值得多提书中一点。就是傅对邓所发动的1979年中越战争，他称为「苏联─越南的威胁」（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反击 战」），而且，他指出该场战争一方面打消了苏联结盟越南在东南亚围堵中国的企图，也为中美关系与冷战结束铺平了道路（代美国教训越南？）。这正是美国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观点。可是，这观点正掩饰了邓小平在国际政治上的暴力与无理。 「毫不面红的奉承」 著名的欧美新左派知识分子及历史学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了一篇精彩的书评，他批评此书为「毫不面红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觉得书评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对邓小平在中越战争的残暴与无理视若无睹。一场只打了不足1个月的战争，动员了45万 军人（等于韩战的规模），却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地区中「反击」一个兵力弱小的国家。带来的是10万以上的平民丧生，以及双方加起来6万军人的阵亡。而且，整 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因素，是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对杀人如麻的赤柬波尔布特政权多次的支援，延续了这个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实上，要解决苏联的威胁，以至回应 所谓越南排华与越军占领南沙群岛，事后看来，战争是绝无必要。1982年，中越战争后不足3年，中苏关系便缓和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甚至到访中国， 而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耻笑傅的观点不纯是美国观点，还是「中美观点」（Sino-Americana），是中美当权者的强势视野。这种视野中，看不到邓小平的暴 力、党性、复杂的人格、政治位置与举动。可悲的是，这本不合格的邓小平传奇，正代表了一种有普遍性的权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权力，开出了太平盛世，便是伟大领袖。而上位者的权力观，隐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干了多少坏事，皆只属过去，只有你们这些自由派、民主派还念兹在兹，我只关心当下与未来的福祉，而掌握 了当下与未来的，当年是邓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随者，我们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认为，他便是其中一位。 （刊于2012年4月2日《明报》论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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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集团军军长最近换将，原军长王西欣改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其空缺由第 65军军长许林平接替。 38军驻守在保定，是最近首都北京的野战军。 @Charlie肇的微博 ：【温家宝贴身侍卫长突换人】官媒证实总理温家宝的侍衞长换人，专责温警衞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警衞局副局长李润田去职，由副局长王庆接手。官方无公布李去职原因。 【6】民主與法治都是好的東西，大陸不但要以法治國，更要以法治黨 @Charlie肇的微博 ：胡.锦涛重要文胆、曾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8日抵台准备参加9日举行的第2届爱与和平论坛。预计他将与台湾学者，一起针对两岸重要议题包括大陆民主、民共合作，甚至最近讨论热烈的一国两区进行讨论。 昨天在台灣高雄《第二屆愛與和平論壇》上，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聲名大噪的大陸政治學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指出，民主是兩岸人民的共同追求，沒有政治改革，大陸無法成就經濟發展，民主與法治都是好的東西，大陸不但要以法治國，更要以法治黨。 　 【7】中国终于在南海出牌 台军拟在南海部署防空导弹，被指专克越菲战机。专家指出，从外澎湖岛到东沙岛再到太平岛，台军在此“一条鞭”区域内部署“一条龙”的军事防御措施，或提升驻军，守护南海。 【8】南通城管执法中被商贩捅死 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现代快报，2010年8月30日，南通崇川区城市管理局和平桥中队城管执法队员刘小兵在管理非法马路市场时，被一不法商贩用刀刺中胸腹部，因伤势过重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1岁。近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崇川区召开刘小兵烈士追认大会。 【9】国家统计局局长：数据作假是统计”最大腐败”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今年以来马建堂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10】京沪月嫂最高月薪1.5万 据媒体调查，北京、上海收费最贵的月嫂，月薪已超过1.5万元，其人力成本远高于一个经过多年专业培训的医学博士。 【11】老酸奶能吃吗？ 昨日有媒体人士在微博称，老酸奶、果冻类食品含有工业明胶，尽量不要吃。原中国奶协常务理事王丁棉对新浪财经评论称：1、工业明胶不允许用于酸奶等食品；2、工业明胶比食用明胶便宜1/3；3、大品牌理论上不会这样做，但不排除部分采购员为赚外快，采购工业明胶充当食用明胶。 @范志红_原创营养信息 ：果冻里的凝胶剂是海藻中提取的卡拉胶，和动物皮什么关系都没有。卡拉胶无毒，但它不能为人体消化吸收，让孩子吃果冻太多，占用胃容量，除了糖吃到的其他营养成分太少，会造成营养不良。 酸奶中增稠剂品种很多，改性淀粉，果胶，黄原胶、包括食用明胶。明胶是一种蛋白质，20年前的酸奶里就有。人们不是热爱猪皮凤爪并传说吃胶原蛋白美容么？明胶就是胶原蛋白煮后的产物，肉皮冻也是明胶的凝冻。只要是食用级明胶，就不用担心。 食用明胶是安全的，但明胶是否食用级，用眼睛看不出来。如果实在想远离明胶，那么可以：1 不购买皮冻、肉冻、水晶肠、灌汤包等食品。2 买酸奶不要追求浓稠或成冻，天然酸奶经过摇晃搅拌之后会变稀，比牛奶稠不了多少。3 少吃各种软糖、雪糕、冰淇淋等产品。4 买价格超过同类产品平均值的产品。 @全勇先 ：有一怀孕妈妈爱吃老酸奶和果冻，生产时孩子挺健康，只是出娘胎时不太一样：孩子着装来的，一身皮夹克，脚上还穿了双旧皮鞋。 @慕容雪村 :老师教导学生：当年革命先烈爬雪山、过草地、吃皮鞋，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学生听罢无语，端上一碗老酸奶：老师，请继续吃皮鞋。 【12】15年的奶属于老酸奶，难怪有关部门删了关键片段！（ @巴黎Feng ） 【中国特色的太太留客号】杰克看上了露丝，却遭遇了前妻，现妻乃至全船人的反对，两人发了条微博后，私奔到了船头，杰克发现了冰山，刚要发微博，露丝连忙说＂正在打击造谣、传谣份子呢！＂之后撞上冰山。船长紧急下令＂让头等舱的领导先走！杰克企图抢船，露丝高喊＂坚决听从船长的声音！＂望着杰克的尸体，露丝情绪稳定。 事故发生后，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地方和相关部门全力搜救遇难人员，严肃查处事故事实。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嫌疑犯冰山做现场审讯 经公安机关审讯后发现该冰山为临时冰山~~~（ @青媒素 + @桑尼妙可 ） @老派战斗员 ：难道空城计的真相不该是这样的吗 美国的两种反导系统：TMD和NMD，中国的反导系统叫CNMD~~~还是中国狠啊 【13】谷歌眼镜的愿景与现实 吐槽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3MjczODAw.html 【14】Facebook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 1）13名员工，500平米办公室，创立仅551天，取得2700万iOS用户，被FB10亿美元收购；2）便捷、跨平台图片分享社交；3）移动App在无盈利情况下，有足够用户规模和粘性，估值能这么高，算是给移动创业者的福音了；4）Facebook主动防御 @李开复 :：【Instagram教我们什么？】1）发掘趋势：利用了iphone新平台做出拍照+滤镜。成功首次吸引到大批摄影爱好者用手机拍照分享，2）巨人缝隙中可能生存：Facebook良好社交产品的移动功能不足，和Twitter良好移动产品中图片功能不足，找到立足之地。3）专注：小团队只做一个平台上的一件事情。4）用户体验。 （2011） @GraceWang在上海 ：Instagram founder Kevin Systrom：2个半技术人员（他自己是那半个）支撑1200万用户，整个team一共只有6个人。Amazing！ 在被收购不到16小时后，Instagram的全体员工已经背着包到Facebook上班了。他们的总身价是10亿美元。最右侧的型男就是Instagram联合创始人、CEO凯文·斯特罗姆，带头大哥的气场果然与众不同。 【15】菊与刀 【美国前高官：朝鲜发射卫星反映金正恩与军方内斗】对于究竟为什么朝鲜在与美国达成粮食援助的协议后又突然宣布发射卫星，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克里斯多夫·希尔分析，朝鲜谈判粮援的外交官员和决定发射卫星的军方官员根本没有沟通。 http://t.cn/zOCqkb5 【16】朝鲜民众参加金日成父子肖像画揭幕仪式 当地时间4月9日，朝鲜平壤，成千上万名朝鲜民众聚集在广场上参加金日成与金正日大幅肖像画的揭幕仪式，纪念金日成诞辰100周年。 【17】一名列车服务员在开往平安北道的列车上准备午餐 当地时间2012年4月8日，朝鲜西岸东仓里，一名列车服务员在开往平安北道的列车上准备午餐。朝鲜官方安排了一批外国记者搭火车从平壤前往东仓里，参观卫星发射基地。(AP Photo/Ng Han Guan) 【18】瑞士村庄发现价值12亿美元金矿 村民拒绝开采 英电讯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深谷一村庄拒绝外商开采当地价值12亿美元的金矿，同时也拒绝了未来10年约2700万英镑（约2.7亿人民币）补偿款。该村450名居民经数月辩论，但结果显示只有90人支持开采，而有180人反对。村民们担心开采会破坏当地风景宜人的秀美山谷，使其变成下一个克朗代克(Klondike，加拿大一城市，在19世纪淘金热中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此外，反对的声音一部分还来自于男人们的担心，他们害怕自己的女友会被新来的采矿工给抢走。 【19】世界第一大透明公厕亮相日本 属女性专用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4月6日，日本千叶县市原市的小凑铁路饭给站前出现了一座四面透明的巨大公厕。据介绍，这就是目前世界第一大公厕，且为女性专用。公厕用全透明玻璃建造，春季公厕外繁花似景，姹紫嫣红，目前如厕免费 【20】英首相爱玩愤怒小鸟 拟用iPad为内阁成员打分 英国首相卡梅伦是美国苹果公司产品的“粉丝”，自称爱玩iPad游戏，玩愤怒的小鸟已经通关，并调侃道玩水果忍者能清除烦恼。并且英国首相府正为卡梅伦开发一款内阁考核程序，方便其实时跟进政府事务。 【21】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就进了民国小学课本 【民国课本记载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就进了民国小学课本，共两课，千余字。“船既遇险，船长督促船员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小艇既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无有暄哗。”当时船上乐工照常演奏，“曲曰：上帝乎，吾将近汝。” 【22】对话 @肖戈 ：摄影师萨沙和他的妻子于2003年访问纳米比亚:一个良好，温馨，有趣的对话不一定是语言和知识，也可能是触摸一下乳房…… 【23】馬總統穿非洲大禮服 （ @驢在臺灣寶島 ） 【24】谋女郎 4月9日报道2011年导演表彰大会8日在京举行，颁奖礼现场巩俐在台下认真听章子怡获奖感言，作为两代“谋女郎”，巩俐在章子怡领奖后两人台下执手热聊，十分亲密。 【25】区别 @霍聚兴 ：胡耀邦最小的儿子胡德华，一个月前在中国媒体采访时罕见地阐述说：“我的父亲和邓小平之间的区别是：邓小平要拯救党;我的父亲想救的是人，普通的老百姓”。 【26】给坏新闻加一张笑脸不是我喜欢做的事 @假装在纽约 ：纽约时报上刚辞世的美国著名主持人华莱士的讣告，提到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邀请他出任竞选新闻官，但华莱士拒绝了。多年后华莱士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尼克松睿智勤奋，我对他心怀敬意，但给坏新闻加一张笑脸不是我喜欢做的事。” 【27】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如果一起事件拥有多个目击证人，大家同时借助微博发布信息，不同看法会形成补充。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实现真相的再现。微博不是制造谣言的地方，而是粉碎谣言的地方。 【28】“到底哪样呀？”“就是那样呀！” @范忠信 ：报上天天喊制止谣言，就是不列举谣言到底是哪些话。这使我想起小学时的一件事。有男生问别人“毛主席会死吗？”马上有女生向老师举报说他讲“反动话”。老师问“他说的是啥反动话呀？”女生说“他问毛主席会那样吗——”“到底哪样呀？”“就是那样呀！”全班同学听得一头雾水！就是没人敢转述反动话！ 【29】苍井空为何在中国这么火 @兔主席 ：今天一日本朋友听说苍井空代言龙井茶一事，来信询问问苍井空为何在中国这么火。表示百思不得其解：”她为何这么受欢迎？她是道德解放或别的什么符号么？””我认为AV产业是对女性的性剥削，变相卖淫，钻法律空子“”日本很多年轻人知道苍井空，但她从来未被公众和主流媒体认可，也不会成为主流明星” @破破的桥 :不复杂，年轻一代对当前虚伪道德观的嘲笑和消解手段 【30】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祝福 【31】奥总尼玛这是要颠覆谁呀？   现在不流行俯卧撑了，流行鼠标了~~~ 【32】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更多的平凡的好人。（ @王小妮 ） 【33】长大成人这件事最恐怖的地方之一在于，你或许会变成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http://t.cn/zOC411i   （ @喷嚏意图 ） 【34】 《My Heart Will Go On》 席琳·迪翁现场版： http://url.cn/4Rx6sU @安替 ：泰坦尼克号当年全船获救率：妇女74.4%，儿童52.3%，男人20%；另外一等舱62.5%，二等舱41.4%，三等舱25.2%，船员23.4%。因此电影设计一等舱/女士Rose活、三等舱/男人Jack死，完全符合统计规律，是平均生死对比。 慕容雪村 ：广电总局下令删除《泰坦尼克号》的裸体镜头是对的，根据有关部门一个月后的统计，该片在美国本土上映时，前排观众的脑袋有92%被打破，另外的8%也不同程度地红肿。在欧洲，打破和红肿的数字分别是90%和10%。在以热情著称的拉丁美洲，前排观众的脑袋全部被打成碎片。感谢国家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Instagram 团队只有13名员工，如果在中国，至少得26人，那一半负责删图。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0238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１９８９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１９９２年第二期。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标题：“总书记”的称呼从何而来 作者 汪云生 刊登于《北京日报》。 原文网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40156763.html 以上为该文判断摘录。